直到三月底，韦斯卡东部的地面上都没有任何战事，一切风平浪静。我们与敌人只相距几百米。法西斯分子被迫撤回韦斯卡之后，占领这里的共和军并没有乘胜追击，因此整个战线呈现出口袋状。后来当他们不得不向敌军推进时，敌人已经加强了火力，而再想攻克下来就成了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不过此时我们的概念中也许已经没有所谓的敌人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温饱问题。其实，这期间还有许多值得提及的事情，我会在后文中一一讲到。就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而言，我们姑且还是从政府这边的内部政治形势开始讲起吧。
起初，我并不在意战争的政治性，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这是一件绝对不容忽视的事情。如果你对党派政治的恐怖性不感兴趣，或许你可以略过这个部分。在此，我特意将这部分关于政党形势的叙述另置篇章，也完全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考虑。但是，对于西班牙战争的描述绝不可能单纯地从军事角度来完成，事实上，这更是一场政治战争。如果对政府体系背后的党派斗争没有充分的了解，那么对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初到西班牙时，直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政治不仅不感兴趣，而且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一无所知。我只知道那是一场战争，却不知道那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参加这场战争，我会说：“为了打倒法西斯。”如果有人问我为何而战，我会说：“为了正义。”我赞同《新闻记事报——新政治家杂志》上的说法，这场战争是为了反抗希特勒雇佣下的毕灵普上校的军队对人类文明的疯狂**。我只知道巴塞罗那的革命热情强烈地吸引着我，然而我对战争的一切却不求甚解。至于那些形式各异、五花八门的政党和工会——PSUC, POUM, FAI, CNT, UGT, JCI, JSU, AIT——只能让我更加恼火。乍看上去，似乎西班牙正经受着一场党宗派别肆意蔓延的瘟疫。我只知道我所参加的是POUM，即马统工党（至于我只加入了马统工党而没有加入别的政党是因为我刚到巴塞罗那时手里拿着的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文件），而事实上我并未发现这些政党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有人在蒙特波塞洛指着我们西边的阵地说“那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指的是加统社党的人）时，我一脸困惑地问：“难道我们不是社会主义者吗？”在我看来，一群同是为了生存而战的人却属于不同的党派，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我总是这样说：“难道我们就不能放下无聊的政治偏见，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战斗中去吗？”毫无疑问，这才应该是真正的反法西斯的态度啊！然而这也成了英国报纸精心散布的言论，目的是在战争的本质面前蒙蔽大众的眼睛。可是在西班牙，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人们不能也不可能去遵从这个态度。每个人都或早或晚地会不自觉地成为某个政党的一员。因为即使对政党派别漠不关心，每个人的命运都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作为一个民兵，你既是对抗佛朗哥的战士，但同时也是两股政治势力斗争潮流中的一颗棋子。当我们为了战争而在半山腰上搜刮柴火时，一种疑虑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这究竟是一场战争还是新闻报道编造的一个谎言。当我在巴塞罗那的骚乱中躲避共产主义者的机枪扫射时，当我在警察的追捕下终于逃离了西班牙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那样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只因为我所加入的是POUM，而不是PSUC，这两个看似相近的名词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含义。
如果你还记得战争是怎样开始的，也许你就会明白政府的结盟关系。七月十八日，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刻，或许每一位欧洲的反法西斯者内心都开始激**着希望，因为在这里人们至少可以看到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尚未停止。因为，很久以来，所谓的民主主义国家在法西斯面前步步妥协：日本人在“满洲国”为所欲为；希特勒强权对一切反对党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墨索里尼轰炸埃塞俄比亚之后，五十三个国家（我印象中是五十三个）明确表示“不干涉”。但出人意料的是，当佛朗哥试图推翻温和的左翼政府时，西班牙人民却站出来反对。这仿佛，或者应该就是局势的扭转吧。
然而，有一些事情似乎并未引起大家的关注。首先，严格地讲，佛朗哥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不能相提并论。他所发动的是由贵族和教会支持的军事政变，其真正意图是在恢复封建帝制，而并非为了实行法西斯主义，至少在政变初期来看是这样的。这就意味着与之对立的不仅是工人阶级，也包括各个派别的自由资产阶级——用更合时宜的话来讲，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并非像英国人那样，以“民主”和“现状”的名义反对佛朗哥，他们的抵抗运动伴随着，甚至其本身便包含着一种革命特有的爆发性。农民占领了土地，工会夺取了工厂以及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所有的教堂都被拆毁，牧师不是被赶跑就是被杀害。而在天主教的一片欢呼声中，在《每日邮报》的描绘下，佛朗哥则是一个让他的国家脱离了“赤色政权”的爱国者的角色。
在战争的前几个月中，佛朗哥的真正反抗者并非政府，而是工会。起义一经爆发，镇上的工人便组织了一次大罢工，随后，又要求开放公用军械库中的武器。经过一番斗争，工人们最终获得了武器。可想而知，如果不是这些工人自发独立的行动，佛朗哥或许永远都不会遭到任何反击。当然，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我们至少有理由这样认为。尽管政府对这场暴乱早有预料，却并未在暴乱发生之前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阻止。而当暴乱发生时，政府的态度却只有软弱和迟疑，以至于西班牙在一天之内竟然换了三位总理。不仅如此，就连政府向工人们发放武器的这个唯一的挽救措施，也不过是对群众的暴力骚乱不得已而做出的被动反应。无论如何，武器还是发了下来，致使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东部的一些城镇遭到了严重创击。对法西斯的攻击力量，除了那些一贯效忠于政府的武装力量（袭击卫队）等的参与，其他主要来自于工人阶级。只有他们这样具有强烈革命愿望的群体，才会与敌人进行如此有力的斗争，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摆脱现状，走向美好的明天而斗争。在各个暴乱地区，据说一天就有三千人命丧街头。人们不论男女，手里拿着雷管冲向广场，把那些石筑的堡垒炸得粉碎，哪怕防守的都是训练有素、手执机枪的士兵。法西斯分子在战略要塞建筑的机枪工事被出租车以每小时六十迈的速度冲毁。此时，即便你对农民夺取土地，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之类的事情一无所知，你也很难想象作为反抗的中流砥柱，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去捍卫资本主义民主，而这种民主，特别是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不过是掩盖中央集权的工具罢了。
此时，工人们掌握着武器，他们是绝不可能放下手中的武器的。据统计，一年之后，政府工团主义者仍拥有三万支步枪。许多地方，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大地主们的房产被农民夺取。在进行工业和交通运输集体化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尝试通过成立地方委员会、用工人巡逻队取代旧时的资本主义警察队，并用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工人武装的方式来建立工人政府的雏形。当然，这一过程并没有在所有地方同时进行，而是在加泰罗尼亚率先开始的。有些地方的政府机构丝毫未受到影响，还有些地方则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同时保留了政府机构，个别地方还建立了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公社，其中有一部分运行了一年多点的时间，最后还是被政府强制镇压下去了。在战争开始的前几个月里，加泰罗尼亚的实权大多掌握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手里，他们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核心企业。事实上，在西班牙所发生的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一场内战，它更是一场革命的开始。而西班牙外界的媒体却总是对这个事实轻描淡写，将其草草归结为“法西斯主义对阵民主主义”，而极力遮挡战争的革命性。在英国，一个媒体更加集权化，公众更易被愚弄的国家，西班牙战争被说成是：右翼的基督教爱国者与遍体鳞伤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左翼绅士派共和党对军事暴动的镇压。而斗争的核心问题则被堂而皇之地掩盖起来。
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首先，支持法西斯的新闻媒体已经散布了大量关于暴行的骇人听闻的谎言，而那些跟风散布谎言的人原本是出于好意，他们坚定地认为他们在以这样一种否定西班牙被“赤化”的方式来支持西班牙政府。但根本的原因是，尽管各个国家都存在小股的革命势力，外界对西班牙革命的反对浪潮已经在全世界掀起。尤其是以苏联为后盾的共产党全力反对这场革命。他们反对的理由在于，这一阶段的革命将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场革命的目标不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而“自由”资产阶级对西班牙革命也持相同的论调，其原因不言而喻——因为外国资本家在西班牙注入了大量资本。例如，巴塞罗那电力电车公司就倾注了一千万的英国资本，而此时西班牙工会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泰罗尼亚的交通运输。如果革命发展下去，这些资金将会所剩无几，甚至血本无归。而如果能在西班牙建立资产阶级共和体制，那么外来资本家的投资则无须担忧。何况，既然革命终将被镇压下去，一切也就变得简单了，因为他们可以当作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一来，所有事情的真正意义便被掩盖得不留痕迹，而工会向中央政府的每一次权力移交也由此变成了军事重组的必要程序。结果，一切令人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在西班牙内部每个人都笃信不疑的一场革命，在外界却无人知晓。就连服务于共产党，多少有点反革命性质的加统社党的报纸，也在谈论着“我们的光荣革命”。与此同时，国外的共产主义媒体却在高呼：“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革命的迹象，那些夺取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之类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或者即便是有，也“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据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的《工人日报》报道，“那些西班牙人所谓的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或者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战，完全是是非颠倒的谎言。”然而，一位巴伦西亚的政府官员胡安·洛佩兹，曾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发表声明，“西班牙人民正在浴血奋战，不是为了民主共和国或是那一纸宪法文书，而是为了一场革命。”由此看来，那些“颠倒是非的谎言”同时也来自我们为之斗争的政府人员。一些反法西斯的外国报纸甚至为那些可怜的谎言打掩护，谎称那些教堂是因为作为法西斯战斗的堡垒才受到攻击的。而事实上，被摧毁的教堂随处可见，正是因为众所周知，教堂是资产阶级聚众活动的场所之一。在西班牙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仅看到过两所未受损的教堂。而那些被摧毁的教堂，除了马德里的两所新教教堂以外，其余的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才允许重新对公众开放。
尽管如此，这并非是革命的终结，而是真正的开始。即使工人们（不仅在加泰罗尼亚，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工人）有那样的能力，也不可能完全推翻政府，或者取而代之。显然他们做不到，因为佛朗哥阵营依然死守着政府的大门，况且他们还有中产阶级的支持。此时，国家正处于政治变革的过渡时期，既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也可能回到原来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农民掌握了大量土地，除非佛朗哥政权最终获胜，否则他们绝不会放弃。所有的主体企业都已经集体化，但是，这些企业是继续保持集体化，还是重新走向资本主义，最终还要取决于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起初，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都可以明确地被定为是代表工人阶级的。中央政府由左翼社会主义者卡瓦列罗领导，各政府部长都是UGT（劳工总会，是社会主义工会）和CNT（全国劳工联盟，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工团主义联盟）的代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主要由工会代表组成，实际上曾一度由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取代。后来防务委员会解散后，为了代表工会和各类左翼政党，自治政府又重新组建了起来。但是，后来接二连三的政府改组都渐渐趋向于右翼政党。首先是马统工党被驱逐出自治政府，六个月后，卡瓦列罗又被右翼社会主义者奈格林所取代。不久，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被相继清出政府。接着，全国劳工联盟又被自治政府赶了出来。终于，在革命战争爆发一年以后，政府全部由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和共产主义者所组成。
从左翼到右翼的转变大约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间，这时，苏联开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权力由无政府主义者转移到共产主义者手中。除了苏联和墨西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站出来挽救西班牙政府，而墨西哥显然不可能提供大批量的武器。因此，可以向西班牙政府提出交易的就只有苏联了。毫无疑问，交易的核心就是：制止革命，否则就别想得到武器。而在苏联的命令下，抵制革命的第一步便是将马统工党赶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尽管政府不愿承认苏联对他们进行的直接施压，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因为任何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其实质都是苏联政策的执行者。不可否认的是，从一开始反对马统工党，到后来的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卡瓦列罗一派的社会主义者，西班牙共产党是反革命政策的主要力量。一旦有了苏联政府的介入，西班牙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首先，有了苏联的武器支持，再加上后来国际纵队的支援，大大加强了西班牙共产党赢得战争的可能性，这也为他们赢得了极大的声望；其次，苏联通过共产党及其盟党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支持，他们绝不可能将这些武器拱手送给自己的政治对手；最后，通过宣扬非革命政策，西班牙共产党很容易吸引到那些深受极端分子恐吓的群体。例如，那些反对无政府主义者集体化政策的地主土豪就很容易受此**。因此，大量的中产阶级——商业店主，政府官员，军队官员，地主士绅等等——拥向了共产党，这些群体大大增加了共产党的势力。整场战争形成了三角战的态势。与佛朗哥的斗争不能作罢，而同时，政府的目标是要夺回已经掌握在工会手里的政权。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斗争主要是一系列斗智斗勇的小攻击，有人称之为“针刺政策”。此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大规模的反革命行动，甚至几乎没有武力冲突。工人们总是被迫紧跟着一种论调在行事，“你必须这样或者那样做，否则我们就会输掉整场战争。”毫无疑问，不管这些所谓的“必须”是什么，结果都是让工人们被迫放弃他们在一九三六年的战争中为自己赢得的东西。然而这种论调还是起作用了，毕竟输掉战争是任何一个革命党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况且，如果输掉了战争，那么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将成为空谈。唯一值得一提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党却因为一个又一个理由步步妥协。集体化进程举步维艰，地方委员会和工人巡逻队被迫撤销；战前的警察队重新恢复，并大幅扩充，强化武装；一度由工会控制的主要工业又重新回到了政府手中（夺取巴塞罗那电话局，并因此引发了五月战争就是这期间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在工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人武装也被逐渐瓦解，而被重新分配到新建的人民军军队中。这是一支半资产阶级战线的“非政治性”军队，享受不同的工资级别，享有特权的军衔等等。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这一举动实际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举动是最后才在加泰罗尼亚展开的，因为那里的革命党力量是最强大的。显然，此时工人们能守住他们胜利果实的唯一保障就是握住他们手中的武器。然而，按照老套路，工人武装还是打着提高军事效率的幌子被解散了。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军队需要重组，但是，在工会的直接领导下工人武装组织同样可以重组，并且可以同样“提高效率”，而事实上他们拒绝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阻止无政府主义者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除此之外，民兵队的民主精神是他们革命思想得以壮大的土壤，共产党对此一清二楚，因此他们无休止地痛斥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实行的无论军衔高低，一律享受同等待遇的原则。于是，一场全面的“资产阶级化”运动，以及对革命初期所建立的平均主义的蓄意破坏便由此展开了。一切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几个月内曾多次去过西班牙的人都说，他们所去的似乎并不是同一个国家，一个不久前看上去还明显是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标准的贫富分化鲜明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九三七年秋，“社会主义者”奈格林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我们尊重私有财产”，而战争初期曾被认为具有同情法西斯之嫌而逃往国外的议员们，如今又重新回到了西班牙。如果人们能够记起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如何在法西斯的强压下被迫暂时联合的，那么整个过程就不难理解了。这种联合被叫作“人民战线”，其实质是敌对势力之间的暂时合作，结果往往是合作中的一方吃掉另一方。在这场战争局势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也是令西班牙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政府的各个党派中共产党代表的不是极左势力，而是极右势力。实际上，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因为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共产党提出的策略已经明确表示，至少暂时看来斯大林主义应该被视为反革命力量。当下，凭借军事同盟而形成的共产国际体系政策完全是为苏联服务的（尽管他们总是把为世界大局着想作为借口）。确切地说，苏联与法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已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如果法国资本主义没有足够强大，那么这种结盟对苏联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法国的共产党政策只能是反对革命的。也就是说，法国共产党不仅要扛着三色旗，唱着《马赛曲》前进，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得不放弃在法国殖民地领地上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大约三年前法国共产党书记多列士曾宣称，法国工人绝不会受蛊惑而与德国的同志进行对抗，可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就成了法国最激进的“爱国人士”之一。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共产党的行为动向都体现了这个国家与苏联之间——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军事关系。例如，在英国，这种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英国共产党与国家政府便仍是敌对关系，表面上仍反对重整军备。然而，如果大不列颠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或者在军事政策上达成某种默契，那么英国共产党就会像法国共产党那样别无选择，而只会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政党”和帝国主义团体，事实上这种迹象也早已显露端倪。法国与苏联的结盟势必会强烈反对邻国的革命，它们会使出浑身解数阻止摩洛哥的解放，这又势必会对西班牙共产党“战线”造成影响。《每日邮报》对“由莫斯科赞助的红色革命”的系列报道，更是错得离谱。事实上，带头阻止西班牙革命的正是共产主义者而并非他人。之后，由于右翼武装势力的全面掌控，这些共产党人则表现出比自由党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对革命领导人的迫害。
我曾试图概括出第一年西班牙革命的全过程，因为这会有助于人们对其他阶段的理解。但是我不得不说，上述我提到的所有观点是二月的时候我在西班牙的所有感受。首先，当时最令我受启发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而且我的同情心倾向也与现在完全不同。一半是因为我对战争的政治性感到十分厌倦——我对听及最多的东西总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反感情绪，例如，马统工党、英国独立工党的观点。我所在的英国志愿者队伍里，大多数都属于英国独立工党，也有几个共产党人，他们都比我受过更好的政治教育。在韦斯卡的最后几周，在那段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发现我被湮没在一股永无休止的政治辩论大潮中。在我们所驻扎的腐臭扑鼻的农户谷仓里，在漆黑沉闷的防空洞里，在那些躲在胸墙后忍受天寒地冻的漫漫长夜里，彼此对立的各个党派阵营之间总是没完没了地展开辩论。西班牙人也不例外。几乎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报纸上，党派之争都被当作特写而进行报道。如果你不想在这些派别之间的斗争中左右为难，你就必须整天装聋作哑，对这一切置若罔闻。
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讲，有三个党派是最值得关注的：加统社党、马统工党、全国劳工联盟旗下的FAI，这三个党派都可以被宽泛地称作无政府主义者。先就加统社党来说，这是最关键的政党，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且即使在这段党派之争如此激烈的时期，这个政党依然处于不断发展的态势。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人们常说的加统社党其实就是共产党。加统社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又叫作加泰罗尼亚社会党，它形成于战争初期，是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融合，也包括加泰罗尼亚共产党，而今完全受控于共产党，并依附于第三国际。在西班牙，除了加泰罗尼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能够形成形式上的统一。然而无论在哪里，共产主义者和右翼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却总是如出一辙。简单地说，加统社党是劳工总会，即社会主义工会联盟的政治机构。这些工会成员包括一百五十万左右的西班牙人，主要由各行各业的体力劳动者组成。但是战争爆发后，工会中流入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因为在革命初期，人们普遍认为，加入劳工总会，或者全国劳工联盟是势在必行的。这两种联盟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后者是一个更为彻底的工人阶级组织。因此，加统社党是一个半工人阶级、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包括商业小店主、小地方官员和地主绅士。
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及其联盟的媒体对加统社党所做的宣传是：
当前，没有任何事情比赢得战争更重要，没有战争的胜利，一切都毫无意义。因此，现在不是谈论推进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农民在集体化的压力下离我们远去，更不能让和我们尚在一条战线上的中产阶级对我们产生畏惧。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首先制止革命造成的混乱；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代替地方委员会；我们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统一指挥的军队。固执地坚持工人分散掌权，坚持鹦鹉学舌地高喊革命口号将有害无益；这不仅是对革命的阻碍，这将更是反革命的因素，因为，由此而造成的队伍内部的分歧会让法西斯分子有机可乘。现阶段，我们不是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我们是在为议会民主制而斗争。此时，将人民战争变成一场社会革命就是让法西斯分子渔翁得利，即使不是有意为之，其结果也无异于叛变。
当然，除了在赢得战争的重要性上有一致的认识，马统工党与加统社党完全不同。马统工党是持不同政见的多个共产党派别之一，最近几年因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在许多国家出现，即他们反对一切对共产党政策的改变，无论这种改变只是流于表面形式还是实质性的动摇。马统工党中既有退党的共产党人，也有早期的工农联盟中的成员。单从人员数量上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党派，在加泰罗尼亚以外的地区没有什么影响力。它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中有很多政治意识浓厚的党员。马统工党在加泰罗尼亚的主要活动据点是莱里达。它不代表任何工会联盟。在马统工党的民兵队伍里，多数都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但是真正的党员却大多属于劳工总会。然而马统工党却只在全国劳工联盟中具有一些影响力。这个党所奉行的理论是：
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纯属无稽之谈。资产阶级“民主”只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法西斯主义也是如此。代表“民主”同法西斯主义做斗争就是代表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与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做斗争，而前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随时都会转化成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埋葬法西斯主义的唯一方式就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如果你对此目标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其结果不是让佛朗哥窃取最终的胜利，便是前脚赶走一个法西斯主义，后脚又跟上来另一个法西斯主义。同时，工人阶级必须牢牢握紧手中的胜利果实，在半资产阶级政府面前做出的任何让步都将使你被动地陷入骗局。现有的工人阶级武装和警察队必须牢牢守卫，任何使武装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企图都绝不能令其得逞。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控制武装力量，则武装力量必将控制工人阶级。战争和革命永远不可能分离。
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相对较难定义。不过这个宽泛的术语足以涵盖对这场战争各执己见却目标一致的一大批民众。庞大的工会团体组成了全国工人联合会，即全国劳工联盟，其成员总计大约有两百万人，旗下的政治机构叫作FAI，其实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但即便是FAI成员，纵然他们也像多数西班牙人那样被涂上了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也不能算成是纯粹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战争爆发后，他们更多地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因为参与到政府的集中化管理中在当时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们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原则。但是他们与共产主义有许多本质的区别。其中最根本的在于，他们和马统工党一样，坚持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不是走议会民主制的路线。他们认同马统工党的口号，“战争和革命永远不可能分离”，但是他们并不盲从。概括地说，全国劳工联盟CNT——FAI，主张的是：（1）各企业由工人直接控制，比如交通运输业，纺织工厂等等；（2）政府由地方委员会接管，抵制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主义；（3）坚持与资产阶级和教会势不两立。最后一点虽然略欠精准，但却是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大多数所谓的革命分子处于完全对立的立场，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的原则，但是他们痛恨特权、反对不公的态度却是彻底发自内心的。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形态大相径庭，事实上这是两个党派之间唯一重要的区别，也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共产主义者坚持走中央集权主义道路，追求管理效率，而无政府主义者追求绝对的平等和自由。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有很深的基础，如果没有苏联的介入，其影响力很可能会战胜共产主义。战争爆发后的前两个月，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直到后来，尽管他们缺乏训练，无政府主义民兵仍以西班牙籍军队中最优秀的战士而声名远扬。大约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如果无政府主义者、马统工党和左翼社会主义者能在一开始便有联合的意识，并制定一套可行的方针政策，那么战争的历史或许将被重写。但在战争初期，在这些革命党派尚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对彼此的忌妒由来已久。马统工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一直持怀疑态度，而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马统工党的托洛茨基主义与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相比并不可取。然而共产党的策略迫使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结合在了一起。当巴塞罗那那一场灾难性的五月战斗打响时，马统工党本能地与全国劳工联盟并肩参加了战斗。后来，当马统工党受到镇压时，唯有无政府主义者站出来为之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