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杨绛
冬日的北京城，寒风凛冽，随之呼啸而来的还有一场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是旧知识分子接受的第一次思想改造，最初被称为“脱裤子，割尾巴”，后来改称为“洗澡”。
那时，钱瑗已经考入贝满女中读书，在学校的宿舍里居住。钱锺书也在城里翻译毛选，家中只剩下杨绛一人。只有到了周末，一家三口才能团聚。“洗澡”运动打破了他们的小家暂时的宁静。
在清华，讲师以上职称都需要进行思想“洗澡”，其他人员则帮助搜集材料，协助“洗澡”。按照职位，“洗澡”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钱锺书洗了个“中澡”，杨绛是“小澡”。
钱锺书“洗澡”的过程较为顺利，他在城中翻译小组本已“洗完澡”，但是清华的学生们强烈要求他回学校“洗中澡”。杨绛连忙进城替他请假两周，钱锺书回学校先参加了学习，又交代了自己能交代的一切思想问题，通过后便回城继续工作了。
杨绛则因为之前很少参加院系会议，被人指出问题，从此她便积极地参加各种会议。然而，她还是没逃过被人狠狠地控诉。当时，她恰好教授大三学生英国小说课程。她选的小说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书中有很多谈情说爱的情节，杨绛讲课时尽量跳过，只讲其他内容。
但有一次，一个学生提问关于恋爱的小问题，杨绛只好简单回答。不承想，在一次约三千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上，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学生走上台，用愤恨的语言控诉杨绛：“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那个女学生增添了许多莫须有的细节，说杨先生告诉学生，恋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到情人应该脸色发白，双腿发软。她还说，杨先生教导学生，结了婚的女人也可以谈恋爱。女学生神情激愤，礼堂里的上千双眼睛时不时地瞄向杨绛，有的人甚至一直盯着她看。杨绛很无奈，她不能为自己辩解，只好装作没有听见。
大会结束，杨绛随着众人往外走，可人群遇到她就自动避开很远，好似她身上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系主任吴达元问她：“你真的说了那些话吗？”
杨绛回答：“你想吧，我会吗？”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学生，要编造谎言来诬陷她。
如同往常一样，杨绛提着菜篮子去买菜，有的人遇到她就赶紧躲开，有的人装作没看见不予理睬，但也有少数人不在乎受牵连，照旧同她打招呼。世间百态，人情冷暖，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得以看清楚。杨绛不想给别人带去麻烦，遇到人便主动避开。些许委屈，些许伤心，她只能宽慰自己，人生在世，总会蒙受一些不白之冤，姑且当作一番磨炼，由他人随便去想吧。
这次的思想改造对于钱锺书和杨绛是触及灵魂的。他们一直认为人是不能改造的，但是这场运动声势浩大，众人一起行动，不变也得变。后来，杨绛在书中写道：
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
“洗澡”结束后，他们怕再犯错误，惹出是非，便远离人多的地方，在家中工作，定期汇报，好似披上了“隐身衣”。
杨绛说，“隐身衣”的底料是卑微，身处卑微，人们便视而不见，见而不睹，正如苏东坡所言“万人如海一身藏”。这样，他们便可以潜心一志，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唯有身处卑微，才能看清人世间的真相，看清楚世态人情。那些世态人情比书中的描摹、戏中的表演更为真实，让人嗟叹不已。
虽然有很多不如意，但是他们一家三口并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情，依然乐观。他们会偷偷地溜去颐和园后山的松堂，那里的松树姿态各异，清风吹过，松枝“沙沙”地响着，好似在同他们诉说着什么。去的次数多了，他们好像与每棵松树都成了朋友。在大自然中，他们暂时摆脱了世俗的无奈，寻得了短暂的惬意。
他们还会去动物园观看各种动物。1934年，他们去动物园时，看见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竖立着几间小屋，屋子前面有几棵松树和一条流水。钱锺书当时特别喜欢，很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有那样的一个居所作为小家。夜间，明月照着流水，清风吹着绿松，再也没有比这更适合读书的寓所了。可惜，十多年后，动物园里的小屋、青松和流水都消失了，大概是毁于战乱了吧。
待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后，钱锺书和杨绛一同被调往文学研究所外文组担任研究员。文学研究所当时隶属新北大，后来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所长是郑振铎先生。钱锺书暂时结束了翻译工作，却由于外文组满员，被借调到古典组选注宋诗。他很不情愿，觉得自己毕业于外国文学专业，并不专攻古代文学，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安排。
他们的小家也随着工作的调动搬往新北大宿舍中关园。中关园新建成，还有些荒芜，杨绛便去附近的果园买了五棵柳树，栽种在门前。温德先生送来的许多花卉被种在了院子里。蒋恩钿夫妇则送来一扇屏风和几盆兰花，屏风正好在客厅里隔出一间小书房。
钱锺书给书房取名“容安馆”，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审容膝之易安”之意。整座宅院不过七十五平方米，隔出来的书房的确很小，也仅能“容膝”。钱锺书作诗形容这个小家：
曲屏掩映乱书堆，家具无多位置才。
容膝易安随处可，不须三径羡归来。
据友人说，钱锺书和杨绛在南北方向各占据一张书桌，各自埋首苦读。
每年暑假，钱锺书都会去武汉探望父亲，话话家常。钱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后，他探亲时带上了钱瑗。返回时，祖父让父女二人带给杨绛一只铜质镂金的猪符。杨绛曾言，自己像林黛玉一样小心眼儿，先问是每个人都有，还是只有她一个人有，知道是专门送她的，便很开心，也十分爱惜。
又过了不到两年，钱基博生病，钱锺书前去探望，作有《赴鄂道中》组诗五首，其中有“啼鸠忽噤雨将来”一句，是他对当时形势的感触。
那时的钱锺书，已如父亲期盼的那样，谨言慎行。他有自己的处世原则：
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 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
（如果我们没有言论自由，至少我们还有保持沉默的自由。）
杨绛也时常叮嘱他，倘若有人请吃饭，能推却就推却，不能推却就只吃饭不说话。他们在尽可能的沉默中，躲过了灾难。
可是，钱基博未能像他教诲儿子那般默存不言。他给当时的湖北省委写了一封后来被人称作“万言书”的长信，提出了很多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后来，恰逢“反右”运动，钱基博经受了连续的批判。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诊断结果是胃癌。最终他是否被打成了“右派”，一直存在争议。“反右”运动结束不久后，他便去世了。
钱基博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教书育人上，他留下的专著和日记有数百万言之巨，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他的侄女婿许景渊作挽诗曰：“一代雄文从此绝，千秋著述应长垂。”
生前，钱基博曾问老伴：“我走后，你跟谁过？”
老伴回答：“我跟季康。”然而，钱锺书的母亲在钱基博去世后不久便失去了记忆，未能再与亲人相认。
之后，又出现了“双反”和“拔白旗”运动。
在文学研究所里，郑振铎先生因《中国文学史》，最先遭受冲击。钱锺书和杨绛也分别因为《宋诗选注》和《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遭受冲击。《宋诗选注》倾注了钱锺书大量的心血，他两年时间里遍读宋诗，独自一人选出八十位诗人的代表作，并写有作家小传和评析注解。虽然因为一些原因，想选的诗作没有选入，不想选的选进去了，依然是一部精彩的赏析宋诗的著作。有日本汉学家称赞：“这是一本从不同于前人的角度出发来对宋诗进行全面观察的书。”同时，因为这些称赞，对钱锺书的批判得以停止。
运动期间，杨绛还翻译了《吉尔·布拉斯》，被称赞：“语言文体美，译文像行云流水，从容舒缓。”不久，她又接受了重新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1958年10月至12月，杨绛下放农村一段时间。
外文组一行十多人，乘长途汽车去往乡下公社接受改造。杨绛被分在了一个叫太和庄的山村，很贫瘠。在那里，杨绛跟公社的人一同下地劳动。她学会了打玉米棒子和推独轮车，每次都把麦秸堆得高过自己的头部，要上坡下坡，还要保证车子不倾翻。每天要走很多路，袜子的后跟都磨破了。
他们的吃食很简陋，玉米
儿煮白薯是早晚主食，中午则吃窝窝头。刚开始，他们还吃得津津有味，时间一长，就很怀念以前家中的餐食了。另一队分在稍微富庶的乡村的人听说情况后，买了大米煮好，请他们去吃。杨绛一口气吃了两碗，觉得那是她吃过最香软的米饭。
居住条件也很简陋。
杨绛和女伴起初住在工人大嫂家中，后来搬入公社的缝纫室，里面只有一张竹榻，上面搭着一块木板作为上铺。杨绛睡上铺，只能一动不动地贴紧墙壁，不能翻身，否则就会掉下地去。
还有一个难处，就是上厕所。半夜里，要走半条街，才能去到一所小学后门的厕所，对一个女性来说，难免有些恐惧。洗漱条件自然也不会好，他们一行人每天从井里打水，挑回屋中，不常洗手，更不洗脸。他们足足两个月没有洗澡，只是每两个星期洗一次头发，换换衬衣。
接二连三的思想改造不仅折磨着人的身体，还有疲惫不堪的灵魂。杨绛唯一的慰藉就是钱锺书的来信。
钱锺书每三天来一封信，杨绛拿到信，一遍遍地摩挲着，细细品读。她说：“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她不舍得扔掉，都装进衣服口袋里，每个口袋都鼓鼓囊囊、硬邦邦的，干活儿都不方便弯腰。后来，信越来越多，杨绛只好藏到手提包里。再后来，杨绛担心这些信件惹来麻烦，一狠心便点火烧了。看着那些情意绵绵的信笺化作灰烬，杨绛的心中是惋惜的，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把信笺上的话语都镌刻进脑海里。她时常开导自己：“本来就只是写给自己一人看的。”
杨绛下放后，钱锺书被下放到昌黎。他在昌黎的工作是淘粪，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的是发霉的白薯粉掺玉米面窝窝头。同时，钱瑗也被下放到工厂炼钢，负责画设计图。一家三口分隔三地。
挨过三个月的分离后，他们得以团聚，更加珍惜能够相守的日子。
团聚后，他们在文学研究所有了正式的宿舍，搬到了东四头条一号宿舍。钱瑗也从北师大毕业，留校当助教，可以常伴父母身边。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好的工作，全家上下都很高兴。
回想这些年，陆陆续续有亲友、同事在几次运动中离世，钱锺书和杨绛难免生出伤痛惋惜之情。他们也见证了很多亲人反目、友人相疏的事例。
钱锺书十分排斥知识分子之间的落井下石，他没有疏远朋友。在郑朝宗归来后，钱锺书写信鼓励他要读书养气，不要气馁。在北京熙熙攘攘的街头，他遇到被错划为“右派”的萧乾，也没有避开，两人站在那里亲切地交谈了一刻钟。
运动后，杨绛常常问自己：“我们洗干净了吗？”她认为人是有灵性的，人生一世，不过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需要做出一些改进，但必须是自觉自愿的。如果人是被迫改变自己，那只是暂时的压抑本性，并不是触及灵魂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