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的时代里，个人正如一叶扁舟，唯有随波逐流，偶尔讽刺、同情，但人也只能平静地一步步走向坟墓而已。命运于此，并不是一个悲剧，不过是巨大的讽刺。
——杨绛《干校六记》
经历了诸多风雨后，天空依然阴云密布，一场更为严重的浩劫将要来临。那是1966年8月，“**”爆发，杨绛和钱锺书先后被揪出，成为“牛鬼蛇神”。
杨绛清楚地记得，她是1966年8月7日被揪出来的。
她被分配去打扫两间女厕所。每天，她带着小刀、铲子、肥皂和去污液，以及自己拿毛竹和布条扎成的拖把，前去清扫女厕。不到十天，原本脏污的厕所就被她收拾得清洁如新。她做事十分仔细，先用小铲子一点点地刮去厕所瓷砖上的污垢，再用肥皂和去污粉一遍遍地刷洗，厕所和洗手池就这样变得洁白光亮。去上厕所的许多女同事见到如此情形，都对杨绛敬重起来。
杨绛还定时打开厕所的窗子，透风通气，厕所里一点儿味道也没有。有时，为了躲避革命小将，她就把厕所当成暂时的“避风港”。
令她心痛的是，在一次陪斗中，她被迫交出了辛辛苦苦翻译的《堂吉诃德》稿件，并且没留底稿。所有心血付之东流，她宁愿去做艰苦的劳动，也不愿翻译的书稿被没收。
那晚，她还被剃去一半头发，成了“阴阳头”。钱锺书看到后，特别焦急，担心她该如何出门。杨绛却没有惊慌，她苦思很久，终于想出个办法：她找出钱瑗之前剪下的两条粗辫子，把一缕缕头发缝在钱锺书的帽子上，做成了一顶假发。假发戴在头上，能够出门了，可在炎热的夏天不透气，闷热不堪。而且，杨绛戴着假发，常常被认出来。在公交车上，她被喝问，只好中途下车，并且在之后的一年内只靠两条腿走路。
小孩子们眼尖地盯着她看，看见她的假发就伸手揪。卖菜的大妈也盯着她问东问西。杨绛觉得那时的自己简直是一只过街老鼠。
钱锺书也没逃过厄运，在杨绛之后被揪出。
他被人在头上剃出一个十字形状，杨绛用剃刀帮他剃了光头，他才得以出门。两人经常被拉去批斗和陪斗，头戴尖顶高帽，还有人拿着皮带抽他们，并把唾沫和鼻涕抹在他们身上。批斗完，他们还被勒令脱去鞋袜，排队弯着腰，后面的人扶住前面人的腰，绕着院里的花栏跑圈，如果有谁停了或者直起了身子，就会遭受鞭打。
有一次，杨绛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接受批斗，原因是她在钱锺书的大字报上贴小字报，为钱锺书辩驳。
革命群众问她：“给钱锺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是我。”杨绛回答。
又问：“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杨绛继续承认。
她爽快地承认小字报是自己所贴，并依旧为钱锺书辩驳。革命群众被惹恼，给了她一根棒槌和一面铜锣，让她敲打。杨绛满腔怒气无处发泄，便用力地敲打。革命群众更加气愤，便让她头戴高帽，脖挂木板，拿着铜锣，先去人群集中的食堂，再去学部各个大道游街。革命群众让她走几步就敲一下锣，还必须喊出：“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向文弱的杨绛大声地喊着，以这种方式宣泄着心中的愤怒。
杨绛在后来回忆，当时他们给自己做好木牌，上面用工楷写上各自的罪名，再穿上绳子，挂在胸前。他们相互看着对方的木牌，好像在鉴赏什么物件一样，也好像爱丽丝在梦游仙境一样。
也只有习惯了苦中作乐的他们，才会把这样的情形与仙境联系在一起。
杨绛和钱锺书被揪出后，存款被冻结，工资停发，每个月只发若干元生活费。钱瑗属于革命群众，工资照常。她十分担心父母，想要回家探望，却需要先写好大字报和父母划清界限，贴在墙上，才敢回家。见到父母，她也并不说话，只是沉默地给母亲缝制了一件睡衣，给父亲一颗颗地剥好自己带来的糖果。
这样的日子，苦不堪言。但杨绛始终相信，人性是不会泯灭的，乌云总是镶着金边。他们在等待，等待混乱的日子结束，等待着光明的重新到来。
1969年，钱锺书和杨绛先后下放干校，干校在河南罗山。
钱锺书下放时，再过几天就是他的六十岁生辰。杨绛原本想着两人吃一顿长寿面庆祝，却被扰乱了计划。出发前，他们来到一家小吃店，点了一份砂锅鸡块，说是鸡块，其实只有鸡皮和鸡骨头。杨绛拿清汤泡了米饭，却无法下咽，她舍不得与钱锺书分开。回到家中，她默默地帮钱锺书收拾好行李，又为他缝补了一条裤子。在离别的车站，不仅杨绛依依不舍，离情也在所有出发的人和送行的人之间，连绵不断。
送钱锺书去干校的第二年，杨绛也被下放干校，这次只有女儿钱瑗送行。
透过车窗，看着女儿孤单的身影，杨绛的心中尽是悲凄。钱瑗的丈夫王德一在不久前被惨烈批斗，他不堪受辱，自杀身亡。钱瑗和丈夫很恩爱，丈夫自杀，她深受打击。杨绛十分焦急，她担心女儿不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悲痛。杨绛闭上眼睛，不想让眼泪流出，可脑海中忍不住想象女儿一人在家凄苦无助的情形，眼泪还是浩浩汤汤地流了下来。
见到钱锺书，他的模样变化很大，下巴的右边长了一个红色的包，人也变得又黑又瘦，几乎认不出来。两人的距离变近了许多，却不能随意走动，书信依然是他们传递感情的工具。两人觉得可以通信，应该知足了。
同上次思想改造下乡一样，干校也需要下田地劳动，种豆子和麦子。
每天，下放的人员凌晨三点钟就要去田地，空着肚子干活儿；六点钟，饭菜会被送到田里，然后一直劳动到中午才能休息；傍晚时再下田地，一直干到黑夜。最初，他们借住在老乡家中，但也得尽快自己建造房子。
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年轻人很体谅她这位老人。队长分配工作时说：“男同志一人管四行，女同志一人管两行，杨季康管一行。”其实，连那一行，年轻人也经常帮她干大部分，杨绛内心十分感激。他们千辛万苦地挖好了灌水渠，却没有水，又开始挖井取水。挖井时，杨绛随大家脱去鞋袜，脚踩进污泥里，把泥浆用铲子铲到一旁，堆积起来。这时，她并没有感觉到淤泥有多么脏，好像很多想法都变了。
钱锺书是通讯员，每天到村里的邮电所取报纸、信件和包裹，再回连里依次向大家发放。有时，他会绕道菜地，来探望杨绛。两人只能隔着距离说几句话，却觉得十分幸运。工友们也很体谅杨绛，常常让她到钱锺书那里借工具，让他们多一些见面的时间。杨绛心想，这样的短暂相会，远胜古代小说和戏剧里后花园的那些私会。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们会坐在水渠边上，晒晒太阳。如果时间紧凑，他们站着匆匆说几句话，就道别。见不了面的日子里，他们写信诉说思念之情。每次，钱锺书离去时，杨绛总是望着他的身影越变越小，直至完全消失，才肯回屋。
无论身处何种处境，他们都不会让对方感到孤单，他们的心永远联结在一起。
有一次，一连下了很久的雨。杨绛很思念钱锺书，她索性拄着拐棍，撑着一把雨伞，偷偷地跑去看钱锺书。
被雨水浸泡过的泥地，脚踩上去就会陷落，杨绛小心翼翼地踩着靠近浅岸的土地，跨过小河。泥土一层层沾在雨鞋上，越来越重，每次抬脚，都要用很大力气，稍不小心就会把脚从鞋子里抽出。走着走着，原本的一些大路变成了水汪汪一片的池塘。杨绛不愿半途而废，就用拐棍探路，最后成功渡过水塘，到达了钱锺书的宿舍。
钱锺书见到杨绛冒雨而来，大吃一惊，顾不上多说话，担心她偷跑被发现，也担心天黑后路不好走，只是催促她趁天亮赶回去。
在泥泞中来，又在泥泞中去，只为看爱人一眼，深深的情意无须言说。
他们在干校盼望着可以回京的那一天，却不知道那一天会不会到来。
杨绛指着菜园旁的窝棚，问钱锺书：“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锺书认真地思考，说：“没有书。”正如他的名字，他一生都离不开书，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也只有字典、笔记本和碑帖等物件。
杨绛又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钱锺书回答：“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时光不能倒流，人生也没有如果，就像下棋一样，落子无悔，他们平和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干校迁往明港后，两人离得更近了，食宿条件也改善了。钱瑗在北京时不时地寄来食物和各种报刊。钱锺书和杨绛像在牛津时那样，每天黄昏一起散步，只是没有了那时的风华正茂，眼前的风景也截然不同。
有一次，北京有关部门发来电报，说要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北京。钱锺书在邮电所看到名单上有自己，最终却换了人。他们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原因，只是觉得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还是抱着平常心比较好。
在经历了几次失望后，他们对于回京不再那么盼望。
人生就是如此，在特别盼望一件事时，得到的总是失望；在放下心中的念想后，愿望却得以实现。只是，实现了的愿望好像变了味道，不像最初时那样香甜。
不过，可以回北京，一家三口能再相聚，终归是开心的。
1972年，钱锺书和杨绛被遣送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由于当时“掺沙子”的政策，他们原先的房子中住进了一对夫妇。长时间居住在一起，难免会因琐事而发生矛盾。在一次比较大的冲突后，钱锺书和杨绛搬到了北师大女儿的宿舍。
这间宿舍在三楼北面，见不到阳光，窗子也透风，十分阴冷潮湿。到了冬天，宿舍经常停电，暖气也随之停，便更加寒冷。对两位已年过花甲的老人而言，冬天便格外漫长。还好，钱瑗的一位同事见他们一家人挤住在逼仄而阴冷的宿舍小屋里，便将小红楼的教职员宿舍让给他们住了。
一家三口又搬往小红楼。小红楼的条件好一些，有两间房屋，一间朝东，一间朝南。钱锺书急于清扫堆积的尘土，尘土吸进口腔，再加上感冒，便引发了多年的哮喘，打针吃药也没见变好。
有一天下午，杨绛煮好一锅粥，等待女儿下班回来一起吃。这时，钱锺书的喘息急促起来，呼吸困难。杨绛十分焦急，幸好邻居们帮忙，找了司机，把钱锺书送往医院。紧急抢救后，他才脱离生命危险。杨绛已经急得一只眼球渗出了微血。他们没有病床住，司机十分好心，不嫌冬天冷，半夜又赶来医院把他们送回了小红楼宿舍。
回到宿舍，那锅裹在被子里的粥还散发着温热。一家人又冷又饿，在一番惊险后，围坐着吃完了粥。
冬去春来，天气渐渐变暖。钱锺书和杨绛不愿意久占他人的房子，向文学研究所军宣队求来一间堆放杂物的办公室。
他们再一次搬家，屋子虽然不大，却充溢着满满的温情。文学研究所的年轻同事们提前帮他们打扫了屋子，挂上了窗帘，还装了炉子，拉来好几车蜂窝煤。怕两位老人煤气中毒，年轻人又在房间内装上了通风斗。屋子里，靠着西墙，摆放了两张行军床。靠着南北两窗，有书桌两张，杨绛和钱锺书各用一张。书桌特别小，只够放下一本书和一沓稿纸，两人工作时，常常把字典摆放在**。
夏天会有鼠灾和蚊虫灾，勉强可以忍受。到了冬天，有些意外却怎么也躲不过去。
有一次，房中的烟囱堵塞了，两人却不知道。临睡前，杨绛服用了安眠药，夜间恍惚闻到煤气的味道，却怎么也睁不开眼。钱锺书也闻到了，挣扎着想要起身，却整个人摔到了地上。巨大的声响把杨绛震醒，她才急匆匆地打开窗户，两人幸免于难。
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余震影响到北京。房间原本就有两道大裂缝，这样就更不安全了。钱锺书和杨绛先是搬到食堂暂住，后又搬到女儿家中。没过多久，他们又搬回了办公室，因为容易查阅资料。就是在这间陋室里，钱锺书参与翻译完了毛泽东的诗词，写完了《管锥编》初稿，杨绛也在此重新翻译完了《堂吉诃德》。
“**”在这一年结束，“四人帮”彻底被粉碎。但是，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浩劫中，钱锺书和杨绛失去了很多亲友。他们的小妹杨必、妹夫孙令衔、女婿王德一，因各种原因，相继去世。他们不愿回忆那些惨痛的往事，可是，在动乱的岁月里遇到的温暖他们将永远铭记于心。将悲伤隐藏，带着温暖，生活才能继续前行。
乌云总是镶着金边，那是一道道饱含光和热的金边，是生生不息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