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阔台定中原，近臣别迭等献计道：“汉人无用，不如悉数屠杀，空出田地来作牧场。”幸而耶律楚材竭力劝阻，教窝阔台征收地税、商税及酒、醋、盐、铁等税，每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窝阔台从楚材议，派官分十路收税，果得银绢，喜出望外，夸奖楚材道：“你不曾离我左右，却能替我取来这样多的财物，天下还有比你贤能的人么？”即日命楚材做中书令（宰相）。蒙古人只懂得畜牧和杀掠，从没有想到收税的利益更大，等到懂得收税，又不会想到兼顾民力的必要。在蒙古人看来，收税与杀掠，只是名称不同，实质无异。因此贪暴政治比任何时代严重得多，不仅中国北方地区衰敝的经济继续被破坏，就是南方正在发展的经济也遭遇强烈的摧毁，陷入停滞状态。蒙古族统治中国，给与中国社会无比的灾害。
（一）土地
金人括田养女真军，南宋贾似道括买公田，金、宋亡后，括得的田地连同皇室后妃、贵戚、大臣所有大量田产，都被元人没收，设官管理，号称官田。忽必烈赐郑温常州田三十顷，叶李平江田四顷，以后成为惯例，诸王、公主、驸马、大臣、宦官、寺观，照例得分江南官田，如海山赐雕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顷，爱育黎拔力八达赐丑驴答剌罕平江田一百顷，硕德八剌赐拜珠平江田万亩，图铁木耳赐大龙翔集庆寺平江田五百顷。其他地区官田也分赐臣下，如安南降王陈益稷受汉阳田五百顷，李孟受孝感县地二十八顷，大承天护圣寺受益都、般阳、宁海等县田十六万二千九十顷。从最大的地主皇帝手中，分化出许多大地主，江南尤其是大地主集中地，他们任用土豪奸吏充当庄头，巧立名目，额外强取，摧租人员恃势横行，刻剥惨苦。张珪奏请变通收租法，令地方官府代收，转运大都各地主，免得农民受害流亡。足见地主收租比官府更贪暴。大抵地主受赐江南官田，每亩岁缴官粮一斗五升至二斗（元七斗当宋一石），余米称私租，归地主所有。依海山至大二年夺江南赐田一千二百三十顷，得租五十万石作例，每亩租多至四石。明初，苏州（平江）收秋粮二百七十四万石，其中民田粮仅十五万石，元时，官田未必这样多，民田远比官田少，却是事实。江南多数良田受蒙古地主残酷的剥削，农民生活痛苦，可以想见。
屯田——腹里及各行省散布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七十二万户，选择田地屯垦，称为屯田。史书记载的田数有枢密院所辖十三处，田一万五千顷；大司农所辖三处，田二万七千余顷；宣徽院所辖四处，田二万五千余顷；腹里所辖军、民（民屯招佃户耕种）屯田一万六千顷；辽阳等处行省所辖四处，田三千余顷；河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四处，田六万九千顷；陕西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十六处，甘肃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六千余顷；江西行省所辖五百余顷，江浙等处所辖屯田五百顷，四川行省所辖军民屯田二十九处，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十二处，湖广行省所辖数处，全国总计一百二十余处。实际占田，远比史书所载顷数多，例如安西牧地的马夫恃势，冒夺民田十万余顷，其他地方可知。
军户屯田遍布全国，散居乡村中，监视人民行动。蒙古军、探马赤军得地最多。汉军每户也有三二十顷，设立庄园，用驱丁、贴户耕种，不必亲身劳动。这似乎替异族做鹰犬，虐杀本族人，获利很不小。忽必烈中统五年，改定新制，汉军每户免粮田限额四顷，余田照民田例同样纳粮，汉军出戍地区，经常移动，南至南海，北至和林，一切费用，本人自备，这样，汉军逐渐卖田破产，妻子流落为乞丐、娼妓，驱丁在法律限制下，多被释放作贴户（贫弱的良民）。做了异族的鹰犬，结果一无所得。
民田——民间土地兼并，非常剧烈。蒙古贵族随意侵夺民田，往往多至千顷，荒芜不耕，称为草场，专供畜牧狩猎。余下土地，汉族豪富人家，勾结官吏，恃势占据，驱役佃户千百家或一万家，许多江南豪富，每年收租在五万石以上，福建崇安县凡五十都，应纳官粮六千石，其中五千石官粮的土地，归五十余大家所有，一千石的土地，归庶民四百余家所有。五十大家应出的差徭，官府摊给四百余家担负，因此庶民继续破产，土地益向五十余家集中。崇安一县如此，他处可以类推。赵天麟曾奏请宗室王公限田数百顷，官员豪民限田数十顷，庶几贫民得免饿死。限额大至数百数十顷，实际占田数当然更大。
地主们霸占着“鸦飞不过的田产”，开着油房、粉房、磨房、酒房、解典库。“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头上有钱”。他们看见“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若有问他要“一贯钞”，就如“挑一条筋相似”。农民们“又无房舍又无田”，受这些“悭吝苦克”的家伙压榨，弄到“吃了那早起的，无那晚夕的；每日烧地眠，炙地卧；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就是“与人家挑土筑墙、和泥、托坯、担水、运浆，做坌工生活”，也因为饥寒交迫，“气力不加”，做到半工还得歇下来。从这一些元曲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生活情况，我们知道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农民极端的穷困，不仅是元朝经济衰微的主要原因，也是元朝九十一年间农民不断起义的主要原因。
（二）赋税
税法——腹里行丁税、地税法（仿唐租庸调制），江南行秋税、夏税法（仿唐、宋两税制）。丁税每一良丁岁纳粟三石，驱丁岁纳粟一石。地税每亩纳粟三升。一户如丁税多，纳丁税不纳地税；地税多，纳地税不纳丁税。秋税纳租米，夏税纳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得用钱代替）。政府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一万余石，内腹里二百二十七万余石，行省九百八十四万余石。行省中江浙四百四十九万余石，占全国粮数三分之一，行省粮数二分之一。夏税钞数，图铁木耳天历元年，江南三省总计中统钞十四万九千余锭，内江浙省五万七千余锭，江西省五万二千余锭，湖广省一万九千余锭，江浙又居首位。
科差——分丝料、包银、俸钞三种。普通民户每岁纳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州县征收，往往私加数倍至十倍），俸钞一两。僧道、儒生、军户免纳。江南豪家，宋亡后，失势衰落，多贿赂权贵，充当府县吏卒，借庇门户，遇有差赋，摊派贫民，自己得免，因之贫民负担更重。
洞冶课——矿冶、硝矾、竹木等税据天历元年统计，江浙省课税最多，名目有金课、银课、铜课、铁课、铅锡课、矾课、硝矿课、竹木课等，共纳金一百八十锭十五两一钱，银一百二十五锭三十九两三钱，钞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七锭。
盐、茶、酒、醋课——全国总收入，盐利居十之八，两淮盐又独当总盐利的半数，两淮岁产盐约一百万引，每引四百斤（南宋每引三百斤），中统二年，每引定价白银七两，以后继续增价，至铁木耳大德四年，每引值钞六十七两五钱。酒、醋课据天历三年统计，酒课凡四十六万余锭，内江浙占十九万余锭。（刘诜诗“举盏可尽官缗千”，普通饮酒贵至一千贯，不免夸大，价贵自是事实。）醋课凡二万二千余锭，内江浙占一万一千余锭。茶课忽必烈时岁收二万八千锭，以后递增课额，收入数不详。
常课、额外课——商税每年有定额，称为常课。常课以外，一切无定额的苛杂税，称额外课。额外课包括：（1）历日（大历每本卖钞一两，小历每本一钱，回回历每本钞一两），（2）契本（契纸每本价一两五钱），（3）河泊，（4）山场，（5）窑冶，（6）房地租，（7）门摊（按户摊派），（8）池塘，（9）蒲苇，（10）食羊，（11）荻苇，（12）煤炭，（13）撞岸，（14）山查，（15）曲，（16）鱼，（17）漆，（18）酵，（19）山泽，（20）**，（21）柳，（22）牙例，（23）乳牛，（24）抽分，（25）蒲，（26）鱼苗，（27）柴，（28）羊皮，（29）瓷，（30）竹苇，（31）姜，（32）白药。名目繁冗，大体承袭宋、金旧制，其中官卖历日一项，却是元朝新创。天历二年，卖出三百十余万本。额外课总收入计中统钞四万五千九百八十锭。
（三）商业
海外贸易——西域方面因海都等多年叛乱，陆路交通阻滞，商旅不行，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海上交通。忽必烈灭宋，首先设立泉州市舶司，又陆续添设上海、澉浦、杭州、庆元（宁波）、温州、广东等六处。此后归并废置不常，实际存在的商港只有泉州、庆元、广东三处。税率按货物粗细，规定细货十分抽一、粗货十五分抽一。出口土货税称单抽，蕃货进口税加一倍称双抽。输入多是香料、珠翠、犀角、象牙等物，输出多是金银铜铁、男女人口。这显然由于国内工业衰落，制造品不能抵补，只好用金银甚至男女去交换贵族奢侈品。所谓男女，自然是奴婢和破产流亡的农民。南洋群岛有华侨，从元朝开始。
国内贸易——据《马可波罗行纪》所载，大城市尤其是南方大城市，商业一般在发展中。北方首推汗八里大城（北平），居民殷繁，城内多居王公贵官，附郭多居外国商客，货物云集，只是丝一项，每天进城不下一千车，织造金锦绸绢，供贵人享用。汗八里四周约有二百城市，各有商人前来买卖货物。涿州居民多业工商，织造金锦丝绢及最美的罗。中定府（当是济南）商人经营大规模的商业，产丝极多。太原府工商业颇盛，产葡萄酒及丝，有些商人往印度通商谋利。平阳府居住商人不少。京兆府（西安）工商繁盛，居民织造各种丝绢。南方首推行在城（杭州），城中有大市场十处，小市无数，每天食用胡椒多至四十四担（每担二百余磅），其他货物消费量可以类推。行在城以外，有成都盛产丝绢，商业发达；南京城丝织业极盛；福州城产糖，珠宝交易甚大；宝应、高邮、泰州、扬州、镇江、苏州等城，都说居民赖工商为业。马可波罗所记南北城市，无不出产丝织物，想见元朝匠户中织工最多，工业中丝织业比较兴盛。匠户生产品归皇帝及贵族所有，因之蒙古贵人多经营商业，出卖他们的剩余物。
商税——天历二年，全国商税收入七十六万余锭，江浙一省占二十六万九千余锭，这说明江浙是全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
斡脱官钱——蒙古人起初不知经商，银钱交斡脱人（犹太人）、回回人经营高利贷业。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总数又加一倍，本银一锭，十年后得本息一千二十四锭，称为羊羔儿息。官民因借债破产出卖妻子，仍不能偿还。至元八年，忽必烈设立斡脱所，官营高利贷，称为斡脱官钱，名义上规定三分取息。皇帝为首，所有诸王、后妃、公主、贵臣、寺观、军官、犹太、回回、地主豪强，无不经营斡脱业，债户到期不偿本利，妻女牲畜多被拖走。扎木真妃子曾遣人索还斡脱钱，不说原借钱数，只说不鲁罕丁等三人借钱，恃势穷追，竟牵累一百四十余户。
（四）工业
烧酒——元朝始创制烧酒法，用浓酒和糟入甑，烧取蒸汽，冷却后成酒，清白如水，味极峻烈。酸坏了的酒，仍可蒸取烧酒，在酿酒业上这是一个大进步。
棉织——元朝江南种棉织布，比宋朝更发展，木棉布已成夏税缴纳物的一种。至元二十四年，设浙东、江东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岁征收木棉布十万匹。照马可波罗所记，元初木棉布比丝绢价高，贫民还不能用它制衣服。至元二十四年，诸王薛彻都等所部灾，牛羊多死，朝廷买棉布救济，值钞一万四千六十七锭，足证市上已有大量棉布买卖。
火炮——南宋改造回回炮比原式精巧（明朝还有宋火炮）。看当时破炮法用许多大稻草绳悬城楼上，厚涂泥浆，防火箭、火炮，似乎已用火药拋射石弹。元末，有金属制筒式火炮，传入高丽，比宋炮进步。
官工业——皇帝拥有无数工业作坊，京内外各种工业，如梵像局（雕刻绘画各种佛像）、出蜡局（金属铸造）、鼓铸局（铸铜钱）、永利库（印造宝钞）、钞纸坊（制纸）、金银局（造金银器皿）、镔铁局（镂铁工）、刀子局、玛瑙玉局（雕磨工）、温犀玳瑁局、珠翠局、金丝子局、销金局、砑金局、石局、木局、大小雕木局、竹作局、蜡烛局、油漆局、毡局、染局、剪毛花毯腊布局、绳局、网局、帘纲局、绣局、纹锦总院、罗局、窑场（造白琉璃砖瓦）、琉璃局、泥瓦局、皮货所、鞋带斜皮局、熟皮局、牛皮局、软皮局、异样毛子局、貂鼠局、装订局、裱褙局、烧红局（制颜料）、浮梁瓷局、杭州织染局、建康织染局、典饮局（酿酒）、鞍子局、铜局、筋局、锁儿局、成制提举司（裁缝工）。这只是皇室所有工业的一部分，已经看出其中包括种类的繁多，几乎是一切工业皇帝全设局经营了。诸王贵族也各利用所属匠户经营工业，规模不及皇室大，种类也许不比皇室少。集合全国工匠给少数蒙古贵族生产消费品，这将是社会何等巨大的损害！
皇帝又设武备寺，专制兵器，所属有寿武库制衣甲，利器库制兵械，胜广库掌外路各局，京外除江南地区不设兵器局，北方大城市如大同、平阳、太原、保定、真定、怀、孟、河南、汴梁、益都、济南、彰德、归德、大名等处，都设局制造兵器，这是皇帝独占的工业，任何人不得擅造。
（五）科学的应用
元朝重用色目人，传来天文学、数学、炮术、建筑术、工艺、医学等科学上的新知识，影响中国科学的发展（当然，中国也传给西方诸国罗盘针、木板铜板印刷术、算盘等新知识）。郭守敬是当时最大的科学家，擅长水利学、历数学、仪象制造学。忽必烈至元十三年，守敬创造简仪、仰仪等测天诸器，在大都设立司天台（天文台）。守敬利用他在数学上创见的垛积、招差、勾股、弧矢诸法，十七年，造授时历，推步极密，为古代最精确的历术。汉朝改历四次，魏迄隋改历十五次，唐迄五代改历十五次，宋改历十七次，金迄元改历五次，独守敬《授时历》，元、明（明改称大统历）两朝行用二百七十余年不改。日本据《授时历》作《贞亨历》，自贞亨二年至明治五年，行用几及二百年。二十八年，忽必烈从守敬议，开凿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河长一百六十里，衔接白河（自通州至直沽）、御河（自临清至直沽）、会通河（自东昌须城县至临清）、扬州运河（自三汊口达会通河）、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连成杭州直达大都的大运河。郭守敬以外，如李冶著《测圆海镜》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朱世杰著《四元玉鉴》三卷、《算学启蒙》三卷。《算学启蒙》自加减乘除进至天元如积，凡二十门，学习较为便利，可以说是古代最适用的数学教科书。
（六）海运
忽必烈灭宋，搜括江南财物到大都享受，却因内河运输有限，不能满足忽必烈与蒙古贵人的贪欲。宋降臣王积翁献言道：“亡宋都汴时，每年运江南粮六百万石，如今江南粮多，运到京城，可食贱米。”朝廷赞许他的建议，征集军民开掘几条河道，果然运输量增大了，但离蒙古贵人的贪欲还远得很。南宋海盗朱清、张瑄曾替伯颜从海道搬运亡宋库藏图书到直沽（天津），熟悉上海天津间海路，自称能海运粮米，至元十九年，命上海总管罗壁使朱清、张瑄造海船六十艘，募水手运江南粮四万六千石。从此海运逐年激增，二十七年，增至一百五十九万石；海山至大二年，增至二百四十六万石；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六年，增至三百余万石；图铁木耳天历二年，增至三百五十二万石。
自朱清、张瑄创行海运，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农产物大量北运，朝廷只求粮数增加，不顾人民乏食死亡。再加官吏贪暴，刻扣水脚钱，船户贫困，海中遇风涛盗贼，船破人亡，每年平均损粮十余万石，水手溺死不可计数（忽必烈定制，船坏弃米，责押运官赔米，船坏人死，免赔）。幸而托欢铁木耳时代，南方农民纷纷起义，海运渐减。朝廷特派大官到江浙专力搜括，至元二年，官粮及拨赐诸贵族寺观田租悉数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十九年减至十一万石，二十三年以后，海运断绝。坐食浪费的蒙古贵人及靠官米生活的军民工匠，骤失米粮来源，更兼北方连年旱蝗，无处得食，京城竟至食人肉，乡村多取蝗虫当干粮。
（七）钞法
元朝公私收付，悉用楮币，民间不得私藏金银，必须赴官库倒换楮币，才能行用，楮币分交钞、中统元宝钞、至元宝钞三种，中统钞、至元钞直到亡国，沿用不变。
交钞——中统元年，始造交钞，指定丝料作本。交钞五十两换丝钞一千两，诸物价值，全依丝价作标准。
中统元宝钞——同年七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分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八等。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二贯同白银一两、赤金一钱。京城设燕京平准库，各路设平准行用库。至元三年，铸银锭，每锭五十两，称为元宝。钞一锭等于一百贯文。灭宋后，收宋会子，每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中统元年，发行钞额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十二年，三十九万八千九百十四锭；十三年，骤增至一百四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五锭。这说明灭宋成功，江南金银财物大量流入忽必烈的库中。
至元宝钞——中统钞行使不久，信用降落，不能维持原定金银比价。宋降臣叶李献新钞样并条例十四项，得忽必烈采纳。至元二十四年，发行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并用。至元钞分十一等（自五文至二贯文）。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二贯当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此后至元钞发行额每年一二百万锭不等，中统钞最高额不过十万锭。三十一年忽必烈命各路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存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本，余银悉运京师。钞本亏损，钞价逐渐跌落。海山至大三年，改行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分十三等。每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至大银钞不设本钱，发行一次便停止。
至元钞价不断跌落，托欢铁木耳至正十年，铸至正通宝钱，一千文当交钞一贯、至元钞二贯。理由是交钞没有伪造，至元钞伪造太多，钱钞兼用，可挽救钞币。实际只是借铸钱欺人，印发民间少见的交钞，代替信用低落的至元钞。交钞行使不久，物价腾贵，又国内起义军兴，朝廷日夜印钞作军费，数目不可计算，京师米价，钞十锭还不够买米一斗。民间用货物交易，钞成废纸。
（八）户口
窝阔台围汴京，城中有户一百七十万，后来疫死九十余万人，破城时屠灭完颜氏一族，残存户当仍不下数十万。灭金后二十八年，中统二年，户部奏上全国户数只有一百四十一万。由于对南宋土地的逐年吞并，至元十一年全国有户一百九十六万。这种统计数字，自然不可确信。中国北方人民在蒙古族长期屠杀虏掠下，或死亡逃匿，或被俘做奴驱，遭受极大的摧残，却从户数骤减这一事实明显地表现出来。
至元十三年，大举攻宋，《元史》记载新得户口如下：
江东路户八十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口一百九十一万九千一百六（南宋赵扩嘉定十六年统计户一百四万）。
荆南、湖北路户八十万三千四百十五，口一百十四万三千八百六十（嘉定户三十七万）。
江西路户一百五万一千八百二十九，口二百七万六千四百（嘉定户二百二十六万）。
湖南路户五十六万一千一百十二，口一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四十（嘉定户一百二十五万）。
两浙路户二百九十八万三千六百七十，口五百六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嘉定户二百二十二万）。
淮西路户五十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七，口一百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九（嘉定户二十一万）。
淮东路户五十四万二千六百二十四，口一百八万三千二百十七（嘉定户十二万）。
共得户七百二十八万八千三百二十九，口一千四百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二。福建、两广户口不见记载，当有二三百万户（嘉定户福建一百六十万，两广九十六万），总户数当在一千万左右。
南宋与金接壤地区（湖北、淮东、淮西）户口极少，宋亡时反各增数倍，两浙也增加七十余万户，这是北方汉族乘蒙古侵入、金人衰弱的时机，大量逃回祖国，或居边地，或至京城（杭州）附近（两浙）。同样，元人侵宋，汉族逃奔福建、两广，人数定必不少。中国人民不愿受异族统治以及遭受侵略颠沛流亡的惨苦，比较两个户口数字，显然可见。
至元二十六年，括江南四川户口；二十八年，户部统计内郡（腹里）一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四十四户，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八百七十八户，口总数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内无业游食人四十二万九千一百十八。这个数字，说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依然萧条残破，四川在赵扩时有户二百五十九万，至元十九年仅存十二万户，何等可惊的残破！江淮地区户口似乎变动不大，由于恢复宋时七十余种差徭（至元二十八年），以及创立各种剥削新法，江南人口买卖特别盛行，足见也在逐渐残破中。
图铁木耳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至元二十八年至至顺元年凡四十年，不容户数完全不变，这应该是实际户数损耗了，户部依照至元户额用门摊（摊派）等方法，迫使耗损了的人户负担四十年前的钱粮。
（九）最被压迫的人户
元朝统治中国，分汉族为许多等级，庶民（有独立户籍的平民）以外，有下列各种名目：
奴隶——户婚律规定：凡蒙古人、回回、契丹人、女真人、汉人在军前俘获人口，留养在家中供役使，称为奴婢；别居在外，另立户籍就算良民。奴已别居，如主人仍认作奴婢，官府没收主人的财产。法律上奴婢地位最低，主人奸奴妻无罪，奴奸主女处死刑。主人杀无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误杀，减罪一等。奴骂主人，主人受骂杀奴，免罪。奴杀主人，凌迟处死。
驱户——驱在元朝数量极大。驱有两个来源：一是蒙古军侵入中国，虏掠人口（非军前俘获）作私户（俘户），称为撒花人口或投祥户，攻南宋时大掠人口号干讨虏，被掠人号干讨虏人。被掠人身体归虏掠人所有，称自由出卖或留家供使役。二是人口买卖，上都、大都设马市、牛市、羊市、人市，人畜同样买卖。买人契券上打被卖男女左右食指纹理，如有逃走狱讼，依纹理疏密推知本人长短壮幼。这是最早的利用指纹学，足见人口买卖的盛行。江南人口贩卖更盛，北人爱南人聪慧，呼为巧儿，身价甚贵，尤重妇女，每一人值银二三百两，处处有人市，价分数等。童男童女，展转贩卖，有的换主人数十次。北人怕童奴婢逃走，或使饮哑药，或用火烙足，驱役同禽兽。忽必烈屡禁江南贩卖人口，既是屡禁，足见并未禁止。奴与驱法律上待遇同等，没有什么区别，例如凡背主潜逃，捕获后各杖七十七。习惯上在北方称买来人为驱口，在南方称买来人为奴婢（法令仍称为驱，如延祐二年，禁南人典质妻子，贩卖为驱）。实际区别在军前俘获称奴，掠卖人口称驱。奴不得自立门户，立户便算良人。驱得自立门户（但不得自由迁徙），对国家负丁税（每岁纳粟一石）的义务，对主人负耕田、供役、纳贡赋、代主从军出征的义务。无论出舍（别居）不出舍（居主家），驱本人及子孙身体永远属主人所有，只有主人提不出实证，驱又充当军站工匠等差役，才得免除隶属关系。
阿里海牙破湖南，没收降民三千八百户为奴，自置官吏收租税，被宣抚司张雄飞告发，忽必烈令放归民籍。至元十七年，检查阿里海牙所俘丁三万二千人并放还为民。十九年，御史台奏称阿里海牙强占降民为奴，假称军前俘获，忽必烈令降民归州县官，俘获赐功臣。东平将校强占民为部曲户，征收赋役，称为脚寨，凡四百处。攻宋诸将多强占民户为奴隶，湖北提刑按察使雷膺救出数千户令还民籍。这里所称奴隶、部曲，都是驱，与真奴隶性质不同。（奴隶生产物完全归主人，驱生产物分作三部分，国家、主人、自己各一部分。）
贴军户——军户二三户中出一人当正军，称正军户，余户出钱助正军，称贴军户（简称贴户）。驱户被释放从良，法律规定仍需津贴本主军役，也称贴军户。贴军户家富丁多，得升充正军。正军户、贴军户依财产丁口多少来区别，身份上没有隶属的关系。朝廷为增加自己的收入，设法夺驱为良当贴军户，汉军的驱户多被夺去。
投下户——蒙古皇族、贵戚、功臣都有封地，封地内民户称投下户，又称爱马，每年纳官赋以外，江北每户增纳丝六两四钱，江南纳钞二贯文给封主。又人民不堪差役的压迫带着土地产业投靠贵人门下，也称投下户。铁木耳大德二年，禁诸王、公主、驸马、贵官收受诸人呈献公私田地及招收投下户。因为投下户得免杂色差役，农民、军户、匠户以至富强人家，都愿意充投下，朝廷屡次禁止，并不发生实效。后来各封主贪欲更增，强令投下户贡金，例如拔都大王封地在平阳及真定、河间、管下、鼓城等五县，民间只产麻布，从布变成白银，不知空费若干匹布，从白银变成黄金，又受商人一次盘剥（银二两换金一钱），囚拘拷打，人民痛苦已极。又封主细分民户给自己的子孙妻妾，一州一郡分成六七十个小封主，这些小封主或得一城或得数村，各派官索钱，投下户无可奈何，只有冒险逃走一条出路。
打捕户——专供皇帝及高级贵族打猎、捕鱼，每岁缴纳一定数量的物品。打捕户多取析居（兄弟分居）、放良（奴隶从良）、还俗僧道、游手无赖、亡宋旧役等人充当，除纳地税、商税、依例出军等负担外，免除一切差役。
匠户——蒙古兵攻城屠杀，独不杀工匠。工匠被俘，一部分分给各贵族，大部归皇帝所有，称为匠户。民间有良工或驱丁手艺精良，也归入匠户。皇帝和贵族各有匠户，生产多种物品供本主消费及出卖剩余。匠户分民匠、军匠两种：民匠制造普通用品，军匠专造武器。至元十六年，命囊嘉带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人及蒙古人、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匠人送大都。军匠是皇帝所独有，炮匠又在军匠中最被重视。全国各种官营工业主要是用匠户工作。另一部分是奴隶（如至元十一年，括诸路无主逃奴二千人隶工部）和怯怜口（如中统五年，招集析居放良还俗僧道等户习诸色匠艺，称为怯怜口），不过数量远比匠户少。忽必烈至元二十一年，阿鲁忽奴奏称，前时江南民户中拨匠户三十万，其中多是非手艺人，现在选定诸色工匠，余下十九万九百余户请放免为民。元官工业集中在北方，全国军民匠户当不下数十万。（窝阔台为获得全国工匠，破例免屠开封城，工匠数当不少。）
匠户工作报酬，只是一些口粮。至元三十年，中书省奏称，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岁费官粮一万五千二百余石。二十九年，招募海运梢公、水手，按每户五口计算，发给口粮。依据上面两例，匠户一年得口粮五石。在特别穷困时。还可以多发些粮食，如谦州织工一百四十二户穷极，出卖妻子，命官给粟并代赎人口，中山畋户（打捕户）饥，给六十日粮，丰润署田户饥，给六十日粮，蓟州、渔阳等处稻户饥，给三十日粮。工农户穷饥将死，多发一二月粮算作皇帝的特恩。
盗贼律：凡工匠领材料制成器物，余料不曾还官并偷窃出局，处杖刑，免刺面。又户婚律：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针绣，不得拘使充他差役。工匠免刺面，免充他差役，算是法律赋与的优待。
佃户——大量土地被官田、屯田、寺观、豪富占有，农民想耕田谋生，不得不忍受地主的虐待，充当佃户。又有不少农民，为逃避差役，带田投靠权豪门下，借得荫庇，也称佃户。农民一充佃户，对主人发生隶属关系。佃户生男，便供奴役，生女便为婢妾。佃户男女婚姻，主户（地主）得随意拦阻，勒索钱帛礼物才许成亲。地主在法律上规定的权利是户婚律：“凡典卖佃户（典卖分两种，一种计口数出典或出卖，一类田地带同佃户出典或出卖，称为随田佃客）禁佃户嫁娶从其（佃户的）父母”；杀伤律：“凡地主殴死佃客，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与良人因斗殴杀他人奴同罚。”自己的佃户等于别人的奴隶，这就是说，佃户的身份比奴隶较高一级。铁木耳大定三年，中书省奏称：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原是编民（平民），被杨琏真伽冒入寺籍，应加纠正。编民对国家直接负担各种赋役，佃户附属在地主名下，对国家不负差役的义务，因此身份比编民卑微。
（十）财政的紊乱
蒙古族统治中国，只知掠夺，不知理财，忽必烈开国时代，每年收支已亏短甚巨。至元二十九年，岁入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支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不敷六十六万余锭。中期以后，税收比忽必烈时增二十余倍，包银增十余倍，但亏短更巨。海山至大二年，岁入钞四百万锭，实际运到京库钞二百八十万锭，支出四百二十万锭，应支未给钞一百余万锭，不敷约二百五十万锭。爱育黎拔力八达时，常年应支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费数百万锭，皇帝特赏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饷六七百万锭，支出总数约一千数百万锭。图铁木耳天历二年，岁入金三百二十七锭、银一千一百六十九锭、钞九百二十九万七千八百锭、币帛四十万七千五百匹、丝八十八万四千四百五十斤、绵七万六百四十五斤、粮一千九十六万五十三石。岁入比中期更增，支出自然也继续扩大。
支出中最大耗费是赏赐、做佛事、创立衙门、滥支冒领、增卫士鹰坊（养鹰处）五项，赏赐与做佛事耗费尤大。赏赐例如硕德八剌一次赏诸王百官金五千两、银七十八万两、钞一百二十一万一千贯、币（布）五万七千三百六十四匹、帛四万九千三百二十二匹、木棉布九万二千六百七十二匹、布二万三千三百九十八匹、衣八百五十九件。忽必烈定制，每年例赐诸王贵族银、帛，称为岁赐。皇帝随意恩赏，称为特赏。从中统元年至亡国，支出数目，不可计算。做佛事例如忽必烈写金字佛经一藏，用赤金三千二百余两，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四年，宫内供佛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写金字佛经一藏用赤金三千九百两。至元二十八年，全国佛寺四万二千三百十八所，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依二十五年拨水陆地一百五十顷养寺五所作例，佛寺占田至少在一百万顷以上（如白云宗掌教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其他寺院多占夺官私田地，不在赐田数内）。延祐以前，做佛事每天杀羊一万头。至元二十四年，五台山做佛事设三十三会。二十五年，大护国仁王寺做佛事，设五十四会。假如三天一会，两次佛事共杀羊二百六十万头，这样惊人的浪费，在佛事中只是最小的一部分。
元人压迫汉人，尤其压迫南人，但对汉族地主在共同压迫农民这一点却利害一致，因此汉族地主拥护蒙古统治者，并无二心，松江富民曹梦炎自愿每岁送米一万石给官府，请免其他徭役，朝廷允许，并赏浙东道宣慰副使官职。自然，曹梦炎借势夺民田、收佃户，所得远比万石米要多些。江西张天师广置田园，为江南一大豪霸，也只依靠真人的封号。天历以后，朝廷公开卖官，陕西省纳米一千五百石以上授从七品官，依次递减至三十石，赏门上挂匾。河南并腹里纳米二千石以上，授从七品官，递减至一百石以上，授下等钱谷官。江南三省纳米一万石以上授正七品官，五千石以上授从七品官，递减至二百石以上，授下等钱谷宫（陕西省米每石折钞八十两，河南并腹里折钞六十两，江南三省折钞四十两）。地主出米买官，所得利益很大。托欢铁木耳时，地主对朝廷不信任了，托欢铁木耳派专员带官诰到江南，募富人入米补官，授五品至七品官，竟不得一人应募。松江知府崔思诚招集属县富人列庭下，不问有米无米，用刑拷打，逼使做官，所得仍是有限。
富人为什么宁受拷打，不肯做官呢？由于当时农民起义军开始大发动，蒙古统治不稳，同时朝廷剥削过度急暴，做官利益减少，不如受拷打比较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