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伯禹在阳城地方，给百姓簇拥着，回到蒲坂，就正式即天子之位。因先封于夏，所以国号就叫作夏，于是从前的伯禹以后就改称夏禹了。夏禹即天子位，礼毕后大会群臣，商量一代的制度。这时先朝耆旧之臣非死即老，所存者除皋陶、伯益父子外，还有夏禹心膂之臣伯夷、乐正夔及奚仲等数人。
那奚仲自帝尧时做工正之官；到得帝舜时，共工分官，他却不在内，仍旧在夏禹的司空部下，因此也做了夏禹心膂之臣；到得此刻，夏禹就叫他做车正之官，独当一部。他善于制车，方圆曲直都合于规矩钩绳。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吉光，亦善于造车，他们所造的车，总是机轴相得，异常坚固。后世的人说，以木为车始自他们父子，其实不然，不过他们父子造的独好罢了。奚仲又改良驾马之法，后世之人又说驾马是奚仲发明的，其实亦不然。他们父子又创造一种用人力推挽的车子，名字叫辇，夏朝一代颇喜用之。因此奚仲父子，夏禹非常任用，又封奚仲于邳（现在江苏邳县），做个诸侯。后世遂有夏后氏尚匠之说，都是奚仲父子的原故，闲话不提。
且说夏禹即位之后，除出几个旧臣及心膂之臣外，还有一个昭明的儿子，名叫相土，颇有才干，夏禹亦任用了他。此外，就是他儿子启所荐举的杜业、轻玉、然湛、施黯、既将、季宁、扶登氏、伯封叔这班人了，统统都用起来，真所谓拔茅连茹，一时朝廷之上顿觉英才济济。
第一项要商量的，便是建都问题。决议下来，是在蒲坂东面的安邑地方（现在山西省安邑县），取其仍在冀州而近于浊泽，民可以赖其利。议定之后，便派扶登氏和季宁两个前去经营。一切宫室、宗庙、学校等等悉仿前朝的制度，而略略加以损益，大要总以简朴为主。第二项要商量的是历法。大概古时一代之兴起，必定要改正朔，易服式，殊徽号，异器械，以变易天下之耳目，这个就叫革命。但是服式、器械等又从历法而出，所以历法尤为重要。
当下众人主张纷纷不一，昭明站起来说道：“自伏羲氏以来，正朔代代不同。伏羲氏建寅，神农氏建子，黄帝亦建子，少昊建丑，颛顼、帝喾皆建寅，帝尧建丑，先帝建子。照这样看来，现在应该建子。大概建子之朝，以十一月为岁首，以半夜子时为朔，一交子时，就是第二日的日子了。建丑之朝，以十二月为岁首，以鸡鸣丑时为朔，一交丑时，就是第二日的日子了。建寅之朝以十三月为岁首，以平旦寅时为朔，必须黎明寅时才算是第二日的日子。
“这三种历法都是极有理由的，但是比较起来，自然以建寅为最不错。为什么呢？自开天辟地一直到世界复返于浑沌，大概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拿了十二支来分配，恰好每一支得一万余年。第一个一万余年，是天开的时候，那时天空之中纯是一股大气，百物无有，所谓天开于子。第二个一万余年，是地辟的时候，这时地上已渐渐有山有水，但是百种生物一概仍无有，所谓地辟于丑。第三个一万余年，是人生的时候，那时地面上已渐渐有生物，由下等动物而进为上等动物，又渐渐进化为人，所谓人生于寅。建子的朝代是取法于天，名叫天统。建丑的朝代是取则于地，名叫地统。建寅的朝代是以人事为重，所以叫人统。
“但是历法这项东西是应该切于实用的，建子建丑，虽则说是王者法天则地，名目极好听，而按到实际，尚未能尽合。为什么呢？第一项，建子建丑与四时的次序不合。春夏秋冬，一年的四季是如此的。假使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那么刚刚在冬之中心；假使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那么刚刚在冬的末尾，一年四季的次序应该叫‘冬春夏秋’，不应该叫‘春夏秋冬’了。但是即使改叫‘冬春夏秋’，亦不妥当，因为九十日的冬天还不完全的，有一半或一大半尚在去年，应该叫作‘冬春夏秋冬’才妥，但是绝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不如建寅的妥善。
“第二项，一岁之首叫作正朔，必须有一番更新的气象和万事创始的精神，方才相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种工作，是农家必不可易的次序，冬天正是万事结束的时候，反拿来做岁首；春天正是万物萌动的时候，反不拿来做岁首，气象精神都失去了，这是不如建寅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项，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这三个月农工简单，虽则都可以叫作三微之月，而比较起来，十一月中正是收藏之时，民间不能无事，在十一月之前，尤其不能无事。农夫终岁勤劳，岁尾年头，祈福饮蜡，应该给他们一种娱乐，且亦要预备的。如以十一月为岁首，则农功尚未完，岂有余闲可以娱乐？以十二月为岁首，虽有余闲，而十一月间农事刚了，预备亦嫌匆促，这是不如建寅的第三个理由。而且建子必以夜半为朔，建丑必以鸡鸣为朔，将一夜之中分为前后两日，时候既属参差，计算又难准确，不如以平旦为朔的直截了当，未知诸位以为如何。”
大家听了他这番议论，都非常赞成。历法建寅，以平旦为朔，这个议案就通过了。历法既然建寅，那么国旗所尚的颜色一定是黑，祭祀的牲口必用玄，戎事必乘骊，朝用燕服、收冠而黑衣，国家教育之宗旨尚忠，这些都有连带关系，均已就此解决，而毋庸再议。为什么原故呢？原来古人这种定制，是取法于植物的。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以十一月为岁首而建子的朝代，其色必尚赤，其教必尚文。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以十二月为岁首者，其色必尚白，其教必尚质。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以十三月为岁首者，其色必尚黑，其教必尚忠，就是这个原故，闲话不提。
且说建寅议案通过之后，夏禹正要另提议案，既将站起来说道：“历法建寅，可为万世标准，固然甚好，但是臣的意思，王者法天以昭示万民，这个原则是不可废的。唐虞两朝的历法是法天则地，所以其纪年仍用‘载’字，以表明仍旧不废民事之意。现在历法建寅，既然注重民事，假使那纪年的字样仍旧叫‘载’，未免废弃法天的原则，而且亦太重复了。臣考天上的木星，亦名岁星，越二十八宿，宣遍阴阳，恰恰十二月一次，是极准的。可否将‘载’字改作‘岁’字，一载为一岁，那么天与人交重，两者不偏废，未知众意如何。”大家亦都赞成。
杜业立起来说道：“从前先帝注重历法，敬授人时，原是以农事为重的意思。但是臣的愚见，还要进一层，不但使人民要知道务农的时日，还应该使万国诸侯都遵行现在所新定的国历。为什么原故呢？世界上事事能划一，则庶政容易办理。倘使国自为政，那么其纠纷甚大。帝尧之时，洪水滔天，对于诸侯无睱顾及。先帝摄政之初，已虑到这层，所以创立五瑞之法，颁之于群后，又四时巡守，考察律度量衡，使之相同。律度量衡是民间日用必需的东西，历法亦是民间日用必需的东西。律度量衡要它们相同，而历法倒反不同，你国是正月，我国中已是二月，他国中又是三月，会合拢来，岂不是参差紊乱之至么！况且历法至精至微，差以毫厘，谬以千里。现在政府承历代之后，测量推步的器具较备，而自帝尧以来，二羲二和分宅四方，孜孜考察，帝尧及先帝又天亶聪明，长于天文，时加指导，历算之精遂为万国所不及。所以臣的意思，就中央政府之尊严而言，就万国统一之便利而言，就历法之精密无讹而言，皆有使万国遵行此新定国历之必要，未知众意如何。”
大家听了，亦都以为然，于是又商量如何推行此新国历之方法。轻玉主张：“每岁冬季十月或十二月，由司历之官将次岁的月日，大建或小建，弦、望、晦、朔在何日，有无闰月，应闰某月，二至、二分各节气的时日分数等，一切都推算明白，分为十二册或十三册，每月一册，颁布于诸侯，使他们谨敬领受，藏之宗庙。每月之朔，用一只羊，到庙中去祭告，请出一册来检用。这个方法未知可行否。”季宁道：“方法呢，当然是如此。不过收藏请用这种手续，似乎可以不必限定，因为现在第一步是要他们遵行国历，换一句话，就是要他们奉行我们的正朔，听我们的号令。假使手续太繁，或操之过激，使他们发生一种反感，或者竟不遵行，或者阳奉而阴违，那么又将奈何呢？”夏禹道：“是呀，立法之初，不妨宽大，现在只要希望他们遵行，至于收藏请用等且不必去管它吧。”这时司历之官是从前二羲二和的子孙，官名就叫羲和，此时亦列席会议。夏禹便吩咐他们去照办，并派伯封叔及昭明同去帮忙，这件议案才算结束。
第三项议案是财政。财政问题包括出入两种，而收入方法尤为重要，须加审慎。因为支出总以节俭为主，可省则省，可缓则缓，还有一个斟酌；至于收入，哪项应收，哪项可多收，哪项不可多收，稍不审慎，一经定下之后，百姓就非常吃苦。但是如果一概少收，则一切政费从何取给？凡百事业从何建设？所以是最难的。
当下轻玉站起来说道：“现在九州已经恢复，一切贡赋办法已经确定，但是依臣的愚见，还须有一个根本办法，财政上才可以日有起色，绝无后患。贡赋两项，贡是万国诸侯来贡的，赋是王畿之内政府直接叫百姓交纳的。诸侯之贡只能作为赏赍诸侯之用，如朝觐之时，以甲国所贡赏乙国，乙国所贡赏丙国之类；或者作为政府特别之用，如荆州所贡包茅，以供祭祀缩酒之类。此种收入，只可作为临时费，不能作为经常费。经常费的收入，还是以田赋为大宗。但是如何收法？年有丰歉，地有肥硗，多寡轻重，煞是问题。臣愚以为百姓现在所种之田、所住之地、所取材的山林、所取鱼的川泽，本来都不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都是天生的，既然如此，他们哪里可以私占？应该统统都收归国有，不许人民私有。凡人民要住屋，要种田，要取木材，要食鱼鳖，统统来问政府要，由政府颁给他，每年收他多少赋。那么每年有多少收入，按册而稽，可以确有把握，即可以量入为出了。”
说到此，季宁立起来驳他道：“土田山川都是天之所生，以供给万民的。现在统统都算国有，不准人民私有，这个道理恐怕说不过去。还有一层，现在人民所有的田，虽说本来不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但大半是他们披荆斩棘、辛苦艰难而得来，或者祖宗相传，已历数世。一旦收归国有，岂不是近于豪夺么？”
轻玉道：“我看不然，土地等系天之所生，国家也是天之所立，君天下者曰天子，明明是受天命而来治理的。先帝虞舜有两句诗，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照这个意思说起来，岂但土地尽是国有，连他们人民的身体还是国家所有呢。况且土地国有和土地私有，两者的利害大相悬殊。天之生人，五官四肢虽是相同，而智愚强弱万有不齐。愚者不敌智者，弱者不敌强者，这是一定之理。土地假使私有，则民间即可以买卖，那么智而强的人，势必设法以吸收愚而弱者之土田，数百年之后，可能发生贫富两个阶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不平的现象，最足以引起社会之不安宁，国家欲求其太平，难矣！若土地国有，由国家支配，每人耕田只有若干亩，每家住宅只有若干亩，智而强者不能独多，愚而弱者不至独少，那么一切不平等之现象就可免了。古圣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平法。古圣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就是均法。除出这法之外，再要想求平均之法，恐怕没有呢。至于现在他们所有的土田，亦不必一定去夺他，只要依政府所定之办法加以限制，或给以追认而已。譬如政府所规定的办法，每人是田一百亩、住宅五亩，他们如果不到此数，政府当然补足他，他们不但毫无损失，而且还有进益。如果他们所有不只此数，那么可以定一种土地收买法，由政府给他多少货币作为代价，岂非不是豪夺么！还有一法，并不必收买，将他所余之田暂时存记，等他子孙众多的时候，平均摊给，岂不是更便利么？”
季宁道：“这个道理虽不错，但是人的心理总是自私自利的多。种自己的田，肯尽心尽力；假使不是自己的，是国家的，今朝分给我，明朝说不定分给别人，那么何苦尽心尽力？岂不是于收获有关系么？”轻玉道：“不是如此。土地虽属国有，但是耕种和居住不妨世袭。譬如父死了，可以转给其子，子已有田，可以转给其孙，或转给其次子，不是忽而给这人、忽而给那人的。况且政府并无规定不许世袭的明文，并未限定耕种的日期。他如果先怠惰起来，那么他是惰农，政府对于惰农应该有罚，于他自己一无所利，何苦来呢！只有年老而独、无可承袭之人，政府才收回，另给他人，何至因此而惰呢？”
季宁道：“世界人口总是愈生愈多，一人必给他许多田地，恐怕将来人多地少，不敷分配，那么怎样？”轻玉笑道：“足下之计虑，可谓深远矣。但是照现在状况看起来，人满为患，恐怕至少要在几千年之后。几千年之后如何情形，自有聪明圣哲的人会得设法，变通补救，此刻何必鳃鳃过虑呢！”
季宁道：“照足下这个方法，恐怕仍旧不能平均。因为一家之中，人口有多寡，体力有强弱，年寿有长短。如每人土田平均，那么人口多的，寿命长的，祖孙父子兄弟所受的田亩必多，和那单夫独妻寡弟少男的比较，进益总要增多，久而久之，岂不是仍有贫富等级么？”轻玉道：“这个亦有章程规定，要等到他壮而有室了，才给以相当之田，过了六十岁，他的田即须收归。这样一来，相差不会远了。”
施黯道：“田地国有，有这许多理，不错了。名山、大川、林木、薮泽，都要收归国有，有什么意思呢？”轻玉道：“大概百姓有知识的少，无知识的多；有远虑的少，只图目前的多。山林薮泽等等如果任百姓自由去砍伐捕捉，将来势必至于有山皆童、无泽不竭，这是一定的趋势。收归国有之后，山林薮泽等每处设起官来，专理其事，何时准再姓去伐木取薪，哪几种可取，哪几种不可取，取了之后如何设法补种，件件都有规则，那么材木才无匮乏之虞。鱼鳖等亦然，何时可捕，何时可猎，都有定时，数罟有禁，围猎有禁，都有规定，那么鱼鳖禽兽等肉才不可胜食了。总之，一国譬如一家，政府譬如一家之主，对于财产等应该有种种的统计，对于子孙家人等的生活应该有切实的指导，万不可一切听他们去乱干，绝不能只知道高坐室中，责他们的孝养侍奉，就算是个家主了。鄙见如此，诸位以为如何？”众人听了，无不佩服，土地国有这个议案总算成立。
但是收归之后，百姓每人应该给他多少田，每家住宅应该给他多少地，这个问题又要讨论了。大家商议结果，授田以一个人力耕所能来得及为标准，定为五十亩。住宅以一家八口能容得下为标准，定为五亩。一家八口，就是自身夫妇两个，上有二老，下有子女四人，以此最多数为计算。但是，住宅在城里则于耕种不便；在城外则城中又太空，且不免种种不便。后来又商议，将五亩划开来，半在城中，半在城外，听他们居处从便，亦可谓计虑周到了。
最后乃议到赋税之法，究竟五十亩田每年取他们多少税呢？施黯以为不妨从多，他说：“国家建设进行之事甚多，虽则多收他们几个钱，但是仍旧用在他们身上，人君不拿来滥用，官吏不拿来中饱，就对得住百姓，百姓绝不会怨的。”季宁道：“这个万万不可，建设事业须循序渐进，不能于一朝之间百事俱举。那么只要平日节省一点，已足敷用。况且现在土地已归国有，一切建设材料大半已不必购备，只需工食就够了。但是人民对于国家的建设，都是自身切己的问题，即使每岁农事完毕之后，叫他们来做几日工，付给他们一点工食，想来他们亦甚情愿，这是从事实上来论不必重赋的一个原因。二层，天之生财，只有此数，不在政府，即在百姓，而在百姓胜于在政府。古人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句话很不错的。所以最好的办法莫如藏富于民，民富就是国富，民贫当然国贫。譬如养牛求乳，养鸡求卵，牛鸡肥则乳卵自多，牛鸡瘦则乳卵必少。这是从理论上来说不应重赋的一个原因。第三层，古人说：‘君子作法于谅，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这句话亦是很不错的。现在圣君在上，我们这班人在这里办事，重赋收入，原是能够涓滴归公，实在用于建设。但是后世为君者能否尽圣？为臣者能否尽贤？万一有不肖之人，假借建设之名，肆行搜括，借口于我们，我们岂不是作俑之罪魁么！这是从流弊上来说不可重赋的一个原因。”
夏禹听了，便说道：“不错不错，应该轻，应该轻。依朕看来，十分之中取它一分，何如？”杜业道：“十分取一，原是好的，但是依臣看来，还应该加以变通。因为年岁是有丰歉的，国家的政费是有预算的。年岁丰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不生问题；假使年岁歉时，照预算十分取一，他们要苦了，政费又发生影响了，这是应该预计到的。所以臣的意思，收取总以十分之一为原则，而临时不妨有变通。丰年或收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点五；歉岁或只收二十分之一，或竟全蠲。此法不知可行否。”
大家商议一回，觉得此法亦未尽善。因为丰歉是无定的，年丰多收固然无问题，假使年歉少收，或不收，则政费预算不免动摇。而且调查估算麻烦异常，一或不慎，浮收滥免，流弊丛生，亦不可不防。辗转讨论，后来决定一个办法，就是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譬如十年之中，每年收获多少，将它加起来，以十除之，就是每年平均所收获之数。在这个数目之中，十取其一，作为定额，不论丰歉，年年如此，这个办法叫贡法。因为十年之中，丰年也有，歉岁也有，平均计算，丰歉都顾到了。夏朝一朝都是用此法，以为尽善尽美了，但是此法实在不善。后来有一个名叫龙子的，批评它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个批评可谓确当。但是当时立法之意，原想百姓丰年多储藏些，留为歉岁之补偿，然而百姓虑浅，哪里肯如此！一到凶年，要照额收他，就不免怨恨。这亦可见立法之难了。
且说夏禹即位，将历法、贡法两项大政议妥之后，就饬有司详订章程，预备颁布。过了两月，扶登氏等回来报告，说安邑新都已建筑好了。于是夏禹择日率领众臣迁到新都。那边宗庙、宫室、学校等已式式俱全，正所谓又是一番新气象了。
迁都之后，第一项政令，就是优待前朝之后，改封帝尧之子丹朱于唐。（现在河南省沘源县西直到淅川县境皆是。沘源县本来叫作唐县，其西有水名叫丹水，都是以丹朱得名。淅川县并有丹朱的墓，想来以后就死在此地了。）又改封帝舜之子商均于虞（现在河南省虞城县）。商均徙封之前，其母女英早经死去。陕西商县旧有女英冢，唐时曾为盗发，得大珠、镠金、宝器、玉碗等甚多，现在还在与否不得而知了，这是后话不提。
旦说夏禹改封丹朱、商均之后，第二项政令是视学养老，大致和帝舜相似，而略改其名称与仪式。国学定名叫学，大学叫东序，在国中；小学叫西序，在西郊；乡学定名叫校。帝舜上庠下庠的意思是养；而夏禹改作序，就是习射的意思。古语说“尧舜贵德，夏后氏尚功”，即此一端，已可概见了。养老之礼，国老在东序，庶老在西序，用飨礼不用燕礼，亦与帝尧不同。第三项政令，是以五声听治，用钟、鼓、磬、铎、鼗五项乐器，放在庭中，每种乐器的簨虡上各刻着一行字。钟上面刻的是“喻寡人以义者鼓此”，鼓上面刻的是“导寡人以道者挝此”，铎上面刻的是“告寡人以事者振此”，磬上面刻的是“喻寡人以忧者击此”，鼗上面刻的是“有狱讼须寡人亲自裁判者挥此”。夏禹又尝说道：“吾不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而恐其留于吾门也。”后世君主或非君主，对于百姓言论往往竭力的钳制，务为摧残，百姓有苦衷要想上达难如登天，斯真可叹了，闲话不提。
且说夏禹即位之后，政治一新，天下熙熙，那祥瑞天休亦纷纷而至。瑞草生于郊，醴泉出于山，这种还是普通事。后来民间喧传，有一只神鹿在河水之上跑来跑去，这个已是前代所未见之物了。一日，有许多百姓牵着一匹异马，跑到阙下来献，说道：“小人等前日在山里砍柴，遇到这匹马，看它非常神骏，小人等无所用之，特来贡献。”夏禹看得那马的确有点奇异，吩咐暂且留下。那些百姓都赏以币帛而去。
又一日，忽然喧传郊外来了一只会说人话的异兽，登时轰动全城，扶老携幼，纷纷向城外去看。夏禹知道，亦率领群臣前去考察。只见那兽形状如马，夏禹便问它道：“汝能人言么？”那异兽果然回答道：“能。”夏禹又问道：“你从何处来？”那异兽道：“我向来游行无定，隐现不时，但看何处地方有仁孝于国的君主在位，我就跑到何处。现在我看到此地祥云千叠，瑞气千重，充满了神州赤县，料到必有仁孝之主，所以我跑来了。”夏禹又问道：“汝有名字么？”那兽道：“我是后土之兽，名叫趹蹄。”夏禹道：“从前轩辕氏时代，有一种神兽，名叫白泽，能说人话，并能够知道万物之情、鬼神之情，汝能够么？”那趹蹄道：“我不能够。我只能对于现在的物件知道认识。”
夏禹听了，便叫从人将前日百姓献来的那匹神马牵来，问它道：“这是什么马？”那趹蹄道：“它名叫飞菟，生长在方泽地方，每日能行三万里，亦是一个神兽。如遇到王者能够勤劳国事、救民之害的地方，它才跑来，寻常轻易亦不出现的。”夏禹道：“既然如此，这飞菟亦不必养在宫厩，留在此与汝做伴，听汝等到处遨游，自由自在吧。”趹蹄道：“这个很好。”那飞菟亦似能解人言，赶快跑到趹蹄身边，两个相偎相依，非常亲热。过了片时，两个神兽一齐跑向山林之中而去。自此之后，或在山林，或游郊薮，出没无时，大家看惯了，亦不以为意。
且说夏禹看了趹蹄之后，回到朝中，群臣皆再拜稽首称贺，说道：“我王盛德，感受天祥，臣等不胜钦仰之至。”于是有主张作乐的，有主张举行封禅之礼的，纷纷不一。夏禹因为新近即位，谦让未遑。杜业道：“王者功成作乐，封禅告天，原不是即位之初所可做之事。但是我王与众人不同，八载勤劳，洪水奠定，大功早已告成了。如今天休既集，正宜及时举行，何必谦让呢？”大家听了，同声附和。夏禹不得已，乃答应先行作乐，封禅之礼且留以有待。
这时乐正夔已病故，精于音乐之人一时难选，只有老臣皋陶历参唐虞两代乐制，是有研究的，于是这个作乐之事就叫皋陶去做。皋陶以老病辞。夏禹道：“扶登氏于音乐尚有研究，可叫扶登氏襄助，一切汝总其成吧。”皋陶不得已，与扶登氏受命而去。
一日，夏禹视朝，杜业又提议道：“臣闻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如今乐制已在筹备中，礼制亦宜规定。从前先帝时只有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三礼，但是要而言之，三礼实只有一礼，不过祭祀而已。臣以为人事日繁，文明日启，礼节亦日多，绝非仅祭祀一端所能包括。如同婚嫁、丧葬等等，假使没有一种适宜之礼做一个限度，势必流弊无穷，于风俗民心大有关系。”
夏禹听了，极以为然，说道：“朕的意思，治国之道以孝为先。父母生前必须孝养，那是不必说了；父母死后，亦应本事死如事生之意，祭祀必尽其丰，以尽人子拳拳之心。不过丧葬之礼不妨从俭。因为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既欲人之不得见，那么还要奢侈做什么？况且古人有言：‘死欲速朽。’死了既然欲速朽，更要奢侈做什么？天生财物，以供生人之用，人既死了，何需财物？拿了生人所用之财物纳之墓中，置之无用之地，未免暴殄天物了。况且世界治乱难定，人心险诈难防，墓中既藏多数有用之物品，万一到了世界大乱之时，难保不启人之觊觎，招人之发掘，那么岂不是爱父母而倒反害父母，使已死遗骸犹受暴露之惨么？还有一层，世界土地只有如此之大，而人则生生无穷。人人死了，墓地以奢侈之故竭力扩张，数千年之后，势必至无处不是墓地，而人之住宅田地将愈弄愈窄，无处容身了。到那时坟墓不遭发掘，恐怕是不可能之事。古人所谓‘死欲速朽’，一则可免暴露之惨，二则不愿以已死的残骸占人间有用之地。但是不得已而被人发掘，犹可归之于数；假使以殓葬奢侈，启人盗心，而遭发掘，于心上能忍受么！汝等议到葬礼，务须体朕此意，以薄为原则，未知汝等以为如何。”施黯道：“我王之言极是，昔帝尧之葬，不过桐棺三寸、衣衾三袭。先帝之葬，不过瓦棺。天子尚且如此，何况以下之人呢？”
又过了几日，夏禹视朝，然湛呈上所拟定的一切告民条教。内中有二条是山林薮泽收归国有后，对于百姓伐木取鱼的限制。一条是春天斧斤不许入山，一条是夏天网罟不许入渊。又有一条是，赋税十分取一之外，又用百姓的气力以补赋税之不足，称作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禹看到这条，便说道：“既然取了他们十分之一的赋税，又要用他的气力，未免太暴了。”然湛道：“臣以为土田、人民都是国家所有的。土田分给他们，叫他们种，但不是白种的，所以要收他们的租。住宅分给他们，让他们住，但不是白住的，使他们艺麻，织布，种桑，养蚕，所以要收他们的布帛。人民亦是国家所有的，那么对于国家应该报效，尽点义务，所以要用他们的力气。还有一层，人民的心理，要使他们知道急公去私，地方才能够治。道路桥梁，虽说是国家之事，实则就是人民的公事。假使道路崎岖而不修，桥梁破坏而不整，这种人民的心理已不可问了。但是人民中只知有自己而不顾公益的多，所以政府必须加以督促，规定时间，订为法令，使他们做，才可以养成他们的公益心。”
夏禹听了，点头称是。又看下去，只见对于百姓的农工亦有按时告诫之语，叫作“收而场功，偫而畚挶，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速畦塍之就，而执男女之功”。夏禹看了，极口称赞，说道：“小民知识短浅，不时加以指导，未有不日即偷惰者。编成短句，使他们熟读，亦是一法。”须臾，看完全文，便吩咐照行。
刚要退朝，只见伯夷拿了他所拟定的礼制呈上来。夏禹接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的第一条是天子的祭礼。其中所用的祭器，新制不少，具有图说，绘在旁边。一项是簠，一项是簋，一项是嶡(1)俎，一项是鸡彝，一项是龙勺，都是前代所无的。夏禹看了，非常喜欢，说道：“致孝鬼神之物，朕不厌其华。这几种祭器可谓华美了。但是朕意，还要施以雕刻，方为尽美。现在仅用墨染其表，朱画其里，似乎还有点欠缺。”
这时群臣列席者，知道夏禹平日极俭的，现在忽然有这个表示，都非常诧异。皋陶首先谏道：“这个未免太侈靡了。从前先帝仅仅将祭器加漆，非但为美观计，亦为经久起见，但是群臣谏阻的已经甚多。现在于加漆之外，还要加之以雕刻，恐怕不可以示后世呢。”皋陶说完，一时大小臣工起而谏止的足有十余人。
夏禹又提议道：“先帝在位，封弟象于有庳，而对于瞽叟未有尊号，以致民间有卑父之谤，朕甚惜之。朕先考崇伯，治水九载，劳苦备尝，不幸失败，赍志九原。朕每一念及，摧折肝肠。今朕上承皇天眷佑，并荷二帝盛德之感，又获诸臣僚翊助，得将此洪水平治。但是回念此皆缵修先考之绩。即治水方略，亦大半秉承先考平日之训诲。朕成功而先考失败，皆‘时、运、命’三者为之耳。今朕忝膺大宝，而先考犹负屈未伸，朕清夜以思，真不可为子，不可为人。现在对于先考，宜如何尊崇之处，汝等其细议之，加入天子祭礼之中。但如果于理未合，即行作罢，朕不敢以私恩而废公议也。”
皋陶道：“老臣思之，窃以为不可。先崇伯是曾奉先帝尧、先帝舜之命诛殛之人。假使先崇伯果然无罪，则二帝之诛殛为失刑；假使不免于罪，则今日之尊崇即不合。况且尊崇之法，不过爵位名号而已。爵位名号是天下之公器，不是可以滥给人的。人子对于父母，但能尽其孝养之诚，绝不能加父母以名爵。如果加父母以名爵，则是人子尊而父母卑，名为尊父母，实则反轻父母了。先帝不尊瞽叟，不但是天下为公之心，亦是不敢轻父母之意。所以老臣以为不可。”皋陶说时，那张削瓜之脸上颇露出一种肃杀之气，大家望而生畏。夏禹忙道：“朕原说如于理不可，即行作罢。现在既然士师以为不可，毋庸议吧。”
轻玉站起来说道：“臣意不是如此。臣闻圣人之训，母以子贵。母既可以子而贵，当然父亦可以因子而贵了。除非圣人之言不足为训，否则父以子贵即不成问题。况且平心论之，子贵为天子，享天下之尊崇，而其父母犹是平民，反之良心，未免有点不安。先帝之不尊瞽叟，是否无暇议到此处，或者是瞽叟的不愿意，或者别有苦衷，不得而知，然而先帝所作的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四句诗，小臣无状，诽谤先帝，窃以为总是错的。试问瞽叟在不在‘率土之滨’？是不是‘王臣’？如是王臣，则不尊瞽叟错了；如不是王臣，则诗句错了。这个恐怕不能为先帝讳的呢。当时东方的野人曾有一种谣言，说道：先帝在位的时候，每日视朝，瞽叟总是随着臣工一体觐见。皋陶君当日身列朝班，想必知道这种谣言之不可信。但是何以有此谣言？就是为不尊瞽叟之故。现在我王想追尊先崇伯，固然是不匮之孝思，亦为要避免这种无谓之谰言。为人子者，固不可以封其父母，然而臣民推尊总无不可。古人说：‘爱其人者，爱其屋上之乌。’乌尚应推爱，而况及于天子之父么？天子有功德于万民，万民因感戴天子，并感戴天子之父，尊以天子之名爵，是真所谓大公，岂是私情么？如说先崇伯以罪为先帝所诛，无论当日所犯是公罪，非私罪，即使是私罪，而既已有人干蛊，有人盖愆，那么其罪早已消灭，与先帝的失刑不失刑更无关系。假使有罪者总是有罪，虽有圣子，干蛊、盖愆亦属无益，那么何以劝善？何以对得住孝子呢？”
夏禹听到此处，伤心至极，忍不住纷纷泪下。皋陶听了，明知轻玉是一片强词，然而看见夏禹如此情形，亦不忍再说。其余群臣亦不敢再说。只有杜业站起来说道：“现在此事不必由我王主张，由某等臣下连合万民，共同追尊就是了。”夏禹忙道：“这个不可，这个不可。”既将道：“自古有‘君行意，臣行制’之说，现在就由臣等议定手续，加入祀礼之中，请我王勿再干涉吧。”
夏禹听了，亦不再说。于是再将伯夷所拟的礼制看下去，看到丧礼中有两条：“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无得而逾。”国哀立起说道：“从前洪水方盛，这种制度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天下治平，再说短丧薄葬，恐于人心过不去吧。况且至亲骨肉，最怕分离，人情所同，生死一理，应当归葬祖墓，使之魂魄相依。俗语说：‘狐死正丘首，仁也，不忘其本也。’今规定死于何处即葬于何处，岂非使人忘本而不能尽孝么？”
季宁道：“不然，孝的原则，生前是奉养，死后是祭祀，与坟墓无关。被发祭于野，是夷狄之俗，不可为训。从前神农氏葬茶陵，黄帝葬桥山，都是死在何处即葬在何处，并无葬必依祖墓之说。千山万水，一定要搬柩回去，势必用坚美的材木，桐棺三寸万万不行，那么丧礼的根本就一齐推翻了，如何使得呢！古人说得好：‘形魄复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可见得父母的形骸虽葬在他处，而父母魂气仍可依着人子而行，何嫌于不能尽孝呢！
“至于制丧三日，并非短丧，乃是在父母初死三日之中诸事不做，专办大事，以尽慎终之礼。三日之后，农者仍农，工者仍工，商者仍商，不以父母死而废其所应做之事。有一种制度，父母死了，限定几日不出门，几年不做事，甚且在父母墓前结庐居住，自以为孝，实则讲不过去。圣人制礼，须使其彻上彻下，无人不可行，方为允当。几日不出门，几年不做事，庐墓而居，在有资财的人可以做得到，倘使靠力作以度日的，那么怎样呢？都是无礼不孝之人么？制丧三日，所谓‘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使彻上彻下，人人可行，如此而已。
“况且孝之为道，在于真心，不可伪托。外面装得极像，而心中一无实际，何苦来呢？现在是尚忠时代，以诚实为主，与其定得过分，使大家不能遵行，而又不敢不遵行，弄得全是虚伪骗人，还不如索性短丧，倒也爽直。从前有一位大圣人，他的一个弟子问他道：‘三年之丧未免太久，一年恐怕已够了。’大圣人反问他道：‘父母死了，你穿的是锦，吃的是稻，你中心安么？’那弟子答道：‘安的。’大圣人道：‘既然你心里安，那么你去短丧就是了。君子居丧，因为居处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所以不肯短丧的。现在你既然心中安，那么你去短丧吧。’照此看来，这个弟子虽则不能为孝，尚不失为直。比那苫块昏迷，罪孽深重，一味饰词骗人，而实则一无哀痛之心的人，究竟好些。所以大圣人亦就许他短丧，就是这个意思。”国哀听了，亦不言语。
夏禹又看下去，只见写着道：“祝余鬻饭，九具，做苇茭而墙置翣(2)，绸练设旐，立凶门，用明器，有金革则殡而致事。”便问道：“怎样叫明器？”季宁道：“就是寻常日用之物，如盂盘巾栉等，埋之于土，亦是事死如事生之意。”夏禹听了亦不再说。时已不早，即便退朝。
(1). 嶡（jué）：一种陈列牺牲的器具。
(2). 翣（shà）：棺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