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卡》之於我，好比一個綜合素質挺不錯的“男孩”，卻沒獲得到應有的發展機遇，責任又全在我這位“家長”。
何以非言“男孩”而不是“女孩”呢？
在我看來，文學作品是有性別的，並且不受作者的性別之影響。比如曹雪芹是男性，《紅樓夢》則女性氣質顯然；艾捷爾·麗蓮·伏尼契是女性，《牛氓》卻男性氣質顯然；喬治·桑是女性作家，作品每有男性氣質；艾米莉·勃朗特和她的《呼嘯山莊》也是如此；列夫·托爾斯泰的《複活》是中性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女性氣質的；《戰爭與和平》是典型男性氣質的。
確乎———作品的性別氣質，主要由主人公的性別而定。當作者的性別與作品主人公的性別相反，作者在創作過程必然要實行自身性別的轉化思維。
《黃卡》的兩個主要人物是男性，故我言其為“男孩”。
中國的戶口現象，乃是最具中國特色的現象。不是之一，而是“最”。
１９８２年全國短篇小說獎評選過程中，我有兩篇短篇小說三輪評選都入圍了———《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西郊一條街》。
《西郊一條街》發表於江蘇省文學期刊《雨花》———內容講在城市邊緣某處，原本城鄉居民混住，忽而開出一條街，宣布這邊為城，那邊為村。屬於城市的這一邊每戶發城市戶口，開始供應商品糧；屬於鄉下的那邊隻有集體戶口，以後家家戶戶隻能為農，似乎將世世代代為農。原本是農村人的黃吉順，事先探聽到了以街為界的信息，憑詭計與工人張廣泰家匆匆換了住房，結果街一修成，黃家有了城市戶口，而張家成了農村人，兩家的兒女親家關係也“吹了”———於是形成了城鄉兩戶人家半個多世紀的怨恨情仇。
由於當時知青文學更受關注，《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獎，《西郊一條街》落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