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萨尔维医院有许多幢楼，每一幢楼都标有一个从A到P之间的字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是欧洲最大的精神病医院，落成时间是1890年。这家医院占地宽广，面积达三十二公顷。由于在现代化的村落结构中插入了一大片绿地，它至今仍被看作城市建筑的一个典范。它所在的地方在一个世纪前是佛罗伦萨的市郊，是货真价实的城中之城，完完全全自给自足：从供水系统到供电系统，从食堂到教堂，再到墓地。
彼得罗·格伯清楚地记得某本大学教材里对圣萨尔维医院的描述，但其中漏掉了一个细节。
圣萨尔维医院是座地狱。尽管格伯选择了心理师的职业，他却从未踏足过那个地方。
佛罗伦萨人把这座“疯人院”称为“红顶屋”——得名于这个仿佛处于人世之外的建筑远远看上去的样子。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人们一旦进去了，就永远不会再出来。
在一段时间以前，我们所有人都在红顶屋……
奈利的话很有说服力。他、维泰罗和卢乔拉曾经是那家医院的住院病人。正是在那个地方，他们认识了汉娜的父母。汉娜的父母是精神病人，这个事实并没有让格伯感到惊讶：怪异的举止、偏执和受迫害妄想是精神疾病的明显症状。
在与汉娜会面结束后，格伯决定去一趟圣萨尔维医院，想要看看能否找出那女人的父母在那里待过的痕迹。
他开车来到医院的大门口，观察着延伸至栅门之外的凄凉的花园：一道草木组成的墙，用以对所谓的“精神健全人”掩藏起那个地方的样子。
他只需按下对讲机，让人开启自动开门装置。他挂上挡，把车开进一条深入树林的小路。
开了大约一公里后，出现了第一座建筑，主体呈椭圆形。他熄了火，走下车，迎接他的是一片凄凉的寂静。
除了几条流浪狗，这个地方已经多年无人居住了。
1978年的一条法令宣布关闭所有拘禁精神病人的机构，出发点基于一条假设，即病人在这些机构里遭受了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对待。
终于，一个人影从保安室里冒了出来。一个健壮的男人，穿着深蓝色制服，佩挂着一大串钥匙，钥匙在他身侧丁零作响。
“我还以为是维修人员来了。”这位年老的看门人抱怨道，“但我想您不是为那根坏掉的水管而来的，那东西已经漏了好几天了。”
“不是。”格伯热情地微笑道，“我是来参观的。”
“很抱歉，博物馆已经关停了。政府请不起人维持它的运转。”
“什么博物馆？”格伯不知道圣萨尔维医院还有一个博物馆。
“那个记录医院院史的博物馆。”看门人肯定道，“您不是为这个而来的？”
“我叫彼得罗·格伯。”他立刻自我介绍道，担心自己会被赶走，“我是个儿童心理师。”
在过去，实习生们会被派往圣萨尔维医院进行实习。很少有人能经受得住，他们通常会改行。但是，在他毕业的时候，这家医院已经关门了。
“心理师？”那男人疑惑地问道。
格伯感觉到自己在被人审视，意识到自己外表欠佳。“是的。”他确认道。
“您在找什么？”对方怀疑道。
“两个病人的临床记录……我想知道那些档案被存放在哪儿。”
看门人笑了起来。“和其他所有东西一起，”他回答道，指向自己周围，“全都被毁了。”
格伯无意间把目光落在那男人的外套上。
“您掉了一粒纽扣。”他说着，指着那个位置。
看门人查看了一下。然后他也指了指格伯：“您也是。”
格伯看向自己：事实上，他的博柏利外套上也掉了一粒纽扣。遗憾的是，他们两人掉的纽扣没有一粒像汉娜声称她从袭击者身上扯下来的那粒。
我怎么了？他对自己说道。突然间，他开始注意起其他情况下不会在意的细节。这也属于汉娜·霍尔在他的脑海中灌输的顽念。
“您这一趟是白来了。”看门人断言道，“不过，如果您想，我可以让您在博物馆来一次专属参观……我不常遇到能跟我聊两句的人，我今天的值班时间太难打发了。”
从系在腰间的钥匙串中找出正确的钥匙后，看门人打开了一扇沉重的铁门，引他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因为有着带栅栏的高大窗户，所以走廊里光线明亮。
走廊两侧有着贴满了照片的巨大嵌板。有些照片是黑白的，其他的是彩色的。这些照片表明了曾经居住在这里的病人们的情况。这是一个人类苦难的样本集，那些男男女女被抽空了自我，像船难者一样永远听任风暴的摆布。他们称不上在生活，只是勉强度日，被强壮的护士看管着。而那些精神科医生站在高处，从连接不同楼栋的通道上观察他们，就像在动物园里一样。这里缺少相应的精神药物，治疗手段是不加区分地使用胰岛素和电击。
“那些人被分为平静型、了无生气型和激动型。”看门人解释道，“然后是半激动型，也有患病的和瘫痪的。还有患了癫痫的和**的，那些人的**很混乱。老人们住在养老院里。”
格伯知道，流落到类似地方的并非只有患有或轻或重的精神疾病的人，还有身体残疾、没有家人照料的人。直到几十年前，这些地方收容的人还包括酗酒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因为他们属于被文明社会排除在外的类别。事实上，被关进像圣萨尔维医院这样的地方并不难。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只要一个女人我行我素，或者有人指控她的举止与现行的道德伦理不合，她就会被送到那里，通常是经过了她亲属的同意。大部分诊断与真实的医疗卫生需求毫无联系。因此，这些地方也会收容缺少资财的孤寡老人，让他们自生自灭。
对那些甚至不能早早进入真正的地狱的穷人来说，圣萨尔维医院就是地狱。
这座博物馆和馆中的永久展品有一个伪善的企图，意图治愈佛罗伦萨因为那个世界受到的伤害。因此，格伯无法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
“我弄错了。”他说道，“圣萨尔维医院在1978年就关停了，但我要找的人那时候还是小孩子，他们当时不可能住在这里。”
格伯是现在才想起来的。奈利对汉娜撒了谎，说他在红顶屋认识了她的父母。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汉娜对格伯撒了谎。但她为什么想引他来这里？
“等等。”看门人拦住了他，“这个说法不准确。有件事一直没有被透露出去：在被宣布关停后，这家精神病医院仍然继续运转了二十年。毕竟医院总不能把在这里度过了大半生的病人随随便便扔到大街上吧？这件事从来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没人想要了解。”
他说得有理，格伯之前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那些精神病人的家人不愿意把他们接回家，而那些可怜的家伙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那么，在1978年之后，这里依然收容了其他人？”
“这个地方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废弃品处理站……那条法令本意是好的，但人心不会因为一纸文件就改变。”
他说得有理，尽管没人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在这个紧要关头，格伯产生了一种直觉：“这些天里，还有别人来参观博物馆吗？”
“您是今年以来的第一个人。”那男人立即回答道。
“没有人到这里来问问题吗？”
看门人思索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格伯决定给他一条线索：“一个时常抽烟的金发女人……”
“您说她抽烟吗？也许……”
格伯正要请他把话说完，但对方先开口了。
“这里有时会发生诡异的事。”他断言道，但从他的脸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担心自己不被相信，或者更糟，被看作疯子，“请别误解我，我不是个傻瓜，我很清楚人们对这种事是什么看法……但如果你在一个废弃的疯人院工作，传播出某些流言，也许会有人开始笑话你。”
“您看见什么了？”格伯直截了当地问道，向他表明自己愿意不加评判地倾听。
看门人的声音变得尖细而惊恐：“有时候我听见楼里有人在哭……有时候有人在笑……我不时听见他们之间在交谈，但从来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还喜欢移动椅子：他们通常把椅子安置在窗前，朝向花园……”
格伯不置一词，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故事攫住了他。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环境，也许是因为他的理性近来已经受到了太多次考验。
“您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他问道，直觉意识到这仅仅是个开头。
“来，我给您看一样东西……”看门人说道。
他跟了上去，被引入博物馆的一个房间，房间里的墙壁上满满当当地贴着一张拍摄时间为1998年的大合照：四排穿着白大褂的男男女女，整齐地排列在镜头前。
“这是医院关门的那天。他们是在圣萨尔维医院工作的最后一批人：心理师、精神病医生、专科医生……昨天，就在这张照片前的地板上，我发现了三个烟头。”
“是什么牌子的，您还记得吗？”格伯立刻问道，想到了汉娜·霍尔的温妮牌香烟。
“很抱歉，我不记得了。我没有细看就把它们扔了。”
格伯疑惑，那人为什么偏偏在这张巨大的照片前停下脚步？他开始仔细观察照片上的脸，就像前一个人可能做过的那样，然后他认出了一张熟悉的脸。
他只见过她两次。第一次是在他快九岁的时候，在某个星期天的维沃利冰激凌店里，在一杯他不屑于品尝的、正在融化的冰激凌前。第二次是在卡勒基医院，在心脏病科的等候室里，她当时正在流泪，因为她大概一直爱着的那个男人即将死去。
如今彼得罗·格伯第三次遇见了她。他惊异地得知，这个女人对汉娜·霍尔来说也很重要。
在这张老照片里，她穿着的白大褂上少了一粒黑色的纽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