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隻鐵皮鉛筆盒，帶著上海產品特有的結實和挺括，盡管製造我的隻是一家位於楊樹浦區的裏弄工廠。
我的盒蓋上噴的是一層金燦燦的漆，左上角印著一輪蛋黃似的太陽，太陽的光芒被分解成一道道從中心向邊緣擴散，漸行漸粗的直線。右下角是三個背著書包的孩子，他們大大地伸展著胳膊，仿佛在向太陽索取擁抱，又仿佛是要擁抱太陽。打開盒蓋，內裏印的是一張九九乘法口訣表，底下有一行類似於注解的斜體小字：“洋為中用，古為今用。”
我的售價是三毛九分錢，這個價位在那個年代可以買八張油餅，或者二十個小實心包子。我躺在西湖邊上一家文具店的櫃台裏，被一位從溫州出差經過杭州的供銷員相中。其實，當時被拿出來供他挑選的，還有另一隻鉛筆盒。那隻鉛筆盒比我略大一點，盒蓋上噴的是象征著積雪的白漆，上麵印著一束又紅又黃的蠟梅，黃的是花瓣，紅的是蕊。那個供銷員最終選中我的原因，應該還是價差——那隻鉛筆盒的售價是四毛四分錢。五分錢對他來說也許不是障礙。他看上去穿著體麵，從他卷起袖口的那隻胳膊上，我看見了一隻嶄新的上海牌手表，表麵的那張塑料貼膜還沒來得及揭下。我猜想促使他決定花三毛九分錢而不是四毛四分錢的，是因為他考慮到這五分錢的差價，到底能不能為他產生五分錢的價值。
我被這個男人買去，帶到溫州，作為禮物送給了一位替他洗衣服的女人。女人接過禮物的時候，心下就明白了，這禮物是用來買太平的。第二天早上，當別的孩子不在場的時候，女人把這個鉛筆盒悄悄地給了她的小兒子。這個孩子見到我的時候，眼睛噌地睜大了。他雖然讀到了初中，卻從來沒擁有過一個屬於他的鉛筆盒。他的鉛筆圓珠筆橡皮擦和米達尺，都是放在一個他母親用零頭布縫製的小布袋裏。每逢需要在課堂上使用文具的時候，他總是偷偷摸摸地在課桌的抽屜裏鬆開那條抽口的繩子，他無法忍受把布袋亮在桌麵上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