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身是一塊零頭布，我是從一塊二尺七寸寬、七尺長的燈芯絨布料上剪下來的。那塊布料是一位母親給她的兩個女兒做外套用的，當時兩個孩子的年齡分別是九歲和十三歲。適合這個年齡的女孩子的顏色應該是大紅、天藍、杏黃，再不濟也該是墨綠，而我的顏色卻是一種與泥土接近的灰。母親選擇這個顏色的理由非常簡單：它耐髒。當然，她沒想到耐髒的另一種說法是：這塊布本身看起來就已經髒了。母親是個講究實際的人，“好看”這樣虛浮的詞，在她的腦子裏是輕易找不到落腳的地盤的。
我從那塊布料上被剪裁下來之後，就一直躺在某個抽屜的角落裏，過了大概三四年的時光。後來那位母親的大女兒高中畢業，要去離家不近卻也不算太遠的一個生產隊插隊落戶。女兒去的那個地方，生活條件自然無法跟城市相比，母親不放心，就把自己背著丈夫偷偷積攢的二十塊錢交給女兒帶上。直到這時，母親才想起了那塊已經被冷落了多年的零頭布。她把它翻找出來，縫成一個小小的錢包。她的針線本領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我在剪刀底下出世時的樣子有些蠢，而且縫製的針腳也很粗大。但是我外貌上的缺陷很快就被功能上的齊全所彌補。我帶有一個夾層，夾層裏有兩個暗兜。暗兜和明兜相得益彰地給諸如全國糧票、鋼鏰和紙幣等不同種類的票證提供了各自的藏身之處。而且，我的布舌底下釘了一個大號鐵撳鈕，它極為牢固結實，經得起千秋萬代的揪扯。在香奈兒、愛馬仕、路易·威登等名字尚在外語詞典裏酣睡，大部分百姓人家都還在使用偉人語錄的紅套封或小硬塑料袋，來裝載他們少得可憐的零花錢的年代裏，我就算得上是一個拿得出手的專用錢包了。
就這樣，我從一塊零頭布變成了一隻手掌大小的錢包，藏在我主人（也就是那位母親的大女兒）的貼身褲兜裏，和她形影不離地相處了整整十四年。我看得見她每天的一舉一動，聞得出她肌膚上隨著情緒變化而散發出來的不同氣味，聽得見各樣隱秘的念頭在她身子裏窸窣爬行的聲響。這些念頭有的很快在她的嘴巴裏找到了出路，有的則會長時間地潛伏在她的身子裏，漸漸銷蝕腐爛，成為新一撥念頭棲身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