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給大西洋聯盟的國會講解了目前形勢後，已經整整兩天沒有傳來任何消息，我有些擔心事情可能不妙。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名剛剛打完官司的律師，我的客戶明明無罪，卻可能麵臨死刑的結果——他的命運被徹底交到了那些完全不懂案情的人手中，他們可能會做出任何感性甚至自私的判決。一想到這裏我就非常不安。
我和福勒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總部的辦公室裏，討論著任務的相關細節。一名海軍陸戰隊中尉敲門進來。他是福勒的助手。
“先生們，執行委員會找你們。”
大西洋聯盟內重要大國的領導人齊聚在行政大樓的局勢研究室裏。他們坐在會議室的長桌旁，美國總統最先開口說話。
“先生們，你們的任務允許執行。”
聽到這裏，我終於鬆了一口氣，整個人心情都暢快不少。
但好景不長。
“有兩個前提條件，”在總統粗啞的聲音下，每個字都如此刺耳，像一台電鋸在嘎吱作響，“首先，在我們回收並翻新至少兩百枚核彈頭之前，發射任務不可以進行。”
“為什麽要翻新？”我很不解。
“用於太空作戰。我相信你們都很清楚原因，但我還是多說一句：我們認為這次任務會招致敵人的武力反擊，我們必須做好自衛準備。”
我不敢相信耳邊的話。
“這可能會耗費數年的時間啊！”我幾乎是對總統喊道。
“也許吧。”總統冷冰冰地看著我，“但我聽說你在機械方麵頗有造詣，也許你可以做幫忙回收和重新設計的工作。”
福勒給了我一個眼神，意思是接下來交給他。
“那第二個條件呢？”福勒問。
“在你們通知裏海條約和太平洋聯盟之前，我們需要做好準備。”
“準備什麽？”福勒依然非常平靜。
“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