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钟天意
1969年7月21日，美国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载着三名宇航员成功登上月球。他们在月球表面留下了那个脚印，还有尼尔·阿姆斯特朗那句传诵至今的话：“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整个人类的一大步。”
这个故事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但倘若你吹开历史故纸堆上的灰尘，便会忍不住怀疑：如果不是一连串历史的巧合从中作梗，兴许人类登上月球的时间会提前二十年，甚至更早。
事实上，对于航空航天史来说，在美苏争霸之前，30年代同样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它扼杀在了摇篮之中罢了。我们应该知道，美国并不是第一个盯上月亮的国家。如果说阿姆斯特朗的登月动机因时代所限而蒙上了一层冷战的阴影，那么在上世纪30年代，一群今天所谓的“技术宅”们聚集在英国利物浦，为将人送上月球而焚膏继晷，则仅仅是为了证明“人类可以到那里”。
兴趣使然的英雄
1933年10月13日，菲利普·克莱托，一个狂热的太空旅行爱好者，在利物浦创建了英国星际协会（British Interplanetary Society，以下简写为BIS）。
听上去，BIS像是供一群不着边际的科幻迷谈天说地的沙龙—但尽管其成员不乏科幻迷，它的主要任务还是在宣传航空航天。
在美苏的太空竞争之前，像BIS这样的组织已经有自己的竞争对手了。实际上，在30年代，星际协会和火箭爱好者组织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其他国家的经验可能与英国的明显不同。
早在1927年，德国业余火箭协会VfR（Verein für Raumschiffahrt）便已经宣告成立，其最初成员包括当时大多数赫赫有名的火箭专家：赫尔曼·奥伯思、马克斯·瓦利埃、鲁道夫·内贝尔、克劳斯·里德尔等。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一样，该组织曾发射了一些小型**燃料试验火箭（他们在柏林郊区雷尼克多夫有一个小型试验场），并因此与当局进行了多次交涉。BIS的计划所涉及的诸多领域，VfR都早就有过涉猎。而进一步了解它的历史，就会发现其成员中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沃纳·冯·布劳恩。
但与这些组织不同的，可能还是BIS成员的气质与风格：非要类比的话，它更像是漫画《猎人》中的幻影旅团，召集了一群气质迥异、各有所长的怪咖。在三十年代，BIS究竟举办过多少大小活动，如今已无法考证。但我们还可以看看当时的成员名单—这其中有亚瑟·詹瑟博士，他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为太空船敲定了各部分的材料，这一点在之后会提及；帕特里克·摩尔，协会官方杂志《太空飞行》的编辑，他保证了杂志的高水准；工程师及艺术家拉尔夫·A·史密斯，他提供了太空船在飞行中和在月球上的艺术概念图。史密斯也是第一个严肃的空间站概念的共同创造者之一，他还与阿瑟·克拉克合作出版了《月球探索》一书；以及活跃成员阿瑟·克拉克本人。
没错，阿瑟·克拉克曾经也是这个疯狂组织的重要成员。他恃才放旷的自负性格也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以后，在托尼·赖希哈特的《女王陛下的登月火箭》一文中，作家曾回忆道：“……他（克拉克）的性格，使得他的朋友为这位即将用《2001太空漫游》震撼整个世界并预言了通讯卫星的诞生的年轻人取了一个非常应景的外号—Ego。”今天，打开BIS的官方网站（https://www.bis-space.com），你还可以在上面看到克拉克的名字：他曾于1946—1947和1951—1953年两度出任该协会主席。克拉克一生中始终与BIS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他的慷慨捐助，BIS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航空航天图书馆之一。
克拉克的个人性格就是整个BIS精神的缩影。尽管BIS的活动经常与白兰地、雪茄烟和点心相伴，他们并不仅仅是纸上谈兵。他们的野心不仅是促进和提高航天学的公众形象，更是对火箭进行货真价实的试验；而这种野心全然是由兴趣驱动的。可以说，这是一群“兴趣使然的英雄”。
“不要大炮”
但直到1937年，这群兴趣使然的英雄才终于敲定了计划：设计一艘能将三名船员安全送上月球，允许他们在月球上停留14天，并能以半吨的最终有效载荷安全返回地球的飞船。这个想法未免太超前了些，也难怪它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就连列奥纳德·卡特，一名在1937年加入BIS并在伦敦总部工作的会员，都将在二战前谈论登月旅行奚落为“某种意义上的精神病”。
这个计划固然有些过于异想天开，但它不仅仅是一系列现实因素的结果，更是带有一丝技术宅赌气的意味。因为BIS的成员们身为资深科幻迷，都对当时科幻小说和电影中过于敷衍的月球旅行深恶痛绝：无论是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还是改编自威尔斯小说的科幻电影《笃定发生》，里面甚至都没有考虑到加速度会在一瞬间把宇航员压成肉酱这一事实！
在凡尔纳写作的时代，尽管作家理应认识到加速度意味着什么，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作家无法想像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方案；所以“人肉大炮”更像是某种航天梦在现实面前妥协的产物，它必须通过刻意忽视最重要的矛盾来圆梦。但在BIS的时代，这些野心家们已经准备好收拾前人留下的烂摊子了：毕竟，宇航员应该安全地出发，体面地回来，否则登月便毫无意义。
但除了公众的不理解之外，BIS的计划还有着一系列可以预见的困难：BIS的成员大多是年轻人，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有钱去购买必要的昂贵设备。加之这个计划并没有政府或财团的支持，资金显然是捉襟见肘的，也就没有条件对火箭进行风洞之类的实验。
而且，这个计划并不会最终做出成品，但在当时，航天火箭上的各部件都是一片空白，并没有可供参考的原型。比如火箭进入太空之后，该如何让失去参照系的宇航员不至于晕头转向？登月舱返回地球的时候，该如何克服大气层的摩擦并平稳着陆？不为诸如此类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登月计划就等于异想天开。
尽管困难重重，一个拥有工程或科学背景的BIS会员组成的委员会还是开始了行动。为了让人们理解这项计划，BIS的成员一直在努力说服外界。“必须要解释的是，我们并不是一群像哭着要新玩具的小屁孩一样的登月怪人。”当时的协会主席阿奇博尔德·洛如是写道。会员们开始频繁召开讲座，而这一事务则由阿瑟·克拉克负责。直到二战结束，克拉克都尽职尽责地贯彻着这一任务—他曾在牛津大学的酒吧里耗费了一整晚的时间邀请C.S.刘易斯和J.R.R.托尔金，试图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两位作家都没有应邀，不过乔治·萧伯纳倒是以91岁的高龄加入了BIS。
而至于另外两个问题，BIS选择将其合为一个处理：没有的东西就自己动手做。为此，委员会成员每周择日开会，会议通常在夜里进行。为了节省资金，地址则往往选在某位会员的家中。萦绕在天花板上不散的烟雾、因熬夜而红肿的眼睛、一摞摞用来装点心的空盘子，这些对BIS成员们来说再正常不过了。
尽管当时的资料如今已难寻觅处，但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套用一句老话来形容，他们的探索之路是“痛并快乐着”。同样在《女王陛下的登月火箭》一文中，莱希哈特记录了BIS制造定天镜—一种帮助宇航员保持视野中星辰静止不动的设备—那“小米加步枪”式的戏剧性时刻：协会的技术委员会领袖杰克·爱德华兹在史密斯的家中，用刮胡镜和粉底盒手舞足蹈地演示着定天镜的工作原理：“房间里挤满了活人雕像。他们把手中的镜子高举过头顶，站姿优雅，颇有艺术范……疲惫涌上雕像们的手臂时，他们开始摇摇晃晃。”
与历史擦肩而过
1939年1月，BIS的研究成果终于公之于众。这项载人飞船设计方案是全新的设计，与之前提出的完全不同—事实上，一群工程师和科学家坐下来设计出一个现实的、科学上可行的载人飞船，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尽管阿波罗登月计划要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才启动，但我们可以看到，BIS的计划已经有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雏形。
如图所示，飞船的每一级都是由火箭组成的六角形蜂窝状集群，最顶端则是乘员舱。火箭本身是用石棉布粘在金属管内的。最大的火箭长15英尺，直径近15英寸。在前五级中，每一级都有168个。第六级有450枚中型火箭和两级600个小型火箭。所有的火箭都以这样一种方式连接在一起：当一级上的所有火箭都烧尽时，它们就会掉下来。
亚瑟·詹瑟博士为飞船敲定了各部分的材料。飞船外壳由玻璃状的熔融氧化铝制成，乘员舱所需的内壳由几层亚麻织物制成，并用橡胶和树脂的混合物粘合。机舱内部的其余部分主要使用经过硬树脂处理的软木。窗户和光学仪器由透明的丙烯酸塑料制成。所有的电线都涂有透明的聚苯乙烯，管道则由聚氯乙烯制成。
在细节上，这款载人飞船也堪称尽善尽美了。它包括由爱德华兹全新设计的惯性导航系统—一张连接着滚珠轴承、齿轮、砝码与弹簧的铝制圆盘，用于感知宇宙飞船的速度与姿态；一台定天镜，这是由两个固定的镜片和一对可旋转的镜片组成的导航工具，其旋转镜片可适配飞船的运动，从而确保视野中的星辰保持静止不动；就连登月出舱后使用的宇航服、显微镜、帐篷、纸笔，以及该把什么食物带到月球上最经济高效都考虑到了。
的确，他们的一些点子注定无法成真，2000多台（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组成的推进系统便属此类；但这个怪异的设计可能与1875年英国的的《爆炸物法》有关，该法阻止了英国对**燃料火箭的任何私人试验。所以火箭采用今日看来颇为不可思议的固体燃料（将一艘重达1吨的航天器运送到月球和返回月球至少需要1000吨固体燃料！），其实是妥协的结果。
不过，他们的另一些创意—从对空气动力摩擦的关注到返回地球时使用的着陆降落伞、从三名宇航员的团队协作模式到登月后的地质勘探行动—都堪称先驱。1939年，由BIS公布的载人登月可行性分析报告，比真正的载人登月早了三十多年。关于他们的文章登上了《时代》杂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如果—只是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这项计划会不会受到英国政府的关注与支持，从而让人类登月的历史大幅提前？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随着英法对德宣战，BIS的成员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悉数入伍，这起登月计划也无疾而终。好在二战后，他们又重拾了之前的设计方案，对飞船进行了大量更新：最明显的区别便是，终于采用**燃料了。
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成长
最后，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个登上月球的是美国人？这个问题似乎用初中的历史知识便能得到解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在二战后国力强盛的美国，才能完成这一宏大的工程。
但这个回答还不够。这种冠冕堂皇的套话无法帮我们正确评判BIS的登月计划—事实上，它已经足够尽善尽美，并颇具后世登月飞行器的规模；如果不是历史的巧合在从中作梗，今日被我们铭记的可能不会是阿姆斯特朗。
我们习惯将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在外层空间的竞争特称为“太空竞争”。将这个名字赋予特定的时期是有其原因的，因为彼时的太空竞争是冷战思维的附属品，在推动人类航天技术进步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当时两国争先恐后地发射到太空中的卫星，一大半如今都成了讨厌的太空垃圾；而盲目竞争带来的恶果，则要由两国人民承担。如果成功的是BIS—哪怕不是，拥有冯·布劳恩这种天才选手的VfR等组织也同样有可能创造历史—我们的航天史会不会看上去更体面些？
但历史是没办法问“如果……会怎样”的。就像少有人知，冯·布劳恩同样也是个情商极高，并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在1948年，他甚至写了一部小说，来探讨大规模火星探险的可能性。若非与纳粹发生交集，长阿瑟·克拉克五岁的他完全可能成为另一个科幻大师，或者以更加光荣的方式成为德国火箭之父；而非为纳粹研发V-2火箭，并终身背负“战犯”这一不光彩的身份，因罹患癌症而死在异国他乡。
在这里，发挥作用的似乎是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所笃信的历史合力论：历史是无数朝向不同方向的力加总合力的结果，而面对既定的历史事实时，因为这些力千丝万缕、错综复杂，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所以往往只能归因于天才人物和他们的行动；而当我们这么相信时，也就相当于拥抱了遗忘。
这些航天事业的先驱们留下的遗产绝不仅仅是技术。我不想在这里刻意煽情，倒是可以引用刘慈欣在得知2008年阿瑟·克拉克逝世的消息后所说的一段话：
“那个让我重新认识文学的潜力和可能性，并把我带上科幻之路的人于2008年3月去世，继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后，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也离开了我们。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阿瑟·克拉克在这里长眠。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成长。’是的，在主流文学使人变老的同时，包括他的经典之作在内的科幻文学却使人年轻，这是我写科幻十年来最大的感受。”
刘慈欣的写作从克拉克那里继承来的并非技巧，而是远比技巧重要的东西：写作的技艺可以学来，可以练习并精进，但就像人不能通过学习长出翅膀一样，克拉克的魅力也是无可替代的。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恐怕还要回望克拉克的那句墓志铭：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生长。这些在地下室里鼓捣火箭的先驱，原本就是一群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生长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