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晚晴
Cast a cold eye On life on death Horsemen pass by
一
對於一個習慣沉默的人，墓誌銘似乎是表達自己的最後機會。
他是個唯物論者，按理說，他不應該糾結於這些身後事。他以前確實是這麽想的。但，現在他意識到，以前他之所以這麽想，是因為他以為死亡離他還很遠。
如今，考慮在自己的墓碑上寫些什麽，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司湯達式的墓誌銘是不錯的選擇，他可以讓人在那塊精心磨製的大理石上刻如下幾個字：活過，愛過，推導過……但是，應該由誰來完成這一工作呢？除了妻子，他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親人—哦，應該叫“前妻”。離婚已經十年了，他依然沒有習慣身份的轉換。
“也許我該給她打個電話，”他想，“或者，也許我該去紐約見見她。”
也許不該。
得知診斷結果那天，他在校園裏鋪滿落葉的林蔭道上走到夕陽西下。“我把一生都奉獻給了這裏，奉獻給了虛無縹緲的數學王國。”他的腳步趟過落葉，發出沙沙輕響，“而今我要走了，我留下了什麽？誰會記得我？”
不知不覺就走到了“貓頭鷹”酒吧。在酒吧門口，他撥通了鄧肯·艾利希的電話。
“我在‘貓頭鷹’。”他說。
“你什麽意思？”電話那頭問。
“陪我喝酒。”
“啊哈。”
傍晚七點多，酒吧裏是三三兩兩的學生。即使坐在一起，他們也都沉浸在各自的增強視域中。對於兩個中年教授的到來，沒人費心抬一下眼皮。
“我就要死了，你們這些麻木不仁的混蛋！”他在心裏呐喊，“好好愛你們的世界，因為你不知道會在何時失去它！”
向卡座移動時，他不小心踢到了一個學生的腳。後者仰臉看他，藏不住的對衰老而又附庸風雅之人的鄙薄。“對不起。”他躬身，錯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