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終到達了昆明。父母親在研究機關與聯合大學謀到了職位，我們的生活逐漸安定下來。很快，我們同八位航校學員再次見麵。這些人都來自浙江、江蘇、福建地區，家鄉大多已經淪陷，山高水遠，獨居異鄉，訓練枯燥無味，生活寂寞。‘德國教官會拿鞭子抽人的。’他們說。他們每周休息時都會到我們家做客，三五成群地過來聚會，那是他們最歡愉的時光。那時我父母在昆明市郊龍頭村借來一塊地皮，請人修築了三間土坯小屋，這座屋成了他們的‘避難所’，談笑間能暫時忘卻思鄉之苦與亡國之痛。
“我猶記得那座屋左近是鄰村‘瓦窯村’。這村以燒陶器聞名，一條水渠蜿蜒綿長，長堤上種著鬱鬱蔥蔥的桉樹。周末的黃昏，我會在長堤上等待結束作訓的大哥哥們結伴走來。他們穿著筆挺製服的樣子令人著迷。不光在我眼裏，在聯合大學女學生的眼裏，他們也是最時髦的一群青年。”
女犯人的故事似乎有點不著重點，但趙幹部很耐心地聽著，打斷的次數也逐漸變少。這裏沒有需要我驗證的地方。1938年的昆明基本上是安全的，直到10月份日軍攻陷武漢，才開始利用武漢機場起飛飛機轟炸昆明市區。
“那時昆明航校的設備非常落後，隻有幾架東拚西湊的破爛道格拉斯教練機，學員因飛機失事而死亡的概率很高，幾乎每周都有事故發生。到1938年底，八名青年終於以第七期學員的身份從航校畢業。他們的父母、家人都在淪陷區，於是邀請我爸爸和媽媽作為名譽家長出席畢業典禮。爸爸在典禮上自豪地致辭。我們一齊觀看了教練機的飛行表演。那時，每個人都很快樂，他們興奮於終於成為合格的空軍軍官，可以為抗日事業出力了；我們的快樂在於多了一群活潑健康的親人。在那時的中國，還有什麽比親人團聚更快樂的事情呢？……但很快，日本人對昆明的空襲開始了，他們被編入飛行大隊，開始駕著老舊的道格拉斯飛機和霍克飛機對抗日本人的新型戰鬥機。”女犯人說到這裏，神情顯得有點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