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0年，老子提出了“小國寡民”的樂園模型，在其中人民可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或許是有史書記載以來人類所提出的第一個烏托邦草圖。
一百多年後的古希臘，柏拉圖將詩人趕出了他的理想國，並將王冠和權杖授予哲學家，政府可以為公眾利益而撒謊，而每一個人都行其分內之事，滿足社會的需求。放到如今，我們可能會稱之為極權國家，但柏拉圖的思想卻滋養了西方文明關於烏托邦的所有想象。
究竟是“美好之地”（Eutopia），還是“烏有之鄉”（Outopia）？西方語境中的“烏托邦”（Utopia）一詞從一開始便帶有模棱兩可的雙關色彩，它是個玩笑，美好願望，還是惡毒諷刺？也許兼而有之。
相比柏拉圖語錄式的《理想國》，出版於16世紀大航海與宗教改革背景下的《烏托邦》盡管尚跳脫不出時代局限性，但已經設想出一個建製完整的政治製度和社會秩序。托馬斯?莫爾筆下的小島“烏托邦”原是住著化外之民，名叫“烏托邦”的文明人來到島上後，逐漸將他們改造成文化與仁愛的民族，建立起富足強大的國度，追求符合自然的至善生活，信仰自由，財產公有，全民勞動，按需分配，除奴隸外人人享有民主。
類似風格的作品還包括康帕內拉的《太陽城》（1623）、弗朗西斯?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島》（1627）以及塞巴斯蒂恩?默西埃匿名出版的《2440》（1770）等。盡管後人在形式、內容與功能上對《烏托邦》有著不同的延展與變形，但精神氣質卻是一脈相承。
這類被統稱為“經典烏托邦”的作品往往有一種禁欲係樂園的氣質，強調有節製、平衡的理**，而過分貶低了物質追求與肉欲享受。同時，作者有一種為全人類代言的整體主義情節，著力展望一種全景式的社會改造與製度變革，試圖構建一種終極的人類價值觀與精神歸宿。聚焦於抽象理念與規則建立，卻往往忽略專業上的實操性與細節，呈現出一種“亦莊亦諧”的風格。這與世界另一端，來自東方的樂園想象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