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乌托邦就是指美好的不可能的社会，那么它可以涵盖文学虚构、讽刺、幻想、科幻、宗教或者世俗天堂、政治理论、政治纲领或者宣言、创造理想社群的小规模尝试和创造美好社会的举国努力等许多领域，它们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叙事的一种。而在这种叙事背后，隐藏着对人类个体之间由于绝对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制度性焦虑。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这种焦虑始终草蛇灰线地埋藏在人类文明整体中，不时以各种形态显形。
若以1818年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为起点，诞生不过200年历史的科幻小说，迅速地成为乌托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推向更为广阔多元的方向。它反映的是人类对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焦虑。
在莫尔的《乌托邦》以及接下来几个世纪“经典乌托邦”的众多版本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旅行者，登陆偏远的岛屿或未被发现的大陆，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乌托邦社会就像一个禁欲主义的本笃会修道院，每个人都恪守教规、禁锢原罪，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而生活劳作。
在更晚近的科幻版本中，岛屿被换成了另一个星球，或者遥远未来，但它们毫无例外都会提出一种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不平等的理想制度。
到了19世纪后期，大多数乌托邦小说提供的制度被各种社会主义所替代。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1888）描绘了一个未经革命冲突便诞生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社会主义社会，他所憧憬的21世纪波士顿其实是当时郊区中产阶级的生活。而两年后作为回应，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以梦游21世纪伦敦的方式，叙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衰亡：城乡差别遭废除，产品按需分配，货币和学校不复存在，国会大厦被用来存储粪肥，可以看出其在高度简化社会下的反工业基调。
而无论贝拉米还是莫里斯都一如既往地塑造了女性地位与权利隐而不现的男性乌托邦模式。这个问题在美国作家夏洛蒂?吉尔曼的科幻小说《她乡》（1907）、《赫兰德》（1915年）以及后者的续集《与她在欧兰德》（1916）中通过塑造单性繁殖的女性乌托邦来得以深入探讨可能的制度解决方案。
进入20世纪之后，科技的迅猛发展（交通工具、通信技术、太空探索等）所带来的现代思想让“经典乌托邦”所试图塑造的封闭空间或独立王国不复存在，个体不得不走出民族国家的认知框架，从行星-宇宙的视角重新审视自我存在的位置与价值。而乌托邦式的写作，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分支，如达科?苏文所说的“科幻的社会政治体裁”。伴随着这一过程出现的巨大社会影响，可以说是来自“反乌托邦”小说类型的盛行。
反乌托邦类型最初建立于这样一种假设，建立乌托邦的努力也可能走向失控极权主义，比如卡尔?波普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是反乌托邦立场的代表。许多反乌托邦小说描绘出复杂而多元的社会模式，从而实现对于无孔不入监控（《1984》），消费主义与娱乐至死（《美丽新世界》），极端保守官僚机构（《大机器停止》）以及人性中自然主义本能的批判（《我们》）。本质上它们依然延续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传统，并试图加入技术元素令局面变得复杂化。
几乎所有这些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之作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即，我们如何能够在追求乌托邦的道路上避免坠入反乌托邦的深渊，或者在坠落之后再爬出来。这就好比是热力学定律在乌托邦领域的一种映射，追求制度上极度的控制和秩序，最终将导致系统的封闭与熵增，必然走向整体崩塌与热寂。
作为全球反建制主义思潮的发酵产物，女性主义、环境问题以及互联网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频繁出现在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中，引发新一轮的焦虑。厄休拉?勒古恩在《一无所有》（1974）中探讨了无政府主义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约翰?布鲁纳《站在桑给巴尔》（1968）展现了人类面对人口膨胀，城市衰败和环境灾难的恐惧；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1984）创造了反英雄在虚拟空间对抗垄断大企业的“赛博朋克”亚类型。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乌托邦/反乌托邦思想在不同领域与议题中的深入与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至今日，乌托邦/反乌托邦文本为全球娱乐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故事题材与影像灵感，并支撑起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庞大产值，这本身就是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消费主义寓言。从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到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再到最近探讨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HBO科幻剧集《西部世界》，我们看到一个个乐园的兴建与崩塌，将源自莫尔的乌托邦形态不断变形、打碎、组合，出现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但从精神核心上却是一脉相承，始终不弃地追寻着人类作为个体或者整体在世间的位置与价值，并反复质疑任何贬损其存在的制度设计。
乐园，终究是人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