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烏托邦就是指美好的不可能的社會，那麽它可以涵蓋文學虛構、諷刺、幻想、科幻、宗教或者世俗天堂、政治理論、政治綱領或者宣言、創造理想社群的小規模嚐試和創造美好社會的舉國努力等許多領域，它們都可以被視為人類敘事的一種。而在這種敘事背後，隱藏著對人類個體之間由於絕對差異所導致的不平等所產生的製度性焦慮。無論外部環境如何改變，這種焦慮始終草蛇灰線地埋藏在人類文明整體中，不時以各種形態顯形。
若以1818年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為起點，誕生不過200年曆史的科幻小說，迅速地成為烏托邦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將其推向更為廣闊多元的方向。它反映的是人類對於科技發展所帶來的焦慮。
在莫爾的《烏托邦》以及接下來幾個世紀“經典烏托邦”的眾多版本中，我們總能看到一個旅行者，登陸偏遠的島嶼或未被發現的大陸，受到當地人的歡迎，烏托邦社會就像一個禁欲主義的本篤會修道院，每個人都恪守教規、禁錮原罪，為了社會的共同利益而生活勞作。
在更晚近的科幻版本中，島嶼被換成了另一個星球，或者遙遠未來，但它們毫無例外都會提出一種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不平等的理想製度。
到了19世紀後期，大多數烏托邦小說提供的製度被各種社會主義所替代。愛德華?貝拉米的小說《回顧》（1888）描繪了一個未經革命衝突便誕生於壟斷資本主義的中央集權製社會主義社會，他所憧憬的21世紀波士頓其實是當時郊區中產階級的生活。而兩年後作為回應，威廉?莫裏斯的《烏有鄉消息》以夢遊21世紀倫敦的方式，敘述了無產階級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家衰亡：城鄉差別遭廢除，產品按需分配，貨幣和學校不複存在，國會大廈被用來存儲糞肥，可以看出其在高度簡化社會下的反工業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