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七歲那年因為種種原因陷入深深的抑鬱，房東太太說服我去見她的心理醫生，並威脅我說不接受一個療程的心理谘詢就要把我和我的髒屁股踢出公寓樓，我明白她是怕我在起居室裏服毒自殺，後來我還是深深感念著她的好意。心理醫生是個留著弗洛伊德式大胡子的瑞典人。“不，我不是心理醫生。”見麵聊了幾句之後他說，“我是精神病醫生。這也不是心理谘詢，是心理治療。你需要服藥，先生。這些小藥丸可以讓你不再總是夢到姐姐的墳墓。”
“我不害怕小藥丸，醫生。”我回答，“隻要醫療保險能夠支付。我也不怕夢見親愛的姐姐，就算她一次又一次地從墳墓中爬出來。我害怕的是身邊正在發生的一切。你感覺到了嗎？醫生，嘀嘀嗒嗒，像秒針一樣，這兒，那兒，永不停止。”
醫生饒有興致地俯身過來：“講講你所說的變化。”
“有種東西在死去。”我左右望望，低聲說，“你嗅不到腐爛的味道嗎？電視節目裏的評論員、報紙專欄作家、網絡聊天組，自由的精神正在死去，像暴露在DDT中的蚊蟲一樣大規模死去。”
“我看到的，是社會與民主的進步。你有沒有想過某種陰謀論的精神症狀使你懷疑一切，包括和諧的文化氛圍？”醫生向後靠，交叉著手指。
“你也曾經年輕過，醫生，那個敢於懷疑一切的時代。”我焦急地提高音量，“在那個我們不知道會成為什麽人、但明白自己不願成為什麽人的時代，在那個充滿鬥爭又充滿英雄的時代。”
“當然我懷念年輕的時候，先生，誰都會。不過既然我們已經是成年人，要承擔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乃至人類文明和物種延續的天然職責，我的建議是回去定時服用這些小藥片，把你不切實際的幻想都丟掉，找一份輕鬆的工作，周末時釣釣魚，每年出去旅遊一趟，在合適的時候找個女孩成立一個家庭—當然我們還沒有聊到你的性取向，請不要當作歧視—然後生個孩子。”醫生戴上眼鏡，翻開記事本，用暫停的手勢打斷我即將脫口而出的爭辯，“現在，讓我們談談你父親和姐姐的問題吧，童年創傷對那些小藥片的組成很重要，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