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从天津找了一位精通风水堪舆的许先生，带上随从，一路向北，到了东陵，又从东陵往东，而后折而南返，到了滦州，再回到唐山，一路上向当地百姓打听，收集地方志书，把这一带山川形胜摸了个清楚，并请许先生帮忙画出图来。
唐廷枢交代文案把此行考察的情况写成禀帖，以《舆地志乘》《畿辅全图》为据，佐以考察实情，说明计划采煤铁的唐山“在遵化州东南一百五十里，距陵山二百一十里，长仅三里，高不逾五十丈，并无旁联之山，中途亦有还乡河一水之隔。”还乡河在唐山西北，再往北，还有沙河由东北流向西南，东陵所在的龙脉与唐山及开平一带的山并非一脉，“恭查陵寝来龙由西而南，山川一气，逶迤郁葱，至遵化州西北六十里，拱向桥山。所以钟灵毓秀，巩万世无疆之基。陵山在西北，矿穴在东南，相去既远，方位亦甚悬殊，实未联络”。对平毁民间坟茔之说，禀帖解释说，“伏查开平矿局，职道自奉宪台札委以来，屡经周历详勘，慎终于始。凡民间田园庐墓，亦须毫无干碍之处，方敢逐渐开办”。至于担心采矿夫丁为匪，禀帖则认为，开采煤铁，游民得以永业，养家糊口有所凭藉，反而易于安居乐业。
唐廷枢在附上地形图说的同时，又把历年来洋商进口煤铁数目呈上，说明开采煤铁是为了与外商争利，实关国家富强之大局。
他拿着禀帖，先与郑藻如商议。郑藻如认为该说的都说明白了，但他建议加上一句话，“可否仰求宪节亲临矿山，以昭慎重，再行定夺”。李鸿章肯定不会亲临，但他可以另派人进行考察，以免唐廷枢自说自话之嫌。
禀帖呈上不久，李鸿章立即批饬，让遵化州、滦州的上宪通永道杨嘉善再行考察，同时传话给唐廷枢，让他尽快考察运煤河。
去年运输钻探机器，唐廷枢曾经从涧河入陡河，后来因为桥梁阻挡，只能改道绕行还行河。还乡河绕的路太远，且起岸地离唐山还有二十余里，如果长期运煤不合算，因此不必考察。他决定考察涧河、陡河。
从入海口往北，八十余里，到雁翎庄。由雁翎庄开始，河分两支，一支称大河，大体往北，三十八九里到董各庄，这里设有水闸；另一支称小河，先往西北，到王兰庄——也就是唐廷枢第一次前往开平，半途住宿的地方——然后折而往东北，在董各庄地方与大河并汇。这两支河都是陡河，小河是陡河的故道。之所以在董各庄设水闸，就是为分流部分河水入故道，以灌沿途农田。从董各庄往西北，地势渐陡，河水甚疾，这就是陡河名称的来由。上溯六十五六里就到了唐山，河岸离矿井不过三四里地。现在未到雨季，陡河水很小，有些地方只有一尺五六深；不过，雁翎庄往下，地势平坦，海水涨潮的时候，能到庄南。唐廷枢的计划，从雁翎庄往北一直到董各庄水闸，对河道加以疏浚、挖深，这样涨潮时海水可到董各庄，载重的煤船可从水闸下行，一直到海口均无问题。至于董各庄水闸往上部分，河床变陡，河水较浅，只能行驶载重二三吨的煤船，唐廷枢的打算，是将来在途中再修一座水闸，能保证春夏水浅时煤船也可行驶。
这一番考察下来，已经到六月份。采矿有碍风水的问题经李鸿章复奏，总算有惊无险。不过，疏浚陡河的计划遇到阻力。董各庄水闸往下各庄，推举地方名绅五人联名上帖，反对疏浚河道，因为涧河入海口一带淤沙严重，若勉强开浚，不但花费巨大，百姓更担心咸水涌浸民田，未收其利，先滋其害。他们提出建议，不如让运煤船走陡河故道，从王兰庄地方，往西南一直到芦台挖一条运河，连通蓟运河。涨潮的时候，潮水可直达王兰庄西。唐廷枢觉得有道理，于是率人用地平水镜尺，将五十余里洼道逐段丈量，得出结果是蓟运河潮汛，刮东南风时潮水有四尺八寸高，西北风有三尺七寸，风静有四尺零，而王兰庄之地仅高于芦台四尺，所以芦台之潮完全可以到达王兰庄。
不过，这个计划又遭到王兰庄下游百姓的反对，他们联合上禀丰润知县，说王兰庄地势高于芦台四尺，一旦陡河西流，一泄而去，尽入芦台蓟运河，陡河下游各村吃水灌溉都成问题。唐廷枢解释说将来要建水闸，只有少量的水会流入蓟运。但他们说，春夏枯水期陡河水本就少，又恰是灌溉用水最多的时候，再流入蓟运，下游百姓还让不让活？唐廷枢焦头烂额，告诉丰润知县，河道到底如何挑挖，尚无定案，无论如何开挖，一定会考虑沿途百姓生计。他决定放一放再说，反正掘井机器还未到，最早明年冬或后年春才能见煤，也不急于现在开挖。他的心思又回到修筑铁路上，他盼着出现转机，修铁路虽花费巨大，但比起挖煤河，却是一劳永逸的办法。煤河需要定期疏浚，而且一封冻就不能通航，万不得已，还是修铁路划算。
机会还真来了。这年冬天，因为伊犁问题，中俄关系紧张，俄国陈兵西北边境，朝廷不得已备战，李鸿章推荐旧部、在家赋闲的刘铭传出任直隶提督，筹边备防。刘铭传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淮军名将。当年随李鸿章率淮军铭字营入上海，大开眼界，对装备洋枪洋炮最积极。后来率军到西北，李鸿章为他谋取陕西巡抚一职未果，又加后来部下哗变受到牵累，以养病为由，回合肥闲居，这一闲就是近十年。这次借局势紧张，李鸿章密荐他再次出任直隶提督，以加强直隶边防，应对中俄紧张局势。国危思良将，朝廷从善如流，让他立即进京陛见。
刘铭传乘招商局轮船，先到上海，再换轮北上直驶天津。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取消回保定的计划，专门等候刘铭传。他要与自己最得意的部下密商，决定借此机会把中国的铁路办起来。李鸿章说：“省三，在大清办点儿事真不容易，非到国危民困的绝境不思变革。这次中俄危机，我想借你进京的机会，能够乘机办成一件大事。”
刘铭传问：“爵相想办什么事？”
“铁路！”李鸿章说，“这件事我提了快十年了，寸步难行，我曾经发恨绝不再言。”
刘铭传一拍手说：“爵相，英雄所见略同！实话说，这次我进见，除了要奏军务外，还备了一个修铁路的折子。我还有点犹豫要不要上，爵相既然有此设想，这个折子我上定了！”
“那可真是太好！”李鸿章说，“我幕府里有帮才子，你的折子如果需要润色，你尽管交代他们好了，你想用谁，只需一句话。”
李鸿章的话，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他想帮刘铭传改改折子，这在官场上有点犯忌。不过刘铭传不在乎，说：“我正愁没人帮我润色，爵相推荐几个有见识的，我和他们说说，爵相有什么高见，我都采到折子里。”
李鸿章摇手说：“不能喧宾夺主，你和他们议议，让他们帮你把意思润色润色就成了。”
李鸿章幕府的确人才济济，特别是汇集了一批热衷洋务的人才。最近新得一个从法国学成归来拿了洋文凭的人，叫马建忠，字眉叔，是江苏丹徒人。他出身于天主教家庭，少年时举家迁居上海，入教会学校，和他的哥哥马相伯（震旦、复旦大学创办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学贯中西的人物。马建忠精通英、法、希腊、拉丁文，深受李鸿章赏识，光绪二年（1876年），被派往法国学习国际法，同时兼任中国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他先后通过了巴黎考试院的文科和理科考试，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高中会考毕业证书的中国人；后来又获得政治私立学校（巴黎政治学院前身）法学学位，一回国就被李鸿章召进北洋幕中。还有一个叫薛福成，字叔耘，也是江苏人，曾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去世后，被李鸿章收入麾下。他不但学问好，而且注意研究实务，同治帝驾崩那年，朝廷向天下求言，薛福成应诏献议“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一疏成名。还有一个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极富文名，被誉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入李鸿章幕府后，主掌文案。他们这些人都是四十上下，正当年富力强，脑筋又活络，李鸿章经常与他们纵论中外古今。李鸿章心里想什么，这些笔杆子都非常清楚，刘铭传和他们商议修改奏折，与李鸿章修改无异。
刘铭传在天津盘桓了四天，等他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改定了，这才起程赴京。他的这份奏折，颇似李鸿章奏折的风格，从时局入手，引出修铁路的话题。“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尤其俄、日两国威胁最大，“俄地横亘东西，拊背扼吭，尤为腹心之患，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以一弹丸之国，动欲逞螳螂之臂，藐视中国，亦遇事与我为难”。如何解危济困，唯有自立自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
接下来大谈修铁路的好处，除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及行旅之外，重点剖析对军事与用兵的直接好处。中国幅员辽阔，遇敌往往画疆而守，防不胜防，“军队驰逐往来，鞭长莫及，铁路造成，则可根本改观，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而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同时，针对这些年来疆吏尾大不掉之势，刘铭传认为修通铁路，中央与地方连为一体，有利加强中央集权，“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
奏折对修筑铁路提出了具体规划，建议南北各修二路，南路一条由清江经山东到北京，一条由汉口经河南达于京师；北路一条由京师东通盛京，另一条西通甘肃。因为花费浩繁，不能并举，建议先修清江至京师一路，将大江南北先联通起来。
李鸿章估计，刘铭传的折子一上，朝廷必定征求南北洋大臣意见。果然，到了十一月初，他收到廷寄密谕：“刘铭传奏筹造铁路一折，所请筹款试办铁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带兴办，所奏系为自强起见，着李鸿章、刘坤一按照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李鸿章看到“所奏系为自强起见”一句十分欣慰，这说明朝廷已经认识到铁路是自强大计，不像从前犹豫不决，模棱两可。
李鸿章召集心腹幕僚和文案，整整讨论了一上午。李鸿章的意思，起草的复奏，要先把清流的嘴巴堵上，再就是一定要把铁路与各国富强的关系说明白，第三则必须把中国修铁路的好处说透彻。”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这一折事关铁路成败，你们要多动脑筋，务必把事情弄清楚，把折子写好。”李鸿章说，“当年曾老师帐下人才济济，奏章一出天下效仿，有大清第一折之谓。北洋不敢求天下第一折，但当求天下洋务第一折。”
薛福成曾经在曾国藩幕中若干年，他了解当年曾幕的情况，恭维说：“谁都知道曾文正公的名折，多出自中堂之手。天下第一折，一半归功中堂。”
李鸿章连忙摇手说：“我可不敢贪我老师的功劳。我老师那支笔，十分了得！如果说我在奏稿上还有点心得，全是得自曾老师。”
接下来几天，吴汝纶拿总，分成几块，分头起草。现在好处是有马建忠入幕，他在法国待了好几天，对欧洲情况十分清楚。要他写奏折非他所长，但欧洲情形他能说明白，薛福成、吴汝纶不愁写不漂亮。
李鸿章知道文案的辛苦，像这样的重要奏稿，他都会吩咐下去，好好关照，要酒有酒，要肉有肉，知道他们晚上要熬夜，又特别吩咐每晚都要上提神醒脑的夜宵。
这样熬了十几天，吴汝纶把稿子呈了上去，忐忑不安地等着李鸿章下判决书。李鸿章这几天一直忙，大约没来得及看。过了四五天，才打发人找吴汝纶。
吴汝纶进签押房，看到李鸿章脸色和悦，稍稍放心。李鸿章指指椅子，示意他坐下，说：“不错，不错，这次稿子写得相当不错。”
吴汝纶不掩人功，说：“稿子多仗薛叔耘的大笔，再加马眉叔了解西洋情形，因此写起来比较顺手。”
李鸿章说：“开篇这一段好，先把清流的嘴堵上，如果古代的祖宗处于今天之势，一定也会主张修铁路的。”
吴汝纶深得李鸿章真传，北洋的稿子向来是说事前先说理。因为清流一直拿祖宗之法、祖宗传统如何如何，反对修铁路，所以开篇先从说古入手，“伏思中国生民之初，九州万国，自为风气，虽数百里之内有隔阂不相通者。圣人既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自是四千余年以来，东西南朔同轨同文，可谓盛事。迄于今日，泰西诸国研精器数，创造火轮舟车，环地球九万里畅通无阻。又于古圣所制舟车外别出新意，以夺造化之工，而便民用。迩者中国仿造轮船，亦颇渐收其益。盖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
李鸿章往下翻，说：“火车轮船与西洋富强的联系，也说得简洁明了。尤其是把日俄修筑铁路的情况说清楚，十分关键。”
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查火轮车之制，源于英之煤矿。道光初年始作铁轨，以约车轮。其法渐推渐精，用以运销煤铁，获利甚多，遂得扩充工商诸务，雄长欧洲。既而法、美、俄、德诸大国相继经营，凡占夺邻疆，垦辟荒地，无不有铁路以导其先。迨户口多而贸易盛，又必增铁路以善其后。由是欧美两洲六通四达，为路至数十万里。征调则旦夕可达，消息则呼吸相通。四五十年间，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即如日本，以区区小国在其境内营造铁路，自谓师西洋长技，辄有藐视中国之心。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恰克图等处，又欲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中国与俄接壤万数千里，向使早得铁路数条，则就现有兵力尽敷调遣；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
李鸿章觉得意犹未尽，沉思一会儿，提笔写道：“盖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摒弃舟车，其落后于人也必矣。”
吴汝纶恭维说：“中堂这一笔，真正画龙点睛。”
下面细数铁路九大利。一是增加税厘，有利国计。“江淮以北陆路为多，非若南方诸省河渠贯注而百货流通，故每岁全国所征洋税厘金二三千万两，南省约占十之九，而北地十仅居其一。倘铁路渐兴，使之经纬相错，则北民必可化惰为勤，可致地无遗利，人无遗力，渐臻殷阜之象”。二是便于运兵，利于军政。“从来兵合则强，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三是便于加强京师。“京师为天下根本，独居中国之北，与腹地相隔辽远，控制綦难，缓急莫助。咸丰庚申之变，议者多请迁都。卒以事体重大，未便遽行。而外人一有要挟，即欲撼我都城。若铁路既开，万里之遥，如在户庭；百万之众，克期征调。四方得拱卫之势，国家有磐石之安，则有警时易于救援矣”。四是便于货物流转，有益民生。“上年晋、豫灾饥，山西米价腾贵，每石需银至四十余两。设有铁路可运，核以天津米价与火车运价，每石不过七两左右。以此例之，各省遇有水旱偏灾，移粟辇金，可以多保民命。且货物流转，自免昂价居奇之弊”。五是便于漕粮军火转运。“自江浙漕粮改行海运，议者常欲规复河运，以防海运之不测。铁路若成，譬如人之一身血脉贯通，即一旦海疆有事，百万漕粮无虞梗阻。其余如军米、军火、京饷、协饷，莫不应手立至”。六是便于邮政。“轮车之行，较驿马十倍之速，从此文书如捷，疾于置邮。他如侦敌信、捕盗贼，皆朝发夕至，并可稍裁正路驿站，以其费扩充铁路也”。七是便于矿务。“煤铁诸矿去水远者以火车运送，斯成本轻而销路畅，销路畅而矿务益兴。从此煤铁大开，修造铁路之费可省，而军需利源更取不尽而用不竭”。八是可与轮船相表里。“凡远水之区，洋货不易入而土货不易出。今轮船所不达之处可以火车达之，出入之货愈多，则轮船运货亦与火车相为表里，轮运兴，火车亦兴”。九是便于行旅。“无论官民兵商往来，行役千里而瞬息可到，兼程而途费转轻。无寇盗之虞，无风波之险”。
接下来才针对刘铭传提出的计划发表意见，当然是完全赞同。但修筑铁路需资甚巨，刘铭传的建议是借洋债。这些年左宗棠西征，完全是靠借债维持，那么修铁路也完全可以，而且铁路一通立刻有利可图，还洋债也有把握。马建忠见识高，认为借洋债可以，但有三不可借。一是要提防洋人借机把持，“宜与明立禁约，不得干预吾事，一切招工购料与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否则不可借；二是防止洋人把铁路据为己有。办法是仿招商局之例，不准洋人附股。万一还款遇到困难，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否则不能借。三是避免铁路之债造成财政困难。办法是还债要靠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偿还期要长至一二十年缴清，保证各项财用无所牵掣。否则也不借。李鸿章对这三不借也大加赞扬。
奏稿到此结束。
李鸿章却别有盘算，他想乘机把铁路建设控制在自己麾下，于是又说道：“我有两点想法。将来建铁路，无论是借洋债还是筹商股，都必须成立公司，交给公司按买卖规矩经营，这样才不至与外交混为一谈，避免洋人一有纠纷就找官府。二是主持公司的人，得有大气魄。既然铁路是由省三提出来，我觉得他是不二人选。你们再费点脑筋，把这两层意思加上。”
加这点内容，小菜一碟，第二天奏稿就交了回来。推荐刘铭传为督办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查刘铭传年力尚强，英气迈往，曾膺艰巨，近见各国环侮，亟思转弱为强，颇以此事自任。现既乞假养疴，别无所事，若蒙圣主授以督办铁路公司之任，先令将此中窍要专精考校，从容商榷，即俄、日各国骤闻中国于多事之秋尚有余力及此，所以示之不测，未始非先声后实之妙用。且以其暇招设公司，商借洋债，虽能否借到巨款尚无把握，然以刘铭传之勋望，中外合力维持，挹注较易于他人。”
李鸿章看罢后说：“你们还漏了一点，他的铭军旧部尚在，将来可助其筑路。”也不用吴汝纶，他摸过几张纸，亲自捉笔，“其旧部驻防直、苏两省不下万余人，或以勇丁帮同修筑，或招旧部经商殷实者助股，均甚便当。盖刘铭传以原议之人始终经理，即待其效于十年以后，尤属责无旁贷。倘更有要任相需，仍可闻命即行，独当一面也。”
李鸿章吩咐，回去再润色一遍，就可放炮拜折，他不必再看。
然而，放炮拜折的当天，李鸿章又收到密谕，内阁学士张家襄上折反对修铁路，朝廷要南北洋大臣妥议具奏，同时附寄了张家襄的原折。
“真是岂有此理！”李鸿章抖着张家襄的奏折说，“他竟然认为修铁路地方富庶后会引洋人觊觎！怕贼惦记难道就该一贫如洗吗？时至今日，内阁学士尚是如此水平，真是可叹复可悲。”
于是暂缓复奏，先驳张家襄。
张家襄的折子开头就否定了修铁路之议，“臣闻前任直隶提督刘铭传来京后，有开造清江浦至京铁路之请。臣知朝廷权衡慎重，决不轻议施行。惟献策者张皇喜事，即以为有利可图，恐参议者附和随声，即以为富国良策。一言偾事，关系匪轻”。
复奏针锋相对，“大抵近来交涉各务，实系中国创见之端，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其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臣于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
张家襄指出修铁路有三弊，复奏一一辩驳。
张家襄认为的第一弊是引洋人觊觎。“溯自各国通商以来，凡海口有码头地方，洋人无不盖造房屋，置买地基。清江浦乃水陆通衢，若造成铁路，商贾行旅，辐辏骈阗，必较之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工于贸利，其从旁觊觎，意想可知。虽该处无设立码头条约，而未必能禁其往来，设或借端生事，百计要求，则将何以应之？利尚未兴，患已隐伏”。
复奏辩驳：“臣谓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苟能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亦必隐图其狡逞。即如越南国政不善经理，以致民生凋敝，日就贫弱，法人乘间侵夺其六省，是其明鉴。盖强与富相因，而民之贫富又与商埠之旺废相因。若虑远人之觊觎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无论远人未必就范，即使竟绝觊觎，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
张家襄认为的第二弊是毁坏民间田庐坟墓，与民争道，徒滋扰攘。复奏则不厌其详，说明会尽量避开，如果万一避不开，就给优价收购。至于担心铁路与民争道，引发事端，则详细把西洋国家如何保障铁路安全一一说明。
张家襄认为的第三弊是与小民争利，又与轮船招商局争货源。“南北转运之物、来往之人，只有此数，水便则由水，陆便则由陆，此赢彼缩，势所必然。若铁路既开，则车夫贩竖无以为生，由上海、汉口入京者，大半归于陆行，天津码头即将从此而衰。盖窃恐所购轮船，渐归无用”。
修筑铁路会增加小民就业机会，且会促进货物贸易，这是马建忠所长。他的意见都融到复奏中。“张家襄之谓南北转运之物、来往之人只有此数，未尽然也，交通便利转运之物则增，来往之人则多，即如江、浙、闽、鄂等省，自通商以后，丝茶之出其地者倍于昔者，此明证也。张家襄又谓铁路一开，则中国之车夫贩竖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滋事端。不知英国初造铁路时，亦有虑夺民生计者，未几而傍路之要镇以马车营生者且倍于昔日。盖铁路只临大道，而州县乡镇之稍僻者，其送客运货仍赖马车民夫。铁路之市既繁，夫车亦因之增众。至若火车盛行，则有驾驶之人，有修路之工，有巡瞭之丁，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杂役，月赋工糈皆足以仰事俯蓄。其稍饶于财者，则可以增设旅店，广买股份。故有铁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况煤铁等矿由此大开，贫民之自食其力者更不可计数，此皆益民生之明证也”。
至于会导致轮船招商局渐归无用，也是杞人之忧。“查近水之区运货宜用轮船，其行稍迟，而价较廉；远水之地运货宜用火车，其行更速，而价较巨。二者并行不悖，即或铁路初成之时，招商局生意略减，周转数年之后，商货日多，更可与铁路收相济之益。且北方地非贫瘠，而繁富之象远逊南方，盖由运路艰阻。若一旦睹运销之便，则自耕织以外，必更于艺植之利、工作之利一一讲求，可无旷土游民之患”。
驳倒张家襄不难，但李鸿章得到的消息，京中反对修铁路的清流蜂拥而起，纷纷上折，恐怕他和刘铭传的努力又将付诸东流。尤其是新任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以湘军宿将自居，湘淮不睦，天下尽知，他会不会从中作梗，全要看这位南洋大臣的胸襟和见识了。
李鸿章的担忧不久就成了现实。腊月底他收到密谕：“前因刘铭传奏请筹造铁路，当谕令李鸿章、刘坤一筹商妥议。兹据先后复奏，李鸿章以经费不赀，若借洋款有不可不慎者三端。刘坤一则以有妨民间生计，且恐于税厘有碍，所奏均系为慎重起见。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中国若似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内阁学士尚贤奏，时局艰难，度支奇绌，铁路之举，无益于民，有损于国。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
刘铭传居京两月，结果铁路之议得“着毋庸议”，一怒之下不受朝廷重用，以病为由，继续“回籍养疴”。李鸿章虽然早有预料，但仍然甚感灰心，更后悔在奏折中写三不可借，整个年过得十分窝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