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北上，奕劻南下，两人在保定相遇。銮驾后天才到正定，奕劻不急于南下，决定在省城住一天，对前来迎接的袁世凯道：“慰廷，午饭后到我住处坐坐，你已见过驾，正好有许多事情和你商量。”
午饭是袁世凯亲自带人抬一桌上等的燕菜席送到奕劻行馆的，奕劻十分客气道：“慰廷，又劳你破费。”
袁世凯回道：“王爷难得出都，我署直隶，正可一尽孝心。王爷，行馆安排是否得当？哪里不合适，您尽管提出来，也让下面的人学学礼仪。”
奕劻的行馆紧挨行宫，是仅次于行宫的建筑。桌布、窗帘、椅垫全遵亲王规制一律用金黄色，所有用具也都是新定制，奕劻十分满意：“一切都是尽善尽美，哪里谈得到不合适。”本来奕劻是打算饭后见袁世凯，如今他亲自上门，因此改了主意，“慰廷，我正好有话要找你谈，干脆你也不必回去了，在这里陪我吃午饭如何？”
袁世凯当然求之不得。奕劻把下人打发走，只有两人一上一下享用一桌丰盛的燕菜席。
“慰廷，你太破费了，我真是受之不安。”
袁世凯还有些担心奕劻会把十万两银子退回来，听他如此说，完全放了心，嘴巴也特别赶趟：“王爷，您为国事日夜操劳，这次又调和列国，为国家谋一个和平的局面，这中间所费的心血外人何曾体会！我尽一份心那也是应职应分。”
“我和李文忠，真是受尽了洋人屈辱。”奕劻叹息一声说到这里，真是有感于心，险些落泪。
奕劻以亲王之尊，低头向洋人说话自然备感屈辱。除此之外，李鸿章经常自作主张，许多事情并不与他商议，也让他感到委屈。但他并不比李鸿章高明，也只能让他主导谈判。这份委屈又不可对外人言，那样岂不让人笑话？他的策略是力赞李鸿章，李鸿章的功劳越大，他的功劳也自然水涨船高。
“总算公道自在人心。京城百姓尤其感念李文忠揖和中外的功劳，有五六百名绅商联名，要求在京师为文忠建专祠。”奕劻又道。
功臣去世，例在原籍及立功省份设专祠，京城算满人的原籍，因此有清以来京城从没有汉大臣的祠宇。
袁世凯听了这话后道：“这对文忠公自然是莫大的安慰，但恐怕有些难，除非王爷力争。”
“我当然要力争，我这次见到荣仲华，先和他谈。”
袁世凯竭力把话题往自己的心思上引：“经过这次磨炼，王爷内政外交无人可比，亲贵中更是出类拔萃，声望将直追恭忠亲王。”
恭亲王奕訢去世后，朝廷予谥“忠”。他当年与慈禧一起发动政变，扳倒肃顺为首的辅政八大臣，从此与慈禧联手执政二十余年，内政外交大权集于一身。恭亲王头脑清楚，思想开明，李鸿章等人推行洋务运动全赖他的支持。奕劻有自知之明，忙辞道：“我哪能望六爷项背。”
“恭忠亲王千般好，唯有收门包一事受人诟病。不过，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王爷将来恐怕也面临这个难题。”
恭亲王大权在握，慈禧为笼络他，经常有封赏。一有封赏，就要打赏送赏物的太监，而这些太监依仗太后的宠信往往狮子大张口，堂堂亲王又特别顾惜面子，赏出的银子比赏物不知多破费多少。后来有人给恭亲王出了个主意，让王府门政大收门包，王府则从中提成。王府、衙门收受门包是一项陋规，为的是下人能谋一点外快，朝廷不严禁也不公然允许。所以恭王府门包之重，屡受诟病。
“咳，六爷那也是没办法。”奕劻引己推人，为恭亲王鸣不平。
“虽然如此，但毕竟于清名有损，王爷可不要再蹈覆辙。我打算给王爷谋划一个妥当的办法。”袁世凯又道。
一听有妥当的办法，奕劻双眼放光，望着袁世凯问：“慰廷头脑灵活，有什么好法子，说来听听。”
“我到直隶有许多新政要举办，这些新政一旦办成，直隶的财源将十分可观。偌大的直隶，为王爷承担点费用算得上小菜一碟。将来王爷所有下赏，轿班、幕府的开销，以及王爷、福晋、贝勒、格格们生日、过节等项开支，都由直隶包圆。”
这相当于王府的大项开支从此都无须奕劻支付了，那是一笔多大的开销！奕劻喜出望外道：“慰廷，这真是意想不到，无功不受禄，你有什么要我办的，不妨明说。”
“王爷，这就见外了。我已经声明，是为王爷排忧，哪能给王爷出难题。将来直隶各项新政，王爷能够为直隶说句话，新政得以展布，增收何止十万百万？这样算下来，沾光的还是直隶。”袁世凯这样说，是给奕劻一个安心纳贿的理由。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具体怎么接头？”
“这件事让杨老五办好了，我听说王爷对他也颇为欣赏。他办事得力得很，王府那边与谁接头合适，王爷直接交代老五就成。”奕劻果然是贪财好利，这是急于把事情敲定。不过，他越是如此，袁世凯越是高兴，感觉自己手中有条绳子，已经把眼前的王爷捆起来了。
“好，老五办事靠谱。关于迎驾和收回天津，我还有好些问题要向慰廷请教。”奕劻满意地点着头，痛快地喝了一杯酒后开始向袁世凯“请教”。
直隶总督本来驻保定，而北洋大臣驻天津。自从李鸿章起，直督兼北洋大臣，开始的时候每年天津近海封冻后，他就回驻保定；来年开冻后再回天津。但后来交涉事情日多，封冻后也多不回保定，天津事实上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天津如今在洋人手里，袁世凯署理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只能驻在保定，面子上实在很难堪。而且各国在天津扩大租界，涉及划界、购地、拆迁，事情极其繁杂，所以慈禧一回銮，袁世凯就打发唐绍仪到天津去与洋人交涉。当然，重中之重还是交涉归还天津。
在京城方面，袁世凯则致函外务部出面敦促各国公使尽快交还天津。外务部尚书是瞿鸿禨，因为袁世凯抢在外务部之先报告了各国将欢迎慈禧回銮的消息，他很不高兴，便对人道：“袁慰廷手下有唐某人，不愁与各国打交道，收回天津何劳外务部画蛇添足？”
这话传到袁世凯耳中，他恨瞿鸿禨小肚鸡肠，发信给唐绍仪一定要争一口气，尽快把天津要回来。同时又写一封亲笔信，给洋人的“都统衙门”询问交还天津问题。结果“都统衙门”拒绝接收这封信。联军总司令德国将军瓦德西认为，“天津应当永久置于国际社会的管理之下”。天津都统衙门的军官们则认为，他们根本没有与中国军队开战，他们只是为了保护使馆和教民，帮助中国镇压了义和团，清廷才得以保存下来，他们很好地维持了天津的秩序，中国人应当感激他们。要归还天津，必须等各国协商统一后提出归还的条件，但归还天津的条件却又迟迟不予讨论。其实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他们希望继续占据这个京城的咽喉之地，以有效地控制清廷、压制中国。看来收回天津要好事多磨！袁世凯也只能沉下心来，劝自己不要急于求成。
天津收回无期，袁世凯于是专注于军务。此时已经到了腊月下旬，各衙门即将封印，几件事情必须抢在前面办完。清廷在半年前发布上谕，要各省整顿、裁汰绿营制兵，省出粮饷募练新军。但直隶大乱之后并不安定，何况还负有守护陵寝等职责，实在不宜尽行裁撤。腊月二十三袁世凯上《直隶绿营制兵请暂缓裁减折》。当时袁世凯有五六营武卫右军留在京城附近驻守，他随折上一片委任徐世昌办理留京营务。
当然，最紧要的还是募练新军，扩充实力。在回銮路上，袁世凯觐见慈禧时，曾经面请动用顺直善后赈捐练兵，慈禧一口答应。他必须趁太后还有印象尽快办理，因此又上《动拨顺直善后赈捐各款募练新军片》：
再：叠奉谕旨，饬各省整顿营务，汰弱选强。仰见圣谟远大，力图振兴，薄海臣民，同深钦服。查直隶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以后，伏莽末靖，门户洞开，亟须简练师徒，方足以销萌固圉，必须先募精壮，赶速操练，分布填扎，然后依次汰去冗弱，始可兼顾，而免空虚。现拟在顺直善后赈捐结存项下，拨款一百万两，作为募练新军之需。俟训练数月后，即将应裁各营，分别遣撤，以所裁之饷，移归新军支放，自不须力筹的款。而募练之始，不得不设法另拨，以资腾挪。际此帑绌时艰，臣忝握兵符，责无旁贷。总期实事求是，养一兵得一兵之用，庶可稍尽职守，借以仰答生成。
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顺直善后赈捐是李鸿章在世时奏请设立，已经筹到两百万两，户部原打算抽三五成，但回銮后发现需款实在太巨，因此又有加抽提成的说法。袁世凯如果不赶紧动手，想用一半也难。他不等上谕批准，就趁武卫军将领前来拜年之际，交代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商议募练新军章程，并要求年后就要拿出来上奏朝廷。
朝廷在腊月二十九批准他动用善后赈捐募练新军，因为奕劻通过杨士琦刚收到一笔丰厚的年敬，因此特别卖力，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密电袁世凯。袁世凯十分高兴，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如今开了个好头，便如成功了一半，因此光绪二十九年的新年，过得特别痛快。
过了年初八，他就请王、段、冯三人齐聚保定，连续商议数天，由王士珍起草，阮忠枢润色，于正月十三上奏《拟定募练新军章程请敕部立案折》《北洋创练常备军厘订营制饷章折》。袁世凯认为，近年来武备松弛，主要原因就是在选募时没严格章程，往往滥竽充数，不是市井游惰，就是革勇逃卒。操防稍严，就远飏潜遁，结果带兵的也虚应故事，一旦有警，仓促出师，兵刃未交，望风而逃。失伍之后，恃众结伙，到处扰民。所以这些年来，国家岁糜巨饷，却不获一兵一卒之用，反而使百姓深受其害。他参照西方的征兵制，制定《募练新军章程》十一条，并附《募兵格式》八条，比小站募兵标准更严，士兵、家属、军营的联系更加紧密。
章程规定，新军的兵源，由各府、直隶州督同各州县查明所辖村庄若干，每村庄户口若干，责令各村庄庄长、首事、地保等保举，必须确系土著，均有家属，倘或滥保溃勇游民，查出就要重究。为了解除新兵的后顾之忧，章程又规定，其家属人等，原籍地方官自应妥为爱护，毋任土豪、痞棍肆意欺凌。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官府则帮助打官司。兵丁入伍三个月后，查明堪胜操练，即准免差徭三十亩。如果兵丁潜逃，原籍地方官、庄长、地保及家属等都要配合查拿，一个月抓不到人，地方官、家属就受到追究。
募兵的标准与小站练兵差不多，年龄要求二十至二十五岁，能平举一百斤以上，身高四尺八寸（一米七）以上，一小时能行路二十里，同时规定，吸鸦片的、素不安分有案底的、五官不全有疾者都不收，应征时还要登记三代家口、住址及箕斗数目。
北洋常备军的营制饷章，则参照德国的军制，把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正在服役的为常备军，发给全饷。训练三年各回原籍，作为续备军，月给饷一两，每年十月份操练一个月，操练时发全饷。历三年后，退为后备军，月饷为续备兵一半，每隔年操练一次。后备军三年后便为平民。这样六七年后，常备、续备、后备军均已有人，则以五千人之饷，相当于养二万候调之兵，永无仓促招募、乌合成军之弊。常备军的军制也是参考德国，最高作战单位是军，一军分为两镇，每镇分为步兵两协，每协分为两标，每标分为三营，每营分为四队，每队分为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计兵目十四名。两镇又附炮队一标，计各三营，马队一标计各四营，工程、辎重各一营，共成四十二营。军、镇、协、标、营、队、排、棚的建制，与德国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也是基本一致。
袁世凯扩军，当然要趁机为自己的部下谋到升迁的机会。武职实缺，历来都在经制之师绿营之中。而且缺分都有定额，非有人出缺不能得以实授。比如姜桂题的甘肃提督，就是前甘肃提督董福祥攻打使馆、纵部抢劫被革职后才落到他的头上。至于心腹爱将王士珍、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是文职道、府官员且系候补，更非实缺。朝廷已经下旨，要对绿营进行裁汰，但兵可裁，武缺可不能同时被裁掉，袁世凯附上《改设武职员缺片》，建议将来绿营裁汰后实缺陆续调剂到北洋常备军中。他的常备军计划设总统一员，秩仿提督。两镇翼长，秩仿总兵。各协统领，秩仿副将。标统则秩仿参将。依次类推，都有相应的武缺对应。同时还建议，文职人员曾习武备的，则准按升衔品级借补武职。这就为徐世昌这样的文员，以及段祺瑞、冯国璋等候补文职的将领留出了将来出任较高武职的余地。而武职如另有功绩，保奖升阶，即可不拘年限。这一条，又为袁世凯保举部下越级快速升迁留下了余地。
两折一片拜发后，王士珍则认为，既然袁宫保有大练常备军的计划，则应当成立专门机构专责练兵。袁世凯深以为然，让他们参照外国人的办法提出个方案来。不过三天，关于直隶设立军政司的方案便制定了出来。
军政司负责施行军政，全面负责兵制更定、策划战守、训练教育各事宜。设督办一名，由袁世凯兼任，阖省在营文武员弁都归他统辖。另外设参议官一二员赞佐，暂时只设一员，由王士珍充任。军政司下设三个处，每处设若干股各司其职。一是兵备处，秉承军政司办理施行军政，更定兵制事务。下设考功、执法、筹备、粮饷、医务等股。二是参谋处，负责办理策划、战守事务，下设谋略、调派、测绘等股。三是教练处，办理训练、教育事务，下设学务、校兵两股。三个处都设总办一名，帮办一员，下属各股，则各设提调一员，委员两名三名不等。兵备处为三处之首，职任较重，其他两处行使职权，都要会商兵备处办理。这个关键职位，袁世凯委任在朝鲜时就追随他的心腹刘永庆充任总办，“查有军机处记名留直补用道刘永庆才识卓越、条理精详，堪以委充总办”。参谋处次之，“查有留直补用知府段祺瑞志虑沉密，晓畅戎机，堪以委令总办”。教练处又次之，“查有分省补用知府冯国璋才具明通，谙练武备，堪以委令总办”。
很快这些折片都获批准。袁世凯立即派王英楷、王士珍到正定、大名、广平、顺德、赵州等地招募新兵六千人，打算编齐步队十二营，炮队三营，马队四营，工程、辎重各一营，合计二十一营之数，先尽快练出一镇北洋常备军。
袁世凯既要扩军，又要大办新政，正准备拉开架势大干一场，直隶南境景廷宾却率众造反，他不得不亲自调兵遣将，前往弹压。
景廷宾，号尚卿，直隶广宗县（今属河北邢台）东召村人，是梅花拳第十一代传人，24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像他这样的人，在乡村往往颇具号召力，大家有不平事，也愿找他商议。他之所以造反，追根溯源，则是《辛丑条约》带来的负担。这笔赔款分摊到各省，直隶分摊八十万两，当然又要分摊到各县。除这笔赔款外，直隶因为义和团闹得厉害，烧教堂，杀教民，相关州县又要赔一笔银子，称为“小赔款”。本来百姓承担各项正粮正差杂税已经难负其重，又平白增加两笔赔款，负担之重，前所未有。景廷宾的家乡广宗县，法国传教士和知县议定的小赔款是京钱二万吊，折合纹银二万两，按照地亩强摊到各村。更加不能服众的是，没有烧教堂杀教民的村子也负担“洋捐”，百姓就觉得太不合理，找到景廷宾为大家主持公道。他在村里组织了联庄会，联合附近村庄拒交地丁摊派。结果数十里纷纷效法，景廷宾率联庄会数千人到县城外操演枪炮，向知县示威。这件事发生在腊月里，当时两宫刚刚回銮，袁世凯只求尽快了事，所以派正定镇总兵和顺德知府赶到广宗县，将借机摊派中饱的知县撤职，又将应摊捐项一律免除。百姓见不再纳洋捐，大都散去，大家总算过了个安生年。
但过了年后，散去的人复又聚集，并在景廷宾的率领下，挖壕筑寨，操炮训练，这次拒交的是大赔款。袁世凯闻讯十分生气，再派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署大名镇总兵郑国俊前往弹压，这些绿营兵全是花架子，结果被景廷宾率部打死四人，打伤四五十人。董履高不敢轻敌，急求救兵。景廷宾好汉不吃眼前亏，率众乘夜撤走，转移到了西邻巨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结果巨鹿、广宗、威县那些不甘于被盘剥的人闻风而来。
聚集到巨鹿县的景廷宾部，招募工匠打制兵器，日日操练。恰巧王士珍招募的新兵路过巨鹿，结果被景廷宾率部围困，被杀五十余人，财物也被抢光。首战旗开得胜，景廷宾知道朝廷不会轻饶，一不做二不休，派人向附近州县传送柬帖、符咒，告诉众人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又起事了。他又自命大元帅，竖起景字帅旗，身穿黄马褂，对手下有功的人员，发给五品、六品奖札，并按金、木、水、火、土编列营伍，率众誓师，攻打了数处教堂，杀死了一名教士。
“扫清灭洋”的旗号把传教士、教民吓坏了，所以英、美、法等国传教士都让本国公使向清廷施压。慈禧对“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心有余悸，如今一听是“扫清灭洋”，更紧张得不得了，一想到西狩时的狼狈便不寒而栗，所以严令袁世凯：“饬讯即添派营队，从速剿灭，务绝根株。若再任蔓延，唯袁世凯是问。懔之！”
袁世凯不敢轻敌，派武卫右军统带段祺瑞、马队管带吴凤岭率军两千从保定南下；调驻防山东的先锋队第二营抽调七百人马由马龙标统带，从德州向西进军。全军由段祺瑞总指挥，同时加派营务处道员倪嗣冲会同布置。同时大名、正定练军一千余人也赶往助阵。这是武的一路。文的一路则派署清河道袁大化会同大顺广道庞鸿书前往巨鹿，调查民情，预筹善后办法。景廷宾见官军势大，率部回到广宗县老家件只村。官军各营齐集广宗，段祺瑞召集众统领商议战略，认为景廷宾死党都聚集到广宗，正可一鼓全歼。考虑到以件只村为中心，数十村庄都与景廷宾互通声气，如果节节攻取，则会旷日持久，不如捣穴擒王。于是令大名、正定练军负责保护教堂、并在外围截断景廷宾的外援和退路，段祺瑞率两千人，以炮队居中，分三路进攻，又将马队布置在两翼，以便掩护和包抄，连夜赶到件只村外。件只村筑有四米高的寨墙，挖有深壕，景廷宾颇懂兵略，凭坚据守，并不出战，计划到夜里突袭。段祺瑞怕陷入重围，下令炮队开炮猛轰，景廷宾部和无辜百姓伤亡惨重。一连轰了半个多小时，段祺瑞下令各军进攻。那时候寨里伤亡已超过一千余众，哪里还有战斗力？对捉到的俘虏，稍不顺眼的，就当逆首头目就地正法。这一仗，段祺瑞部仅阵亡两人、伤十几人。
景廷宾侥幸逃脱，但已元气大伤，一个月后被捕到处死。同时袁世凯又派袁大化等人带去两万两银子抚恤地方，广贴告示，谕令缴械散团。结果造反的百姓纷纷缴械，具结悔过。四月底，袁世凯上奏朝廷，广宗、巨鹿等处已经一律平定。慈禧接到捷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她对袁世凯的剿抚兼施十分满意，五月初四朝廷下旨：袁世凯著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上折谢恩，然后上《剿办逆匪景廷宾等出力各员请奖折》，朝廷照准，六十余人因此升官或者升衔。对段祺瑞等人是附片单保，二品衔留直补用道段祺瑞赏戴花翎，并赏加勇号，三品衔分省补用道倪嗣冲赏加二品衔，留直隶补用，副将吴凤岭以总兵补用，三人均交军机处记名简放；游击马龙标以参将留直隶补用，同知段芝贵以知府留于直隶实用。
此时，经唐绍仪周旋，收回天津的事情也有了眉目。
唐绍仪曾经在美国留学，熟悉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善于与西方人打交道，尤其是与美国人的关系更亲密。各国对何时撤出天津意见并不统一，美国主张尽早归还中国，甚至提前退出都统衙门；日本人为了拉拢袁世凯，尤其主张尽快归还天津。当时日本在天津都统衙门任都统的青木宣纯，是日本对中国谍报机关的鼻祖，他广泛结交中国官绅，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两人就结为至交，他定时到小站帮助督练，袁世凯多有借重。袁世凯经常对同僚讲，青木是“唯一可靠的日本人”。袁世凯亲自给他写信，说明自己急于收回天津的意思。青木宣纯认为与其与列国共享天津，不如与袁世凯处好关系，将来日本便可独享大利，所以极力主张尽快交还。
天津都统衙门的辖区，包括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二十五公里处，均被纳入其管辖范围，并将整个辖区划分为城厢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塘沽区五个行政区，各行政区区长由占领该区的外国军队指派人员担任。由于各国有独立的辖区，享有绝对独立的权力，常常不服从“都统衙门”的管理，并总是向“都统衙门”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因此，“都统衙门”与各国司令官、领事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更是钩心斗角，互不相让。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对洋人占据天津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天津东局子火药库被炸毁，“都统衙门”夜里被烧，一支日本军队在南郊高家村一带遭到义和团的伏击，并有传闻义和团将重新聚集万人准备攻打天津城，“都统衙门”不得不考虑移交政权。
唐绍仪写信给袁世凯，联军司令会议提出了有关交还天津行政权力的通牒，共计二十九条。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包括：拆除天津到入海口的炮台，禁止再建；禁筑天津城墙；天津城区周围二十公里内中国军队禁止驻扎；外国军队在天津驻地周围三十公里内，不用照会中国政府可以操练、射击和野外演习；外国军队必要时可以在北京的西山和北戴河自由设置夏期避暑营地；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天津都统衙门所做出的各项决议、发布的各项法令、签订的所有合同，并要严格认真执行。
袁世凯对军事方面特别敏感，他认为这些条款如果都答应，无疑会给列国军事干涉大清内政埋下隐患，如果允许各军到西山设夏期避暑营地，便是变相地准许列国在京西驻军，朝廷如何会答应？至于他这个直隶总督，更关注的是天津城周围二十公里内不能驻扎军队，不要说天津的治安无法维护，就是他这个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安全也无从保证。真是岂有此理！
袁世凯决定请日本人出面，约请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到保定详谈交还天津的问题。内田康哉三十五六岁的年纪，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进入外务省，一直追随日本著名外交家陆奥宗光，后来又到北京日本驻华使馆工作，半年前出任驻华公使。他是个中国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除了公使的身份，他还负有绝密使命：对中俄关系进行秘密侦查。日本对俄国在中国东北获取巨大利益极为不满，已经酝酿与俄国在辽东半岛决战。日俄若在中国土地上开战，中国的态度十分重要，因此他奉命在中国建立情报网，随时掌握中俄关系，并尽可能地使中国人能够弃俄亲日。内田注意到袁世凯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与他搞好关系对日本至关重要。因此，他与天津都统衙门的青木宣纯互通声气，尽量帮助袁世凯，以获取他的信任和依赖。
内田看了天津都统衙门的通牒后道：“我本人及本国政府也认为，这个通牒是非常繁杂而苛刻。”
袁世凯一拍桌子道：“真是岂有此理！天津一带是拳匪闹得最凶的地方，也是匪徒最多的地方，虽然暂时安定，但伏莽遍地，一颗火星就引来一场大火。如果不准大清军队在此驻扎，治安如何保证？如果大清不能在天津驻兵而列国军队反而可以驻扎，那么《辛丑条约》第十款规定的弹压民众排外的责任，本督概不能负。”
“阁下的担心我能理解。据我所知，天津不允许中国驻军一项恐怕很难通融，大约不许驻军的范围还可以商议。至于天津的治安，应当由警察来维护，而不是军队，这是欧美各国的通行办法。警察与军队为国家两大实力，不可一日缺之。警察所重在治安，军队所重为国家安全。目前中国以军队兼理地方治安，非常不可取。因为军队随时调防，对地方情形不能扎实了解，且军队兼理治安，也不利于军队的专业训练。我国自明治维新后就效法欧美，建立警察专责治安，敝国治安井然，警察功不可没。我国军队进北京后，三浦喜传君协助庆王爷和前总督李鸿章大人在京城建立了巡警局，深得庆王的欣赏。”三浦喜传是日本警视厅警官，娴熟汉语，在随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鼓动日军占领区军政事务长官谋划治安警察事宜，招聘了一批旗人充当京城巡警，日本占领区治安首屈一指。占据天津的各国联军并不负责城市治安，也专门成立了巡警局，雇请训练了一千余华人巡警负责，见袁世凯没有搭话，内田继续道，“我建议阁下先在省城试行巡警制度，尽快训练一支巡警队伍，到时候一接过天津，就可把巡警带过去接管治安。”
袁世凯哦了一声，脑子飞快地转着。京城和天津洋人都设有巡警局他早就听说过，去年上谕中也提过，要把巡警作为一项新政，他并未放在心上。如今经内田一提醒，他从中发现了扩充实力的一个绝好机会。他把自己的新军抽调一部分训练为巡警，前往维护天津的治安，然后就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扩充北洋常备军！他当然不能在内田面前承认自己对巡警一无所知，便遮掩道：“唐少川已经有此建议，我也正在物色人选。”
内田乘机建议道：“本国很愿在巡警训练上给予大力支持。如果阁下需要，我可把三浦喜传介绍过来，帮助阁下推行巡警制度。”
“对贵使和贵国的善意，本督深表谢意。届时若有需要，我会向贵公使提出请求。”袁世凯话题一转说，“我深知贵国和美国对大清颇怀善意，在归还天津一事上还要拜托贵公使给予帮助。我想请贵公使转告各国公使，都统衙门提出的这个通牒，是《辛丑条约》之外的横生枝节，已经超过了前约的规定，这样苛刻的条件，大清朝廷不指望收回天津，本督宁愿继续住在保定，慢慢等待时机成熟。也希望各国公使能够发挥作用，遵守《辛丑条约》，对都统衙门的武官们有所限制，不要一再拖延交还天津。”
袁世凯让内田向各国公使转达他的要求：天津城内需三千名巡警维持治安，他本人还需带一千军队，才能确保安全。
内田回道：“我一定把阁下的意思转致各国公使，并极愿为阁下奔走。”
袁世凯同时给外务部发电报，希望外务部与各国公使交涉，“天津系中国地方，各国均有驻兵，反不许地方自行其权，殊非公道。且津郡内外盗贼充斥，多有利器，现各国驻兵甚多，仍不免抢劫迭出，我如无兵，断难治理”。
袁世凯留内田在保定玩了两天，一送走他后立即找赵秉钧来见他。
赵秉钧是河南汝阳人，算是袁世凯的老乡，至于他的年龄就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不但年龄，就是姓氏也不能确定。因为他很小就父母双亡，靠流浪乞食为生。别人问他姓氏，他就以天下第一大姓“赵”自许，生日也是最大的正月初一，名字也很狂妄，秉钧，秉国器之钧嘛！他人很聪明，慧黠、强悍而心细。他曾经在大户人家当过书童，陪主家幼童读书，因此得以粗识笔墨。十八岁的时候考秀才不中，也像袁世凯一样投笔从戎。当时张曜正率河南的嵩武军在新疆追随左宗棠与阿古柏作战，他就投奔而去。他马术很好，被派为侦察骑兵。随大军过星星峡的时候遇到风雪，战马跌下悬崖，连他也一同拽了下去。他在雪中埋了三天三夜，几乎丧命，幸好被压在马腹下，被后续部队灌了鹿血酒才苏醒过来，却失去了男人的能力。从西北回来后，他捐了个直隶典史的微末小吏，负责缉捕、刑狱，后来又升任天津北仓大使兼两沽巡检。北仓是直隶驻军粮仓，两沽又是沿海要地，因此缉捕、治安责任很重。很快，赵秉钧以长于缉捕而闻名直隶。
此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手下的军官经常请赵秉钧帮助追缉逃兵，他善于侦察、追缉的才能也为袁世凯所知。天津兴起义和团时，赵秉钧以署理知县兼任直隶保甲局总办，坚持对义和团以拳匪缉捕。后来李鸿章再任直隶总督北上谈判，对赵秉钧十分赏识，便委他统带巡防营。如今袁世凯要办巡警，首先想到的就是深谙缉捕、侦探之道的赵秉钧。
赵秉钧此时被袁世凯召见，无异于喜从天降。他受李鸿章赏识，被委以统带巡防营，负责京郊治安。可是直隶大难之后，本就匮乏的饷银更难措手，结果是一拖再拖，李鸿章一去世，他更是失去了靠山，生计都成问题。但赵秉钧有一样好处，处境再难，也绝不颓唐，极讲仪表，又加他形貌俊朗，因此一见面给袁世凯的印象就不错。
袁世凯有意考校他，问道：“直隶大难之后，治安不靖，我很早就知道你长于缉捕，不知你有何高见？”
“高见实在不敢当，蒙大人下询，卑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错误处还请大人山海包容。要想长治久安，非有大的更革不可。我国目前治安现状，保甲废弛，捕役通匪，防营则扰民有余、治安不足。”赵秉钧小心翼翼地回道。
中国长期以来是自然自足的农业社会，商业欠发达，人口分散在农村，官府力量势难达到，因此数千年来城乡都实行保甲之制。清廷入关后，视保甲制为弭盗安民的良规继续推行，十户为一牌，设牌长；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凡发觉内有偷盗、聚赌、谋逆、邪教、窝逃、奸拐等作奸犯科之事，牌甲保各长及邻里，皆有向有司报告之责，其效果还是不错的。但随着吏治日渐腐败，尤其是晚清商业开始发展，人口流动频繁，而地方官疲于案牍，事事假手胥吏，根本不能掌握户籍人口的真实情况，徒费民财，形如废纸。当然，各级地方官也都负有整饬治安的责任，尤其是基层州县，专门有捕役、民壮负责治盗安民。但捕役、民壮人员很少，大县数十人，小县十数人，且其地位极低，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三代内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准入仕为官。官府甚至连工食亦不提供，他们只能通过陋规、赏金等收入为生。正直之辈若从事此业则难以为生，所以充当捕衙之人多为市井无赖之徒，或为土棍游民之类，平日欺压良善、仗势欺人、横行霸道，遇有案件或敲诈勒索，或逼良为盗，或敷衍塞责，索贿则争先，逐贼则居后，甚至与盗贼狼狈为奸，挟盗自重。
赵秉钧当过典史、巡检，又任过保甲局总办，带过巡防营，所以对其中弊端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袁世凯也是连连点头：“咦，那照你这么说，目前的办法是靠不得了，那该如何办理？”
赵秉钧一口咬定道：“非查照西法办理巡警不可。我曾去过上海，买了一本英国人关于警务的书籍。英国人认为，备军所以御外侮，警察所以清内匪。清查户口、禁暴诘奸、昼巡夜查、防患未然，都由警察专职来办，社会治安才可望好转。”
“你原来早就留意过警务。我打算在省城创设警务总局，推行巡警制度，开办学堂，训练警兵，不知你敢不敢挑起这副重担。”
赵秉钧腰板一挺说：“大帅放心，只要交给我，必不辱使命。”
“你可不要视事太易。”
“卑职不敢。欧美国家都已经实行警察制度多年，东洋日本也效法欧美，卓有成效，我们只要把他们的章程拿来，再参酌我们的实际稍加更改，就可照葫芦画瓢。”赵秉钧胸有成竹。
“那好，我委你办理警务事宜，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办出眉目，我上奏朝廷，由你出任省城警务总局总办和警务学堂总办。如果办黄了，可别怪我革你的职。”
赵秉钧一听要被袁世凯委任为总办，心花怒放：“大帅擎好了，两个月内我必定办出眉目。可是，有几样事情非请大帅允准不可。”
“哪几样，说来听听。”
“一是要设法请驻外公使帮忙，翻译英国的警务章程；二是要设法请几个洋顾问，要办学堂的话非请洋教员不可；三是经费要宽为筹备。”
袁世凯一锤定音道：“好，不但要翻译英国的警务章程，日本的也要翻译，东西洋查照才能更妥当。至于洋顾问，日本公使已经答应推荐几人过来，不久就可到省城。经费你放心，只要花的是地方，我无不支持。”
赵秉钧行事非常迅速，很快招募了助手，并与驻英使馆联系上，又把三浦喜传请到保定，参照欧美、日本的警务章程文件，拟定保定警务局及警务学堂章程。当时欧洲的警务章程是通过驻英使馆翻译后发电到保定，驻英使馆嫌电报费太贵，不想全文翻译。赵秉钧请示袁世凯，袁世凯大声道：“借鉴人家办法事半功倍，何必吝惜这点费用？你告诉他们好了，电报费直隶一文不少他们的。”
赵秉钧又报告袁世凯，他已经招募了五百巡警，说明了情况：“巡警不同于上阵的兵勇，是为管理人民而设，以防患未然，排难解纷，所以必须是性情和平、朴实、耐劳者始可胜任，血气方刚、好勇斗狠之辈绝不能录入。其他条件，则与大帅手订北洋常备军招募标准一致。”
袁世凯赞道：“中，巡警毕竟不是常备军，与百姓绅商打交道，不为上阵杀敌，性情平和很要紧，不然说不上三句话就动刀动枪，就与游勇兵痞一个德行了。”
“总局及分局的设置也反复商讨，大体有个方案，我先向大帅面禀。”
赵秉钧计划在保定城北关附近设总局，按东西南北四街冲要地方各设一分局，另外专设一局，负责保定城四关，共五个分局。各分局设巡官、巡弁、巡记各一名，巡长四名，正副巡目及巡兵八十名。总局负责管理、调度，只设总办一名，提调一名，文案两名，收支、考功、医官、卫生各一员，局役八名，总人数不到二十人。巡警的职责，除负责治安外，还要负责打扫街道、洁净厕所、安设路灯。
赵秉钧说明道：“各国警察，职责略有不同，清扫街道、管理厕所、安设路灯有的专设一局负责，我以为这些事情事关街市观瞻，与治安也是息息相关，先由巡警负其责也无不可。”
袁世凯对这一设想十分赞同：“举凡职责、奖惩，都要定好章程，有章可循，便可事半功倍。”
“警务学堂至关紧要，是巡警新政成效如何的关键。办理学堂，可概括为四个字：‘东仿西效’。”赵秉钧的意思，招募起的巡警稍加训练就可上街值勤，但要轮流到警务学堂受训。
所谓东仿，就是仿照日本的警务制度和章程；所谓西效，就是参考欧美的成法，这其中东仿又是重点。东仿西效的措施，赵秉钧总结为三条。一是聘请外籍教员和教官；二是将来要派留学生专学警务，并派警务官员出洋尤其是赴日考察；三是从留学生中选拔师资。
袁世凯对赵秉钧的这一长远打算深以为然：“这三条在办理学堂中可逐步实行，当前你尤其要多留意那些聪明颖悟上道快的，重点培养几十名将来给教员当助手。区区五百人太少，将来还要将巡警向全省推广。另外，进驻天津，我也要带巡警去。”
经过外务部和唐绍仪的反复谈判，天津都统衙门仍然不同意大清在天津驻兵，但可带两千巡警维护治安，另外总督府可保留三百人的护卫军队。
“区区三百人的军队，于天津治安起不到作用，将来天津的治安就只能靠巡警了。我打算从武卫右军中选调三千人，交给你的警务学堂训练，一旦接手天津，就让他们随同前往。”
赵秉钧一听自己这个总办将来有三千余人可以调遣，心跳得要蹿出胸口，他努力按下心口的激动道：“大帅放心，不出两个月，定然给您训练出三千出色的巡警。”
外务部和津海关道唐绍仪与各国公使及天津都统衙门反复交涉，讨价还价，最后就交还天津城的条件勉强达成协议，主要条款一是消平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到海通道的各个炮台，费用由都统衙门公库中支付；二是联军仍然驻扎原处，不允许驻扎中国军队的范围由二十公里缩至二十华里；三是铁路沿线六里范围内外国军队有弹压治罪之权；四是津城不许重建；五是凡都统衙门已定之案，无论系犯罪，或钱债涉讼，均不能重新审理；六是中国可派两千巡警维持治安，总督可带三百人护卫小队。此外，还规定中国官府不能重收以往的赋税，在外国军队和机构工作的中国人不能歧视等等。袁世凯急于收回天津，虽然这些条款依然苛刻，但他还是电告外务部，“目前条款已经较原议减轻甚多，闻各国武官多方刁难，利在延宕，经各使一再驳斥，始成现议。我如再向辩论，恐各武官又借会议为题拖延时日。目前之计，似可先同意条款，俟交还后再相机设法依次辩明，冀可两全。”
外务部尚书是瞿鸿禨，但在他之上还有总理外务部事务王大臣奕劻，而奕劻与袁世凯声气相通，虽然瞿鸿禨等人心有不甘，却还是上奏表示，“天津为畿辅要区，直督治所，唯期早日收回，妥筹善后”。
朝廷很快批准了奕劻的奏请，袁世凯则派津海关道唐绍仪、长芦盐运使杨宗濂、天津道张连芬、天津镇总兵吴长纯等人先期赴津，与都统衙门衔接接收事宜。双方议定，阴历七月十二日正式交接，都统衙门所设的五个区及内部办事机构均等待中方派员接替。保定训练的三千巡警选调两千预先开进天津，准备接手治安。原来各国在占领区雇请的华捕一千余人，全部留用，将来编入巡警。天津城二十里内由巡警负责治安，二十里之外，则由天津镇总兵吴长纯派兵扼要屯扎。
布置停当，袁世凯进京请训，向慈禧面奏接收天津的各项准备工作。
“天津收回来了，我总算向祖宗有所交代。”慈禧并无特别叮嘱，只是话锋一转道，“津海关的税收怕是都被洋人糟蹋了，你接过来后要好好整顿。朝廷要办新政，宫里经过这次大难，需要添置维护的地方也要花钱，可是部库和内务府都叫穷，真不知道怎么办。”
袁世凯一听这是向他这个直隶总督要钱，便回道：“大难之后，直隶也是百废待举，臣正筹划遵旨举办新政都需要银子。但臣受恩深重，鞠躬尽瘁尚不能报万一，臣当设法筹划先顾部库。直隶善后赈捐除留一百万两练兵外，暂时都解交部库。此外，臣再设法筹划几十万两先解内府以应急需。”
慈禧喜上眉梢，赞道：“天下督抚，都能像直隶一样顾全大局，朝廷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你到了天津，先安靖地方，再举办新政，要好好做出个样子来，让洋人看看，咱们国人办事不比他们差，也给天下督抚做个榜样，你袁世凯不愧天下督抚之首的称号。”
袁世凯出宫分别拜访了荣禄和奕劻，荣禄身体很不好，已不能正常上朝。但交代他要好好弹压地方，千万不要再酿出一场庚子拳匪之祸：“大清像我这身子骨，经不得风吹草动。慰廷，如今你一身系天下安危，要好自为之。”
实际上荣禄对袁世凯并不放心，曾私下里对人道：“袁慰廷有大志向，我在，尚可以驾驭得住，我若不在了，恐怕没有谁节制得了。”这话已传进袁世凯的耳朵里，让他心惊肉跳，如果荣禄在慈禧面前造膝密陈，自己好不容易坐上的直督之位怕有不保之虞。他对荣禄又敬又怕，无论如何要打消他的疑心，跪倒在地回道：“中堂，卑职得有今天，全赖中堂再造之恩。卑职一定追随中堂，对大清忠心耿耿，有我做直督一天，必定为大清守好京津门户，中堂但请放心好了。中堂一身真正系天下安危，望中堂保重身体。卑职这次看中堂愈加消瘦，须发皆白，卑职心如刀绞，万分……”说到这里，袁世凯伏地磕头，泣不成声。
荣禄虽然知道袁世凯善表演，但如此动情，毕竟令人感动。他欠欠身子道：“慰廷，不要如此，不要如此。”自己的泪也流下来了。
袁世凯抹抹泪道：“卑职知道，中堂最担心的就是天津的安危。中堂放心，卑职一到天津，一则与洋人和睦相处，二则对匪类痛加剿除，必使天津乾坤朗朗，绝不再起波澜，更不给洋人干涉的机会。”
荣禄轻拍床沿，表示赞赏。袁世凯唯唯退出，他留下一张银票，让府上打赏郎中。
袁世凯去天津前，有一个人必须见，就是翰林院的徐世昌。两人见面后，徐世昌直奔主题：“宫保此去天津，真是千头万绪。但我认为，只要把握好三个字，当能站稳脚跟。”
“是哪三个字，愿闻其详。”
徐世昌说的第一个字是“中”，指中枢。直隶总督屏蔽京师，能够忠心不二是朝廷第一位的要求，因此袁世凯必须自始至终不能让朝廷对他的忠心有任何的怀疑。关键中的关键，当然是慈禧的态度，一切功夫都要下在这里。好在与荣禄、奕劻、李莲英等太后最信任的人关系都到了共机密的程度，这层关系无论如何要维护好。
第二个字则是“外”。洋人驻兵天津，京津之间所有要地炮台都已经拆毁，京师如同不设防，朝廷最担心的就是洋人的风吹草动。因此袁世凯到天津，必须保证洋人安静；外国势力对大清内政的干预已成事实，从个人前途而言，袁世凯也必须得到列国的赞赏和支持。
第三个字则是一个“稳”。治安要稳，人心要稳，尤其严防民教纠纷，引起中外交涉。
袁世凯深以为然。他于七月十二日七点从北京登火车，四个多小时后赶到天津，都统衙门的都统都到车站迎接，华捕二百余人站班、护卫，绅商百姓夹道欢迎，商铺住家纷纷升起龙旗，悬起红灯。袁世凯带着文武各员赶到都统衙门，都统衙门及所设机构人员当场将所有公事一一移交，包括会议记录、财务簿、银款票据、案犯卷宗、工程卷宗、合同底卷，都由袁世凯与各都统签字画押。交割完毕，各国洋捕一律撤走。洋人设午宴欢迎袁世凯，袁世凯则于晚上在海军公所——袁世凯新定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衙门回请各洋人都统。至此，天津正式回归大清治下。
李鸿章出任直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因大多数时候在天津，因此天津城东北、海河边的北洋通商衙门也就被称为直隶总督行馆。这里经数次扩建后，达到四五百间房屋。后来王文韶、荣禄、裕禄出任直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都驻在这里。联军攻占天津城后，把都统衙门也设在这里。但袁世凯却将这里改为津海关道的衙署，而他的直隶总督行馆兼北洋通商衙门则改到了海河北岸的海防公所，离此大约一里多路。
袁世凯上奏朝廷的理由，是庚子之乱中直督行馆被毁大半，而实际的原因是他觉得在洋人的都统衙门里当总督，想起来总觉得憋气。而隔海河而望的海防公所，是李鸿章专为北洋海军在天津建的办公地方，有时候他也到这里办公。这里地势略高，没有水患之虑，而且戊戌年间，慈禧、光绪曾经计划到天津阅兵，已将这里扩建为行宫。后来发生政变，阅兵未能成行，但行宫已经改建完了，战争期间破坏又稍轻一些，袁世凯事先派人前来修复，陆续再扩建一下，便是一个崭新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衙门。
入住新衙门的袁世凯，第一件事就是与赵秉钧商议维护地面的事情。这是天津百姓最关心，也是事关他这个总督面子的大事。如果他袁世凯入主天津而地面不靖，岂不让刚刚撤走的洋人看笑话？于是他叮嘱道：“最紧要的是地面上不能出任何问题。出了问题，我唯你是问！”
赵秉钧提前率巡警入天津，对天津城内外已经勘查得清清楚楚，在日本顾问的帮助下，他拿出了一个巡警机构设置计划。计划是设立两个巡警总局，南段巡警总局负责运河南岸天津城厢及附近地方治安，下设五个分局，每分局设有直属的马巡队、河巡队、拘留所、差遣队、消防队、军乐队、电线巡警队和侦缉队，近三百人，五个分局再加总局一千五百人左右。天津城外的塘沽、西沽、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方，则设立北段巡警总局，下面也设五个分局，也是一千五百人左右。从保定带来巡警两千人，留用的洋人所雇华捕近千人，正好够两个总局定额。
袁世凯吩咐道：“先把南总局成立起来，警员要保证够用，暂可不必限于一千五百人。北总局过一阵再成立不迟。南总局的总办就由你出任，你要立下军令状，不可出任何问题。若有盗案奸案，或者洋人教堂、教民之家被烧，不必我说，你就该卷铺盖走人。”
赵秉钧回道：“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法，我请宫保给我一项特权。”
“咦，你是要讨价还价？”袁世凯对部下敢于提出请求并不反感，既不敢提要求，又不能肩负其责的下属他才不喜欢，“说来听听，只要于安良除暴有助，我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请宫保给我对匪类就地正法的特权。”
赵秉钧说，天津民风强梁，盗风素炽，兼之兵燹之后，土匪游勇以及海洋大盗时有出没，商民受害无穷。洋人有军队有巡捕，秩序维持得还好，如今洋人撤走，二十里内又不准大清驻兵，除暴安良全赖巡警，若不杀人立威，恐怕一发不可收拾。他要求获有匪盗解交发审处立即提审，情罪重大者，照土匪定章即行就地正法。
按照大清律例，判处死刑必须由按察使和督抚上奏刑部，押解京城复审后秋决，只有罪大恶极的匪类督抚可请王命旗牌就地正法，这是为了防止滥杀。赵秉钧要求这项特权，就如同把按察使和他这总督的大权拿到了手上无异。但袁世凯是行事果断的脾气，既然交给赵秉钧一副重担，那就给他挑起这副重担的权力：“好，我上奏朝廷给你这项特权。但限于两个月，两个月后规复旧制，照例审办。”
赵秉钧要到了这项特权，有把握治住所有地痞混混，很响亮地回答道：“宫保放心，若不能安靖地方，我提头来见。”
赵秉钧信誓旦旦，但袁世凯还是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处理完公事，他带上两三个贴身护勇，便衣小帽到街上去转。一路上街区要道，都有巡警站哨，拦住他们查问。越问得仔细，袁世凯越高兴。等他转到鼓楼附近时，路灯下看到赵秉钧一身巡警制服，带着三四个人也在巡查。袁世凯示意大家不要作声，躲到胡同里。鼓楼这里有一个岗亭，安排两个巡警，有个巡警正来回巡查走动。赵秉钧看了很久，带着人走过去道：“我看你巡查很久了，你很认真，不过，却没有发现我，可见还不够机警。咱们当巡警的，不能只当摆设。”
赵秉钧多次给巡警训示，这个巡警立即认出他来，打了个军礼大声回道：“是，总办大人！”
赵秉钧问：“你们这个岗位应当有巡警两人，为什么只有你一个？”
巡警回答：“报告总办大人，他说肚子不舒服，拿药去了。”
“哦，那他去了多久了？”
巡警老实回答：“一个多时辰了。”
赵秉钧厉声道：“分明是无故脱岗，你还要为他掩饰？”
“报告总办大人，他说肚子不舒服就走了。我不是大夫，也不敢说他没病。”
“你是个办事认真的人，很好。”赵秉钧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道，“我赏你两块银元，并记名注册，将来一有巡目出缺，你立即顶缺。”
对无故缺岗的巡警，赵秉钧立即下令，将此人捉回总局提讯，若确属有病，则另当别论，否则杖责二百，革除递解回籍。
见状，袁世凯小声对随从道：“赵秉钧办事如此认真，我可以放心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