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三把火。正式进驻天津的袁世凯虽然不是新官，但他从洋人手中接过天津，会如何治理，不但天津百姓拭目以待，就是洋人也十分关注。
袁世凯进驻天津的第二天，就叫上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巡警总办赵秉钧、总文案阮忠枢以及天津府县官员，陪他到天津城走走。
天津城其实已经无城。洋人占领天津后，因为战争期间天津城墙上曾经安放大炮，居高临下威胁租界区，因此都统衙门一成立立即决定拆掉天津城墙。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天津城墙完全拆掉，完整的砖块归拆墙的承包商，碎砖则归都统衙门，拆出的土则归天津百姓随意取用，所以很快就清理干净。而后洋人在原四面城墙的位置，修了四条马路，环天津城一周，天津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个有环城马路的城市；又在城内连接东西、南北四门修两条十字形马路，马路两侧，又拆除了四五米，种植草皮、灌木，修建人行道。新修的马路全部是细石子铺路，比之从前条石或黄土铺筑的路面，减轻了颠簸，又无雨天泥泞之苦，商民赞不绝口。
众人陪着袁世凯走了一段，他不再坐轿子，而是招呼一辆东洋车要亲自体验一下。东洋车来自日本，十多年前就由上海引到天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到小站的人多坐东洋车前往。不过几年的时间，东洋车又有改进，从橡胶轮变成了可充气的轮胎，靠背也模仿椅背的造型进行了改造，坐上去舒服多了，跑起来也不像从前那样颠得屁股坐不稳。他坐在东洋车上，回头对跟在后面的唐绍仪道：“少川，东洋人奇巧百出，日新月异，不服不行。”
唐绍仪回道：“国人最缺的就是这一样。等国人能够孜孜求新，所产商品能够精益求精之时，便是大清振兴之日。”
转到东南角，袁世凯摇摇手铃，东洋车停了下来。他走下东洋车，指指整齐干净的道路说：“天津城如此干净，真是出人意料。”
洋人雇请的巡警华人金捕头被赵秉钧叫上同行，赵秉钧示意他上前答话：“宫保大人，当初洋人为了治理街道，真费了不少功夫，也下了狠心。”
据金捕头说，街道秩序属巡警负责，洋人立下规矩，禁止商户无故侵占马路任意摆摊设点，防止车辆行人阻碍交通，遇到在街道及各公共场所有碍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的不良行为，巡警有权施以体罚，包括顶砖、鞭打、罚款等方式，处罚极严，毫无通融余地。
袁世凯吩咐赵秉钧道：“洋人管理得井井有条，不要到你手里就成了一团麻。洋人这些规矩，只要合适的都保留下来。”
“是，宫保放心，我正在参照天津洋人巡警的章程，修改在保定制定的章程。天津绅商百姓，也都希望洋人的一些好办法不要废止。”
“当然不能废止！我来天津前进京请训，太后说有御史上折，要求我到天津后，洋人的所有办法都要扫地出门，完全恢复大清的办法，这样才表明主权在我。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想法可笑，什么是洋人办法？什么是大清的办法？洋人办法有效，难道就不能效法？现在看，这些御史简直是井底之蛙，如果我这样行事，那才是中外的大笑话。”袁世凯高声道。
金捕头受了鼓励，又道：“其实洋人的许多办法很好，千万不能都废掉。”
“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种糊涂人。洋人修马路，拆迁不少房屋，想来费了不少功夫。不知洋人用的什么办法？”袁世凯又问。
“说起来宫保可能不相信，洋人拆迁并未费多少周折。百姓反而希望能拆到。”
“咦，那倒是怪了，洋人用的什么奇妙办法？”袁世凯饶有兴致地问。
“洋人要拆什么地方，会先派人去测绘，画出图来，标明每户的户主、面积。会在其他的地方拨给同等面积的土地，而且每亩还再补给至少七十五两的补助，如果原房屋位置好，补助则更高，超过八十两，甚至达到九十两。土地主人可前往都统衙门出示土地所有权及确切面积的证据，办理各种手续和领取费用。各户补助情况，全部在都统衙门影壁墙上贴单公布。公共工程局要给拆迁户一个月的时间做好搬迁的准备。”
“哦，洋人办事认真，为拆迁户考虑得也很仔细。补助款项敢于公开，便没有营私之弊，这些都是可取之处。七十五两的补助是一笔不小的钱，怪不得百姓都愿意搬迁。这么多银子支出来是一笔巨款，洋人又是哪来的银子？”
金捕头回道：“洋人的办法，当然是征税。洋人在天津城里，实际修了六条马路。马路沿线，都成为经商开店的好地方，紫竹林一带，洋人修建了大码头，洋行已经开了几十家，上海、营口、烟台的大清商人也都看好这片地方，已经有三十余家新店开张，这都是新增的税源。洋人税种也多，比如车、船、鸦片烟馆、妓院等都收牌照捐，食品入市要收税，值百取一；买卖营业要收营业税，当铺每月十两或二十两，票号、钱庄每月三两或四两，商店视规模每月一两到二十两不等，茶馆每月十两，戏院每月二十五两。”
“昨天晚上我看洋人移交的账目，不到两年，都统衙门各项收入竟然达到二百九十余万两。我不明白大难之后的天津何来如此高的收入？原来诀窍在这里。”
唐绍仪此时插话道：“洋人的说法叫经营城市。我在美国留学时，就常听美国人这样说。就是官府出钱或者委托商人出资，把一个地方的环境改造好了，然后再吸引商人前来经商办实业，新增加的税收，再拿一部分去改造城市环境。这样往复循环，城市会越变越好，而官府的税源也越来越广。”
袁世凯仰着头想了一会儿道：“少川，你的意思用一句话来说，洋人是把城市当作赚钱的工具来治理。”
“宫保说得太精彩了。”
“这里面大有学问，大有文章可做。咱们真得好好当洋人的学生。”
袁世凯明言要当洋人的学生，接下来的几天，又到洋人租界、老龙头火车站、天津城北老商业区巡察。晚上则翻阅洋人都统衙门留下来的会议记录及各类合同。这样忙了六七天，袁世凯召集布按两司、津海关道、天津府县及幕僚开会，宣布他的“三把火”：“新官上任三把火，天津百姓和各级官员都在等着看我袁某人会放哪三把火，我告诉各位，我的三把火可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洋规袁随’。我在山东的时候，就有拳匪画了一幅画，骂我是跟在洋人屁股后头的洋奴。我不怕他们骂，学洋之长，这样的洋奴我乐此不疲。诸位进天津比我还早，天津的面貌大家都看到了，可以用‘日新月异’一词来形容，我看了天津的变化，实话对诸位说，深感震惊！唐少川对我说，大难之后，天津情形在直隶可称首屈一指，又说天津在都统衙门治下，两年的变化可顶从前三十年。此言不谬。你们布按两司对直隶的民情治安比我清楚，大难之后，各州县地方官逃的逃，亡的亡，一任匪盗横行，再加洋军队和教民报复，真正是民不聊生。唯有天津，很快稳定了秩序，而且无论城厢面貌还是商业民生，都随之改善。我们不能因为洋人曾经占据过天津，就罔顾实事。都统衙门好些做法，是把洋人国内的办法引到了天津，好些办法就是比我们高明，我们不出国门能学到洋人的经验，这是多好的事情！有人主张一复旧制，据他们说，这样才显得有骨气，才算是主权归我。这真正是一派胡言！”
参与会议的众人，都纷纷鼓掌。
“我知道你们虽然都鼓掌，有人是心甘情愿，有人是敷衍我罢了。不管你们怎么想，洋人好的东西要学，要留下来，这一条我是坚定不移，在这里给诸位说清楚。至于当前最紧要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给巡警特权，以期维护天津治安。
“洋人入驻天津，很快就稳定了治安，他采取的是什么办法？就是咱们中国的老办法，乱世用重典。我看了都统衙门的有关规定，凡私藏军火者，限期交出，不交出，一旦查出，则立即斩首。为此被斩首的不下十人。再比如，晚上出门，必须掌灯笼，不得于暗巷中隐身，一旦被巡警查到，也是立即斩首。此外，对抢劫、**等罪行，也是重典惩治。就是洋人在天津城里犯事，也要交发审局审理，不像其他开埠城市，有治外法权。我已经奏请朝廷，天津巡警要有治匪的就地斩决权，就是为了在我接手天津后，治安不至于反弹。若宵小之辈以为洋人撤走，有机可乘，作奸犯科，那他可就打错了算盘。至少两个月内，天津要实行严刑苛法，对惯匪恶霸，就地斩决，不必发审。”
赵秉钧响亮地回答：“宫保放心，我对匪盗决不心慈手软！用数人脑袋换来天津的平安，总比博取宽仁的虚名，以致乱不可治、百姓遭殃要强得多。”
“好，我辈绝不可沽名钓誉。”
第二件事，就是洋人建设天津的几项措施都继续接办。都统衙门办移交时，要求不得在都统衙门修建的道路和堤岸、围城马路、北门至运河的道路上开设店铺、搭盖帐篷，不得反对已经达成的市区排水协议和在租界修建联结海河两岸的旋转式铁桥，地方官员还应保证完成都统衙门尚未完工的工程项目，继续施行对道路的养护和城市清扫。
袁世凯说道：“这些工程中，最大的要数海河疏浚工程。都统衙门先后已经投入三十多万两银子，工程已经初见成效，不能半途而废。”
海河下游淤塞严重，吨位稍大的轮船无法直航到天津，结果货物需要从大沽口再驳运。几年前中外双方就成立了一个海河疏浚委员会，下设工程局，负责解决海河疏浚问题。这个委员会主要成员有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津海关税务司、各个航运公司和驳船公司的代表以及各国租界和洋商总会的代表。几年来海河工程局已经分别在芦台运河、军粮城以及大沽建造了三个水闸，还修浚平直了几道河湾，对一些较浅的河道也用木桩和侧面防波堤的方法加以整治，使天津和大沽间从九十公里缩短到七十六公里，通航能力提高了不少。都统衙门又支持海河工程局兴办了三项开河工程，总长七公里，尚没有完成。袁世凯的意思是，必须继续筹款，完成这三项开河工程。
“天津大乱之后未发生大疫，卫生局功不可没。洋人开办的卫生局，也要继续办下去。”
都统衙门下设的卫生局负责改造厕所、水质检测、妓女体检、饮食卫生、疫苗接种等事项。负责卫生局的是法国军医和日本军医，两人都已经归队。
“卫生局的人才实在奇缺，除原有的人员留用外，可以再把日本军医请回来。军医人才太缺乏，不但军队需要，地方也需要。我有个想法，先开办一个军医学堂，学堂的总办正巧自己送上门来了。”
袁世凯物色的北洋军医学堂总办叫徐华清，字静澜，广东梅州人。少年时代就到香港打工，备尝艰辛。后来得到教会资助读书，辗转赴美，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后来又赴德国学习医学。二十七岁时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屡次治愈疑难重症病人，特别是曾治好慈禧的痼疾，被任命为御医，官封一品花翎顶戴。徐华清志不在做官，更不愿受御医的种种束缚，他最大的希望是办学，传授西医。但国人对西医误解颇多，谣传洋医挖眼剖心，是为提炼丹药。徐华清了解到袁世凯办事果断、有担当，而且又对洋人的东西感兴趣，所以专程跑到天津来，毛遂自荐，希望能办一个洋医学堂。袁世凯于是委任他为北洋军医学堂总办。
第三件事，则是继续办理善后，袁世凯希望借此示惠百姓。善后的事项很多，急于办的，一是奏请朝廷豁免天津钱粮，天津县应征光绪二十八年上忙，二十七年上下两忙，及二十六年下忙以及海防经费、河道钱粮屯谷等项，一律豁免。二是成立天津教养局。因为天津义和团闹得最凶，联军攻占后报复得又最狠，前后计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死亡，大量贫困儿童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袁世凯决定成立天津教养局，将这些贫困儿童收容起来，在教养局里开办织布、地毯、染色等工艺，传授给他们。
第四件事，便是刷新吏治。这是新官上任通常的动作，袁世凯亦不例外，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几项措施，都是前人所不愿行、不敢行的。
第一项措施，是裁汰冗员。天津是京师门户，水陆要冲，尤其是每年三百余万石漕粮，沿运河或海运到天津，再由天津运到通州存仓，历来直隶漕运事务较繁。但自从京津之间通火车后，漕运就简单多了，袁世凯要奏请朝廷取消境内的漕运机构。同时，又以天津县为试点，大幅裁汰书吏衙役：“吏治之坏，首在胥吏。诸位也都知道，各衙门胥吏，多连工食银也没有，全靠他们搜刮百姓。天津大乱期间，官员逃避，胥吏星散，正好借此机会，严加裁汰。留下来的，则发给工食银，严禁勒索，这是刷新吏治的治本之策。”
刷新吏治的第二项措施，则是成立直隶吏治调查处，除陆军官弁及道府大员外，其他官员一律在调查范围。这个办法袁世凯在山东就采取过，但都是临时起意。专门成立吏治调查处，则把调查官员作为经常性的一项措施。此事他与按察使周浩商议过多次，由周浩向众人介绍：“根据宫保的要求，调查拟分为平时调查和临时调查两种。平时调查是指随时留心官员的政绩，采访百姓对官员的评价和舆论；临时调查是指通过暗查、明访、查取卷宗或人证等办法，对于上谕查办事件、宫保要求查办之件、官员之间互相攻讦之事、绅民控告官员之案进行调查。凡暗查，则由宫保札派委员三两名，分别先后前往密查，各开具所查实在情形，如二人所查事由相同，即由本处据情呈请核办；倘所查情节歧异，应另派干员一人前往复查，仍由本处核实具呈。凡明查，派委一员前往调查，亦将所查实情报明本处，由本处核实具呈。”
等周浩介绍完，袁世凯补充道：“官吏考核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不能考核官吏优劣，提拔使用便难以公正服众。不能服众，优者下，劣者上，便是最大的吏治腐败。成立吏治调查处，就是希望能对官员的职守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将来调查处的调查，将作为对官员进行赏罚、奖惩的参考。”
第三项措施，则是道府厅州各项陋规一律取消，改为公费。
所谓陋规，是下级借各种节令给上司奉送“规礼”。清代官员廉俸很薄，而保持官员的体面，需要雇轿班、常随，帮助处理刑案、钱粮又要招募师爷，这些费用都是官员所出。因此“规礼”之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久而久之，便视为平常，尤其贪墨官员，更以此为自肥的手段。所以新官到任有费，各种节日有费，冬有炭敬，夏有冰敬，上司生日或官太太生日或者生孩子满月，都要送规礼，婚丧嫁娶更是不必说，也要有一份贺仪或丧仪。袁世凯认为上司受收下属规礼，便不能破除情面，据实纠参，甚至被下属挟持，吏治之弊，皆源于此：“平心而论，道府厅州官员，公费开支很大，如果不让大家收陋规，而又不给办公经费，便没法要求大家治理地方。总之，先要养廉，才能止贪。我的办法是，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摸清底数，大体按这个数目酌给公费。这样化私为公，上司不必受下属挟持，下级也不必为孝敬上司而到处搜刮。各级公费银，已经大体有个设想，老阮你给大家说说。”
阮忠枢正在打瞌睡，被身边的人捅了一指头，这才一激灵挺起来脖子来，因为事先袁世凯已经有交代，知道是让他说公费银的事，所以大声道：“刚才我又默想了一遍，感觉宫保所定的公费银，只高不低，对各级官员都是个福音。”
袁世凯所定的标准，大顺广道月支公费银一千两，清河道每月九百两，通水道七百两，天津道六百两，口北道五百两，霸昌道三百五十两。保定、永平、河间各府均月支公费银六百两，天津、正定、顺德、大名、广平、宣化各府均五百两……各州县将向来应出节寿等规礼，一律解到布政司库，道府厅州应支公费，按月赴司库请领。不足部分，则由布政使向袁世凯报请设法筹措。
这个公费标准相当优厚，与会的人员除了天津道府官员外都非受益者，他们不免咋舌羡慕，有些失落。袁世凯见状道：“在座的诸位也不必觉得吃了亏，你们也都有一笔车马费补贴，由藩库设法解决。”
众人一听，无不欢欣鼓舞。袁世凯此举，无异于示惠各级官员及幕僚。
“实在事情说完了，再说几句虚的。这些天我在想，有人说，甲午一战，证明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我以为，此言大谬，甲午一战不是证明三十年洋务不能救国，而是恰恰证明，我们洋务办得还不够。诸位想一想，李文忠公三十年孜孜于洋务，给大清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当年林文忠公在虎门销烟，洋人启衅广东，中外开战，我们以大刀长矛对付洋枪，以木船去对抗洋轮巨舰。可是甲午之战的时候，我们定镇两舰在黄海与日舰对战一天，日舰被迫退出战场；陆军的洋枪洋炮也不逊于倭寇。甲午败了，但败因并不在兵器上，而是另有原因，我今天不再细说。我要说的是，李文忠公倡导的洋务，让大清的军备基本跟上了世界的步伐。除此之外，还有火车，还有轮船，还有电报，还有机器采矿，哪一样不是李文忠公的功绩？所以，举国痛骂他数年后，到庚子乱起，文忠公奉旨抱病北上议和，就连当初骂他最狠的人也不能不承认，李文忠公有功于大清，洋务大业绝非一无是处！”说到此处，袁世凯深吸了一口雪茄后继续，“李文忠公在直督的交椅上坐了二十余年，可以说勋绩卓著。如今我忝居此位，如果不能把洋务大业——现在叫新政，其实与李文忠公推行的洋务是一回事——如果我不能把新政向前推进，便愧对李文忠公的识拔之恩，更愧对朝廷的恩典！何况如今开展新政，有诸多的有利条件。”
袁世凯认为，当年推行洋务屡屡受制于清流顽固派的抵制，庚子之乱后，只会动嘴皮子的顽固派彻底清除出朝堂，举办新政再也没有从前的种种阻挠。这是第一大有利条件。
从前推行洋务是从下往上推动，是地方提出要求，恳请朝廷允准。如今则是朝廷提出举办新政的要求，督促督抚们举办。这又是一大有利条件。
“如此诸多有利条件，若不赶紧行动，在新政上办出点名堂，岂不白戴了顶戴花翎？就直隶而言，尤其是天津，可以说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诸位可知道是什么吗？”
众人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一脸茫然。
袁世凯指指唐绍仪道：“少川，你是懂洋务外交的人，你说说，目前大清最发达的地方是哪里？”
唐绍仪回道：“当然是上海，然后是广州、烟台。”
“好，就以这三个地方为例，我给诸位好好说说。在开埠前，大清与洋人交往只有广州一口，洋人要买国人的货物，要卖给国人货物，只能通过广州的十三行。一切洋货皆源自广州，无论内陆还是沿海的茶叶、瓷器或者土产，要卖给洋人，也都要汇集于广州。所以开埠之前，广州富甲天下。但广州一地不能满足洋人的要求，因此先后有南洋五口、北洋三口开埠通商。广州离北京太远，洋人要与朝廷打交道，实在不方便。而京津一带朝廷又不许洋人前来，因此上海成为洋人汇聚之地，再加有长江航道，因此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取广州而代之，由一个小小的县城成为万货云集、日进斗金的十里洋场。如今，各国公使已经允许驻京，皇上可以沿用列国通例召见各国使臣。而洋人又在紫竹林建起了大码头，可以说，京津一带的开明、开化程度已经与上海无异。洋商、洋货、洋人的投资都将向京津尤其是天津集中。诸位请想，这是不是天津的大好机会？”
众人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发出“哦”的感叹声。
唐绍仪有点不赞同：“上海毕竟有长江航道，上海虽是一隅，但背后却有数省的财富集聚。”
“是，少川说得不错。天津的海河无法与长江相比，但如今京津都通了火车，关内外铁路将天津与东北连为一体，京津铁路又将京津连为一体，京汉铁路又将直隶与腹地数省连为一体，将来朝廷还计划开通津镇铁路，天津可直通镇江，与江北数省连为一体。少川你想，天津是不可是也可成为百货云集之地？”
“对对对！宫保所见，的确不是我辈所能预料！”唐绍仪及众人对袁世凯的远见卓识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太后召见我的时候，说希望直隶新政能为各省做出个表率，要我无愧于天下督抚之首的称号。直隶的新政能不能表率天下，就看各位能不能实心实意、扎扎实实地去办，我能不能对得住天下督抚之首的称号，就全看直隶的新政到底如何。诸位，我有一番雄心壮志，希望直隶样样走在前面，尤其是天津，不但治安要做到天下最好，马路、桥梁、卫生也要样样做到天下最好，更要紧的，天津的工商业将来也要做到天下最兴旺发达！那时候天津百工云集、百货云集、日进斗金，要超越上海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又拿雪茄指指周馥和唐绍仪，“你这津海关道，还有布政使衙门，那时候库里堆满了白花花的银子，让你们梦里都笑醒！”
闻言，众人同声大笑。
奕劻密电袁世凯，说署理河南巡抚锡良将可能调任热河都统，问他是否有得当的人推荐。袁世凯大喜，不仅仅是他又有推荐心腹出任封疆的机会，而是奕劻在重大人事调整时事先通气，说明他在奕劻身上的投资开始见效。
不过，袁世凯对山东巡抚的关注超过河南巡抚。山东是他官运转折之地，这是其一；山东战略位置关键，而且有烟台海关，又有正在开通的胶济铁路和淄川煤矿，将来财源必旺，这样的省份如果能安排自己人去当巡抚，当然是再好不过。直隶的官员，资格最老的当数周馥，追随李鸿章多年，无论洋务还是治河，都是一把好手，如果他巡抚山东最好；他遗出的布政使由按察使递补最好，那样，深受他赏识的通永道杨士骧则可升任按察使。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运动得当，便相当于直隶有三大员升职。
袁世凯找周馥密议，因为周馥重听，因此延入密室方可大声沟通。周馥对袁世凯的关照自然十分感激，但对钻营仕途却有些不屑：“慰廷老弟，我追随文忠公四十余年，办营务、办洋务，救灾治水，扶贫济困，问心无愧，我如今六十有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周馥因受李鸿章的牵连，屡次受到弹劾，虽然资历很老，如今却只是布政使，所以有这通牢骚。
袁世凯劝道：“老哥，你不能只为你自己考虑。你淡泊仕途，只求随遇而安，可你不升一升，下面的人就不得升迁不是？还有，我早就想把缉之调到直隶来，碍于你们父子得回避，至今不能如愿。你如果能够巡抚山东，父子对调，各得其所，岂不妙极？”
牢骚归牢骚，周馥不能不对出任封疆动心。袁世凯告诉他要想办得稳妥，得花笔银子。周馥便问道：“我筹一万两银子够不够？”
一万两当然不够，但袁世凯不再让他为难：“老哥，你要信得过我，把银子交给我，我来办这件事好了。”
“我当然信得过宫保，人人都知道，宫保敢花银子，却不贪银子。”
周馥所说一点不假，袁世凯与李鸿章都是热衷名利的人物，但他不像李鸿章那样乐于营私聚财，他有一个口头禅：“银子是用来花的。”为达目的花起银子让人瞠目结舌，却不屑于聚私财。
打发走周馥，袁世凯把杨士琦叫来道：“老五，有一个差使非你亲自出马。”
听袁世凯说完事情原委，杨士琦说道：“宫保的意思是一箭三雕，一万两银子恐怕不够打点。”
“的确不够，不如先从银钱所提一笔用着，总之不要放过这个机会。老庆能如此关照，我们不能办半吊子事，来日方长嘛。”
杨士琦又道：“宫保此次也为我四哥筹划，无论成不成，我四哥出笔银子是应当的。”
袁世凯连连摇手：“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这话你总该听说过吧？此事只限于周藩台和你我知道，就是你四哥，也不能透露半个字。”
“宫保放心好了。”杨士琦当然知道其中利害。
“这次你还要办一件大事。上次请训时，太后说起宫中窘迫，我已经答应直隶筹一笔银子。这次你带二十万两去，请李总管直接交太后，是入内库还是怎么处理不必过问。同时让李总管转奏太后，直隶正在设法，将来还会有奉献。”
“李总管那里，是否也要打点？”杨士琦的意思，这次谋划周馥出任山东巡抚，不能只靠庆亲王。
“那是当然。荣中堂那里，你替我去问候，从同仁堂带些上好的细药。”
三天后杨士琦回到天津向袁世凯复命，听奕劻的意思，把握很大。
但好事多磨，在这节骨眼上，却有御史参奏周馥，说他昏耄营私，贻误地方，巧于营谋规避，广树私人，兼之老迈龙钟，诸事废弛。朝廷把原折发给袁世凯，让他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瞻徇。
袁世凯细读参折抄件，参劾周馥甲午战争期间，升任直隶臬司，却称病乞退，巧于回避；时局一定，又携金至京营谋四川藩司。此事袁世凯十分清楚，当初他与周馥为李鸿章分忧，到前敌营务处分任总办和会办，说周馥巧于回避，真是昧着良心说话。又参他八国联军入京后，作为直隶藩司的他不到省城支持危局，却恳请李鸿章让他留京办事。这事袁世凯也清楚，是李鸿章把他留到身边的。还参他“老迈龙钟，两耳重听，属员回事，不准多言，偶有敷陈，动加呵斥，以致下情不能上达，诸事废弛，唯以不升巡抚，时怀怨怼，大庭广众之中，肆言无忌，其跋扈嚣张又复如是”。又参他对拳匪太姑息，以致养匪贻患；久仕直隶，用人理财不孚众议；对待下属有亲有疏。这些参劾多半是捕风捉影，甚至颠倒黑白。至于对属员有亲有疏，是任何官员都难以避免的。
袁世凯怀疑是不是他运动庆亲王的事情泄露了，有人故意坏事。他首先怀疑的是瞿鸿禨，因为当初他奏报洋人欢迎太后回銮一事，瞿鸿禨耿耿于怀，两人关系已经难以挽回。追问杨士琦，他表示绝无泄露的可能。
“那么，就真是无巧不成书了，大好的机会不能让这一纸参劾坏了好事。周藩台的为人你们也都知道，真正是兢兢业业，这样的人不得升迁，天理何在！”袁世凯发完脾气又说，“你去告诉老阮，让他去和臬司商议，我的态度是四个字，对这个参折，‘一字不认’”。
数天后阮忠枢把复奏稿呈了上来，对每一条参劾逐一反驳，人证事证，真正做到了“一字不认”。但袁世凯觉得还不满足，因为没把周馥的功绩说清楚。于是他亲自捉笔，补叙了一段，阮忠枢稍加润色，再呈了上来：
伏查该藩司周馥，在直年久，如果该藩司昏耄营私，贻误地方，难逃公论。臣受恩深重，断不敢稍涉瞻徇，上副朝廷付托之隆。唯该藩司公正廉明，励精图治，考之案牍，证以人言，并派员逐一查访，绝无情弊。且该藩司久在直省，夙著贤能，所有北洋办理海军、电报、铁路、矿务、水师武备各学堂及海防紧要事宜，皆其参预创办。当时北洋人才，无能出乎其右。已故大学士李鸿章倚如左右手。前年冬奉命入都随办议约，兼办京城教案，其时各国使臣、统将，多方要挟，棘手万分，大局几至决裂。该藩司禀承全权大臣，百计磋磨，心力交瘁。又以李鸿章衰年多病，步履维艰，遇各洋员有会商事件，多由该藩司相机因应，坚苦维持。上年夏间，款议就绪，奉饬到任。其时各国联军，尚踞省垣，中国兵队，不能到防，土匪蜂起，民教寻仇，局势几为一变。筹办善后，极难措手。乃复酌拟办法，不数月间，匪徒敛迹，民教相安。迨銮舆回京，腹地已一律平靖，该藩司历经盘错，劳苦功高，实为同僚所不及。臣抵任以后，复能遇事匡助，不遗余力。唯其性情朴直，论事不顾忌讳，率属力斥浮夸，劳怨不辞，或滋物议，而实心任事，人所难能。当此时局方艰，需才孔亟，倘迁就原奏，模棱登复，殊不足以彰直道之公，尤恐任事者相率寒心，转多顾虑。该藩司被参各节，既经查无确据，应诸毋庸置议。
袁世凯连读两遍，十分满意，拍着桌子道：“老阮，你的文笔是越来越老辣痛快！‘倘迁就原奏，模棱登复，殊不足以彰直道之公，尤恐任事者相率寒心，转多顾虑。’真是痛快至极。你的车马费，每月再加十两。”
阮忠枢连连摇手道：“宫保，已经够多了，不敢再奢望。”
袁世凯笑了笑道：“是不敢再奢望，不是不愿。可见还是不够多。”
阮忠枢也笑道：“多少是多？直隶百废待兴，宫保又是雄心壮志，花钱的事项多得很。”
“这个我自然知道。老阮，我再给你说一句话，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有本事的人在开源上动脑筋，没出息的人才在节流上动心思。我准备把山东周缉之调过来，让他帮我大办工商实业。”
“他老爷子任藩台，怕是他有顾虑。”
袁世凯此时不便说破，笑了笑道：“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复奏上去后不久，便有了结果，周馥如愿出任山东巡抚。但他缺出的直隶布政使，却未能由直隶按察使周浩递补，而是调江宁布政使吴重熹填缺。这个结果也不算太糟，因为吴重熹是袁世凯的老熟人，袁世凯曾经对他执弟子礼。袁世凯的老家项城县属陈州府，而吴重熹曾做过一任陈州知府。当时袁世凯继承嗣父袁保中陈州府驻地的家产，办诗社，交名流，吴重熹也是袁府的座上宾，给足了袁世凯面子。袁世凯在陈州立住脚跟，与吴重熹的捧场关系极大。所以袁世凯对他十分敬重，如今归到自己治下，当然没有不欢迎的道理。
袁世凯在迎接吴重熹的宴席上，仍然要执弟子礼。
“不可，万万不可。当年在陈州，你递门生帖子，本来就属勉强，那时候我是陈州父母官，也就厚着一张老脸收下了。如今你是上宪，我是属下，何敢再以老师自居。”吴重熹是有备而来，当即从怀中抽出门生帖子，“今天也请直隶的诸位同僚做个见证，我将门生帖子璧还，从此以后，再无师生名分。”
“老师当年在陈州给我莫大面子和关照，如今到了直隶，我总算能够有机会报答一二，老师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说。”等散了席，袁世凯留下吴重熹，有一番体己话要谈。
吴重熹再次声明：“我已经璧还了门生帖子，宫保无论如何不能再自降身份。我对做多大的官倒不计较，你也知道，我有收藏古书拓片的爱好，最费的就是银子。将来有机会，你能给我个报酬优厚的职位就再好不过。”
吴重熹是山东海丰（今山东无棣）人，他的父亲吴式芬和岳父陈介祺都是收藏界知名的人物，吴重熹受家传影响，对古书、拓片收藏十分痴迷，据说遇到喜欢的古书，卖家具、当衣裳也要买到手。
“啊，你是这么一番想法。那倒好说了，将来有这样的位置我一定力荐。不过，眼前有件急务，还有赖老兄设法。”
袁世凯所说的急务，就是直隶尤其是天津的钱荒和银荒。所谓钱荒是由于铜价暴涨，铸造制钱——也就是外圆内方的铜钱——的成本暴增，于是铸钱的便纷纷减铸，结果市面上制钱减少，发生钱荒。百姓平日衣食住行，不会是大额支出，尤其需要小额制钱，钱荒后便造成商家和百姓两不便，影响货物流通和日常生计。
银荒的原因比较复杂，自从鸦片贸易开始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尤其开埠后，除了鸦片大量输入，随着洋人而来的还有洋银元，有日本的龙洋（币面饰有龙纹）、英国的站洋（正面有不列颠女神站像）、墨西哥的鹰洋（币面花纹有鹰鸟），此外还有美国的贸易银元、法国的安南银元等，这些银元都在大清流通，造成币制混乱。尤其《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相继签订，巨额赔款都要求以白银付款，进一步加剧白银外流。经营钱庄的没有现银给付，就发行钱帖和银帖——写有抵顶制钱若干枚或抵银若干两的票据。钱庄以实力做后盾，适当发放钱帖、银帖，便于流通，方便交易，这本来是行之已久的办法。但如今发放过多，便大幅贬值，持钱帖或银帖去换现银或交易，就必须在票据之外再加钱或银若干，才能认可票据的价值，这加出的一部分就称为帖水。如今天津的帖水，一千两银帖开始要加帖水一二百两，如今二三百两，而且是有增无减的趋势。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价格猛涨，处理不好，便会引发金融风潮。金融不稳，什么新政，什么工商实业，都无从谈起，袁世凯为此愁肠百结。虽然他万事精明，无奈金融这一套根本看不透，更弄不明白。
周馥职责所在，正在想解决办法，也是不得要领。如今他又调任山东，更无心于此。袁世凯希望吴重熹能有所作为，但他也是一副茫然的神情：“缺什么补什么，既然是钱荒，除了赶铸制钱，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银荒的办法，也只能从藩库及各司道库中筹银，暂借给钱庄渡过难关。”
这些办法周馥和天津府县也都提过，办法是好办法，却没法从根本上见效，因为直隶也缺现银。铜价猛涨，铸制钱便要赔钱，铸得越多，赔得越多。袁世凯现在是想生钱的门路，要他先往里赔垫，如何行得通？他知道再与痴迷收藏的吴重熹谈金融，无异于对牛弹琴，因此只好打住道：“好在来日方长，慢慢地想办法。”
十几天后，袁世凯盼望的周学熙从山东乘轮船赶来赴任。见面之后，就把自己遇到的难题向他请教。周学熙好像知道袁世凯必有此问，显然已经深思熟虑：“此事的确棘手。如果双管齐下，这个危局也并不是不可解。”
“双管齐下，怎么个下法？”袁世凯盼望周学熙有神机妙策。
“就眼前来讲，就是尽快铸铜元。以铜元取代制钱，便可解钱荒。”周学熙回道。
袁世凯有些失望：“缉之，铜价飞涨，所以才减铸制钱。要铸铜元，岂不同样赔累？”
周学熙摇头道：“不然，铸铜元不但不赔累，还有大利可赚。”
“啊？有这等好事？”袁世凯一副怀疑的神气。
“宫保听我细说。”
铜元与制钱不同，制钱本身的成本与它的币面价值相近，因此一旦铜价上涨就会赔累。但铜元却是一种名义货币，按当前的规定，一枚铜元当十枚制钱用，而实际铸一枚铜元只需熔化不到四枚的制钱，换句话，铸造铜元至少有六成的赢利。
“当前一两银子的官方牌价是一千制钱，也就是一百枚当十铜元，而铸这一百枚铜元需要不到四百个制钱，换句话说，铸一百枚铜元，就有六钱银子的赢利。如果铸一百万枚，那就有六万两的赢利，铸一千万枚，则有六十万两的赢利。宫保请想，是不是有大利可图？”
袁世凯仰着脸想了一会儿，明白了，的确有利可图，但他还有一项顾虑：“如果钱庄都纷纷私铸铜元，便又无利可图了。”
周学熙笑道：“宫保忘了，铜元是要用洋机器才能铸得成，一般小作坊私铸制钱行，铸铜元，他们办不了。”
袁世凯一拍脑袋大悟道：“对对对！”
“宫保要想铜元畅通无阻，必须下令废止制钱，一律改用铜元。这样市面上的制钱都用新铸的铜元换回，又可重铸铜元。铜元畅通直隶，不但解决了钱荒，而且有六成的赢利，何乐而不为！”
袁世凯离座郑重向周学熙拱一个长揖，周学熙连忙躲到一边道：“宫保如此，真是折杀我了。”
“你这一策解了我数月的愁肠，当得起这一揖。”
“要想市面上资金融通裕如，除了铸铜元，非办银行不可。洋人国家，公私都可办银行，这为他们的实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你是说办钱庄？”袁世凯对银行如何帮助洋人发展实业不甚了了。
“银行与钱庄相似，但与钱庄又大有不同。”周学熙尽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钱庄规模小，且唯利是图，支持小商人小买卖行，支持大实业、办大事则行不通。银行实力雄厚、信用可靠、经营规矩、薄中取利，国外银行往往数个商家甚至十数商家合股成立，像修铁路、疏浚河道这样的大工程，也有实力支持。”
“哦，这个我明白，比如卢汉铁路，就是比利时国的银行贷款修筑。”
“宫保，咱们直隶也可以办一个银行。”
袁世凯双眼炯炯，问：“怎么办？哪来的巨款？”
“直隶的信用就是一笔巨款。”
周学熙的办法是，把直隶藩库、盐政库及各道府的官库统一起来，成立直隶官银号，用官库的收入作资本和信用，吸引百姓商家存款，同时又对重大实业项目给予借款支持。
“银行的根本就是信用，信用有了，出一张支票，可一万，可十万，甚至数十万。商家又可拿这几万的银票去购买其他商家的东西，其他商家再拿这张票去采购自己需要的货物，宫保请想，就这样一纸支票，在市面上产生了多少流动？洋人国家，大都不像咱们流通要用银子用制钱，他们用的就是纸票，靠的是什么？就是洋人国家、银行的信用。只要宫保把直隶的信用做足了，不愁没处来银子。”
袁世凯感叹道：“这可真是大开眼界了。缉之，你先把造币厂和直隶官银号办起来，解决银钱两荒。”
“宫保放心，当年李文忠公曾经造过铜元，机器都还在，稍作修理就能开工铸币，两个月内，保证直隶用上铜元。”
“好极了，一个造币厂，一个官银号，好一个双管齐下。”
“这只是其中一管。这一管可以概括为金融手段。还有一管，就是大办实业。银行要靠信用，而国家的实力却非靠实业兴旺不可。宫保对洋人国家的商家颇有研究，商战商战，以商品为战。这些年闹银荒，银子去哪了？被洋人赚走了。洋人靠什么赚走？靠的还是商品。鸦片是害我国人的毒品，但在洋人看来，也是国人需要的商品。不管洋人的逻辑多荒唐，这些年来我国进口洋药数量年年剧增这是事实。除此而外，洋人把大量洋货一轮船一轮船运到大清，包括日用百货，也包括电话、电报、轮轨、火轮车等设备，不一而足。而大清能出口到洋人国家的除了茶叶、土产外，哪还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大清进口的洋货远远超过出口的土产，这是大清银荒的根本原因。要想抵制，只有兴办实业，生产有竞争力的商品。如果有更多的商品出口到洋人国家，我们便赚回洋人的银子。即便不能出口洋人国家，国人用国货，洋货销量减少，也是减少银荒的一策。所以，无论如何，大兴工商实业，宫保必须当成头等的大事。”
“中，中，中。”袁世凯高声道，“前一阵我说，天津将来要与上海争长短。如何争，就是大办实业！将来办实业，要多多倚仗了。”
“我也正有此志。要办实业，闭门造车不行。东洋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实业大兴，东洋货已经后来居上，要办实业，非到日本去实地考察不可。”
“我也正有派人出洋的打算。不过今年怕是来不及了，等造币和官银号办出眉目，最迟明年上半年，我就派你去日本考察实业。”
周学熙深受鼓舞，就实业救国，又与袁世凯畅谈良久。
九月份醇亲王载沣大婚，福晋是荣禄的女儿，小名叫大妞。男女两方，袁世凯都要花一笔贺礼，尤其是荣禄这边，当然要更重一些。他早已派人赴上海，买了足有四万两银子的珠宝首饰，准备送给荣禄的女儿。这件事袁世凯打算让办事圆通的杨士琦去，但杨士琦出关与俄国人谈收回关内外铁路事宜，原来预计九月初就能回来，谁知道好事多磨……
关内外铁路是指从北京丰台经过天津、山海关再到沈阳的铁路。这条铁路加上到营口的支线，全长八百多公里，目前已经修通六百余公里。八国联军入侵后，这条铁路分别由英国和俄国军队占据，迟迟不肯交还。朝廷任命袁世凯为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分别与英国、俄国交涉交还事宜。英国人占据关内铁路，是想阻挡俄国人南下，以防威胁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因此提出的交还条件是，所有的支线都不能交由任何他国修筑，而由中国自造。中国当然是求之不得，因此中英较顺利地签订了协议。但俄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关外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铁路支线该怎么修，别国无发言权。所以磨来磨去耗掉了好几个月。最后，在合同中只规定北京到张家口、天津到保定的支线由中国修筑，且不用任何外国资本，并不得作为向外国借款的抵押。至于关外支线，暂且不作规定。各方终于达成一致，关内铁路交还袁世凯亲自与英国人谈；关外铁路交还则由杨士琦出关与俄国人交涉。等杨士琦谈妥回到天津时，已经是九月十一日。
“老五，你总算回来了。你马上进京一趟，把我收回关内外铁路的奏章递上去，同时，还有一项差使也得你办。”
袁世凯交代清楚后，杨士琦回道：“宫保，淮军银钱所的银子已经花了不少。这总是一笔死钱，花掉就没了，得想开源的新法子。”
“开源的新法子已经想了好几条，缉之正在加紧办理。短期见效的是铸铜元，长期见效的是大办实业。”
“大办实业自然是开源的根本之策。但不能只指着将来新办，眼下该北洋的实业也应该实至名归才是。”
袁世凯瞪着眼睛想了一阵后道：“你是说盛杏荪抓在手上的轮船和电报？”
“正是。盛杏荪抓在手上的实业一大把，哪一项不是当年北洋李文忠支持创办的。尤其电报、轮船两项，收入十分可观。按照当初北洋与他商定的办法，每年他应当交两成的赢利给北洋，作为军饷和办学堂的费用。可是自从文忠公失势后，盛杏荪便把这些洋务抓在手上，北洋节制名存实亡，二成赢利的话提也不提。宫保请想，别的暂且不论，这两成赢利是不是就得与他好好论一论。如果把这几年的积欠再让他补交过来，那可是一笔巨款。”
“我早有此意，别人主政北洋怎么对待轮船和电报我不管，如今我当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必须让它们重归北洋治下。我打算向朝廷请假回籍葬母，借此机会我到湖广、两江都走一走，也到上海与盛杏荪见一面，听听他怎么说。”
袁世凯母亲去世后，朝廷只赏假百日守孝，百日之后，他便除服办事，母亲遗体则运回河南，却一直没有下葬。不久他又受命总督直隶，两宫回銮，安定地方，公务实在太忙。如今已是深秋，关内外铁路已经收回，直隶、天津也都日趋平静，估计这次无论如何朝廷会准假。
果然，这次朝廷准了，上谕说：袁世凯著赏假四十日，回籍葬亲。该督之母刘氏，加恩赐祭一坛，著河南巡抚派员前往致祭。
袁世凯临走前，军务政务都要做一番交代，之后又将阮忠枢叫来吩咐道：“老阮，前一阵商议的那个保案，我起程前拜发吧。”
袁世凯所说是《直隶防军迭次剿平拳土各匪汇案择优请奖折》，以剿匪为由，奏保请奖二百余人。
“宫保，今年保折已经办了六七批，不下五百人次，是不是太多了。”
阮忠枢说的一点不假，年初，袁世凯就以办理回銮差务为名，为三十余名官员请奖；二月又以办理直隶善后出力为名，保奖出力文武员绅中外教士二百余人；三月再以黄河安澜为名，为三十余出力人员请奖；四月又以三年考绩，补行大计，保奖直隶二十余官员；五月底又以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两届期满为优秀学生请奖，一次超擢三十余人；七月又为剿办直隶南部景廷宾造反的文武官员七十余人请奖；九月初又为永定河抢护有功人员十七人请奖。这还不包括单独上折个别保举的人员。袁世凯的军中心腹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刘永庆等人，幕府及文职心腹阮忠枢、杨士琦、杨士骧、唐绍仪、赵秉钧等都是数次获保。段祺瑞三个月内两次受保，由候补知府到二品衔留直补用道，并赏戴花翎，赏加勇号。这要放在别人麾下，恐怕要熬个三五年。
“老阮，人才难得。要成大事，没有人才怎么行？将来咱们要大批募练北洋常备军，又要举办各种新政，急需大批人才。要吸引人才，非让他们看到希望不可。我经常说，不能把官印锁在抽屉里，摸平了棱角还不舍得授给下属。你不保举，不给他们攒资历，将来有了空缺，无论文武，你没有够资格的人，朝廷是不是就给直隶派人来？那又是何苦来哉。何况这次保案，主要是为了照应一下直隶淮练各军，听我的，办！”
阮忠枢还是有些犹豫：“宫保说办那就办好了，折子是现成的，宫保是否要再斟酌，这一个保案，一共保了二百余人。”
“老阮，我已经看过了，再斟酌什么？别啰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