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奉旨获假四十日回籍葬母，尚未起行，上海的盛宣怀又遇到父丧，他的老父亲盛康在上海英国人的医院去世。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但没想到会来得如此快，所以让盛宣怀有些措手不及。
他措手不及的并非是老太爷的后事，后事早就都做了充分准备和安排。让他措手不及的是手里的实业。父亲去世，他必须遵制丁忧二十七个月。这期间，所有的官职差使都应当辞去。此时他的主要差使有轮船招商局督办、电报局督办、汉阳铁厂督办、卢汉铁路总办、集成纺织公司首董。而其中尤其是轮、电两局，利润最为丰厚。朝野中不知有多少人觊觎，如果他遵制丁忧，辞去的权力则很可能永远不再属于他。
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从这些企业创办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担忧。
自从开埠后，洋人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尤其洋轮先是垄断近海航运，之后侵入长江、珠江等内河航运，中国旧式运输木船很快被挤垮。当时中国商人纷纷要求买轮船办轮运，与洋人竞争，但朝廷担心轮船多了，一旦被洪秀全式的人物利用，装上火炮就成了难以对付的军舰，因此一直不准民间创办。李鸿章提出北洋官办轮船招商局，朝廷答应了，但北洋却没那么多钱买轮船，于是李鸿章想了个变通的名目，叫官督商办。以商人的资金为主，同时北洋出一点启动资金，另外在税厘、货物等方面给予关照，北洋大臣则有权委派督办或总办，招商局的重大事项需要报请北洋批准。结果轮船招商局办得很成功，盈利不断提高。但既然叫“局”而且沾了个“官”字，衙门作风就难以避免，吃闲饭的人自然就多。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产权不清。商人认为股金主要是他们的，应当按商业规矩办事；但朝廷的官员，尤其是翰林清流之辈，则认为国家让之税厘，派给漕粮运输，完全是在国家扶持下发展壮大，分明是官办企业！所以轮船招商局一开始盈利，就不断有收归国有的呼声。
1877年，轮船招商局成立的第五个年头，山西道御史董儁翰上奏说“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三年后，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那时候李鸿章坐镇北洋，在他的庇护下，安然度过危机。到了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因甲午大败而为万民所指，被清廷投闲散置，大权尽失。1896年，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实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当时朝廷正在忙于应付甲午善后及赔款，一动不如一静，没有收归官办。后来王文韶、荣禄、裕禄先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间都较短暂，也没有改变前例。盛宣怀则趁机加强控制，把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紧紧抓在手上。
现在情形又有不同，因为庚子赔款，朝廷入不敷出，将轮、电、铁路收归国有的议论复又浮起。如今盛宣怀面临着近三年的丁忧，三年不算长，但对风云变幻的官场而言又足够长，如何继续把轮、电大权抓在手中，是盛宣怀最大的心事。
盛宣怀与心腹密议，认为当年李鸿章坐镇北洋，屡次伸出援手，使轮、电度过危机，如今要断绝他人的觊觎，还是得从北洋入手。一则名义上轮、电都是北洋创办，当然不愿他人染指，二则以盛宣怀与袁世凯的交情，袁世凯也会伸出援手。
盛宣怀和袁世凯都是李鸿章这根藤上结出的瓜，好比武林中的同门师兄弟。所不同的是盛宣怀跟随李鸿章最久，他的业绩主要在洋务企业。袁世凯是后起之秀，从驻扎朝鲜开始声名鹊起。他们两人在李鸿章失势后，又都各找靠山，又都得以乘势而起。而且，两人在对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又经常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而成为思想上的知己。比如，甲午战后，袁世凯立即把精力投入到编练新军上，盛宣怀则随袁世凯之后向朝廷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提出练兵、理财和育才三大要务。康梁在光绪的支持下发动维新变法后，盛宣怀和袁世凯都不认同康梁的过激做法。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两人完全相同，剿拳、惩凶、护使以及东南互保，两人亦步亦趋，配合极为密切。
经过东南互保，盛宣怀对袁世凯十分推崇，李鸿章病重的消息传出后，盛宣怀就给袁世凯写信表示：“合肥老矣，旋转乾坤，中外推公。北门锁钥，非公莫属。”而且他还密电军机大臣王文韶，“俄约未定，天津未还，直督一席，慰廷颇负众望。”袁世凯顺利出任直隶总督，盛宣怀也是尽了力的。
盛宣怀是真心支持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在他看来，抛开其他因素不说，单就他执掌的洋务企业而言，这是最好的人事布局。由一个思想和意见总是不谋而合的人出任直督，他和他的洋务企业前途都将更加光明。如今，守制在即，轮、电两局面临被他人夺取的危险，向袁世凯求援也就是最现实的选择。所以，他借给袁世凯发电报丧的时机，表达求援的意思。
家严体气素健，入秋胃纳渐减，并无疾病，忽患关膈不通，医治无效，痛于二十三日弃养。宣怀遭此事变，万死莫赎。生平知己，文忠而后，莫如我公。现在商约尚未竣事，铁路、商务责任重大，均宜遴派贤员，迅速接办。伏乞密电政府主持。叩头感泣。
盛宣怀在这封电报中将袁世凯列为仅次于李鸿章的第二号“生平知己”，当然目的是让他在朝廷面前说话，铁路、商务、洋务等主持人不要易主。而且这事也的确只有袁世凯说话最方便。
当时袁世凯还在天津，尚未起程。盛宣怀焦急地等待着袁世凯的复电，急欲知道他的态度。到了下午五点多，终于收到了袁世凯的复电：
时艰方殷，我公遽悲失怙，凯分居犹子，南天引领，涕泗交横。夙稔孝思哀痛，曷其有极。务望为国自重，勉相抑制，是所至祷。商约商务铁路诸务，均关重要，即公自揣，亦复难得替人。凯明早即当首途，仰屋踌躇，徒增时事之感。倚装奉唁，不尽欲言。
单从电报看，袁世凯看重盛宣怀，希望他继续主持商约、商务、铁路诸务的意思，再明确不过。北洋这边，盛宣怀放心了。然而，朝廷那边的安排却非常不妙。户部拮据，早就想把轮、电二局归入户部筹饷，现在盛宣怀请求开缺，正是一个天降的好时机，因此对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打算均准盛宣怀开缺或改为署任，并打算派张翼前来督办轮船、电报，仅仅给盛宣怀保留一个铁路督办的职务。袁世凯将此意透露给盛宣怀，并安慰他“以忧去官，心安理得”，意思是让他听从朝廷的安排。
盛宣怀十分失望，大权旁落不说，朝廷派来的这个张翼是个败家的东西，如何能够把自己视如生命的轮、电两局相托？张翼本是老醇亲王奕譞的长随，靠着这层关系，当了上开平矿务局的督办。八国联军入侵后他躲进天津租界，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和英国墨林公司的代表美国人胡佛勾结，以张翼放鸽子给义和团送信为把柄，逼迫张翼将开平矿务局低价转让给英国人。张翼一直隐瞒朝廷，还正式上奏要求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合办，说是可以扩大开平矿务局的规模和实力。但纸里包不住火，月前此事暴露，袁世凯已经上折弹劾张翼，建议朝廷赶紧收回利权。正因如此，盛宣怀把抵制张翼南下的希望也寄托到袁世凯身上，他发电报给袁世凯，先说张翼督办的危害，“顷接津电，轮、电两局将派燕谋侍郎督办。开平华商正在聚讼，轮、电股商闻此消息，票价顿跌，难保不转贲外人”。然后再说轮、电与北洋的渊源，“查轮、电发端于北洋，宣怀素系文忠所委，并非钦派”。这是告诉袁世凯，轮、电的人事，北洋说得上话，朝廷不该插手。然后又诉说自己辛苦经营，却只落得埋怨，“二十余年，不过坚忍办事而已，至于利息盈亏，皆股商受之，局外不知，辄以独揽利权为诟病。时局如此，亦甚愿借此卸肩”。这是发牢骚罢了，实际目的当然是希望袁世凯阻止张翼南下，“公督办商务，此为中国已成之局，公既意在维持，愿勿令其再蹈开平覆辙。伏乞主持公论。速电略相，俟公到沪面商，再定办法”。
“略相”就是荣禄，他号“略园”。盛宣怀不但希望袁世凯能阻止张翼，而且希望他能让荣禄出来说话。
袁世凯此时人在开封，已经葬完亡母，打算沿长江出海，乘海轮回天津，途中计划在金陵拜访张之洞，到上海拜访盛宣怀。他发电报向张之洞、盛宣怀通报行程，同时专发一电给盛宣怀：
留侯接局，鄙人断不谓然。在津尹曾劝北洋收回，辞以不暇兼顾，因而自谋，亦在意中。然内未必予之。当电京阻止。
这封电报虽短，却意味深长。“留侯”是汉初的张良，这里借指张翼。袁世凯向盛宣怀表明态度，断不会同意让张翼之流接管轮、电两局，而且将发电报阻止。同时又有意向盛宣怀透露：在天津的时候，张翼就劝北洋收回轮、电两局，我没有答应，现在他自谋接办，我已在意料之中。这好像是在说朝廷为什么会有派张翼接管的起因，其实不然，袁世凯的意思是在告诉盛宣怀，轮、电两局是北洋的产业，原来我顾及你的面子没有接管，现在张翼竟然要接管，那我北洋就要出面了。出面不仅是阻止张翼，阻止之后是北洋接管。
盛宣怀接电，这才发现情况不妙，请袁世凯出面，张翼南下的危机可以解决，却又引来了袁世凯对轮、电两局的觊觎。真正是前门拒狼，后门入虎！他有些后悔请袁世凯出面了。但后悔也没用，如今袁世凯羽翼丰满，他要收归北洋，自己又有什么办法阻止？不过他还不死心，希望袁世凯收回北洋后，仍然能像李鸿章一样，只是委派个总办，督办的大权仍然能掌握在他盛宣怀的手中。因抱这一线希望，不能不特别巴结袁世凯。当时卢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但南边已经从汉口通到信阳，袁世凯计划十月二十一日从信阳乘火车南下武昌，盛宣怀派他的心腹助手、京汉铁路南段总办郑孝胥到信阳的长关火车站迎候袁世凯，同时派轮船招商局总办沈能虎率“快利”轮船到武昌迎候。
袁世凯回籍之行，亦忧亦喜。忧是为家事。袁世凯是个孝子，对生母十分孝敬，因为自己国事缠身拖了一年多才得以归葬，心中十分不安。他希望把母亲与生父合葬，也算是对生母的安慰。但大哥袁世敦却坚决反对，理由是袁世凯的生母并非正妻，只能葬在祖林边上。而袁世凯则认为，自己的生母虽是妾，但后来也成为继室，因此也是正室的身份，与生父合葬理所当然。袁世敦与袁世凯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袁世敦的母亲是正室，他认为这个地位不能动摇，因此坚决不肯通融：“老四，你如今官比我大，可是嫡庶有别，长兄为父，你官再大命令不到我这个大哥。”
当年袁世敦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朝廷将他革职，他认定袁世凯有意不伸援手，与袁世凯几乎要断绝兄弟关系。袁世凯没法，堂堂直隶总督只能为生母另寻风水宝地安葬。这件事实在窝囊得很，却又无可奈何。
忧中之喜，是为公事，也就是收回轮、电两局出现了难得的机会。盛宣怀丁忧，张翼要南下接管，他正可利用这个机会施展手段，达到收归直隶的目的。他之所以在匆匆的行程中，要到武昌参观汉阳铁厂，又要到南京会晤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一方面的确是想开开眼，看看张之洞大办洋务的成就，另一方面是示好张之洞，使两人关系更上层楼，为他收归轮、电铺垫。
九月初两江总督刘坤一去世，朝廷派张之洞署理两江。他这是第二次署理。第一次是甲午年，刘坤一率老湘军北上驰援辽东，战争一结束，刘坤一回任，署理半年多的张之洞回任湖广。这次刘坤一去世，按理说张之洞这二十年的封疆大吏直接实授就是，没想到又是署理。有人认为他实授两江总督只是时间问题，也有人认为，恐怕好事多磨。袁世凯认为要拿住盛宣怀，非与张之洞处好关系不可。总局设在上海的轮、电两局毕竟都在两江的地盘上，如果盛宣怀策动张之洞干预，则收归北洋恐怕要生波折。
所以袁世凯一到武昌，立即在署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端方的陪同下参观汉阳铁厂，一路看一路赞不绝口，对陪同的郑孝胥说道：“规模如此宏阔的铁厂，也只有张香帅能够办得起来，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郑孝胥曾出任日本神户、大阪总领事，甲午战争前回国，闲居南京，被张之洞赏识，引入幕府，视为心腹，百政无不参预。袁世凯在他面前有意盛赞张之洞，当然相信这些赞语很快会传到张之洞的耳朵里。
满洲正白旗人端方，算满人中的能员。他对新政很有兴致，戊戌变法时受到光绪的赏识，让他出任农工商局督办。慈禧发动政变后他赋闲一段时间，但随后就出任陕西布政使，慈禧逃亡西安的途中接驾有功，被任命为陕西巡抚，一年前又出任湖北巡抚。他一到任，就办起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连他的儿子也派赴美国留学。袁世凯对派赴留学生也十分感兴趣，就此问题两人谈得也很热闹。
由于时间太紧，袁世凯在武昌逗留半日，当天晚上就乘盛宣怀派来的轮船顺江而下。北洋一艘兵轮也先期赶到，一路护航。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到了南京城外的下关码头，张之洞按惯例亲自出城，带着轿子前来迎接。总督府中门大开，放炮相迎。
进了总督府，已经是午饭时候，宾主稍作寒暄，更衣就座，相陪的是藩臬二司等大员。因为袁世凯在南京只有半天时间，下午还要继续赶路，因此宾主边吃边谈。张之洞是除李鸿章之外洋务最见成效的封疆大吏，在湖北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尤其汉阳铁厂，规模宏大，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十余个，卢汉铁路更是在张之洞首倡主持下得以动工修筑。此外他尤其注重新学，办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袁世凯请教处颇多，当然最要紧的还是办洋务的银子怎么筹。
张之洞捋着他的长须道：“一言以蔽之，官督商办而已。”
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开始全靠官办，但后来投资巨大，无以为继，将盛宣怀请去出了官督商办的主意，这才有汉阳铁厂今日的局面。
“小本买卖，尽可商民自办，而投资巨大的局厂，非官督商办不可。官督可解决官商隔阂办事难的问题，商办又有两层好处，其一是可吸纳商人股本，解决资金问题；其二是由商人按经商之道经营，更容易获利。经商毕竟与当官不同，商场更不同官场，非素习商务者不能得其窍门。”
袁世凯听张之洞的意思，对盛宣怀颇为赞赏，心里感到不妙，脸色却是一副茅塞顿开的表情：“我在北洋也想大兴实业，正为资金发愁，效法宫保的办法，资金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只是京中的舆论，似乎对洋务之利全被商人把持颇有看法，很有一些人主张收归官办。”
张之洞如今是太子太保，因此袁世凯称他“宫保”。
“商人投资，当然要取得商利。靠商人股本经营，却又对人家盈利眼红，此小人心术。至于收归官办，也无不可，可是官府要拿出足够的银子来买回商人手中所持股票，不然一切免谈。”
“我对股票实在一无所知，听说股票的价格时常变动，是不是可以理解，商人手中的股票有很多虚头？”
“你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一个局厂的股票价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大家对它将来盈利看好，人人争相购买，价格则可能高；反之，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对它的盈利缺乏信心，则会股值大跌。”
闻言，袁世凯请教道：“哦，如果刚开始买的时候，大家对它的盈利并不太看好，可是后来却盈利可观，是不是手里的股票就会大大地升值？”
“就是这个道理。比如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股票，如今与刚发行时相比，已经翻了不止一倍。汉阳铁厂的股票，因为卢汉铁路即将全线开通，涨势已现。”
袁世凯想的却是如果要把轮、电收为官办，不妨在股价上大砍一刀。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的老进士，自命为李鸿藻、翁同龢之后的清流领袖，又多年出任封疆，在李鸿章死后，资望无人能望其项背，自视甚高，架子颇大。对袁世凯这种虽然位居督抚之首但连秀才功名也没有的人，他也不以为然。见袁世凯对洋务似乎一窍不通，一再请教，早生厌倦。而且他有午后睡觉的习惯，一直睡到晚饭时方起。陪袁世凯吃饭，吃到一半就困得不得了，有几次说着话就半闭着眼要睡去。袁世凯心中不快，连呼上饭。吃罢饭他就去下关码头，张之洞登上他的八抬大轿相送，在路上就睡着了。到了码头，他睡得正香，也没人敢叫醒。他的亲随跑到袁世凯面前，说明这个时候正是张之洞午睡时间，正睡得香，是不是把他叫醒。有此一问，显然是不敢叫醒，袁世凯摇摇手道：“何必，让宫保好好睡就是了。”
袁世凯登上轮船，汽笛长鸣。张之洞一惊而醒，连忙下轿，袁世凯的船已经快到江心，他只好站在码头上，向袁世凯挥手致意。袁世凯站在甲板上，挥手告辞。张之洞钻进轿中，复又鼾声如雷。
轮船开通后，有人写竹枝词说：“火轮船走快如风，声响似雷逆浪中。一日能行千百里，大洋西到大洋东。”轮船的速度，每小时五六十里，袁世凯乘坐的是轮船招商局为他备的专轮，安全第一，因此比平常速度要慢一些。等他到达上海，已经是次日下午两点多，路上行程花去十七八个小时。
正在上海与盛宣怀一起与英国人“商约”的吕海寰，上海道府县各级官员，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官员，驻吴淞、崇明的驻军以及上海的著名绅商，齐聚码头，鹄首恭迎，翎顶辉煌，好不热闹。盛宣怀正在守制，不能亲自到码头接，特派他的心腹送上名帖及亲笔信。上海海关道设宴接风，安排在浦江边洋人开办的礼查饭店，开的是西餐。袁世凯不想太过招摇，以丁忧为由——虽然他被朝廷夺情，但理论上二十七个月内仍然算丁忧期——不肯到礼查饭店，改到海关道衙门就餐。这样一折腾，开席时已经到了下午三点多，吃完午饭已经快五点，轮船招商局已经来请赴晚宴。
赴宴前，袁世凯亲自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张之洞：
道出金陵，渥荷优待，频年饥渴，为之大快。以公谋国之忠，任事之勇，见机之明，忧时之切，为生平所未见。而规画鄂省各政，苦心孤诣，尤为五体投地。凯虽不敏，愿效步趋。尚祈随时教诲，匡我未逮，无任盼祷。凯叩。
袁世凯的这份电报并非全然恭维之词，他对张之洞在洋务、新政方面的成就的确是十分佩服。在张之洞面前如此谦下，也是为了博取张之洞的好感，彼此引为同道，将来不至于有意为难。尤其是在收回轮、电两局时，不打横炮、出难题。
官员过境上海，经常住的是天后宫。因为使用多年，各项设施已经破落不堪。盛宣怀给袁世凯预备的住处是在通商银行后面的一座洋楼，离外滩不远，是闹中取静。这是盛宣怀新建的一处房产，刚刚装修完毕，完全按西式风格，内中陈设，从餐具到卧具再到盥洗用具无一不是洋货。
盛宣怀提前赶到等候，袁世凯一到，先说明不能出面接待的歉意，又亲自带他去看过卧室，然后延入客厅，除留一个心腹下人侍候茶水、咖啡外，其他人等一律不许靠近。
寒暄过后，袁世凯装作无意道：“盛侍郎真正是财大气粗，去年两宫回銮，五辆花车尤其是太后的花车，布置的那份精致讲究，当时就让我大开眼界，心里想，大清上下，也只有常驻沪上的盛侍郎有这种能力。”
盛宣怀的底缺是工部右侍郎，所以袁世凯一口一个侍郎。
“盛侍郎”对置办花车一事也是相当自豪：“在直隶的地盘上，我兼着铁路的差使，花车置办不好，差使办砸了个人受处分事小，实在不敢给袁宫保丢人。”
“人有钱是一回事，会不会花又是一回事。乡下土财主，银子再多又会办什么事？比如这处洋楼，无论其规模还是内里的布置，大清上下也只有盛侍郎能承担得起。外间相传，盛世郎办轮、电、铁路、银行、纺织，盈利累累，果真是名不虚传。”
盛宣怀这才发觉，袁世凯的话头一直在他财大气粗上打转转，连忙补救道：“轮船、电报近年来的确盈利可观，至于铁路还未贯通，借了巨额洋债，暂时谈不到盈利。纺织、银行也是刚刚起步，只见投入不见回报的时候，也谈不到盈利。何况，就是轮、电二局，其盈利也是按商业规矩办理，按商股分利，盈利的是商人。我这督办，不过拿点薪俸而已。外人不知，动辄以独揽权利为词，实在有口难辩。这些意思，我也在电报中向宫保诉过苦。”
人人都知道盛宣怀在所有的企业中都有股份，他既是督办，更是大股东，说只拿点薪俸，鬼也不信。但袁世凯并不点破，接着盛宣怀的话头道：“局外人不懂局中事，对当年盛侍郎所付的心血未必能知道，如今看到有利可图，就说三道四，像张翼之辈意图夺取者，大有人在。我与张香帅谈起来，他也是义愤得很，说这都是小人心术。无奈天下小人居多。”
“有宫保主持公道，绝不能让此辈得逞。”
“这个问题不大。”袁世凯有一双骗死活人的眼睛，目光炯炯望着盛宣怀，一副推心置腹的表情，“杏翁，解决张某人的觊觎问题不大，但这不是治本之策。此行察看内情，公受病唯在船、电，何不化商为官，杏翁可免受累受谤？以杏翁的才资，早就该开府封疆，在钱眼里折跟头，实在可惜！”
封疆开府的话盛宣怀当然愿听，当年李鸿章给他策划的道路是“办大事、做大官”，教训他要先办成几件大事，不愁不能封疆开府。办轮船、电报、铁路、银行这都是大事，却没做到大官。为此他对李鸿章颇有牢骚。眼前的这位天下督抚之首，论资历何如他盛宣怀？但官场的事，上哪里说理去？
不过，要让盛宣怀丢开轮、电，他又如何下得了决心？困于庶事，受累受谤不假，却又有大利大益。只是自己已经在电报中向袁世凯诉苦，并表示愿趁此机会卸肩，本是牢骚，袁世凯却故作糊涂，反来相劝，自己如何能够出尔反尔，想了想道：“化商为官，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轮船招商局自始就是以商股起步，只能商办；电报局将来可以考虑官办。沪上巨商听说张某人要南下接办轮、电两局，商情浮动，谣言纷传，一动不如一静。”
袁世凯不容盛宣怀改口，趁机道：“轮船招商局先归商办，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电报局可归官办，我回去就将杏翁的意思奏报朝廷。”
盛宣怀只想抽自己几个嘴巴，千不该万不该说出电报官办的话来，如今被袁世凯坐实，反成了自己积极要将电报局化商为官，真是哑巴吃黄连。
袁世凯看盛宣怀连咽唾沫，把手边的咖啡递上去，依然是双目炯炯，让人无法怀疑他的诚意：“杏翁是李文忠公最得力的臂膀，文忠公麾下封疆开府的大有人在，我就不信杏翁一点也不动心？杏翁如果有什么想法，南洋的张香帅自然不必说，一定会为杏翁说话；我这北洋大臣，胳膊肘更不能往外拐。我袁某人无论走到哪里，敢于举荐属下是人人都知道的。我当然不敢把杏翁当属下，但你我都是李文忠公这棵秧上结出的瓜，自然当互相扶持。”
洞悉官场情伪、精明透顶的盛宣怀又被袁世凯的真诚打动了：“今年我十余月都耗在与英人的商约上，聚议六十余次之多，舌敝唇焦，不遗余力。如今总算有了个结果，洋货裁厘加税，写入条款，于大清有利的还有外加三条，实在是大清强弱转换的一大关键。我这商约大臣，真正是问心无愧。”
盛宣怀所说的与英国“商约”，是由《辛丑条约》引出来的一件交涉。《辛丑条约》第十一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商议，以期妥善简易。”这一条是谈判时英国首先提出来，并最终加进了条约中，为列国扩大在中国的贸易埋下了伏笔。《辛丑条约》签订不久，英国立即提出按这一条款进行“商约”，并派定总理印度事务大臣政务处副堂马凯为谈判全权代表，率代表团来。因为英国人的商业利益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因此指定上海为谈判地点。清廷不敢怠慢，任命盛宣怀和刚卸任回国的驻德兼驻荷公使吕海寰为商约事务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为督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吕海寰商约中有紧要事件，随时就商张、刘两督办。
英国人提出了一大堆扩大通商利益的条款，其核心就是裁厘。自从曾国藩创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起，为了解决军饷问题，想出了厘金的搜刮办法，就是对商品运输值百抽一，也就是价值一两的货物抽取一厘的费用作军饷，称厘金。实际后来不止是一厘，抽取四五厘、七八厘的都有。而且这种厘卡遍地都是，重复抽厘问题十分突出，尤其是长途运输的货物，厘金之重出乎想象。洋人入口货物在交税后，中国商人运销到各地，还要交各项厘金，因此成本很高，影响了销售洋货的积极性。英国人对中国的厘金制度深恶痛绝，借此机会，一定要达到裁掉厘金的目的，要求清廷下令各地一律取消厘卡。
厘金已经是地方的一大财源，当然不愿一律取消，何况《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都由地方赔付，所以无论是地方还是清廷，都不愿取消厘金制度。后来几经议驳，想出了一个针对洋货裁厘加税的办法，就是厘卡不取消，但洋货不再收取厘金，但要增加进口税。增加多少进口税为宜？双方争执不下。中国厘金制度混乱，根本无从测算厘金负担到底是多少。最后双方在增加一倍进口正税上达成一致。洋货进口正税百分之五，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再加一倍正税，合计百分之十二点五。这比起土货要缴纳的厘金轻得多，洋货的竞争力必然提高，因此英国人最终满意。而地方督抚得以继续保留厘金制度，因此也无大的意见。厘金变为正税，进入海关收入，而海关收入是入户部的，因此朝廷也满意。
裁厘加税的同时，英国人还获得了轮船进入内河，以及进一步增加长江及珠江流域通商口岸的权利。作为所谓的“平等”，商约中增加了三条对中国有利的条款：一是英国禁止吗啡出口到中国；二是中国改革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一致，中国做到这一条后，英国即允许放弃其治外法权；三是如中国与各国派员会查教案教事，英国应派员会同查议，尽力配合，以期民教永远相安。
盛宣怀解释道：“各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外国人犯法，国人却不能审理，实在是对大清主权的极大干涉。迫使洋人放弃治外法权，以大清今日国势，竟允此条，可谓立自强之根，壮中华之气，实为意料所不及。”
袁世凯赞道：“听杏翁一谈，此次商约真是为大清挽回不小的利权，杏翁更是功不可没。”
“我不敢贪天功为己有，但此中吃了极大辛苦却是千真万确。”盛宣怀话题一转道，“各国如此重视商约，实乃商务是国家富强之一大关键。我国应当在六部之外再设商部，专责商务，实在是巩固国本之要策。张香帅久有此意，宫保若能与张香帅联衔入奏，以南北洋举足轻重的地位，朝廷必然鉴纳。”
袁世凯立即明白，盛宣怀觊觎的是将来商部成立后的尚书一职！他如今是工部右侍郎，并不到部办事，与虚衔无异，但有此资历，届时出任商部尚书却够资格。于是，他不动声色道：“此议不错，洋人国家讲究商战，我督直隶，也有大办商务的想法，朝廷如能成立商部，对我国商务实业的发展必有大益。将来这商部尚书一职至关紧要，不但要懂商务，而且要懂交涉。”
“是是，还要善于与洋人打交道。就这一点来说，无人比宫保更合适。但宫保如今是天下督抚之首，对此区区一尚书，当然不会放在眼里。”
“不是不放在眼里，实在是有人比我更合适。”
“宫保属意的是哪一位？”盛宣怀紧张地问。
袁世凯盯着盛宣怀的眼睛，诚恳地说道：“除了杏翁，你还能提出更合适的人选吗？”
这正是盛宣怀所期望，由袁世凯亲口说出，他便趁机与他谈谈条件：“宫保到时候如能帮我说句话，那真是感激不尽。若真能出任商部，那时候轮、电都恐无力兼顾，尤其电报恐怕要多劳北洋分心。”
这就是说，如果他能出任商部，则电报收归官办的事他也将极力促成。
“我当然会极力为杏翁说话。不过你也知道，如今能一语定乾坤的是太后。外臣提议促成是一回事，你还得在太后身上下下功夫。尤其是李总管，太后对他的话是很看重的。”话说到这份上，也就更显得袁世凯有十足的诚意。
“我与李总管还多少有些交情，我想到时候他不至于坏事。”
袁世凯这下摸到盛宣怀的底了，他打算走李莲英的路子，谋求商部尚书一职，便笑了笑道：“杏翁可不要大意，光靠交情是不行的。”
两人会心一笑。李莲英爱财，哪个不知？
接下来袁世凯又向盛宣怀请教办银行的事情，盛宣怀办的通商银行正在风生水起，因此谈起来十分得意，说了不少行中机密。这一谈，一直到自鸣钟敲了十二响才罢。
第二天，袁世凯参观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江南制造局。下午，专邀商约大臣吕海寰了解与英国议约情况，并请他将中英新签订的《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全文给他一份。
次日一早，袁世凯即乘轮北上，四天后到达天津，其时已是深夜。与朝廷准他的四十天假，是一天不差。
袁世凯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从上海带回来的《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交给唐绍仪，让他找懂商务的人仔细推敲，对大清好处都有哪些，有没有像盛宣怀所说，大清之强弱此为一大关键。
当天他得到一个颇为意外的消息：张之洞的两江总督竟然又黄了。新任的两江总督更出乎意料，竟然是云贵总督魏光焘！倒不是说魏光焘人不好，人是不错，湘军老将，跟随左宗棠征战新疆，甲午之战时又奉命随湖南巡抚吴大澂北上，在海城之战中表现还算不错。之后任过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两宫回銮后任云贵总督。他出名的是军务，魏大帅看操勤是人人皆知。每天一早，披衣下床，就到军营走一遭。政务上也有些作为，比如设课吏馆、办新式学校，尤其是派赴日本留学生，在西南偏僻之省算是开风气之先。不过与两江总督的地位相比，他实在太勉强，近数十年来两江历任总督都是声威赫赫，曾国藩、沈葆祯、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哪一个他能比得上？
袁世凯真是为张之洞可惜。两次署理两江，如今又被魏光焘夺走，该是多么委屈和愤懑？他立即给张之洞发一封电报，报告他已经回津，同时表示，“公竟回鄂，为大局忧，惜哉”。
张之洞未能出任两江，从他个人角度讲的确可惜，但对袁世凯而言，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他一直担心盛宣怀借势张之洞难以对付，如今好了，一介武夫魏光焘出任两江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他立即对招商局下手，在上《恭报销假回任接印日期折》的同时，上了一片——《轮船招商总局要务由北洋经理片》：
查中国轮船招商总局向设上海，此外各埠均设分局经理运载。前北洋大臣李鸿章经手创办，委举员董，召集商股，经营多年，颇著成效。嗣经李鸿章经委升任道员盛宣怀督办局务，而一切要事，悉禀承北洋大臣主持。历年议定，按商股盈利提出二成归公，作为报效之款，分解北洋以充饷项及学堂各经费，曾经奏明在案。臣于本年二月间，因大乱以后，商情观望，曾奏委丁忧通永道沈能虎赴沪，会同各员董妥筹维持并司稽查。臣此次道经上海，适值盛宣怀丁忧守制，沪埠浮言朋兴，商情颇为摇惑，股票因之跌落。当经臣面饬各员董等，嗣后仍恪守定章，官商互相维系，认真经理，所有应提报效银两核实分解，一切要务，随时禀承臣核示遵办，其常行局务仍就近禀承盛宣怀妥慎办理，务期保全商本，扶持利权，无堕数十年商务已成之要政。
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袁世凯的这一片看上去好像完全为轮船招商局着想，为的是保全商本，扶持利权，但其实其核心只有一句，“一切要务，随时禀承臣核示遵办”。只要朝廷旨准，那么将来什么是要务，什么不是要务，全是他袁世凯说了算，轮船招商局虽是盛宣怀督办，却只能唯北洋之命是从。
到了初八，袁世凯得旨，令他于初十入觐。朝廷下旨入觐，必然是太后有所垂询。会问什么？必须切切实实做一番准备。借入觐的机会进言，为直隶的新政铺铺路、打打伏笔，更是要好好筹划。所以袁世凯召集心腹们齐聚一堂，各陈所见。
袁世凯首先说他此番南行的感受：“感受最深的还是工商业。尤其是上海，百货云集，日进斗金。追根溯源，还是工商实业发达。外滩沿黄浦江，商号林立，尤其是洋人商号，规模宏大，只看它们的门脸，就知道实力非同一般。一路上，我看了汉阳铁厂、汉阳枪炮厂，到上海又看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江南制造局、通商银行。要说我的心情，真是深受震撼。刚进天津时，我提出来要以上海为目标，来规划天津的未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津沪的差距何止一点两点！千头万绪，从哪里下手？只有从工商实业上下功夫。这一点，半年前我这样提，现在更是这样提。”
周学熙接着道：“考察东西两洋，世界各国，凡是强国，必定是靠工商实业强国。各国之政府机构，都有专门的商务衙门，规划商务大计，保护商人利益，对外则与他国竞争、商战。我国要与各国竞争，必须效法东西洋，专设商务衙门，而且应置六部之首。”
“缉之说得对极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袁世凯所说的英雄，还包括盛宣怀，这次入觐，不妨向太后提出建立商部的建议。
至于商部的职掌，周学熙建议包括商务及与商务息息相关的铁路、轮船、电报、矿务等诸洋务新政。因为盛宣怀正在谋取商部尚书一职，到底该不该建议成立商部，袁世凯心中尚无定见，如果把铁路、电报、矿务都归于商部，万一商部落入盛宣怀之手，自己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他含糊其辞道：“这些都当从长计议。缉之，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银元局的进展十分顺利，对缓解钱荒必见成效，对稳定天津市面也必定有效果。此事已有着落，我建议宫保应当考虑建立银行。就是我曾经提议的，天津官银号。地点我都选好了，就在东北角洋人修建的转楼。”周学熙说的天津东北角的转楼，是天津都统衙门修建的办公楼。都统衙门设在直隶总督行辕，本来很宽绰，但去年冬天洋人使用铁炉取暖，总督行辕所有房间都是木结构，哪经得起铁炉的烘烤，结果烤燃家具失火。时值三九严寒风大物燥，再加之门前御河结冰取水不便，衙门大火从凌晨一直烧到下午，共烧毁殿堂百余间，以至于都统衙门的例行会议大都在私人宅邸举行。洋人发觉要修复总督行辕中的中式古建筑对他们来说难于登天，所以通过了一项决议，命令公共工程局在城区东北角修建一幢办公楼。这座西式建筑主体三层，再加上面的钟楼，则有五层，楼上安装了自来水，楼前又修了马路与环城区的马路相接，位置相当不错。都统衙门向袁世凯办交接时，工程尚未全完，但移交给他四万多两白银的支票，希望他能完成后续的工程。袁世凯已经新建总督衙门，当然不会在这里办公，如今周学熙提出来作为官银号的办公楼，倒是不错的主意，“银行的根本就是信誉，信誉是以实力做后盾。官银号有这座西洋楼撑门面，会让中外殷商更加信任，对开展存贷业务都有好处。”
袁世凯当即拍板：“好，办银行也是我这次南行的一大感受。黄浦江边，最像样的建筑就是洋人的银行。渣打银行、丽如银行、花旗银行就有十余家。洋商为什么有实力？实力强大的银行做后盾是个重要原因。目前上海的中国银行只有一家，是盛杏荪创办的通商银行，我去参观过，也向他请教了一番。我总算弄清了银行与钱庄的区别，要办大实业，非有实力强大的银行不可。天津不能落后，缉之，直接办北洋银行如何？”
“当然也可，但大清商人对外国银行的实力都不怀疑，对大清开办的银行却未必能买账。叫官银行，一听是官家府库为资本，容易获信，所以先叫官银号，等商民认可了，再改银行不迟。现在的章程，就照银行章程来。”
袁世凯点头道：“明白了，那就照你说的办。”
周学熙又道：“宫保此次入都，如果说服户部在天津设银行则再好不过。国家银行若能设在天津，对稳定天津市面、发展天津工商业都大有裨益。”
袁世凯对此却有疑虑：“如果户部银行设在天津，会不会把天津的存款吸引过去，天津的官银号会不会受影响？”
周学熙笑道：“这要从两方面看。户部银行若设在天津，则全国的资金就会聚于天津，正如同洋人银行汇集上海，上海反而资金更充裕。比如说，山东有一笔银子存入户部银行，我们天津商家近水楼台，就可先贷得到，天津的实业就可先行一步。”
“哦，是这么个道理。”袁世凯若有所思。
“卢汉铁路很快就要全线通车，沟通南北的大通道，盈利必更可观。如今被盛杏荪抓在手上，未免可惜。”杨士琦则建议应当趁此机会把铁路大权抓到手上。他被袁世凯派出关去接收关外铁路，经过个把月的历练，对铁路经营已经颇有心得，据他测算，关内外铁路全年可盈利八十万两左右。
盛宣怀有张之洞力挺，卢汉铁路又是张之洞首创，要把卢汉铁路抓过来，恐怕没那么容易。袁世凯不置可否。
杨士琦又道：“那至少把直隶段抓在手上总有可能，再不济，北段的会办应当由宫保派人出任。”
袁世凯含混回答说：“此事可从长计议。”
接下来，唐绍仪说中外交涉，赵秉钧说巡警制，各人都有所献议。等会议散后，袁世凯看杨士琦好像有话要说，便单独把他留下来，问：“老五，你好像话犹未尽。”
杨士琦字斟句酌道：“有些话不方便说——听说荣中堂的身子更不好了，据西医的说法，能不能过年都成问题。荣中堂身后，谁主军机，关系极大。”
“哦，有这么严重？”这的确是个大问题，袁世凯在朝廷最大的靠山是荣禄，其次才是奕劻，如果庆王能够接掌，当然是最好不过，“庆王接手应当是水到渠成的事。其他人，没有够格的吧？”
前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两宫仓皇西狩的时候，首席军机大臣世铎没来得及随赴行在，后来慈禧召他前往，又因为生病未能成行，结果帘眷尽丧，半年后以久病为由被罢，荣禄成为领班军机。荣禄的下面，顺序排序为王文韶、瞿鸿禨、鹿传霖。慈禧掌权四十余年来，向来是满人掌军机，因此无论王文韶还是瞿鸿禨绝无掌枢的可能。而满人当中，庚子之后，只有奕劻最得太后信赖，其他满人实在无出其右者，因此袁世凯认为奕劻领班是板上钉钉。
杨士琦却不以为然：“太后用人，出乎意料的还少吗？满人中，有资历的还有东阁大学士昆小峰。”
昆小峰是东阁大学士昆冈，小峰是他的字。李鸿章死后，荣禄继任文华殿大学士，成大学士之首。接下来是文渊阁大学士王文韶，然后就数东阁大学士昆冈。不过袁世凯以为昆冈实无所长，纯属熬资历熬到东阁大学士，不足为虑。
“还有一个人，小醇王。”
杨士琦说的小醇王就是载沣。《辛丑条约》中有一款要求，中国必须派出亲贵王大臣到德国就穆麟德被杀一事致歉。完成这一使命的就是载沣，在驻德公使吕海寰的斡旋下没有向德皇行下跪礼，总算不辱使命，又借机在欧洲转了一圈，大开眼界，回来后很受慈禧待见，涉及外交时常会让他说话。但袁世凯认为载沣年不足二十，说话又有些磕巴，领班军机根本不可能。
“宫保，万不可大意。您认为水到渠成，庆王也以为非他莫属，那可就大意失荆州。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太后垂询荣中堂何人可替，荣中堂万一没有提及庆王，或者有私心让他的女婿出头，那可就大事不妙。”据杨士琦说，光绪认定是袁世凯出卖了他，载沣受光绪的影响，对袁世凯成见很深，有一次酒后狂言，说他有朝一日大权在手，先拿袁世凯试刀。
袁世凯只觉得脖颈子发凉，愕然很久后才道：“老五，你提醒得对，此次入京，我当重重提醒庆王。”
袁世凯于十一月初九乘火车赶到京城，先到宫门递上请安折，然后入住北洋公所。又打发杨士琦分别到荣禄和奕劻府上请安，说明奉旨入觐，未进宫前不便前去请安之意。并分别请示两人，有无要事吩咐。荣禄在病中，并未见杨士琦，但让养子良揆传出话来：“慰廷怎样想的，怎么奏就是了。”奕劻则让杨士琦传话，明天出宫后，务必到府上用饭。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第一个被叫起。慈禧先问他南行的情况，什么时候起程，路上是否安静等等。这些泛泛之问后，慈禧眉头一拧道：“盛宣怀丁忧，朝廷曾经打算派张翼去督办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他连番给荣禄和王文韶发电以为不可。这次你见到盛宣怀了，他心里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袁世凯解释道：“盛宣怀的意思有两层。一是张翼的确不适合接手轮、电，庚子期间，他落入洋人圈套，开平矿的主权让英人攫取，臣已经上折参他。让他再接手轮、电，难免再步开平后尘。二是盛宣怀有继续把持轮、电的想法。轮、电两局，近年来盈利可观，虽说是商办，但巨商不过是那么几个人，他们年年获大利，当然不愿朝廷接管。”
慈禧哼了一声道：“这可真是岂有此理。当初办这两个局，李鸿章又是投银子又是把漕粮交给他们承运，朝廷的电报也都专门交给上海电报局，为的是扶持他们发展。到了最后，只有少数人得利，这算怎么回事？”
“太后慈谕极是，臣恳请将轮、电两局恢复旧制。”
慈禧对旧制不甚了了，问：“按旧制又当如何？”
“按李鸿章主政北洋时的旧制，轮、电两局紧要事件，必须禀请北洋核准。每年要将盈利的两成交给北洋以充军饷和办学堂的费用。近年来北洋人事更调频繁，轮、电两局几乎已成独立局面。臣此次与盛宣怀见面，已经议定对轮船招商局严加整顿，将电报局收归官办。这两条，盛宣怀都已经面诺。”
“可他最近又给荣禄和王文韶发电报，说电报收归官办不好。如果与洋人起衅，官线必被洋人占据；洋人重商，而对商线则予以保全，仍可通电毫无阻滞。盛宣怀以为如果电报官办，非有强兵不能自守，此军务之又一弊也。”慈禧把盛宣怀上奏朝廷的意思说了出来。
“盛宣怀这话没有道理。如果中外起衅，电报与军务至关重要，洋人必设法占据，何分官办商办？他已经当面向臣表示，电报宜官办，怎么能出尔反尔？臣可当面驳他。”
“电报收归官办，不必再议。怎么办，你出宫后找奕劻商议。他是外务部王大臣，洋务这一块是他的职责。”
电报官办已成定局，袁世凯十分高兴，却把窃喜压下去，平静而响亮地应一声：“喳，臣遵旨。”
“你练兵是好样的，荣禄前一阵还夸你，说新招募的北洋常备军已经开始训练，明年即可成军。”
太后必问练兵，也在袁世凯意料之中，扼要报告了北洋常备军招募训练情况。
“荣禄有一个提议，从八旗中挑选兵丁，交给你来训练。你得像北洋常备军一样严加训练，期成劲旅。”
这件事荣禄并未与袁世凯议及，对袁世凯而言无异于意外之喜。在练兵上，他是多多益善。何况朝廷把训练旗兵的事交给他，这是多大的信任。而借训练旗兵之机，他又可以安插自己的部属。但朝廷最担心兵权旁落，尤其是旗兵，向来是朝廷的禁脔，所以他道：“臣可派员帮助训练，但旗营必须简派满臣前往统带，以一事权。”
“这件事，你与荣禄商量好了。在练兵方面，荣禄还有些想法，你们不妨一并商议。”
袁世凯磕头领旨。
慈禧又问：“听说你在北洋办了好几个军事学堂，荣禄说颇著成效。”
袁世凯不知慈禧为何有这一问，不能不小心回答，万变不离其宗，让太后以为他皆为朝廷着想，就不会闯出祸来：“臣兴办的军事学堂，大体有三种。一种是短期培训性质，比如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招收淮练旧军军官入堂学习七八个月，他们曾经带过兵，再学以新军知识，考核优秀者，可酌委军职，也算给旧军将弁一个出路。第二种是专业培训性质，比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军医学堂、马医学堂、陆军师范学堂，为的是培养参谋人才、测绘人才、军医人才及师资人才等。第三种则是正规的军事学堂。臣正在筹划开办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分为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招收学生除在职年轻将弁外，也招收弃文从武的秀才举人和其他文职人员，系统学习武备课程，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历时十二年，毕业考核优秀者，可直接担任中下层军官。臣之所以大办军事学堂，以为练兵之要，首在人才。”
“你这种想法，自然不错。”
“臣还有一项提议。现在练兵，各自为政，章程纷歧，军制、操法、器械不能一律，西洋各国练兵从无这样的情形。臣以为，练兵为国之要政，必须统一于中枢，以期划一。朝廷应设练兵处，作为全国练兵总汇之处，以一事权，统筹规划，并随时考查督练。将来军令、军政皆操于中枢，令行禁止，征调顺畅，方可事半功倍。”
袁世凯这番建议，听上去全是为朝廷着想，就是老谋深算的慈禧也挑不出毛病。尤其光绪当年指挥甲午战争，李鸿章的淮军自行其是，让他极其痛恨。兵权收归中央，他当然极力赞同。所以他破天荒的不待慈禧问话便说：“此议颇中时弊。”
“这件事，你还是与荣禄去议——练兵就要筹饷，还有庚子赔款，如何筹饷，你有什么好办法？”
太后必问筹饷，也在袁世凯预料之中。所以，他要言不烦地说道：“简而言之，臣以为举国必重商务。商务者，古今中外强国之一大关键。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西洋强国，无不是商业发达；东洋日本，数十年间国力大增，重商兴商是关键。所以致强之道，关键在兴商。我国自古重农轻商，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末，这于我国兴商强国很不利。”
“重农轻商，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中国一直是泱泱大国。为什么到了近世，重农轻商就不行了，非要重商才能富民强国？”
慈禧这一问，完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虽是寒冬季节，他粗肥的脖颈上却冒出汗来。不过，他向来有急智，边想边说，绝不会让太后问得理屈词穷：“重农轻商，这一传统原也不错。农为百业之基，农业稳固，百姓就有饭吃，所以历代重农。土地又是一切财富的来源，所以土地广、农人勤，便民富国强。我朝定鼎以来，国土面积辽阔，育民四万万之众，因此富倾天下，为世界之最强国。但近世以来，洋人发明了机器，以机器代百工，生产各种物品，成本奇轻，又靠轮船运到世界各地，赚取他国的金银。所以国之强弱，国土之广阔与否，人口之众寡与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像英国，弹丸之地，机器遍布，彻夜轰鸣，商人则将英货运销世界各地，各地财富于是集聚于伦敦，英吉利就成为世界最强之国。”
袁世凯曾就此问题请教过洋人，说得又深入浅出，慈禧是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是啊，怪不得这些年一些蛮夷小国从前连名也没听说过，竟然都冒了出来，都敢把军舰开到大清来。照你这么说，我大清幅员辽阔，反而没什么用了？”
“当然不是。我大清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如果再重工商百业，与洋人在商务上一较高下，则可有望成为天下最富强之国。如果仍然守着重农轻商的传统不变革，则幅员再辽阔，也难以与强敌争高低。”
光绪对兴工商实业本来就极感兴趣，维新变法时更把大兴工商作为重要举措，只是政变后一概废止。如今见袁世凯有如此见识，不禁暗自点头。
“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他们大兴洋务，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兴商务，怎么兴？你有什么好法子？”慈禧又问。
“臣以为最要紧的是开阔眼界，让各级官员脑筋上都转一转。臣建议，尽快派亲贵大臣到东西洋国家考察商务，尤其是日本，与我一水之隔，一苇可航，同文同种，应当好好向他们学学。”
“你这些论调，与康梁一样。”慈禧忽然起了警惕。
袁世凯一惊，但随即平静地辩白道：“臣是讲兴商务的办法，实不敢苟同康梁的论调。康梁急于求成，纸上谈兵，又怀野心，不忠不孝，故不能成大事。”
慈禧听袁世凯这样评论康梁，心里痛快了些：“这是件大事，你出宫后与荣禄、奕劻他们都好好议议。你有好的想法，也可以上折言事。”
而后又谈铸铜元、设银行等事，这次觐见整整费去了一个小时，是近年来召见疆臣所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