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如愿以偿当上邮传部尚书，是在袁世凯生日三个多月后——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6日。他能当上邮传部尚书，可以说是上海股灾帮了他的忙。上海股灾爆发，大清都算得上是伤筋动骨，朝廷财政势将更加捉襟见肘。而向有财神之称的盛宣怀向载泽拍胸脯，他有办法帮助朝廷渡过难关。
上海股灾还连带暴露出了川汉铁路的问题，川汉铁路总公司的总收支施典章将巨额股本存在上海钱庄生息，结果股灾爆发，亏折严重。告状的信件雪片样飞到京城，邮传部得旨会同川汉铁路总公司派出专案人员赴沪调查，发现施典章放在三家钱庄二百五十余万两因钱庄倒闭亏折殆尽，另外他还贪污近百万两。不仅施典章贪污挪用，反映川路公司主持人也大肆挪用、挥霍股本。
盛宣怀策动内阁侍读学士川籍京官甘大璋上书朝廷，痛心疾首：“川路公司取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及至股东查账，始悉弊端百出。刻间已倒之款不可追，现存之款不可靠。若不亟派稽查，汉口、上海各处速换妥人经管，或自设银行，或提存大清、交通各银行，恐贪私利而忘公本，将来亏倒，尤不止此数。款既可危，路于何有！”
川路问题揭露出来，十几家铁路公司都有揭发信飞到京城，民营铁路成为朝廷最头疼的难题。这个问题，说起来要费一番口舌。
二十世纪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大修铁路的热潮，修铁路俨然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大清也修了几千里的铁路，但因为没有银子，缺乏技术和人才，大都是借外债靠洋人公司来修。外债除了利息盘剥外，还附加了不少条件，要用债权国的原料，要聘债权国的技术人员，管理权也几乎被洋人垄断，而且如果不能如期还款，洋人就要把铁路收去抵债。庚子之乱后，痛定思痛，朝廷把兴修铁路作为自强图存的大计，铁路至大，路权为尊，国之重柄，不轻与人，成为大清国许多官绅乃至沿海普通民众的共识。不过，朝廷依然拿不出银子来自己修筑，不借外债，又有何谋？
这时，一些旅日留学生开始回乡散播舆论，国人自造、民营铁路可省费三成，而且自行勘探路线，主权在我，可以避免破坏风水和“先人庐墓”被惊扰。朝廷不用掏银子而又能大办铁路，何乐而不为？1903年7月，四川总督锡良在留学生们的怂恿下向朝廷提出改官办为“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的官商合办，要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四川经济并不发达，实力雄厚的商人也不多，商办银子哪里来？这并没难住锡良，他提出了“田亩加赋”的筹资办法，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几乎每个四川人都成了川汉铁路的股东。清廷很赞赏这个方案，当年12月初就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各省官商只要获得批准，便可修筑经营铁路，捐资五十万两以上，还可以获得官衔，各地官绅商办铁路的积极性大增。清廷的办事效率也罕见的高效，次年1月就批准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随后直隶、山东、浙江、江苏、吉林等省纷纷发起赎回路权、改为民营的热潮，民营商办铁路公司纷纷成立，五六年间，全国达到十七家之多。
不过，热情和现实并不是一回事。筑路权从洋人手里收回来了，但民营商办铁路首先遇到的就是筹资难。以川汉路为例，五六年时间只筹集到工程用款的六分之一，全国十七家公司，能够如期筹足资金的只有一家，能完成七成以上的，只有两家公司。有人推算一番后得出一个结论，以当时的民营商办筹资能力，中国要完成计划修筑的铁路需要九十年。更重要的问题是，所谓民营商办公司的管理机构大都办成了衙门。除了江浙的几个公司是真正商人主持其事外，大部分主持者是地方上与督抚关系密切的士绅，下面所用的人也都是达官贵人的亲朋故旧，名曰公司，根本不按章程办事。尤其川汉路这样的公司，大股东本来就少，公司大大小小的主持者张口闭口说“代表四川七千万百姓”，但他们不过是大肆铺张、贪污分肥，百姓的利益又何曾挂在心上？结果川汉路成立六年间，实收股本应该有两千万两左右，而入账的却仅一千四五百万。六年之久，只修了十几里用于运料的线路；粤汉路计划修筑两千余里，成立公司六年间，只修了三百余里。铁路没见成效，但地方上却形成了铁路利益集团，他们层层盘剥，挪用浮支，视铁路为自己的禁脔。
朝廷指望通过民营大办铁路增加税收，没想到种下龙种生出的是跳蚤，弄出了十几个烂摊子，到底该怎么收拾？盛宣怀对载泽、载洵和载涛等亲贵拍胸脯，他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条件是能让他当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过京汉铁路，又督办轮电两局，由他来接手邮传部，的确顺理成章。
不过，盛宣怀能不能出任邮传部尚书，仅靠拍胸脯是不够的。首先是银子铺路，军机首辅奕劻只要有银子，就没有不能办的事，盛宣怀银子一送上，他便不再反对。载洵、载涛如今炙手可热，银子当然不能少送。载泽极力支持盛宣怀出任邮传部，除收了银子外，还要借助盛宣怀收拾袁世凯的势力，以扩大财权。
邮传部成立后，管着铁路、电报、电话、邮政、轮运等部门，富冠诸部，就是掌国家财政的度支部据说每年收入也不及邮传部的五分之一。而其中财力最为雄厚的，当属把持交通系的梁士诒。邮传部成立后，尚书张百熙是袁世凯的姻亲，左侍郎是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梁士诒被引入邮传部，出任借款提调处提调，管理芦汉、汉宁、正太、汴洛、道清等铁路的借款及各路行政事务，后来改为铁路局，他改任铁路局局长，援引广东老乡叶恭绰、龙建章、郑洪年等人进入铁路局。后来梁士诒以铁路借款存在外资银行每次汇划都收一笔巨额手续费为由，建议成立了交通银行，他的手趁机伸向了银行业，“交通系”由此成形。梁士诒从不向朝廷交代铁路局的账目及营业实情，派人清查，他自有应对办法，交通系搞成了独立王国。邮传部历任尚书张百熙、陈璧、徐世昌、唐绍仪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因此即便袁世凯倒台后，梁士诒仍然毫发未伤。
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奕劻及载字辈的亲贵都支持，最后就是载沣这一关。自从载沣摄政后，醇王府太福晋——载沣的生母暗中纳贿干政，盛宣怀在载泽的帮助下捷足先登，行贿太福晋，已有八成把握，载泽笑道：“一成看天意，还有一成看你能不能说动摄政王，如果能够打动他，便成功在望。”
“解决铁路问题我有四字策略：收归国有。”
盛宣怀从前也是主张铁路商办的，但五六年的结果，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铁路非收归国有官办不可。从公义论，只有收归国有，由国家出面借洋债，才能尽快筹到资金，加快铁路建设。从私心说，铁路收归国有，其实就是收归邮传部管，他作为邮传部尚书何乐而不为？而且，他督办汉阳铁厂，铁路收归国有，他便可堂而皇之采购汉阳铁厂的钢轨，仅此一项，其利何厚！至于借洋债中的佣金、抽头，发包工程、采购物料时的中饱，他是轻车熟路。
载泽摆摆手道：“我这里没问题，关键你要说服摄政王。”
如何能够说动载沣？盛宣怀与亲信连夜密商，拿定了主意：摄政王秉政后，想办的事很多，无奈朝廷财政捉襟见肘，他最关注的就是来钱的路子；地方督抚权力太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千方百计要收回督抚的大权，解决内轻外重的问题。如果把铁路收归国有往这两点上靠，不愁说不动他！
十一月底，盛宣怀先是上了一个折子，大谈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又运动奕劻争取向摄政王面陈，因为有些话在折子中没法说清。
腊月初四，摄政王在养心殿召见盛宣怀，他磕巴的毛病并未因当上摄政王而减轻：“杏荪，我不明白，铁路收归国有，先要花，花一笔银子购回商股，你为什么说有，有助于朝廷解决财政问题？”
盛宣怀分析道：“从长远来说，收归国有加快了铁路建设进程，早一天通车，便早一天增加税收。从眼前来说，铁路收归国有，便可以和洋人银行谈贷款，款到了，当然要修铁路，可是万一朝廷有紧急花销，暂时挪用也无妨，反正稍一周转，朝廷不愁还不上。”
载沣点了点头又问：“这话有道理，有笔银子放在眼，眼前，总比到急用时，库空如洗要强。不过，当初采用民营商办修铁路，一是为了筹措资金，二是为了抵制国权流失。现在证明商办难，难以筹措到资金，可是毕竟国权没有被，被外人攘夺的顾虑。你如今收归国有，向，向外国借款，岂不又面临国权不保的弊端？”
“向外国借债虽非万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签约时，能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则借外款以筑路利大弊小，切实可行。”
“你有把握杜，杜绝外人觊觎？”
盛宣怀大包大揽道：“我多年与洋人周旋，一定能够制住洋人的贪念，这请摄政王放心好了。”
“好，假定借款没有国权流失问题，还是那句话，铁路收归国有，先要花一笔银子购，购回商股，这笔银子又该怎么出？”
盛宣怀建议道：“既然是商股，也未必非要还银子，国家印发铁路股票，换他们手中的铁路股权就是了。换句话说，就是把民营公司的股换成国有铁路的股份。民营铁路遥遥无期，已收股本亏折严重，而国有铁路建成有绝大把握，他们有什么理由不高兴？”
载沣豁然开朗：“有道理，只要把道理讲，讲明白了，商人们就该支持。”
“将铁路收归国有，还可避免地方督抚揽权，尾大不掉。”
闻言，载沣睁大眼睛问：“这话怎么说？”
“地方铁路，名为商办，实际还是控制在督抚手中，安插私人，挪用股本，借铁路之名，行与中央争利之实。譬如川汉铁路，听说四川总督挪用的就有二百余万两。银子就是那么多银子，地方用多了，中央就少了，这是明摆着的账。从长远来说，将来铁路就是建成，地方会以民营商办为由，千方百计瞒报税收，私留分肥。摄政王请想，这是不是更加尾大不掉？”
载沣连连点头：“有有道理，有道理。铁路非，非收归国有不可。”
“其实在国外，像铁路这样的重大工程，许多国家是不许民营商办的。尤其我大清国疆域辽阔，铁路这一段归甲省，下一段归乙省，又一段归丙省，异见纷歧，互相扯皮，会有无穷的麻烦。”
“铁路非收归国有不可，不过，你可要拿，拿一个妥当的办法。”
“我详细做番研究，拿个妥当的方案，届时再向摄政王面禀。”
“一定做番详细的研究，每个公司的情况都，都要摸透，方案务必妥当，千万不要惹出麻烦，如今地方动不动就，就请愿，实在不胜其烦。”
年前国会请愿，不但有各省的请愿代表，京城的学生、商人也都参与进来，上万人在大街上游行，最后朝廷不得不答应提前三年也就是到1913年开立国会。但游行请愿仍然没有解散，而且各省省城也都爆发游行，要求迅速成立责任内阁。朝廷不得不答复年内成立内阁。直隶总督陈夔龙又调动了军队围困学校，逮捕组织者，又将各省请愿代表强行遣回，总算平息了下来。
“如今地方谘议局总是与朝廷捣乱，真是可，可恨至极。铁路收归国有，又牵涉地方利益，杏荪你可要一慎再慎，惹出麻烦，到时我可保，保不了你。”
“摄政王放心，我一定拿个妥当的方案。另外，我以为对谘议局太过纵容，他们得寸进尺，终致不可收拾。朝廷不能太向地方示弱，不然将来请愿的事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像大清这样疆域人口众多的国家，动不动就请愿，那如何能够安宁，又如何能够办成事？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七嘴八舌，一家不能齐，何况治国？”
这话正说到载沣的心坎上：“哼，将来我不会任由他们这，这样胡闹。”
第二天，授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的上谕就明发了。盛宣怀如愿以偿，心情特别愉快，因此向各位亲贵大佬赠送的年敬特别丰厚。
载泽叮嘱道：“杏荪，收拾交通系的事你可不能食言，我知道梁某人行贿自保可很有一套。”
“泽公放心好了，我不贪那点银子，我只求让他滚蛋。”
过了正月十五，各衙门放过鞭炮、唱过大戏，正式开印办公。盛宣怀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梁士诒，因为知道梁士诒已经做好假账，因此他并不指责梁士诒贪墨，而是指责他揽权搞独立王国，建议“暂设清查款项处，严其关防，宽其时日，遴派精于会计数人，调齐路局银行各项账目及历来收支凭据，逐一核对。有无弊端，自当据实奏明，自不敢丝毫袒护，亦不能预存成见”。盛宣怀并不指望立即查清问题，他也不需要查清，而是策动七位御史参梁士诒把持路政，任用私人，挥霍公款，“平日一支雪茄值美金若干，在部饮食豪奢，日食万钱犹嫌不足。铁路局员皆鲜食俊仆，阔绰排场”。大家对邮传部尤其是铁路局的人豪富早就眼红嫉恨，这些指责都不是大罪名，却引动舆论，梁士诒处境十分不妙。他见机不对，主动辞职，于是朝廷有旨，梁士诒不孚物望，被革去铁路局局长一职，随他被赶出邮传部的交通系人马一百三十余人。对于这场大参案，世人称之为“七煞除五路”。反正，在大家眼里，不论“七煞”还是“五路”，都不是好东西。
赶走梁士诒，盛宣怀感觉舒服多了，接下来集中精力与四国银行谈贷款的事情。张之洞在世的时候，就曾经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总计借款550万英镑，利息五厘，以建造湖广境内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后来张之洞去世，此事就搁置起来。盛宣怀重启谈判，还是延续张之洞的旧章，利息五厘。当时国内借款的利率一般要超过一分，四国的借款利息并不算高。另外盛宣怀又在防止路权被攘夺上下了一番功夫，虽然还要聘请四国技术人员为总工程师，但在人数以及工程师的职责权限上都有限制条款。所以盛宣怀满盘胜算，决定正式推出铁路国有的计划。
他行事爱耍聪明，自己的意图不直接提出，而是授意给事中石长信上折《奏为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在奏疏中，先谈铁路的重要性，再谈近年来铁路民营的弊端，“乃历览各省已办未办等路，或因款绌而工程停辍，或因本亏而众股观望，固因民间生计困难，集股不能踊跃；亦由各省绅耆自私乡土，枝枝节节，未能统筹全局。长此因循，实于国计民富，大有妨碍”。他建议将全国铁路区分为干路和枝路，分归国有和民营。“其纵横直贯一省或数省而远达边防者为干路；自一府一县接干路者为枝路。枝干互相为用，如百川之汇于江河。今为国家兼筹并顾，唯有明定干路为国有，枝路为民有之办法，明白晓谕，使天下人民咸知国家铁路政策之所在。此后上下有所遵循，不至于再如从前之群议庞杂，茫无主宰。”他以为采取干线国有、枝线民有的办法，国计民生都能兼顾，百姓肯定高兴，“国有命下之日，薄海百姓必无阻挠之虑。况留此民力以造枝路，其工易成，其资易集，其利易收”。最后他建议，“如蒙皇上俯加采择，应即责成度支部筹集款项，并令邮传部，将全国关系重要之区定为干线，悉归国有；其余枝路，准由各省绅商集股办理，庶几缓急轻重不为倒置，民政军政财政从此皆可扼要以图，关系似非浅显！”
石长信的折子上去，很快有旨意：著邮传部议奏。这是四月初八的事情。
盛宣怀奉旨议奏的第三天，宣统三年四月初十，即1911年5月8日，大清历史上首个责任内阁正式成立。这是朝廷去年向请愿团许诺的事情，根据去年修改的立宪日程，裁撤旧有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按照君主立宪原则筹组新的中央权力中枢即责任内阁。责任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内阁协理大臣两人。下设十个部，每个部不再像过去那样设立满大臣、汉大臣，而是各部只设一个尚书，不分满汉。本来这是为了消除了满汉族群分歧，废除被人诟病的“满汉堂官体制”，减少官员数量，然而，这个名单一公布，就引起轩然大波。
这份名单是这样的：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这份名单成为当天的最大的新闻，无论茶楼酒肆，还是官司衙门，不论寻常百姓，还是士绅官员，都有一个看法，“汉人更没权了”。对新成立的责任内阁，则称为“皇族内阁”。不但汉人不满，就是满人也有不同看法。“老太后在时，至少保证满汉对等，这样明目张胆的压制汉人，不是自找麻烦吗？”许多满人这样发牢骚。
奕劻当然也听到这些议论，第二天一到内阁，也就是原来的军机处，对徐世昌道：“菊人，我当这个总理大臣不妥，我要向摄政王请辞。”
协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也附和：“我们两个和王爷一起请辞。”
载沣当然也听到了外面的反应，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以为虽然皇族多了些，但这些阁员可都是响当当的宪政派，并非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庆叔，你当了这么多年的首辅，谁的资历能，能比你高，阅历比，比你丰富？载泽、溥伦、善耆、绍昌也是最热心宪政的人，也是咱满人中最，最有学识的，我觉得这个内阁已十分精干，外面怎么会这么多意见。”
在奕劻和徐世昌听来，载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家反对的原因并非人选的愚贤，而是压根就不该有这么多皇族！因此沉默不语。
载沣见状摆摆手道：“不去管他们，你们也不必请辞，回去好好办事。”
当天下午山东巡抚孙宝琦就发来电报：“推行宪政，宗室不宜入阁，‘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唯一原则，请朝廷顺应舆情，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阁为宜。”
当天，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六省巡抚也都发来电报，意思与孙宝琦相似。
盛宣怀关于干线铁路收归国有的意见已安排郑孝胥拟定了上谕。按照从前办事的规矩，是军机商议后草拟上谕，请摄政王钤印，然后军机领班署名。现在实行内阁制，应当先在内阁商议，取得一致后再将上谕请摄政王钤印。盛宣怀关于铁路国有的设想在内阁成立前已向军机大臣奕劻、徐世昌等人透露过，奕劻和徐世昌的意见很一致，借款修路可以，但贸然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不可。尤其是徐世昌主政邮传部期间，才批准湖北铁路民营商办，不到一年复又收归国有，朝令夕改，成何体统？所以他是坚决反对国有政策。
徐世昌为人处事属于稳妥圆滑一路，但在盛宣怀看来，纯粹是有意坏事。盛宣怀是绝顶聪明的人，性情和办事干净利索，从不拖泥带水，看准了谁也别想挡。他见徐世昌是这样的态度，奕劻又很倚重他，知道要先在内阁商议，根本不可能获得支持。于是干脆不经内阁，直接将上谕呈递给摄政王，摄政王立即钤章，然后再转到内阁，由总理和协理大臣附署。
奕劻十分不满，愤愤道：“盛杏荪怎么如此行事？”
徐世昌接过一看，上谕前半部分说明修筑铁路的重要性，这并无问题，但接下来痛批商办铁路的弊端，在支持商办的徐世昌看来，言过其实，毫不留情。
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钜，参追无著。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脂，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著度支部、邮传部，懔遵此旨，悉心筹画，迅速请旨办理。该管大臣毋得依违瞻顾，一误再误。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将此通谕知之。
徐世昌气得头嗡的一声，半天没有反应。不顾大局，扰乱路政，在他看来盛宣怀是指桑骂槐。
“王爷，这个名我不签！”徐世昌一拍桌子气冲冲走了。
赌气归赌气，名还是要签的，第二天到内阁，经不住奕劻劝说，徐世昌还是在上谕上附署。
干路国有上谕通过电报发往各省，各省利益盘算不同，因此反应迥然不同，支持者有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省份，因为他们自料边远省份，铁路不会被收，因此表示支持。表示反对者主要在湖南、湖北、广东。因为正在修建中的粤汉铁路与京汉铁路是贯通南北的干线，必定要收归国有。结果三省反应十分激烈，遍帖传单，反对收归国有。川汉路到底是否收回，尚不明确，如何收回也没有细则，川汉路总公司立即打探消息。
川汉铁路的修筑计划是从成都和宜昌两端同时修筑，因此在宜昌和成都分别都设有总办，同时为了方便在京中募股，也为了便于与川籍京官联络，在北京也设立总理。驻北京总理也没有更详尽的消息，回复道：“此事关系重大，政府真意所在，甚不易知；唯以表面看之，似甚坚决。”建议“川局应照常办事”。
驻宜昌的总理李稷勋在邮传部做过左丞，此时正主持宜昌的修筑工程，与总工程师詹天佑合作甚洽，正打算为蜀道变通途尽一番力，而且身为总理，事权颇重，当然不愿被收为国有。他致电成都总公司和四川谘议局，说如果铁路收归国有，则政府必须以现银偿还已用之款，“川路既欲收回，则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若尽空言搪塞，苦我川人，当抵死争之”。
四川谘议局开会，开始时议论纷争。有人认为川省路款多出自租捐，纯系强制摊派性质，贫中下户共同负担，现已集款一千五六百万，而亏倒至数百万，唯一的希望是路成后获利，藉资弥补。若收为国有，则川人膏血消耗殆尽，何以聊生？然而副议长罗纶认为，川路需款甚巨，仅凭地方筹款根本是杯水车薪，通车遥遥无望，股本损蚀会更多。收归国有，能够尽快修成铁路，也是挽回损失的办法。应当体谅国家难处，支持国有。最后达成一致，如果朝廷能够把股本照单全付，收归国有未尝不可。所以最后形成决议，提交川督王人文转奏朝廷：
铁路国有，既奉明谕，定为政策，吾侪小民，何敢与抗。既收为国有，是此路即与吾民绝无关系，吾民从前举办此路时，一切用款，自当由国家归还，方与国有政策符合。倘国家不肯归还，只竟吾民未竟之功，是即强夺吾民之财产矣。故吾民今日公呈总督，请其代奏，索还吾民原有之资本及利息而已。
整个四川既未有反抗收归国有的传单揭帖，更未像湖广一样发生集会抗议的情形。这给盛宣怀一个错觉，以为四川封闭，川人绵软好欺。
干线铁路国有上谕发布十天后，盛宣怀拿出了第一期干线铁路国有计划，即首先收回粤汉、川汉铁路。鉴于湖南、湖北及广东反对铁路国有的声音很响，盛宣怀认为他在京城鞭长莫及，必须有专人到地方上相机办理。于是与载泽商议，朝廷最好任命专门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曾任过直隶总督不及半年就因在慈禧葬礼上私自安排人照相而被革职的端方，此时正在京中钻营，谋求复出。端方曾任湖南巡抚，且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时代理其职，兴办新式教育、大办实业，在湘、鄂声誉良好，由他出任督办大臣也可算是得所其人。所以端方的任职上谕很快发布：端方以侍郎候补，授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著即迅速前往会同湖广、两广、四川各总督，妥筹办理。
不过，端方所谋求的是总督之职，对正在风口浪尖上的督办大臣一职极不情愿，他打算具折辞谢。心腹幕僚提醒他说，大人现在是革职人员，此次朝廷算是弃瑕录用，当勉为其难，无坚辞之理。端方一想也是，只好勉为其难。不过能拖一天是一天，他以与邮传部详细商讨为由，并未“迅速前往”。
这时湖南发生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传单、揭帖竟然贴到了巡抚衙门上。谘议局连番开会，上书资政院，抗议铁路国有。资政院质询内阁，内阁于是开会讨论，各位阁员都闭口无言，只有奕劻及徐世昌、那桐三位与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商讨。
徐世昌首先开口道：“盛大人精详铁路情伪，必有精当办法，不至于引起更大风潮。”
“反正不能让几个跳梁之辈螳臂挡车。”盛宣怀认为徐世昌是诚心看笑话，偏让你看不成。
于是他又与亲信郑孝胥密商，起草了两份上谕，一份是指示川鄂等省立即停止征收租股并立即查清收入支出情况。另一份是专门针对湖南抗拒铁路国有风潮，语气颇为严厉：“铁路干路，收归国有，业经降旨宣布，定为政策，并经简派大员督办，万无反讦之理。兹据奏称，湘省群情汹惧，哗噪异常，遍发传单，意在煽动。该省民情浮动，易滋事端，著该抚严行禁止，剀切晓谕，不准刊单传布，聚众演说。倘有匪徒从中煽惑，扰害治安，意在作乱，准如所拟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责成该抚认真防范，消患未萌，毋稍姑息，设有疏虞，酿成重案，定唯该抚是问。并谕邮传部、端方、瑞澂知之。”
摄政王钤章后，传到内阁，奕劻却请病假了，留下话说不必等他，协理大臣附署即可。徐世昌问那桐道：“那相，您是多年枢臣，格杀勿论这样的词，能是上谕中轻易可用的？”
那桐叹道：“杏荪的文笔，是真正的刀笔。反正摄政王已钤章，我们无非附署罢了。”
此时，四川总督王人文发电，上报川路股份大概情况，通过加收田赋征收租股九百五十万两，官、民购股二百六十余万两，土药商、盐茶商股一百二十余万两，灯捐、土厘十余万两，生息及杂项收入三百三十余万两，合计一千六百七十余万两。川路公司绅董及川民皆希望一切用款，自当由国家全部归还。也就是说，四川方面希望国家出一千六百多万现银给四川，四川则将川汉铁路股份全部转给国家。
度支部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银子。邮传部与度支部商定后，由盛宣怀与端方联衔答复川督王人文：该公司股票，不分民股、商股、官股，准其更换国家铁路股票，六厘保息，但历年虚糜的经费及上海股票倒款国家不予承认。
王人文收到这份电报，感到事态严重，连忙收起来，只怕传出去会惹出绝大风潮。道理明摆着，虽然民营商办营利的期望渺茫，但毕竟还有点希望在那里。而一旦按这个办法国有，则上海亏折的三百万两及历年虚糜的款项立即没了着落。川汉铁路租股占了近百分之八十，那可是一文一文从百姓嘴里抠出来的，铁路营利未见，而国有后立即损失近四百万两，百姓如何能够答应？尤其是谘议局的人，大多是地方上有实力的绅商，他们附股较多，去年请开国会，已经形成了请愿的习惯，其力量不可小视；更令人担忧的是，四川哥老会盛行，他们也都有租股，如今蒙受如此大的损失，怎么会吃这样的哑巴亏？如果袍哥发动起来，那可真是一场灾难。
王人文立即再发电给盛宣怀，希望体谅川民的困苦，能够格外照顾，把上海倒款折为国家铁路股，以免引起风潮。他在复电中强调“川绅路见，现为两派，甲派坚决反对国有，乙派主张国有但要求还款。宜满足川人还款要求，以此扩大温和派，以便顺利收路”。但盛宣怀有一个错觉，自国有化以来，四川最为平静，他以为川民最好对付，王人文是虚声恫吓，无非是想多为四川争取点利益。他回电说，上海倒款，度支部无此闲款归还，而且度支部的银子是全国的税款，绝无为川路公司归还倒款的道理。
盛宣怀的话听上去不无道理，也颇为义正词严，但在四川总督王人文看来则是不顾实际，无理更无情。他不敢泄露电报内容，而是悄悄压了下来。
几天后，朝廷关于川汉、粤汉路所涉及四省的股票归还办法出台。广东的股票，先发还六成现银，余下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将来铁路有盈利后，分十年逐渐还清；湖南、湖北的股票，商股都是一律发还，其余米捐、盐捐、租股、房租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年息六厘，十五年摊还；而四川的股票一分现银也不发还，而且现存的七百万两发给国家年息六厘的保利股票，由度支部提款用于川路建设，已经用于建设宜昌段铁路的四百万两，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办公耗掉的费用，则只发国家无利股票，上海倒款，一概不问。通观四省的办法，湖北、湖南最优，广东次之，而四川最吃亏，不但没有一两现银返还，现在的现银还将以国家股票换走，而四川人渴望趁此机会解决的上海倒款，则从此没了着落。
由盛宣怀的亲信郑孝胥起草的上谕，对这个明显不公的收路办法却说是“筹画尚属妥协”，并说朝廷对地方已经“仁至义尽”，“经此规定后，倘有不逞之徒，仍藉路事为名，希图煽惑，滋生事端，应由该督抚严拿首要，尽法惩办，毋稍宽徇，以保治安。”他就是要明白告诉地方，朝廷要坚决收回路权。
不仅如此，为了让地方死心，他还将此前以川汉、粤汉路为抵押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正式公布出来。明明是两路还没有办完收回手续，却已经抵押出去向洋人借款，这就好比把还未属于自己的东西卖给了别人。
这两个消息几乎同时传到了四川，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川汉铁路的重要创议人、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召集众人商议，认为要想通过铁路国有挽回上海倒款已经不可能，那就必须奋起抗争，拒绝国有。当初铁路商办，就是为了避免借洋债造成国权沦丧，如今盛宣怀拿川汉路借洋债，便是损失国权，便是卖国。如果川民能够行动起来以争国权，反对国有，则可给朝廷造成压力，如果改弦更张，同意照单全付川路股本，则不妨退一步，同意国有；否则便保持现状，继续民营商办。
宣统三年五月二十日，也就是1911年6月16日，蒲殿俊、罗纶等人连夜商讨，决定紧急成立保路同志会，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并在铁路公司门口挂出了“保路同志会”的横幅。
次日保路同志会在铁路公司门外召集保路集会，罗纶第一个登台长叹：“完了，完了，川路已经卖给洋人，四川完了；国有干线已经全部卖给洋人，大清也完了。我四川绅民，人人以附股为爱国之义务，妇女拔簪珥，儿童节糕枣，相率投之若恐后，然终被盛宣怀夺我川路，卖与洋人，我川民膏血一文不名，我辈何忍空手而对嗷嗷待哺之幼儿，又有何颜面对衣不蔽体的妻女。”罗纶极善演说，说到动情处仰首问天，已是泪流满面。台下众人，无不饮泣。
当天夜里，由罗纶、邓孝可主编出版机关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一、二版刊登的是《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书》，首先批评铁路收归国有之举明显违宪，最后说明保路同志会的宗旨：
借用外债，吾人不争，借债而不交资政院议决，则吾人誓死必争。收路国有，吾人不争，而收路借款不待谘议局、股东会议决，则吾人誓死必争。保路者，保中国之路不为外人所有，非保四川商路不为国家所有。破约者，破借款卖路之约，并破不交院议违反法律之约。政府果幡然悔悟，交资政院决议以举债，交谘议局、股东决议以收路，朝谕下，夕奉诏！非然者，鹿死无阴，急何能择，吾同志会众唯先决死而已，不知其他。
天亮前这份报纸开始在成都散发，五千份很快售罄，于是连夜加印；三天后的第二号，则印到了一万五千份，所登文章大多痛骂盛宣怀卖路卖国，一时间盛宣怀成为川人尽知的卖国贼。
随后，四川保路同志会发起了签名保路活动，两千四百余人在破约保路的呈文上签名。保路同志会派出百人代表打着横幅前往总督府，横幅上写着：“路亡国亡兮，毋为卖国贼所欺。废约保路兮，吾头可断志不移。”“欺君夺民卖路卖国的大罪人盛宣怀！”等走到总督府的时候，自动跟随上来的人群已经达到一千多。王人文亲自到大门口接见，见人群中除了谘议局的绅商外，还有学生、市民，而且更有袍哥也参与期间。人群情绪极为激动，他不敢有任何推辞，更不敢拒绝，只好顺应民意，表示愿意为大家代奏签名的请愿书。他如实向朝廷反映川民的激烈情绪，建议朝廷暂时收回铁路国有的政策，时机成熟后再择机办理。然而，盛宣怀却认为王人文懦弱无能，鼓动摄政王下旨撤掉王人文的总督之职，令正在川藏边界处理边务的驻藏大臣赵尔丰火速到成都就任四川总督。
垂钓洹上的袁世凯对盛宣怀坚决收回干线铁路十分支持，在写给端方的信中说：“兄曾有四愿：一收管海关，总税务司改用华员。一收管邮政，不可附在税政。一收管干路，以便国防交通。一大借欧美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制强邻，使我得延喘息，专意振作。此四事经营数稔，迄无一成。而杏老任事数月，已举其三。才略高下，判然可见。惜从前误听人言，又为人所持，未得与此老早共谋之，成此大错，悔不可追。”
刚着人把给端方的函发出去，又收到一封电报，一看署名真是意外。电报是已经二十余年不曾见面的张謇发来的：别几一世矣，来晚诣公，请勿他去。謇。
一看发报地点是汉口电报局，这说明张謇人已经在汉口。他为什么在汉口，是专程来相晤，还是路过？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袁世凯都十分高兴。张謇是江苏谘议局议长，而其影响却是全国性的，整个大清国，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张季直！特别是去年各省谘议局三请召开国会，作为发起人的张謇更成为立宪派的领袖。这样的人物专门拜访，对袁世凯而言不啻与各省打开了一扇沟通大门。袁世凯多次说过，大清目前有两股力量不可小视，一是革命党，二是立宪派。革命党尚无合适的渠道沟通，立宪派有张謇牵线，何愁得不到支持？
到了第二天下午，袁世凯早早派袁乃宽带着轿子到洹上村车站等候。同时吩咐大开中门，以迎接封疆大吏之礼相迎。五点多，张謇乘坐的轿子由中门昂然而入，袁世凯亲自去打轿帘：“张先生，学生来迎接您的大驾了。”
“慰廷，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张謇一边下轿一边说，当他看到袁世凯须发皆白又感慨道，“慰廷，你见老了，我们都老了。”
袁世凯问道：“先生能住多少天？二十余年不见，我们要好好拉呱。”
“我今天晚上就得回车上，连夜进京。”
“这么着急？”
张謇解释道：“去年南京开博览会时，美国有个商团来华参观，他们邀请大清也组织一个商团去美国访问。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公推我主持此事，我此次就是到京办理有关事宜。时间已经定好，必须如约前往。”
袁世凯惋惜道：“这实在太可惜了，我本打算与先生畅谈数日，有好多事情要向先生请教。”
“谈不到请教，要说请教，我亦有不少问题要向慰廷请教。”
两人说着话，已经到了养寿堂西侧的红叶馆，袁世凯吩咐道：“把饭开到这里吧，我要和先生边吃边谈。”
红叶馆的餐厅很宽敞，又通透，前后门窗大开，凉风习习，可解燥热。两人边吃边叙旧，谈起往事，袁世凯连说“惭愧”。那时他年轻气盛，特别是后来立功升职，不免得意忘形，对张謇多有得罪。张謇则道：“慰廷有傲的本钱，倒是我有些不识金镶玉了。”
两人谈到投机处，袁世凯又问：“先生，你对如今的局势怎么看？”
这话问得很大，但张謇所答却正是袁世凯所问，可谓心有灵犀：“朝廷皇族内阁尽失天下人心！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比之孝钦太后秉政，尤过之而无不及。”
“目前的局面，有何法可以挽回？”
张謇叹息道：“难！去年我发动国会请愿，浙江谘议局以为请开国会，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认为国不亡，无天理。当时我很生气，说：‘我辈不为设一策而坐视其亡，无天理。’不到一年，皇族内阁一公布，大家都觉得大清立宪已经无望，真正是国不亡，无天理。”
“当初孝钦太后秉政，常例是满人领枢，其他军机满汉各半；中央六部，每部堂官六人，满汉各半。如今倒好，内阁成立了，说是打破满汉畛域，结果是汉人席次减少，不及三分之一。革命党正在呼吁驱除鞑虏，朝廷本就该以组织内阁机会示好汉人，以消弭危机，谁料竟然会反其道而行之。”
“谁说不是，海陆军及各部要害均为亲贵把持，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可惧也，全国有解体之危。”
袁世凯又问：“新内阁一成立，即将铁路收归国有，此举颇中要害，于国计民生皆有长远之利，先生何以说举措乖张，有解体之危？”
“事是好，但时机不对，办法不对，便大错特错。借国债，必经资政院议决，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必经地方谘议局议决。而朝廷却越过资政院和谘议局，内阁第一件大事就办得如此糊涂，岂不是绝了天下立宪之望？实话说，东南各省谘议局对朝廷已经失望之极，立宪无望，都有与朝廷誓不两立的意思。我此次北上，虽是交涉商团事宜，其实更是为摸清北方各省谘议局的意思，以便沟通。”
袁世凯惊道：“啊，照先生来说，干线收归国有反而成为酿乱之源。”
“正是。盛杏荪强人所难的办法，是想学李文忠、左文襄行英雄欺人之举，为成大事，不择小节。这在从前，没有问题。可是如今已经实行宪政，却不按宪政章程办，就是谘议局这一关也不好过。谘议局的力量不可小觑，可以说地方各省的立宪派、实力派都集中于谘议局。朝廷失去立宪者的支持，那还有谁能支持他？”
“立宪派的力量发展如此迅速，实在出乎意料。其原因何在？”
“立宪派的力量迅速强大，始自各省设谘议局。谘议局之设，本是为了就本省应革之事进行商议，并无多大实权。但谘议局的议员却都是各省、各府、各县的实力绅商，他们都是出自本乡本土，被推举为议员，因此易得百姓认可。而谘议局成立后，为了地方利益，反对中央集权，这与地方督抚利益又是一致的，所以也得到地方大吏的支持。地方推行一项政事，必得谘议局支持方才容易推行，所以地方官员对谘议局必得好好敷衍。即如最近湖、广发生的保路事件，声势极其浩大，与谘议局的议员关系不浅。”张謇详细说明。
“我倒要请教先生，这又是为何？”
张謇一针见血道：“我刚才说过，谘议局的议员多是地方上的实力绅商，他们在地方铁路中持股较多，又往往是各府各县发动集股的具体负责人，换句话说，他们大都是民营商办铁路的获利者，其本人或者亲朋，有的出任公司的绅董，有的参与股本的管理，有的则可能在铁路施工中或承包或供材料，从而有利润可沾。所以，铁路民营商办，虽然虚耗、挥霍严重，但他们却是受益者。慰廷请想，就算他们不为国家路权利益着想，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然要一争。”
“啊，我明白了。正因为他们来自各府各县，所以保路活动就很容易在地方获得响应。”
“正是，他们的号召力比官府的行文还要有效。官府行文百姓未必信，议员有所陈请，百姓都会深信不疑。”
“这样说来，谘议局一设，立宪派的力量遍及全国城乡。他们的影响，比革命党影响还要大。”
“慰廷判断极准。革命党接二连三造反，对朝廷震动不小，但毕竟只在东南数省，而且暴力革命对求稳怕乱的国人而言，不容易得到支持。所以屡次造反起义，屡次很快被平定，原因就在于此。立宪派与革命党不同，革命党要驱除鞑虏，推翻朝廷，另起炉灶；立宪派是要尽可能的维护朝廷，维护稳定，通过宪政改良政治，实现国家的自强自立。此次保路风潮，各省谘议局所倡导的是‘文明保路’，而不希望采取激烈的手段。那样，岂不与革命党一样？”
“文明保路的想法不错，不过，先生想过没有，这些年庚子赔款强加到百姓头上，各地举办新政也是不断加捐加厘，民间怨气太深，一旦发动起来，立宪派的想法恐怕未必能够维持得住。所谓干柴烈火，保路引出的火星，可能会燃成冲天大火，想救也救不了。”
“这也正是我所忧虑。大乱将临，我来见慰廷，便是想为将来谋一个稳定局面。要实业兴国，首先国家必须稳定。”
两人越谈越投机，转眼间已是子正，也就是夜里十一点钟。张謇看了看西洋钟道：“慰廷，我必须回车上了，还有个把钟头车必须出站。”
两人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袁世凯亲自把张謇送到洹上村大门外。
张謇登轿起行，袁世凯又追过去，扶着轿杆仰着脸诚恳地说道：“先生，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必定遵从您的意旨而行。我恳请先生，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希望您能与我合作。”
“慰廷放心，真有那一天，能够挽救中国者，唯慰廷一人而已。”
管家袁乃宽代袁世凯把张謇一直送到车站，回来后袁世凯问：“先生路上可又说什么？”
袁乃宽回道：“路上倒是没有话说，但在火车上却说了几句。”
“说了些什么？”
“张先生对同行的人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道故论时，慰廷其意度智识较二十八年前大有长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有慰廷在，可算中国之一大幸事。”
“先生真是谬赞了。”袁世凯听了非常欣慰。
与张謇差不多同时进京的，还有川汉路宜昌总办李稷勋。因为成都方面反对铁路国有意见太大，到底该何去何从，他决定进京听听川籍京官的意见。但川籍京官的意见也不能统一。作为在京的官员，他们对朝廷的意图了解较多，因此认为铁路国有有道理；但家乡父老节衣缩食入股，上海巨额倒账朝廷又不予承认，心下实在同情；同时，参与川路管理者挥霍、挪用的各种传闻又令他们羡慕中带着嫉恨。有此复杂的情感在内，要想帮李稷勋拿个主意也的确不容易。
李稷勋彷徨无计之时，善施手腕的盛宣怀从中发现了机会，决定从他身上下手，对川路公司实行分化。他对李稷勋许诺，朝廷任命他为国有川汉路宜昌分公司总理，代表国家接收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州段，并继续主持这段铁路的修筑；作为回报，李稷勋要代表川路公司将绅商股款七百万两转作国有铁路股金，并代表铁路公司同意邮传部派员清查账目。李稷勋答应合作，因为这个条件太诱人，继续出任宜昌总理，其中好处自不必说，川汉路能够尽快修筑见效也是他所期盼。但经他手造成川汉路权及股本尽失，他自知消息泄露必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他答应了盛宣怀的条件，却又要求暂不要公开。
盛宣怀却不吃他这一套，等任命李稷勋为宜昌分公司总理上谕下达后，他立即给刚到任的川督赵尔丰发电，让他公布李稷勋担负的使命。他以为李稷勋作为原商办川路公司的宜昌总理，做出的承诺川人只能哑巴吃黄连，再苦也要吞下去。
保路同志会的同志一听到李稷勋竟然吃里爬外，十分愤怒，也十分担心，如果任由邮传部查账，那么川路公司管理者挪用、挥霍股本的行径立即大白于川人面前。于公于私，都不能让盛宣怀、李稷勋得逞！于是组织了数千人到总督府请愿，并发电给李稷勋，要求他十日内辞职，并将权力移交给成都总公司。
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是前任总督赵尔巽的弟弟，他对四川百姓生活困苦的情形，地方官绅凌逼百姓缴租股的残酷，以及四川遍地袍哥的实际十分了解。他认为不论多么堂皇的理由，此时将川路收为国有，万不可行。所以他上奏朝廷，要求推迟铁路国有，并收回对李稷勋的任命。
盛宣怀对赵尔丰十分失望，本来以为他会比王人文强硬，谁料刚到任就站到川路公司一边。他十分不满，严令赵尔丰严拿惩办倡首数人，如果胆敢冲击衙门，则要大开杀戒，果断震慑，否则以失职论，同时推荐岑春煊到成都查办。而内阁总理奕劻和协理徐世昌都明确表示反对用兵，主张颁布和平谕旨，暂归商办，以抚平**，并推荐起用袁世凯到四川查办事件。载泽、载沣都不愿袁世凯复出，而岑春煊是奕劻的死对头。盛宣怀和载泽一起劝说载沣，不顾奕劻的反对，任命岑春煊为钦差大臣，立即入川。
盛宣怀万万没想到，岑春煊提出入川的要求是川汉铁路商办期间一切亏损、挪用、倒账，均由政府照值给付，并承诺不追究保路同志会的责任，朝廷下罪己诏，以平民情。要下罪己诏，岂不说明从前全办错了？盛宣怀十分愤怒，指责岑春煊沽名钓誉。岑春煊个性也是极为强势，既然你说我沽名钓誉，那老子还不干了！上折表示绝不入川，请朝廷另请高明。
盛宣怀气得把案上一只唐代的笔筒摔碎了，最后不得不让端方立即出京，亲自到成都去相机办理。作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端方以翻看档案为由已经在京中滞留了快两个月，再拖下去实在没有理由。于是他打点行装，万不情愿的出京南下。
盛宣怀又给赵尔丰严电，让他必须惩办倡首。赵尔丰万分为难中，幕僚给他出主意，擒贼擒王，把川路公司和保路同志会的骨干扣到总督衙门，好吃好喝圈着，群龙无首，他们自会散去。赵尔丰觉得是一条妙计，于是以商讨事件为名，把蒲殿俊、罗纶等十二人请到总督府，立即扣押了起来。
没想到事情由此失控。外面风传十二人已经被杀，成都以及附近府县出现大规模的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数千人到总督府请愿。军警画出警戒线，但请愿者视如无物，越线而居。督标中军下令开枪，打死打伤三十多人，并严禁收尸。赵尔丰下令成都实行全城戒严，城墙上派有重兵把守，封锁交通和邮电，阻止消息扩散。
当晚，同盟会成员龙鸣剑趁夜幕缒城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农事试验农场，与同志商议如何以最快的办法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出去。最后，他们在船工的建议下，制作数百块竹牌，在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等字样，然后将竹牌涂上桐油，包上油纸，连夜秘密投入江中。四川江河纵横，水网密集，四通八达，这种被称之为“水电报”的木牌乘秋潮水涨，随江水漂流而下。各地接到“水电报”的消息便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又照样仿造，将更多的“水电报”投入江中，使“成都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沿江各州县。
龙剑鸣又趁机行动，劝说川西、川南的袍哥领袖在资州聚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随后数万同志军直奔成都，前去营救保路会的同志。同志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兵临城下，因为四川新军中袍哥数量极大，又有同盟会策应，根本不奉赵尔丰号令，不肯跟同志军作战。赵尔丰登上城墙，看到城外越聚越多的同志军，连连叹息：“完了，完了，误听盛杏荪之言，大错铸成，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