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因为实在太仓促，连总统府也没来得及建。就职仪式是在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举行，这里是外务部办公的地方，当总统府显然不合适。袁世凯倒是很愿进紫禁城办公，但清室优待条例规定，这里是逊帝居住的地方。最后，几个与袁世凯关系紧密的亲贵出面，说动隆裕皇太后将未曾修缮完备的摄政王府、曾经的皇家园林中南海腾出来，用以做民国总统的府邸。
中南海大得很，袁世凯选定居仁堂作他办公的地方，居仁堂是在慈禧听政的仪鸾殿旧址上所建。仪鸾殿在八国联军进京后毁于大火，两宫回京后，朝廷耗资500余万两白银，建起了与原来仪鸾殿规模相当的洋楼，取名海宴堂。洋楼分南前北后两个楼体，中间用上下两层的走廊相连，洋楼的顶部、窗框外，均有欧化的雕花装饰，窗棂门框或镶以彩色玻璃，或饰以西式花卉，完全是异国风格。袁世凯入住后，取名居仁堂，取以仁治国的意思。
他的办公室就设在一楼东头的大房间，西边的几间则用来吃饭、开会和会客。他的卧室在二楼的东头。他最喜欢的两个女儿，一个是朝鲜的四姨太所生的二女儿袁仲祯，一个是朝鲜三姨太所生的三女儿叔祯，就让她们两个住在二楼的西边房间。其他家人也都搬进了中南海，正室于夫人、二姨太及袁克定夫妇住在福禄居；大姨太、三姨太和袁克文夫妇住在卍字廊后的四个院子里；其他几个年轻的姨太太因为要侍寝，就和孩子们住在居仁堂的后楼内。
这天，袁世凯会客，礼节性的会见在居仁堂前面左侧的“大圆镜中”会客室，熟悉的则在居仁堂的会客室，极亲信的像内政总长赵秉钧这样的人，则可直接到办公室见他。
袁世凯批完文件，抬起头调侃道：“智庵，今天不是你们朝参国务总理的日子吗？怎么没去？”
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后，颇想有番作为，规定一、三、五三天内阁会议；二、四、六三天国务员可来见袁世凯。
赵秉钧回道：“少川还真把自己当成说一不二的内阁总理了。第一次开会就说要建设一个规范的共和国，以大政之总枢，纳之于阁议。大政之总枢在总统这边，不在他什么总理那边。”
提起这一点袁世凯就来气，南方革命党为了制约他，让内阁总理和参议院分尽了总统的权力，他这临时大总统几乎只能画诺而已。但他脸上却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安抚赵秉钧道：“临时约法给了少川这么大的权力，按约法，他那里的确是大政之总枢。”
“大总统还真拿临时约法当回事？我昨天见到皙子了，听他仔细一说，才知道临时约法原来把大总统的权力都弄走了。皙子说，参议院有立法权、同意权、财政权、选举权、弹劾权、质问权、建议权，而且参议院公布的事项大总统如果不同意，也没办法阻止。法国大总统还有解散议会议的权力，可是临时约法中大总统这个权力也没了。皙子说中国是去了一个皇帝，又诞生了百位皇帝，每个议员都拥有皇帝一样的大权。”
袁世凯摇摇头又点了点头：“皙子向来是好说惊人之语，不过，他这话倒是一语中的。”
“我听皙子说，按照临时约法，内阁总理的权力也很大，比如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必须各部总长也就是国务员附署才能有效。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不同意，不在上面签字，大总统的命令就形如废纸？”
“正是如此。”
“那岂不是国务员的权力也比总统大？”
袁世凯又回答一句：“正是如此。”
“怪不得皙子说，如今的中国，权力最大的是参议院，其次是内阁，第三才是大总统。谁都知道只有大总统才能统摄各方，却偏偏要把大总统弄成个虚君，这不是故意要把天下搞乱嘛。别人怎么想我不管，反正我不服什么约法，也不认什么内阁总理，我只知道大政总枢归于大总统。”
袁世凯正色道：“智庵，不管怎么说少川也是自己人，你可别让他太为难了。”
赵秉钧告状道：“大总统，你拿他当自己人，他未必拿大总统当自己人。他自从去南方议和，就开始和同盟会打得炎热，孙文和黄兴两人都十分赞赏他，总统当初让他入同盟会，是权宜之计，可是他这个内阁总理事事都为南方着想，完全是同盟会的内阁总理嘛。他就公开说，共和精神，端在国会，内阁精要，政党而已。”
“这一点，少川是真糊涂。你看自从民国建立后，成立了多少政党！中华民国联合会、预备立宪公会、国民协进会、共和俱进会、统一党、共和党、民权党、统一进步党，我都被他们搞糊涂了。”
“如今大大小小的政党有五十余个，这还是在内务部登记的，不登记的更多。”赵秉钧的内务部相当于原来的民政部，政党登记正在他的管辖范围。
“按照他们的想法，将来哪个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占多数，就由哪个政党组阁。你看现在的政党争成了一锅粥，谁还顾得了国家？孙逸仙所说的什么民族、民权、民生，岂不都成空话？将来国会选举，那才有热闹好看。中国现在最要紧的是统一，国家要统一，行政权也要统一，这样国家才有希望。可政党政治，正好反其道而行之，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祸患。”
“那大总统怎么办？总不能任由这么乱下去。”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就不信活人能让尿憋死。幸好内务在你手里，陆军在芝泉手里，海军在敦城手里，这三职最重要，你们要好好尽职。”
敦城就是海军总长刘冠雄，他是北洋海军出身，甲午战后北洋海军重建，刘冠雄出任“海天”舰管带，成为袁世凯的下属，后来“海天”舰触礁损毁，震动朝野，皆曰刘冠雄当诛。直隶总督袁世凯极力为他辩白，以革职了事。刘冠雄从此视袁世凯为恩公。
“大总统放心，不管什么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我是唯大总统之命是从。这几天在讨论几个司员的位置，少川的意思，应当给同盟会几席，意思是争取同盟会对总统的支持，我看他是一心为同盟会着想罢了。我的意思是，我内务部司员，非北洋旧人不可。”
于是赵秉钧又向袁世凯汇报内务部司员的人选，这样一讨论就过了个把钟头。刚议妥当，外面来报，段总长求见。
北洋三杰之首王士珍，人称北洋之龙，神龙见首不见尾，处事圆通。在袁世凯挟北洋诸将逼迫清帝退位时，他却念念不忘皇恩，在清帝逊位诏书发布后，坚决辞职求去，回到直隶正定老家，以遗老自居。北洋之虎段祺瑞地位因此上升，先是出任陆军大臣，唐绍仪组阁后又出任陆军总长，这一人选袁世凯寸步不让，他很看重也更借重段祺瑞。
“芝泉，快宽衣随便些。”段祺瑞一身戎装进见，袁世凯忙让他换上便装，“今天唐大总理又有什么高见？”
段祺瑞回道：“什么高见？发牢骚、穷咬牙罢了。他认为六国银行团的借款条件太过苛刻，他今天在会上说，无论如何，六国银行团借款条件必须拒绝，绝不许有损害权利之事。比国借款，利息比六国银行团为轻，断然没有舍轻就重的道理。”
“少川徒逞口舌之利，对解决财政困难有何益处？再说，比国借款，杯水车薪，为此得罪六国银行团有何益？真是书生之见。”
政府要向国外借款，实在迫不得已。这些年来，政府入不敷出，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万两之间。武昌起义爆发后，列国又将全国仅次于田赋收入的关税予以扣留，使原本拮据的财政雪上加霜。如今南北统一，因偿付外债、补发南北军饷、恩恤，缺口达到两亿两。南京库储仅余三万两，北京方面存款略多，也只有二十余万两。黄兴连续向北方催饷，“哗溃之势，已渐发端，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山、陕、甘、新、皖、浙、鄂、闽等督，飞电请款，都是迫不及待。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把解决财政问题作为当务之急。
袁世凯解决财政困难，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向国外借款。武昌起义爆发前，英美德法四国曾经以东北铁路税收为抵押，答应借给清廷一千万英镑，作为中国币制改革的储备金。但起义爆发后，四国以中立为由，停止借款。袁世凯复出后，英国视袁世凯为解决中国乱局的唯一可靠人选，支持借款给袁世凯，但其他三国以中立为由，暂时未便付诸行动。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此事便提上日程。新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与四国银行团谈判，提出了总数为六亿元的善后大借款，用于解散军队、善后建设。四国银行团提出，借款可以，但以后中国所需之借款，四国银行团有尽先供应权；如果中国从其他处借款，若条件并不比四国银行更优惠，则应当由四国银行团优先供给。这些条件无异于将中国经济置于四国银行团的垄断之下，袁世凯在国际上所依赖的正是英美德法四国，他为了维持与四国的关系，不得不答应。
然而唐绍仪不同意四国银行团的要求，认为如果答应这一要求，以后就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财政支持。于是，袁世凯说道：“少川，你如果有本事从别处弄到借款，就可以不依赖四国银行团。”
袁世凯本来是赌气的话，唐绍仪当了真，而且还真与比利时达成了借款一百二十五万英镑的协议，约合一千万两白银，而且利息只有四厘多。比利时之所以答应，是为了将来能够在中国商务上有所拓展。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交照会表示抗议，袁世凯因为事先已经答应唐绍仪，而且也希望借此约束一下四国银行团，因此只是敷衍一下，打了一通官腔。
唐绍仪南下前提了三百万元，对袁世凯说用这笔款尽快让南方裁军。袁世凯求之不得，因此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是唐绍仪南下不久，袁世凯安插在四国银行团的秘线就向他透露，南方军队突然采购了二百万元的军火。袁世凯不信，秘线很快提供了军火采购的合同抄件，而且告诉袁世凯这二百万元其实是来自唐绍仪向南方提供的三百万巨款。袁世凯对唐绍仪加入同盟会本来就有些不放心，如今更让他怀疑这位亲密的老部下已经倒向了南方。所以唐绍仪回到北方后，袁世凯对他的冷淡已经掩饰不住。
数日前，四国银行向袁世凯提出，要想继续借款，一是必须退回比利时借款，二是唐绍仪要为他的失信行为向四国银行团道歉，三是以后所有借款，每一笔的用途都必须提交详单，四是银行团要组成监督团，派出会计，监督每一笔款项的用途，是用于裁军的项目尤须严格监督。袁世凯同意这四条要求，并让唐绍仪去落实。唐绍仪认为四国银行团太过分，他个人受辱事小，国家财政受到列强监督和控制是最大祸患，不能答应。袁世凯语带讥讽道：“我也不愿答应，你如果既不答应这些条件，又能借到款项，我当然求之不得。”
“唐总理已经答应取消了比国借款，但坚持不能接受银行团的财政监督，这是他的底线。他希望四国银行团能够先垫付三千五百万两，但四国银行团不肯答应。”
“我也不愿受他国的掣肘和监督，无奈财政捉襟见肘，如果不能尽快借到款项，只军饷一项就无法解决。不去说这些烦恼事，芝泉你说说，你的军界统一会组织的如何？”
为了在将来国会中争得席位，各种政党纷纷组建。袁世凯不甘束手待毙，让段祺瑞依托军界力量也组织政党。
“大总统放心，一切准备就绪，北洋兄弟无不支持，快则十天，慢则半月，必能成立，届时请大总统训示。”段祺瑞筹备成立军界统一会。
袁世凯摇手道：“不不，我不参与。张季直先生来信说，让我当个超然总统，不参加任何党派。我觉得很有道理，哪个党的会我也不去参加。”
“好，大总统不方便参加就不参加，反正军界统一会唯大总统马首是瞻。倒是少川及其大老乡，大总统不能不留意。”
袁世凯瞪大眼睛望着段祺瑞，意思是问他所指何人。段祺瑞解释道：“燕孙与唐少川关系向来密切，而且极力赞同共和，比唐少川剪辫子还早。外面有人说，他们两个一内一外，与孙文关系极密。”
燕孙就是梁士诒，本来唐绍仪组阁时，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交通总长，无奈南方未能答应，最后只好以唐绍仪兼任。他掌握着原来邮传部的铁路局，对袁世凯支持很大。南北议和期间，唐绍仪在南方，梁士诒在北方，唐袁之间完全靠梁士诒沟通。不但参与机密，就是日常文案，因为阮忠枢对新式公文不甚了了，也完全由梁士诒负责。袁世凯对他十分信赖，也极为依赖，他接任大总统后，随即任命他为总统府秘书长。
听段祺瑞对梁士诒颇有微词，袁世凯连忙制止道：“芝泉，你要说燕孙有异志，我决然不信。南北议和期间，我听说他忙得常常通晓不眠，公文盈尺，全靠他在应付。他的功劳我不能忘，他的忠诚亦不能疑。如果如你所说，他与孙先生关系极密，那么南方何以不同意他出任交通总长？此事不可再提。”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这时梁士诒拿着一份密电来见袁世凯。于是，袁世凯对段祺瑞道：“芝泉，你回去好好筹备军界统一会，成立的时候，不妨让梁秘书长出面。”
段祺瑞听了，便对梁士诒道：“好，到时候请梁秘书长一定捧场。”
梁士诒笑了笑道：“段总长安排，我一定奉命。”
袁世凯接过密电，看罢后道：“杏诚这事做得好，只要洋大班肯来，就有办法弄弄清楚。”
杨士琦随唐绍仪南下议和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袁世凯安排他在上海负责与南方联络，其实是为了秘密搜罗情报。他奉袁世凯密令，贿买负责承购南方军火的洋大班，诱使他取消这笔军火，但事机不顺，后来退而求其次，将这笔军火的交易地点，秘密改为天津，仍然办不到，最后杨士琦实在没辙，只希望洋大班能够北上与袁世凯一晤。对这个要求，洋大班没有拒绝。今天杨士琦就是密报此事，洋大班已经乘轮北上，三天后就可到津。
“我不信还有人与钱有仇，让他亲自来见我。”袁世凯派蔡廷干秘密会晤这这位洋大班，没想到他十分固执，表示自己作为商人，信誉为第一，既然签订合同，宁愿赔钱也不能赔信誉。
“我不能违约，这是商人的道德底线。”两人会面后，袁世凯告诉他南方正在裁军，而突然购进这么多军火，显然与双方协议不符，对中国局势也极为不利。但洋大班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与他无关，他只是履行合同。
袁世凯听了他这句话，沉默良久后突然道：“你信守承诺，坚守合同，我很佩服。不过，我就不信你一辈子都能做到这一点，比如你的货突然遇到风暴沉没了，或者因为遇到战事被击沉了，你怎么履约？”
“那不是我能所控制的，当然不能算违约。”
“那就有办法了。”
袁世凯递给洋大班一张交通银行存单，他一看数目，连连摇摇手：“数目太大，我无功不受禄。”
“你只管收下好了，我不需要你有什么功，就算我认识了个新朋友。”
接下来袁世凯只是闲扯，关于那笔军火的事一字不提。洋大班登上轮船南下时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袁世凯为何白白送他一大笔钱。
与他同时南下的还有唐在礼，只是两人互不认识。唐在礼是留日士官生，回国后进入直隶督练公所，后来又任参谋处帮办，一直受袁世凯关照。袁世凯被罢后，他被载涛派了个库伦兵备总办的差，驻到库伦，消弭外蒙古独立的倾向。他只当是被充军发配，在库伦无所事事。等袁世凯复出后，他立即请求回北京，被袁世凯派了个谘议的名头，到内阁官舍行走。后来袁世凯不愿南下就职，就派唐在礼南下向南京临时参议员们解释，希望能够改在北京就职。唐在礼赶到南京的时候，欢迎团蔡元培的报告已经早一天到了，也是建议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结果唐在礼的使命很容易就完成了，在袁世凯心里得了个“精明能干”的评语，一些秘密差使也愿意交给他办理。这次他的差使很简单，就是告诉杨士琦，设法贿买洋行的买办，到时候能够提供军火到货的准确时间和轮船班次就行。到时候就交给海军拦舰检查，然后强令开到天津。
袁世凯与唐绍仪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袁世凯希望尽快借到洋债，而唐绍仪则响应同盟会的要求，坚决不肯向四国银行团让步。于是，袁世凯邀请财政总长熊希龄“闲谈”。
熊希龄也是袁世凯的老相识，他是当年五大臣出洋时的参赞一直支持君主立宪，与张謇等人关系也十分密切。他能入阁，便是君主立宪派支持的结果。立宪派也成立了一个政党叫统一党，宗旨是“巩固全国之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但立宪派向来是主张温和改良的，极力拥护袁世凯。
有了这份渊源，袁世凯与熊希龄的闲谈很容易就进入正题：“政府急需借款，但少川与四国银行团已经闹僵，如何打破僵局，秉三有何高见？”
闻言，熊希龄摇了摇头：“一开始我就不主张向比国借款，比华银行的实力如何能够与四国银行相提并论？”
“是，是，我极力敷衍四国，也是相借英美德法的力量，能够牵制一下觊觎东北的日俄。所以这又不仅仅是个财政问题，秉三，修复与四国银行团关系这副重担，我打算交给你担，意下如何？”
“只要唐总理能放手，我接过来本无不可。但是四国银行团监督财政的要求恐怕不会让步，如果大总统也不肯让步，那么交涉起来恐怕也是空耗时日。”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们急需钱，没钱政府就转不动，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你尽力去谈，到时候我会支持你的。”
隔天的国务会议再次讨论借款事项时，熊希龄发言道：“这件事情闹僵，根源就在比国借款。如果不向比华银行借款，何来如此苛刻的条件。”
唐绍仪立即表示反对：“四国银行之所以提出苛刻的条件，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即便没有向比华银行借款一事，他们也会提出这些要求。”
熊希龄反唇相讥：“总理携三百万两巨款南下，花了个精光，到底花到哪里，也是一笔糊涂账，不要说洋人，就是国人恐怕也怀疑虑。”
唐绍仪驳道：“南方裁军已经近三分之一，所赖正是这三百万两，秉三何出此言？”
熊希龄又问：“解散了哪些军队，多少人，总该有个详单吧？”
“这是军事机密，当然不能详尽公布。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每笔款的用项，正是要借机操控我国财政，进而窥探我军事虚实，这正是我不肯让步的原因。”
同盟会的蔡元培支持唐绍仪，与熊希龄先是辩论，继而争吵起来，国务会议不欢而散。次日统一党主办的报纸上有一篇评论，矛头直指唐绍仪，指责他借款无计划，轻逞意气，以致辱己辱国，实陷吾国外交上之地位一败涂地。看到这样的报道，唐绍仪十分生气，他拿着报纸找到袁世凯道：“大总统，我这个内阁总理已经被人骂得不成样子，还如何能够为国家尽责，我请辞。”
袁世凯接过报纸一看，扔到一边后道：“这算什么民意，不过是统一党的议员在狂吠罢了。少川，我原来就说过，政党政治的坏处就是打着民意的旗号，行自己的如意算盘。你不要当回事，如果有人骂几句这个总理就干不下去，那谁也当不了这个总理。”
唐绍仪又道：“政府要对国家负责，我这个内阁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我不答应四国银行团的要求，是不想让他国操控国家财政和军事。可是，秉三在会上公然指责，又发动统一党大肆谩骂，我这个内阁总理面子何在，权威何在？”
“少川，你放心，我会找秉三谈的。不过你也知道，秉三和我，不像你我有二十余年的交情。他又是统一党那边的人，我对他总要留几分面子。”
“大总统，我看秉三对借款一事跃跃欲试，让他去和四国银行团交涉好了，也免的让人骂我陷国家外交一败涂地。”
“这样也好。看人挑担不腰疼，让秉三去试，他就知道这事的难处了。再说，借款事宜也是他财政总长应尽之责。”
唐绍仪没想到袁世凯竟然一口答应，便沉默了一会儿道：“那我明天正式宣布，以后与四国银行团交涉，改由秉三负责。”
熊希龄接手与四国银行团借款事宜，向四国银行团提出善后大借款缓议，先行商谈小笔垫款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很快表示，可以考虑先行垫款，但必须派人监督。熊希龄则表示，小笔垫款主要用于遣散军队，这一工作中国必定会做好，并及时通报借款用途，因此四国银行团没必要派员监督。美德法三国没有表示明确反对，可英国汇丰银行却提出异议，认为垫款应当视为大借款的一部分，因此一开始就必须议定借款章程，提出七条：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一切提款和拨款支票，须由核计员签押；财政部应将各项用途做成说帖，送交银行团核允；制造详细领款凭票；关于各省发给军饷暨遣散军队费用，须由地方军政府备三联领饷清单，并由中央政府委派高级军官及该地方海关税司会同签押；如在北京及其附近地方发放军饷或遣散军队，由中央政府派一高级军官，会同核计员将三联领饷清单查核签押；预备支付之款由税司存储管理。如果中国同意以上章程，四国银行团将于十天内拨付三百万两，并在以后的一周内再拨付三百万两。
熊希龄在国务会议上做说明，因为南北都急需款项，唐绍仪没有反对，其他国务员也都不吱声。熊希龄认为国务会议已经默许，于是向参议院做说明。参议院认为七项条件断难接受，但最后还是决定，万不得已时可以承认监督条件，但外国监察员必须于5个月后撤销，大借款成立时，决不许有监察员。于是熊希龄认为参议院已经通过，于是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合同与章程，签订合同的次日，银行团拨付了三百万两。熊希龄为自己打开局面欢欣鼓舞，当晚在财政部庆祝会上，喝得舌头都直了。
然而，批评的声浪很快掀起来了，多家报刊指责熊希龄欺蒙参议员和国民，私许外人监督财政，此举将“断送吾新造之民国”，并骂熊希龄为“亡国罪魁”。黄兴致电各省都督，指陈垫款章程之弊端，对其“监督军队”的危害尤为痛惜。四国银行团则表示，既然中国不能就借款章程达成一致，那就暂停垫款。
“既然大家都反对借款，那就拖拖再说。”于是袁世凯示意财政部，把拨给南京留府象征性的经费也断掉了。
黄兴真正是度日如年。因为缺钱。
聚集在南京附近的民军不知到底有多少，光师长就二十余个。他们都说对革命有功，天天到黄兴的留守府要粮、要饷、要军械，但黄兴是两手空空，天天苦于应付。民军不少人是为革命感召而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吃口饱饭而来，更有一部分军官是为投机钻营，谋个前程而来，时有抢掠发生。最严重的赣军两个团趁黄兴赴上海筹借款项之际，发动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大肆抢劫商店并滥杀无辜。留守府的人只怕兵乱扩大，急调城外王芝祥的桂军前往镇压。事后处死的革命军士兵高达七八百人之多，其中大多不经军法审判，有些甚至只要是该旅官兵，即被拉到留守府后面的水塘中枪决。黄兴赶回南京，痛心不已，下决心遗散军队。第一军（皖军），由安徽都督柏文蔚全部调往安徽；第二军整顿，所部归留守府直辖；第四军（粤军），其中一部分遣返广东，其他大多就地解散；第五军（浙军），由浙江都督朱瑞带回浙江。第三军（桂军），大部分遣返广西，暂留一部分待军长王芝祥就任直隶都督后带往直隶。
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是唐绍仪南下后为了顺利接收临时政府，与南方政府达成的口头协议。当时袁世凯不南下就职已成定局，为了约束袁世凯，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北方地方政权接收议案，规定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甘肃、新疆等省都督都由各省人民公举。而直隶至关重要，所以临时参议院授意直隶议员推举直隶籍、新加入同盟会的桂军统领王芝祥为都督。当时唐绍仪将此事电告袁世凯，袁世凯回电“此事好商量”。当时唐绍仪就向临时参议院表示，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没什么问题。
王芝祥兴冲冲乘船北上，到天津就任直隶都督。唐绍仪则去找袁世凯，尽快发布王芝祥督直的任命状。袁世凯好像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反问道：“少川，王芝祥何许人也，怎么由他出任直隶都督？”
唐绍仪说道：“大总统，这事我在南京时向你请示过，你回电说好商量。”
“少川，我说过这话吗？”
“大总统回电都有记录，不难查清。”
“不必费工夫去查，我说好商量，和同意他督直是两回事。他从未在直隶任过一天职，就突然要来督直，这怎么可以？”
唐绍仪没想到袁世凯这样耍赖，大声道：“大总统，王铁珊督直，是经过当时直隶议员推举的，他是代表民意的！”
“现在全国已经统一，所有地方官制按照约法，应由中央制定公布施行。地方议会有无选举长官之权，自应于官制内规定，由参议院议决。现在官制尚未规定，各自为政，另举都督，大局何堪其乱，更与共和统一相悖！”
“大总统，王芝祥的推举是在两个多月前，不是现在，希望大总统遵守约法。”
“少川何必总是拿临时约法来压我，我已经老了，这个总统早晚要让给你们的。”
唐绍仪气得跺脚走了，临走时道：“大总统如果实在不答应，那就让参议院来议决好了。”
气走了唐绍仪，袁世凯也气得直喘粗气，他把秘书长梁士诒招来问：“燕孙，直隶是我北洋的根基，能让一个外人来督直吗？”
梁士诒出主意道：“当然不能。不过此事你当初答应过，似乎不宜出尔反尔。我倒以为不妨先让他过几天直督瘾，然后找个理由把他调换了就是。”
“哦，你是这么想的？”袁世凯望着梁士诒，“这个办法倒不失为妙策，且让我想想再说。”
打发走梁士诒，他让人立即找段祺瑞来道：“芝泉，唐大总理在南京时答应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如今人家前来赴任。我不同意，可是唐大总理说人家是代表民意，是议员所选，必须让我签署这个任命状，我实在没办法了。”
段祺瑞嗓门直吼：“狗屁民意。就是谘议局几个代表，在南京投个票就选王某人当都督，代表的哪门子民意？再说了，就是民意同意，我直隶的‘军意’他们问了吗？大总统不必管了，我让直隶的将军们发电反对，看他有什么办法。”
袁世凯对段祺瑞的反应很满意：“这件事就拜托你了。直隶就是北洋，北洋就是直隶，不能让外人来把持着，你快去办吧。”
王芝祥是直隶通州人，在广西做官已经快十年了。武昌起义的时候他任广西布政使，响应起义宣布广西独立，他出任广西副都督，先是率军援鄂，后来改为援苏。他所率的桂军被黄兴编为第三军，他出任军长，同时兼任南京留守府军事顾问。直隶谘议局推举他为直隶都督，真是求之不得。所谓衣锦还乡，当官的哪个不愿？不过他也知道，他这个都督恐怕好事多磨，因为人人都知道，直隶是袁世凯发迹的地盘，不会轻易把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他。
果然，王芝祥一到天津，就听到直隶五路军发布通电，反对他出任直隶都督。他不敢贸然进京，在天津小驻，先去拜访直隶谘议局议员谷钟秀。当初在南京，谷钟秀正是推举王芝祥督直的领头人。
“铁珊，我是大气也不敢出了。”谷钟秀拿出一封信说，“你看，这是我昨天晚上收到的匿名信，说我推举你为直隶都督，是受了南方政府五万元的好处。”
王芝祥接过信，信不长，极其直白，不但污蔑，而且威胁，警告谷钟秀如果敢再议论让王芝祥督直，就要他的脑袋，已经悬出一万元大赏。报纸上也登出了军界反对王芝祥督直的通电，以冯国璋为首，十余名将领上书袁世凯，表示如果大总统任命王芝祥，直隶军界绝不承认。直隶都督必须声威兼著，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所仰望者。
王芝祥摊手叹道：“这可如何是好，我的第三军也丢了，直隶都督再当不成，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铁珊，这件事实在不能怪我。当初是唐总理说，袁大总统已经同意你督直，我们才进行推举。当时唐大总理怎么说的，你一定也还记得。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进京一趟，听听唐总理怎么说。”
于是王芝祥乘火车进京，当晚去见唐绍仪。唐绍仪知道这事已经十分难办，但他不愿让王芝祥失望，安慰道：“铁珊，你且稍等等，我明天去见大总统。”
第二天唐绍仪又去见袁世凯，一见面便道：“大总统，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是经直隶谘议局推举产生的，民意不可违。任命王芝祥不仅仅是他个人职位问题，更重要的是遵守《临时约法》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关系着大总统是否尊崇法治的问题。”
袁世凯回道：“少川，我知道民意不可违，可是军意就可违吗？直隶军界十余将领发通电，反对王铁珊督直，你让我怎么办？”
“谘议局是民意机关，他们的推举具有法律效力，怎么能以军人反对为由，就可以随意废止合法的任命？”
“军人懂什么，他们仗着手里有枪，连我这大总统也未必放到眼里，何况直隶谘议局。我已经决定任命王铁珊督办江苏民军解散事宜，请你在任命书上附署。”
“不。”唐绍仪一口回绝，“我是内阁总理，内阁要对国家负责，我也要对国家负责；内阁要尊崇法治，我也要尊崇法治，绝不在违背法治的任命书上附署。”
“除了王铁珊督直一事外，其他的事情都可商量。”
“我与大总统二十余年的交情，什么事情都可商量，唯有这件事违背法治，绝无商量的余地。”唐绍仪说罢拂袖而去。
王芝祥已经看出唐绍仪已经束手无策，正在发愁，总统府派人来，说大总统有请。于是他乘一辆马车，跟着来人前往总统府。到了居仁堂，门外站着一个须发皆白的矮胖子，穿一身黑羽纱矮立领制服，脚上是黑色皮鞋，手里拄着拐杖。他想此人必定是袁世凯，因此趋前一步，要行旧礼。
袁世凯挥手制止道：“铁珊，不必如此，都是民国了。”
于是王芝祥改行鞠躬礼。
两人进了客厅，袁世凯坐下，双手扶膝，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地望着王芝祥道：“铁珊，你的事情让我很为难，当初我的确答应让你当直隶都督。你是直隶人，总督直隶有何不可？衣锦还乡，面子上也好看嘛。可是我那帮老部下仗着多年的交情，根本没有道理好讲。他们都不同意你督直，我也实在拿他们没办法。不过，只要我这大总统当一天，就有你的官做。”
“我听从大总统的安排。”王芝祥虽然心有不甘，但袁世凯说得这么诚恳，让他实在说不出其他话来。只是自己满怀着督直的热望，却是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不免有些落寞。
袁世凯完全看在眼里，他有信心把面前这个比他还大几岁的“都督”收于掌握，便道：“铁珊，虽然不能督直，但你管理军队有一套，我不能不仰仗。我打算让你去督办江苏裁军事宜，江苏都督程德全你们想必也认识，我与他十几年的老交情了，我给他发个电报，定然十分欢迎。”
王芝祥听说自己有个督办的名头，心里好受了些。
“黄留守执意辞职，好在江南的军队裁撤得差不多了，只有江苏的民军因为程都督身体不好，还有些尾巴，你过去帮他一把。听程都督的意思，只剩下十几个军官想多要点遣散费。这件事你去做，听他的口气，大约有十万元必能皆大欢喜。你去办事，不能让你为难。”袁世凯说完，对外面喊了一声，“挚夫，你进来。”
挚夫是唐在礼的字，他已经被袁世凯安排到总统府总务处，专门负责一些特别开销。他拿过一张银票递给袁世凯，袁世凯转手递给王芝祥道：“铁珊，你拿这笔钱南下，江苏民军裁撤的事我就拜托了。你省着点花，省出来的你也不必交代了，你带兵出来，花销的地方多得很。”
王芝祥一看，银票上赫然写着二十万元！袁世凯说打发江苏新军的军官，只要十万元就够了，就是多花一些，十三四万的话，他仍然有五六万的赚头，掩饰不住心花怒放：“谢大总统栽培。”
“铁珊，按临时约法，所有任命事项都必须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可是少川和我闹意气，不肯在上面附署，也就无法公布，实在美中不足。”这时袁世凯才拿出任命他为督办的任命状。
“公不公布无所谓，有大总统和程都督的交情，只消一句话或一个电报就够了，有没有任命状都无所谓。”
王芝祥欢天喜地出了居仁堂，唐在礼送他出门，笑道：“王督办，你比做直隶都督实惠多了。”
王芝祥拱手道：“正是正是，都是大总统抬举。”
回到内阁官舍，唐绍仪见王芝祥喜气洋洋，诧异地问道：“铁珊，怎么，大总统答应让你督直了？”
王芝祥笑嘻嘻道：“没有。不过，督不督直没有关系。大总统让我南下督办苏军裁军事宜。”说罢拿出任命状让唐绍仪看。
唐绍仪一看，只有袁世凯的署名，便道：“铁珊，这份委任状无效，没有内阁的附署，怎么能做数？”
“无所谓。有无任命状都无所谓。唐总理，我倒是想劝你一句，你和大总统二十多年交情，互相迁就一步不是很好吗？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又何必在是否附署上与大总统较真。”
唐绍仪驳道：“这不是交情不交情的事，事关是否尊崇法治！宪法未定之前，约法与宪法有同一效力，而约法上国务员唯一之责任即在附署。维护附署之职权，亦即维护宪法之尊严和内阁之权威，这是共和法治精神之所在。我必出最后之决心以争之，使民国开幕之内阁，不致留污点，养成尊重法律之美风，杜绝不当干涉之陋习。”
“唐总理何必如何执着？你非要与大总统撕破脸皮吗？这对彼此都无好处。”
闻言，唐绍仪叹息一声：“铁珊，连你都这么说，我这个总理真是一无可为了。”
王芝祥见唐绍仪这样固执，不愿再说这个话题，转而谈起后天的行程。他计划明天到大栅栏、王府井转转，淘点古董，后天就乘津浦路火车南下。
第二天是国务院开会的日子，等大家陆续到齐——当然赵秉钧依然没到，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到了九点钟，唐绍仪却没到，又等了十分钟依然没到。再打发人去找，人没找到，在他桌上看到了一份打给大总统的辞职报告。
唐绍仪的辞职报告很快递到袁世凯的手里。袁世凯立即让人请秘书长梁士诒，把辞职报告递给他道：“燕孙，少川闹脾气，交了辞职报告回天津了。我知道他为王铁珊督直的事赌气，这件事不是我能一个人说了算，总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王铁珊已经高高兴兴南下就职，他又何必耿耿于怀？你告诉他，二十多年的老兄弟了，什么事不好商量？这个总理，还是他做下去最合适。”
“听少川的意思，他并非要在一个都督职任命上与大总统争执不下，而是觉得内阁纷争不断，实在心力交瘁。”昨天晚上唐绍仪已经向梁士诒大发一通牢骚，只是没想到他会辞职。
“这就是党争的弊端，谁来做这个总理都是如此。你告诉他，还是勉为其难吧。不然，他这总理当了不到三个月，明白的能理解他的难处，不明白的还以为我这大总统怎么为难他。你们都看到了，少川经常与我争，我安排的事情，他经常驳回，挚夫曾经打趣少川，说他又来欺负我们大总统了。当然你也明白，谈不上谁欺负谁，二十余年的搭档，知根知底，总比别人当这个总理强。”
“我今天就去一趟天津，能不能劝得通我实在没把握。这些从国外回来的洋留学生，脾气都比较大。”
梁士诒奉命于当天乘火车赶往天津，傍晚前到了大经路与宙纬路交叉路口附近唐绍仪的府邸。此地往东北不到三里就是北站，往西南不到三里是直隶总督署——如今称都督府。当初袁世凯在总督衙门和北站之间开通大经路时，唐绍仪就在此处购地建宅。他喜欢带花园的房子，院子里花木扶疏，小洋楼掩映在绿树花木中，所以人称唐家花园。
梁士诒的到来在唐绍仪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他料定袁世凯会派他来劝说；意料之外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跟过来了。梁士诒转达了袁世凯的意思，唐绍仪推心置腹道：“燕孙，你知道我和大总统所争，根本不是一个都督的职位。我所争是原则问题。以我和项城的交情，什么事都该让着他，但这不是私下恩义的问题。我答应出任总理时，就有个判断，如今的中国，非项城不能统一；而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共和治国的理念，核心是法治，临时约法不好，将来可以修改，但既然已经约定，就不能不遵。如果不能养成法治习惯，中国前途无望。三个月来，我千方百计弥合南北双方，就是希望国家能走上共和法治的道路，但现在看来，终将事与愿违。我既然无力改变项城，那只好知难而退了。”
梁士诒回道：“我知道你的想法，你是希望大家都按法来行事。不过，中国专制这么多年，不可能一下子就转过来，你总要给项城时间。”
唐绍仪摇摇头道：“不，不，这不是时间的问题。我回顾与项城交往这二十余年，他一直顺应世势潮流，新法练兵，大办实业，推动宪政，响应共和。中国最需要的时候，他总能站出来，这也是他让我佩服的地方。但，这里面有一个根本问题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项城手中的权力。他做这一切，核心都是获得更大的权力，并稳固之，与其说他思想新潮，看得清大势，推动大势，不如说他一直在利用大势。他常说，他是务实的人。对他这句话，我现在理解，为了手中的权力，他可以随时抛弃他的任何主张。”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管怎么说，项城在判断大势、顺应大势上，还是无人可比。”
“不，不，燕孙，他太迷恋权力，权力会迷住他的双眼。尤其是他年纪大了，你没发现他越来越固执了吗？他一辈子玩弄权术，现在更是以权术对待一切。北洋势力已经沦为他的工具，不能为国家谋富强，而是为他谋地位。我以为，他已经不能自拔了。”
梁士诒惊问道：“有这么严重？”
“从前他巩固权力，需要朋友帮忙；如今他已经走到权力的顶峰，眼里就只有威胁和对手，谁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谁就是他敌人。实话说，我脱离北洋，不但是为共和理念，也是为了保命。”
“少川这话我不敢苟同，项城绝不会到谋害老友的地步。”
“现在还不会，将来一定会，你走着瞧好了。我劝燕孙也要早为己谋。”
梁士诒见唐绍仪辞意已决，就不再徒劳相劝，第二天上午临返京前又说了一句：“少川，我这样空手而归，实在无法在项城面前交代。不如你再递个病休申请，说明你因病不能正常工作，这样大家面子上都好看些。”
“这好说，我明天就发一个电报给项城。”
梁士诒回到北京，立即向袁世凯报告。
袁世凯气道：“燕孙，少川真是书生之见。他把责任推到我头说，说我违反约法。他怎么不说这个约法本身就有问题？再说，直隶地位何其重要，他们推出一个名不见经传、不文不武的王芝祥当直隶都督，大家能服气吗？分明就是从同盟会之私利出发，为了再剥夺我这个大总统的权力。根本原因不去说，真正的原因不去说，冠冕堂皇地单说我违犯约法，真是岂有此理。”
梁士诒听袁世凯发一通牢骚，也觉得有道理。他夹在两边不好表态，只有劝慰：“好在少川答应打一个病假的报告过来，总算大家面子上都好看。”
袁世凯却有些担心，不知唐绍仪会在电报中怎么说。
第二天，唐绍仪的辞职电报到了，说自己“偶感风寒，牵动旧疾，所以赴津调治，请立即开缺，另请人选”。
袁世凯让梁士诒将唐绍仪的辞职电报在《政府公报》上发布，又把段祺瑞请来当面安排让他亲自去一趟天津，再去劝劝唐绍仪，加紧治病，尽快复职。
唐绍仪的辞职电报一发表，立即在政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同盟会立即作出决议，要求全体同盟会员退出内阁。次日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代表同盟会去见袁世凯。张耀曾在四个人中资历为最，因此由他打头：“同盟会国务员已于昨天决议，全体辞职，明天辞职报告可提出，届时唐绍仪内阁也就正式解散。至于任命何人组织内阁，自系大总统之全权。不过，同盟会的意见，不能不明白向大总统陈述。这次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著著进行，原因就是内阁中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必然会有此弊端。此后要想政治之进行，非采用完全政党内阁不可。同盟会的意见，以为再次组阁，只有二种，一是超然内阁，内阁中无任何党派；二是政党内阁，只有一党组阁。如果大总统仍然采取混合内阁，则同盟会不再加入。”
袁世凯立即明白同盟会虽然提出了两种组阁意见，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一党内阁。因为名流政要，纷纷组党，大都参与了不同党派，要组织无党派参与的内阁谈何容易？而组织一党内阁，势力最大的同盟会当然会稳操胜券。如果内阁由同盟会一党把持，他这个大总统的话就更不管用了，便回道：“日前唐总理出京后，我已经派梁秘书长、段总长、梁孟亭等人前后赴津劝唐总理速回任。如果唐总理能够回任，当然最好。如果唐总理必辞，则总理之改派，自不容缓。只是诸君所说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我都不能赞成。”
袁世凯的理由是，单单共和党或者同盟会，或者超然无党之人组织内阁，都不可能得到足够的人才，人才缺乏，就不可能满足当前治国需要。
“所以我的意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我则不然，我是纯粹从人才上着眼。我国现在党派虽多，但从一党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之相当者，一时恐难得其全数。所以我的意见，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才。其人为我所深服者，无论为甲党乙党，或无党，但能热心国事，我必引为辅助。”
袁世凯以为当前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如果再等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人才辈出，那时他将退老山林，任凭组织政党内阁。他又以国内外形势说明当前不宜采用政党内阁：“我尚有一言请诸君留意。现在大家都以为中华民国成立矣，南北统一矣。在我看来，民国成立快半年了，但外之各国尚未承认，内之各省秩序尚未回复，再论眼前则一切制度毫无头绪。就好比建屋，地址虽已规定，而图式未成，栋梁未树，怎么能说已经建成了房子？”
至于中国所处国际形势，袁世凯劝告道：“诸君日在参议院，或未注意于外交大势，列强情形。此中消息，我自问还算十分熟悉。总之，我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从世界大势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政治之成例，通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之褒贬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谅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之意见拘束而牵制之。”
然后，袁世凯又谈组阁的不容易。国务员须经参议院同意，如果被驳回，则一生名誉扫地，所以许多贤才都裹足不前，不肯轻易担任国务之席。他恳请同盟会能够体谅时艰，本会的国务员不要与唐绍仪一起请辞。
“根据临时约法，政务属内阁总理，总统不负其责。”熊成章的意思是，大总统不应当干预国务员的人选。
“你说的不错，大总统不必操心政府的事。不过，以我看来，所谓不负责任，也有大小之区别。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商店，那么国民就是东家，大总统就如领事的东家，国务员好比掌柜。商业的设计、部署、银钱、货物的经理出入是掌柜的责任，但如果掌柜不得其人，以致商业失败，濒于破产，那这个时候领东不能不负责；国务员当行政之要冲，如果国务员失职，导致国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那么大总统究竟负不负责？国民会不会责备大总统？”
袁世凯的说法处处站得住脚，四位同盟会代表都被他说动了。尤其是他一再劝诫不要以一党私见而废公义，张耀曾最后表示：“大总统苦心伟论，某等无不悦服，当以此意报告于本党。唯尚有一语不能不声明：此次唐总理及同盟会国务员之辞职，实因政治不能进行，深恐贻误大局，绝非对于他党别有意见。此次辞职之后，无论大总统任命何人组织内阁，同盟会无不力表同意，竭力维持。”
袁世凯与四位代表的谈话，于第二天的《政府公报》上全文刊出。在局外人看来，袁世凯用人唯才，光明磊落，具有国家意识和世界眼光，可谓掷地有声。而同盟会一再坚持本党阁员退出内阁，则有些意气用事，不顾国家大局。但同盟会坚持政党内阁，国务员当然要与总理共进退。因此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暂代陈其美，四人一起向袁世凯请辞。袁世凯劝蔡元培道：“国家艰难，我代表四万万人恳请诸位顾全大局，不要退出内阁。”
蔡元培回道：“我也代表同盟会向四万万国人表示，我们非退出内阁不可。”
袁世凯知道，蔡元培书生意气，其实极力主张政党内阁的并不是他，而是农林总长宋教仁。唐绍仪越来越不听招呼，也是宋教仁在背后怂恿。所以他单独请宋教仁，劝他留下来。但宋教仁以有事为由，不肯来见。于是袁世凯再写封信，打发人送去。宋教仁也回了一封官样文章的信：
为沥陈下情恳准辞职事：教仁自奉钧命，承乏农部，夙夜祗惧，期于同事稍有裨益。乃做事已及三月，部事既未就绪，国务亦不克有所赞助，伴食之讥，在所不免，虽由于开创时代，建设事业之不易，实由于教仁政治之素养与经验不足，有以致之。抚躬自问，深为惶恐，屡欲向我大总统呈请辞职，以避贤路，以民国新立，人心易动，不敢以一人之故，摇撼大局，故隐忍未发。今者国务总理唐绍仪已辞职，国务院亦有改组之势，教仁窃幸得告退之机会，谨披沥下情，恳请准予解职。
信中所说，当然并非宋教仁的心里话，他之所以主张辞职，是为了逼迫袁世凯接受政党内阁，也就是完全由同盟会组阁，但袁世凯始终不肯松口。
同盟会为了配合北京的行动，上海、南京、广州、南昌等地的报纸纷纷指责袁世凯破坏法制，逼唐绍仪辞职。此时，上海都督陈其美向袁世凯、国务院、黎元洪、各省都督发了一个通电：“临时政府甫成立，忽传有逼退总理之噩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
袁世凯只怕天下人都相信唐绍仪是被逼辞职，更怕人怀疑他的共和诚意，因此立即给黎元洪发了一份电报进行辩白：
唐总理奔走国事，积劳成疾，仓促赴津调治，连日再三派员慰问，劝其回京，信使往来，不绝于道。来电谓有逼退总理之噩耗，殊堪骇诧。参议院为各省代表机关，聚集部下，众目昭彰，讵能听人逼退，鄙人亦何能坐视？此必幸灾乐祸之徒造作谣言，挑拨恶感，败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国不亡于前清时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更有甚者，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想猜测，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敌意者亦半。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尚未恢复，危机一发，不堪设想。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世凯膺此艰难，自不得不为支柱，冀挽狂澜。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知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鉴此言。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借端煽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唯有从公民之意，与天下共弃之。事关大局，不敢不披沥素志，解释猜嫌。知我罪我，付诸公论。特此宣言，维祈亮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