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時，我想幹Double E就幹Double E，想幹Computer就幹Computer，而且還能掙些錢，但是還是不快活，最起碼沒有六七年我在自己家裏造投石機時快活。那時我們家的門窗都被打掉，牆上也打了好幾個大窟窿。而我戴了個木匠的皮圍裙，耳朵上架了支紅藍鉛筆，正在指揮十幾個大學生拆家具製造防禦器械。在工程方麵誰都不如我，所以大家公推我負責。這件事我爸爸知道了一定要揍我，因為拆的就是我們家的家具，雖然我已年登不惑，他也過了隨心之年，並且在偏癱之中，但是我認為他積習難改。等到上級製止了武鬥，他回家來一看，隻見家裏的一切都**然無存，書房裏卻多了一架古怪的機器：從前頭看，像法國造的斷頭機，從後麵看像台龍門刨床，有滑軌，有滑塊，最前麵還裝了架氣象站偷來的風速儀。底下還用水泥打了地基，拆都拆不走，真把他氣死了。那就是我造的投石機，是世界上一切同類機器裏最準確的一台。但是那上麵有好多部件是我們家的家具。損失了門窗、家具我爸爸還不心疼，因為那是公家的。他的藏書也丟了不少，這些東西是他讓我看著的。我告訴他，人家拿著刀槍，想借咱家的書看，我敢管嗎？他覺得我說的有道理。其實蠻不是這樣，我當時忙得很，把讓我看著的東西全忘了。而且我還想道：這個樓是老子的了，老子怎麽想就是王法。憑什麽我該給你守著東西？
現在我想，批判資本主義也不能昧了良心，現代社會裏哪兒都容不下太多的詩人。就如雞多了不下蛋，詩人多了沒有飯吃。這是因為真正的詩人都是搗蛋鬼。六七年秋天，“拿起筆做刀槍”衝到我們家裏來時，我幫著把家裏的東西搬到中立區以後，留下看守房子。轉眼之間我就和他們合為一股，在我們家的牆上鑿洞，並且親手把每一塊窗玻璃都打掉。當然，我也有我的道理，假如不把玻璃打掉，等到外麵飛進來的磚頭把它打碎，破片就會飛起來傷人。然後再把窗洞用桌椅堵起來，屋裏馬上就變得很黑。照我看這還黑得不夠，還要用墨汁把裏麵的牆塗黑。隻用了半天的時間，我們那座樓裏麵就黑得像地獄。當然這樣幹也有這樣幹的道理，假如有人從外麵衝進來，就會覺得眼前一黑。在他的瞳孔放大到足以看清屋裏的東西之前，我們可以用長矛在他身上紮十幾個大洞。這些措施隻是把我們住的房子改造成一個白蟻窩的第一步。到了冬天，這座樓上連一片完整的瓦都沒有了。一樓每一個窗口都被焊的柵欄堵得嚴嚴實實，上麵還有密密麻麻朝外的槍頭，一個個比刀子還快。所有的樓道門洞都被堵得炸都炸不開，另有一些縱橫交錯的窟窿作為通道，原來的住戶不花三天三夜絕找不到自己原來住的地方。後來要把它恢複成原樣，又花了比蓋這座樓的建築費還要多的修繕費。從這一點你就能知道“拿起筆做刀槍”為什麽後來要倒大黴。而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我一個詩人就造成了這麽大的災難，假如遍地都是，那還得了嗎？但是不做詩人，我又不能活。所以到底怎麽辦，這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