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過，小的時候我到處去捉蜻蜓準備放在我的電源上電死，那時候我手裏提著一個鐵窗紗的籠子，手指中間還夾著一根粘竿。我可以悄悄走到一隻停在枝頭的蜻蜓背後，伸手去捏它的尾巴，也可以用竿頭的膠去粘它的翅膀。不管你怎樣捕獲它，總要在慢慢伸出手的同時，與它目光相接。在一片金色的朦朧下，蜻蜓有成千上萬隻細碎的藍眼睛，但是沒有一隻是管用的。每次我逮住一隻蜻蜓，都要帶著一聲歎息把它放在籠子裏。後來我的籠子裏就有了好多紅蜻蜓、藍蜻蜓，還有一種古銅色的蜻蜓，我們叫它老仔。它們鼓動著翅膀，在被電死之前，翻翻滾滾。當然，我也可以不捉蜻蜓，讓它們繼續在天上飛。但是這樣一來，我就無事可幹。
小時候我逮到一隻蜻蜓之後，把它拿在手裏，逼視它的眼睛。這時候複眼表麵的朦朧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裏麵每隻眼睛都放到了拳頭那麽大。在那一瞬間，蜻蜓也喪失了掙紮的勇氣。小時候我心地殘忍，殺氣極濃，這一點叫我終生難忘。這件事說明，雖然我一生的主題是悲觀絕望，但還有一種氣質在主題之外。這種氣質在我揮拳痛毆氈巴時，在我參加戰鬥時，還有在我電死蜻蜓時才會發揮出來。
除了那台電死了無數蜻蜓的電源，我還造過一台百發百中的投石機。後來我也想過，那些被我們從樓頂上打下去的人都怎樣了，不過那都是好幾年以後的事。經過一番計算，得出一個觸目驚心的結論：假如那些人沒有死，起碼也負了重傷。因為投石機射出的石彈最起碼也帶有幾千焦耳的能量，被這麽多能量打中了胸口想要毫發無傷，不管穿什麽盔甲都是不可能的事，更何況還要頭朝下地從五層樓上摔下去。雖然為了防著這種事，樓四周都張了繩網，但是頭朝下摔到網上也有可能會扭斷脖子。把一切情況都算上，挨上一彈而喪命的概率最起碼是百分之十五。這個結論使我很不高興，但這也是很後來的事。當時沒有人為死了人而傷心。當時是革命時期，革命時期沒有人會真的死。在革命時期裏殺掉了對方一個人，就如在工商社會裏賺到了十幾塊錢一樣高興。在革命時期自己失掉了一個人，就如損失了十幾塊錢，有點傷心。這時候我們背上一段毛主席語錄：“這種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裏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種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然後就一點也不傷心，因為傷心被這種程式消化了。這種種程式就是高級智能。因為有了這種種程式，好多東西失去了它本來的意義——連死都不真了。但多少還有些真實的東西：我入了迷地造一架完美的投石機（那東西是用來打死人的，但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它會打死人）；在睡夢中和姓顏色的女大學生擁抱接吻，導致了夢遺。這些事情雖然古怪，但是真實性就在古怪之中。我還記得姓顏色的大學生**像兩個桃子，每天早上醒來時眼睛都又紅又腫；她把我掐得也真夠疼的。這就是真的東西。因為畢竟還有真的東西，所以活著還是值得的。我告訴×海鷹這些事，是要說明在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姓顏色的大學生在我胸中隻是很多事中的一件，但是她連聽都不要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