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心情内含人类一切可有的目的，上面已经说过多次。而它又是除开主观的制约的，所以这等目的，都是各依它那客观的价值在这心情中发生作用。客观的价值高的就作用多，客观的价值低的就作用少，要在价值高的和低的中间选择一个的时候，必然是那高的占着了优势。因此种种目的就依它那客观的目的结成了上置和下属的关系。道德的心情就是一切可有的目的底上置和下属底体系。一切目的在这个体系中都是各自占着各自的位置。
除出价值高下，还有一种目的必须比之别种目的尽先实现的情形。目的底体系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次序。
各种的目的在道德的心情底内部是活力。它们都是向着一个集合的目的——实现善，共同发生作用。所以这个体系，又可以叫做目的底有机体。人格如果是道德的，就是这样的有机体。
讲起上置和下属底关系来，第一我们可以把目的分成了绝对的目的和相对的目的两种。绝对的目的是本身有价值的；相对的目的是透过它来实现绝对的目的的时候才有价值的。
人类底幸福是相对的目的。人类底幸福和快乐只有里面现出人类底积极价值时分才有价值，只有人格的价值是无条件的价值。这并不是什么“立场”，是事实。伦理学也像一切的科学一样，不能有相异而又相并的立场。凡是伦理问题都是事实问题。唯一无条件的价值是人格的价值，就是一个我们意识的事实。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事实，也是一个伦理学上的事实。透察这事实底妥当，是一切伦理学的透察底中心义。
康德曾把人格底无条件价值叫做威严（Würde）。富贵权势名誉智见等，虽然也有价值，但并没有威严。有威严的只有人格。
高的威严就是崇高，最高的崇高就是Majest?t（崇严）。道德的人格以外再没有什么崇高，神底崇严以外也再没有什么崇严。用这些字眼在别的地方，完全是人们底乱用。
固然，我们对于山岳，对于沧海，对于建筑，也感到崇高。但这种崇高，康德就已经说过，原是我们自己底崇高。是由我们晤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底本质远远超过了日常经验的我，被提得更高更深更广，觉得凝聚同时也觉得被解放；由这更高的我移入了对象，这些东西才方见得崇高的。被移入在崇高底对象的，并不是现实的我，是憧憬的我。所以我们晤对崇高的东西的时候，总是那么地感到憧憬的。这时我们感到的憧憬就是对于自己底伟大和广阔和自由的憧憬的摸索（参看《美学》）。
绝对的价值又可以简单地叫做“善”。康德说得好：“除出善意世界上再没有东西可以无条件叫做善了，就是世界外也是想不出来的。”这“善意”就是道德的人格。
这话里面有康德底发见。但人格底无条件的价值原是基督底教义，不管教徒几次不认账。
撇开民族所有的荣华和权势，而以民族各员所追求而且发见的人格的威严为眼目的时候，今日的所谓世界历史恐怕是要变色的罢。站在这个见地上看来，我们底时代到底是兴旺的时候呢，还是没落的时候？我们见过好些崇高的字眼都是用在利己的功利的目的上在那里迷惑大众。那样的用法越多，就使我们要把这个字眼所意谓的概念弄清的心越切。不然，恐怕会有成为麻醉人类的药绞杀人格的绳的危险；最吓人的事竟以“宗教”的名义做出来，不名誉的事竟以所谓名誉的名义做出来，而对于祖国的背叛，竟以爱国的名义做出来。
所谓祖国，所谓民族，所谓国民，是什么呀？还不是构成这些的各个人？什么财产，什么制度，什么设备，都只是对着人有价值，除开人就一切都是一个空。又什么叫做国民底伟大呀？外面的权力，富，和声誉都只是国民所有的福利，不是国民本身。这些东西底伟大不成其为国民底伟大。国民底伟大——总是国民底伟大。是各员底优秀，是道义的力，是自发的活动。这才是各员求自敬的努力，是丈夫的气概，是担当所信的抱负，是不在什么东西面前低头的真实。又是对于短小和卑贱的愤怒。不以这些做基础，民族就没有享受福利的权利。在以权力，富，和声誉顶替人格底伟大的时候，在以图谋这些东西底保存增进使得人格底威严萎缩没落的时候，是有这种福利倒反是遭殃的，是可耻的。
再今日多数人的所谓爱国是什么呀？中间固然也有知道真正爱国的人，但是多数所谓爱国者倒还不如老实的说罢——是要不来碰我和我阶级底增上慢，要来迎合我底虚荣，要来帮闲我底权势欲，再还投些物质的福利到我底袋袋里头来。
否则，索性把跟眩惑于外面的荣华的众人一起喊万岁一起喊畜生的都叫**国者，把以自己底所信为神圣，不顾忌传统和权力，以恶为恶的，都叫做卖国者，让许许多多的匍匐和屈从，所信底隐蔽和不信实，无威严和奴隶根性，都自称为爱国心傲然自大去罢。
最后人虽然并不叫嚣，却是对于这样的恶德都加以怯弱的容忍：对于礼拜权势，给有权势者以等于神的名誉，甚至在他死后还加他一种特制的“冥福”，的无意义的举动，我们却并不发什么抗议；对于权力者底往往俨然如神，受谄媚阿谀者围护簇拥，我们却并不红脸。
我们将要走到那里去呢？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开开眼睛来呢？恐怕已经过时了罢。世界历史是世界审理。当罗马人成了奴隶的国民，礼拜外面的荣华，将人顶替了神的时候，恺撒底罗马就碎成了片片，为没有道义的力的野蛮人所**了。
第一，目的又因包容底大小而生价值底高下。包容广的自然比包容狭的价值高。但所谓包容底大小，也有种种的意义。最初当然是指数目底大小。假如别的事情同一，我们选取以少数人底宁福为目的的动机，就不如选择以多数人底宁福为目的的动机。
其次又是指强度和持续底多少。凡是目的有强而又持续的满足的，那目的就比相反的目的为高级。
最后最重要的是深。当那目的实现的时候，贯彻着享受它的人格底内奥，传达到全体的，那目的就比单单诉之于人格底表面和表面底一点的目的为高级。
无论什么目的，——什么能力，什么冲动，都有和它位置相应的权利。人无论如何不能以人工的方式压抑**神所给与的。这样的压抑和否定就是恶。不过在以人格全体底萎缩和否定为前提或者当结果的时候，一切种类的享乐和满足却也就是恶。某种冲动底满足是以它为高级冲动萎缩底征候而为恶；某种底享乐是以损伤人己人格里高级的东西的缘故而为恶。
当某一冲动满足的时际，总是这样，有这冲动在全人格底关联上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起来。而这冲动对于别人有什么影响的问题，当然也被包含在内。
我们把直接跟五官底感觉结合的冲动和享乐，叫做“官能的”。官能的享乐——例如味觉底满足，也的确有它底权利。但是它只关涉着人格底表面的一部分，故若以口腔底享乐为人生底目的，人格就要萎缩成了表面的一部分。
同是官能的享乐，也是价值不等的。像新鲜的空气和体力底运用，当它使得我们底肉体有新鲜和健康的一般感觉时，——纵使把精神底新鲜和健康和它有密切关系的事情放开不谈，——也还是觉得它不是和一闪过去的口腔底享乐同类的。
文明人对于食欲底享乐所以要同更高级的东西结合起来加上一点遮盖，就是由于暗暗承认官能的享乐有下属的意义的缘故。食桌有食桌底礼仪。一家会食常常带有宗教的习惯。请客的时候，还拿美的和精神的享乐来和吃喝结合。一定要吃喝来陪伴我们精神的社会的会合，固然与其说它是食欲底精神化，还不如说它是精神底食欲化。但是除开以理想的目的为主，吃喝为辅的那种情形，专把满足食欲为主的情境来考量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围绕它的礼仪之类有一种伦理的意义。我们都是不愿意纵吃喝的欢乐荒我们底思想的。我们都是讨厌一味讲吃的印象，要有一种超乎吃的东西，作为更高级的某物底代表，映在我们眼里的。
对于前述食欲的“遮盖”，这里还有我们在特种意义的羞耻心名下所要求的遮盖。这时所遮盖的，也是在人格内有着存在的权利的。“Naturalia?non?sunt?turpia”（自然的不怕羞）。我们即使知道某人和一切别的人一样有这自然的东西附在那里，也并不会觉得他底价值下落的。
但这官能的动物的东西，不过是人格底要素，必需下属于更高级的精神。它若直接露出在知觉上，不但我们眼里会减少了那人格底威严，就是那人自己也会感到了自己底下落。这就是所谓“羞耻”。
那么这官能的动物的东西底直接知觉为什么会特别惹人注目的呢？这就由于精神的道德的高级的东西，性质上都不是这样直接地闯到知觉上来的缘故。人底形体固然是映出精神的镜子。但在形体中特别适于表出精神的部分：面（其中有口和被称为“魂灵底镜子”的眼）和手，却在人体中不占多大的面积。所以人体若是不着衣服，空间上就要被官能的动物的东西占优胜。这个不平均，只有用露出面和手，把其余的一切部分都遮盖了的一个方法来补救。
还有一个问题是：人到底因为原来有羞耻心才要遮盖肉体的呢？还是因为有了穿衣着裳的习惯才发生羞耻心的呢？
无疑地双方都是的。在民族发展底最初，人大抵单为防寒暑而着衣裳。后来才有装饰底目的。但既经遮盖过的忽然例外地露出来，就要特别受人家底注意，乃是一般的法则。所以实际无需穿衣服的民族，虽然不能说他们是无耻，他们一定没有我们这样深的羞耻心。自然的东西在他们是有更高的程度的自然的。
可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了别的一个半面——这些民族对于“人类”所提出的精神的要求也是不多的。由他们看来，人类大体还是官能的动物的存在。官能的动物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底对立还不怎么厉害。所以要使前者隶属后者的要求也必然还是没有力的。
但有种种的事情也可以弛缓了遮盖的要求。像平常会起羞耻感情的露出或半露出，一到成为道德上正当的或者成为美而有意义的目的底必然无疑的手段时，——它就自然会被编织在更高兴味所支配的全体中，不再发生矛盾底感情。
我们在祝宴祭礼等等就可以遇到遮盖要求弛缓的情境。因为我们容许这时官能的生活欢喜——至少外观上下属于美的精神的兴味的——有更多的权利。欧罗巴人特许女性有这样的权利，就是把女性看作大体还是官能的存在的证据。
又官能的东西，在包含全人格的官能的道德的兴味上作为自然的要素而显现的时候，我们名为羞耻心的要求也是要起变化的。人大概容易推知，我现在所考察的就是性的事实。所谓官能的道德的兴味就是性的恋爱底意思。
在**中以抛弃羞耻的感情为正当的缘故，全在**本身，不在履行法律形式之类的外部事情。到得外部说可以无须怕羞的时候，当然本来已经没有可以随着消失的羞耻感情存在了。凭这理由，也可以说没有恋爱的结婚是人格底毁损。
最后人底肉体，也像其余的一切物象一样，可以从种种的立场来看它。把它作为官能的人来看它的时候，我们必是计议这等肉体可以给我们官能怎样的刺激和满足。我们思想上是把眼前的肉体来和我们官能的冲动相结合。
但用审美的态度对它的时候，就是对于**，也并不把它来和官能的冲动相结合。美的观照者底兴味全在现在这肉体底形式中的生命和生命感情，力和柔，健和韧，以及饱满生动的情趣。对于现实的肉体，也有这样审美观照的可能；对于艺术品中所描写的**，自然更可以加强了这样的观照。
好色的肉情的艺术，因为它是描写肉体，又是描写肉体和肉欲的冲动底关系的缘故，固然不能不加排除。但是关于其余无垢的艺术品，却可以说是对纯洁者全纯洁，对龌龊者全龌龊。把**无垢的描写也称做不道德，拿来发牢骚，抒愤慨，乃是他的审美完全野蛮的明证。他不知道纯粹的美的观照，只知道一桩审美以外的把戏。他底思想完全粘缠在肉欲的冲动上，对于艺术的描写，也是摆脱不了那样的思想。世人把这样的人称作“谨严”。这些谨严者流是在替自己证明什么的呀？他们如果贤明，至少不会发那中看不中用的道德的愤慨的。
这些谨严者流或者说：他自己原是会作纯粹的美的观照的，怕只怕别人被引起那样的思想。
对于这话第一可说的，纯粹的美的观照对于某一个人既系自然而且明白的事实，则他对于别人也就不该不作那样的预想。
第二该想的，是教人对艺术品作纯粹的美的观照，除了艺术品和纯粹的美的观照外有没有更好的手段？要使纯粹的艺术品发生纯粹的作用，自己经验着它底效果，只有使人多有接近的机会。而因纯粹的美的观照，自己底生活感情就此更丰富，更高强，更阔大，原也是好的。
第三乱用艺术品去做政治宗教底手段就是破坏纯粹的美的观照能力的有力的手段。这样人就会被弄得惯用美以外的态度来观照艺术。这样的人自然一见**就会起了色情。
最后“谨严”者流底愤慨，也是一种唤起肉欲的观照的绝好的手段。
在艺术底享乐上有特殊意义的感官是眼睛和耳朵。这两个对于别的诸感官普通称为高级感官。因为它们不但感觉精妙，对于世界有特殊意义的解释，而且享乐比之别的更见高级。这两个感官底享乐所以特别高级，就为它不止是官能的享乐。视听底对象多少总会诱起我们底感情移入。随着感情移入，我们给它生命，它就成了美的享乐底对象。
艺术底真正内容总是这种人格的生命。我们享乐艺术品以及一般地享乐美所感受的，决不止是表面的一部分的刺激，而是多多少少地本质底根柢被激动。总是多多少少会感到全人格因此生动活泼起来的。这就是它所以高出单纯的官能的享乐，根本和它不同的一点。
同时，我们又会因美和艺术，被提高在自己。以上我们移入在美的东西和艺术品的并不是日常现实的自己，是更纯粹，更广阔，更高的自己。一切的美，至少在观照的刹那，是会使我们成为更善，更完全——因而也更道德的人的。
凡是配称为艺术品的艺术品都不能不完成这使命。一切艺术家都要能够通过那作品完成这使命才可以称为艺术家。一切的艺术手段都以尽纯粹，尽完全描出艺术品底人类内容为标的。而一切艺术品底价值，就是随着完成这使命的程度而定。
艺术品底内容，定要用艺术手段——形式——表现出来，才是艺术品底内容。所以艺术手段底限制，同时就是艺术内容底限制。无论什么艺术，多少都是一面的。
音乐是现代特爱的艺术。音乐能将我们里面所体验的一切全从音响传出来。只是所传常是一般的不定的。音乐能从具象的个体的中间放出我们底魂灵来，把他浸在刚健柔和，明爽幽暗，快活缠绵，静穆激越等等一般的情调中。可以听得朦胧如梦，不知人间。
这是音乐底长处，也就是音乐底短处。人总是不能无年无月浸在情调中的。他还不可不集注他底意志和视线在那轮廓明白限定的，而认识他所思考所意欲的。若使音乐专权，则这些能力就要受伤，可以使人昏睡，使人无骨。——自然音乐也有各式各样，不能一概论的。
要补充这样音乐底一面性，就要有具象的绘画和雕刻，有力的建筑和应用美术等等。尤其是应用美术，可以觉醒对于美的感觉，使人爱好单纯，到处可以看见愉快的东西，有它特别重大的职分。那些口里夸称所谓“高级”艺术，而于日常生活却尽让艺术的粗野围绕着的，他们底艺术欲求和审美感觉到底怎样，当然很是可疑。他们或者是在那里自欺，或者是想欺人的罢。
至于文学是以表现手段最为自在占据诸艺术中的王位的。特再加上演剧，它就跟音乐融解我们在情调中相反，有以那有特色的性格，和那一定的对于事物的热情，和他们底运命和事业，和人间底悲惨和伟大，和那道德的纠纷引动玩赏者的能力。我们都会因此被震动。而这所谓震动，是现在的人所极必需的。
但是艺术，整个地看过来，究竟还是一面的。虽说都是反映现实底世界和我们自己底里面的，艺术底世界到底只是空想底世界。
在这一点上补足艺术的是学术——就是一般的所谓认识。认识所致意的是现实。认识者到得不但能够说出那是这样，竟还能够说出那是不得不这样的时候，便已带有精神支配现实的意思。这样的精神支配是一种程度高的福利。
但从对于全人格的意义说来，认识底享乐实不及艺术底享乐。艺术品可以摇动全人格最内奥的本质而唤起其分关，认识却是毫不关心现实和我们本质底交涉，认识不过承认事实或者否认事实罢了。
艺术品和知识，单就它做我们享乐（受用）底对象一面看来，就已经是这样的我们底福利了。何况享乐美和知的能力（把握对象底精髓将它确保在心里的精神活动的力量）本身还就是善，就是人格的价值。这能力底价值是随享乐底对象对于全人格所有的意义底程度而增高的。
至于艺术上学术上的创作力，它那价值就比享乐（受用）的还要高。艺术家和学者的确有权利对于自己底工作感到欢喜和自负的——当然这里所谓艺术家和学者是指根据自己里面冲动从事制作的真正的艺术家和听从真理认识冲动的诚实的学者说的。
但是最真正的艺术家，最爱真理的研究者，假使止是单纯的艺术家单纯的学者，那也还不过是人间底片面。不论艺术底世界在道德上如何的有意义，道德的意欲底目标还是不会因此就达到。道德底目标不在实现善的空想底内容，是在实现善在现实底世界。
又人也不是单靠在艺术底内容上描写善或者体验善就可以算是自己已经体认了道德上至高无上的东西的。最好还是到现实底世界去，就己就人，体验人类底欢喜和苦恼，可爱和可恶，——而且定下跟这体验相应的实行的意志。现实多不穿艺术品的衣裳。现实是最便于直接诉诸人类视听和意志的艺术手段。在现实底世界中体验人类的价值，比在空想底世界中更要有人格底力。因而这里也更可以发挥人格底强处。在现实底生活上想要同情别人底内生——想要随这同情而行为，尤其是到处都会有利己心来作梗。艺术的态度上是再也不会知道这种奋斗底艰难的。
所以难怪优秀的艺术家或玩赏者，也会冷眼旁观现实界底道德的利害，或者至少缺乏转移同情为实行的力量。但是艺术上的才能无论居在怎样特异的高位，到底还是要有大的道德力为现实世界作谋求道德的福利的奋斗。逃避了这一种的奋斗，躲进艺术的空想底世界，安眠在纯然“美的世界观照”里头，是不能不说是偏狭的，薄弱的，盲目的。想把这样的美的世界观来代替道德的世界观的呼声，常是时代重病的症候，是深重的里面弛缓，解体，和颓废底表征。
一面的艺术生活和生活过重，很容易躲闪严厉的现实中不得不负担的道德的使命，只是敷敷衍衍过日子。这是艺术里面所包含的危险。
我们所生息的时代是多数人多难的时代。即使不论艺术内容本身往往含有软化我们的倾向，也不宜过度礼拜艺术，枉费了我们底精力，将我们弄成了神经衰弱。
在过重底有危险一点上，学术和学术的教养也不让于艺术。无论怎样的学者，若只躲在他底圈子里，他底活动就只限于本质中名叫悟性的一方面。就使少有艺术家那样离开现实的危险，恐怕也是对于学术对于实际生活的使命和道德上最高的生活目的都会失掉感觉的。
赞美所谓为学术的学术，为艺术的艺术，是艺术上学问上流行的特殊的错误。“学术”“艺术”都是离人不得的，一离开了创作它或者受用它的人来考察，就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名词。所以所谓为学术的学术，为艺术的艺术的话唯一可能的解释不得不就是为学者的学术，为艺术家的艺术。意思是说只要有学者或艺术家底活动，收获，和满足就够了。若使那两句话竟有这样的意思，那它就不过是高傲和利己主义的别名——“贵族派头”底表现。固然真正的学术和艺术，都不应以权利富贵为目的，学问底名誉底全体尤其在乎不顾一切地追求真理，而他们底学术和艺术又要尽先满足了学者和艺术家；但只限于这样，总还不像真学者，真艺术家。假使真有艺术或学术底价值渗透着全身，而那人又不是盲目的利己主义者，则将那有价值的东西来尽量分布给大家，应该不会不是那人底切望。学问或艺术底价值越高的，越不好让二三有权者——富裕者专有。不论艺术，不论学问，都该尽力使它成了一般底财产。艺术要成为与“大众”相通的，从此产生出大众的艺术来。学术也须尽用平民的形式提出来。要副这个使命或许是很不容易的罢，但那更是真正的学术合适的事业。
说到学术，更有一种独特的高傲，那就是看不起实际应用的“纯粹”科学底高傲。——这是一种奇妙的“贵族派头”，越把贵族相装得十足，越是对于人类少有贡献的。
学问艺术倘为广大的人类而存在，它就可以加入各种各样同是为人类的活动范围里来。这些活动中有一些，我们或者要说它是低级的。但虽是最低级的活动——最简单的手头劳动，只要那里有人底力和意欲凝结着，也就有道德的价值。一切劳动底欢欣原都是道德上的美事。如果更有为自己和家族以及别人底生存而奋斗的意识，则那价值还要高。若使最后还同一切劳动终极目标底意识——在人己中创造人格价值的意识相结合，则更分有最高的道德价值。区别劳动底尊卑，不在乎做的是什么事，在乎意欲底强和广，和道德的高。
这话并不是否定劳动种类本身对于前记终极目标越是直接的越是高级的事实。一切直接以创造人格价值为目标的人类活动，我们可以打总称为教育。所以职业没有比教育者再高的。这所谓教育者，并不限于母亲，和狭义的教育家，就是政治家也包含在内。政治家并非可以单以使得社会这个现在的机器圆滑进行为目的，他于建设社会的有机体——社会底成员各自依着地位自由自觉的为着道德上的终极目标而参加共同工作的有机体——不能不有所贡献。
而一切的教育开头第一件事，当然是自己教育。
人还是把社会地位当作一个问题。现在社会地位最高的果真都是最配得到的吗？不的，大多都是刚刚相反的。现在在我们中间要求而且保有最高的社会地位的，差不多是国民中的寄生虫，是不尽什么义务，一味贪图快乐的一帮人。而于真正的人类底贵族，——道德的伟大者，为别人道德的繁荣而牺牲自己者，——倒是极少表示敬意的。
学问和艺术是人生建筑底屋顶。但建筑不能没有基础。像前面已经说过的，人要精神的生活，先须维持着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存和精神的生活，恰像前提和归结底关系，先须实现了前项才可以实现后项。所以第三，我们可以依照实现底可能底先后来区分目的。
人首先不能不存活。而在我们底社会里却是刻实劳苦而吃不饱肚皮者几何多？可是单单存活还不够。还要作为人——不是作为劳动底奴隶，作为道德的自己目的，作为人类底一员——而生活。为此不能没有多少财产。不能不在手底劳动以外，还有足以教养自己，足以乐其生，团乐其家族，分关公共利害的力和时间底余裕。这里应该由社会来做——特别应该由首当其冲的资本家，政治家，和富裕的局外人来做——的事几何多？而这里大家抛着不管的事又是几何多？
社会问题不单是一个胃脏问题，还是一个道德问题。至少在社会和我们，是道德的义务的问题。所以，我们，——尤其是社会地位上应该办这事的人们，——不能以特别“厚意”底意识，应该以严肃的义务感情，和被虐待者底权利底意识，来尽力提高他们底社会地位。若把原本该做的事，称之曰“慈善”，那就是道德上的昏迷。
“为”贫民开跳舞会，开宴会，开什么娱乐会之类的“慈善”，更是彻头到尾不道德的。这在最善的场合，也不过显示富者和“上流”社会底无思虑和不安心到什么田地；在最恶的场合——还就是彰显贱民样的感情底粗野。那是对于会受这样的“慈善”所抚恤的不幸者的愚弄。
道德目的底第四种对立，是关系近乎我们的目的和关系远乎我们的目的底对立。这里通行着所谓“最亲近的——总是最亲近的”一种规则。凡是义务底履行都得由最亲近自己的开始。这不是因为显示善意在身边的人就是道德的高级，而是因为竟不显示给身边的人，就可以证明善意底缺乏。如果有人热心国民底福利，而于近亲底苦恼却不关心，我们就有权利说他底热心也是空的。
这里要讨论的有种种名义的“德”。例如有感谢的“德”。感谢是对于别人显给自己的善意的承认。若使别人对于自己的善意也不能深感，我们当然可以说他对于善意全然没有感觉。所以感谢虽然不是高德，忘恩却是值得严重非难。何况感谢越是善意底承认，越会超出在感谢之上。换句话说，就是会不问善意是不是对自己实现，只从善意本身底存在论它底价值。
友情也是一样，要超出了限界。遇到我们在友人身上发见的价值又在友人以外的人身上发见时，也常不能不看重他。要末所谓友情不过是利己主义和虚荣心底满足，承受（或期待）便宜和承认的欢喜。真正的友爱总是不会限于友人范围的。
爱国也是一样。爱国原是正大的事情，但不可没有两个预备条件：第一，真正的爱国一定要从对于自己和周围履行道德的义务开始。如果对于这些事不关心，那对于祖国底伟大，名誉，和自由的兴奋，也就不过是无谓的喧扰。不过是对于暧昧名词的陶醉。再恶——还就是伪善。
第二，我们如果真是爱我们祖国底可爱处和可敬处——当然不能爱不可爱处和不可敬处——我们就该不问这些东西在世界底什么地方都爱这些东西。不能有出了国境爱就完了的事。真正的爱国到底也是不能不破了局限，扩大为人类爱的。
爱国还含有以血腥的战争捍卫祖国的义务。这是严厉的义务。为了这义务，固然可以从容为祖国拼性命，但是除出无思虑者和犷悍者决没有人把战争本身当作什么喜庆的事情。所以庆祝胜利，决不能以如醉如狂的欢呼行之，只能以庆幸严肃的义务完成的意识行之。这不但是为受得惨，也是为做得惨——死了人，**了物质上道德上的财宝。如果战争不是为了逼得无法，不得不正当防御，又不是以履行严厉义务的意识去从事，那就不过是团体做的团体杀戮和团体劫夺。就是国民对于国民的犯罪。国民和国民之间也只有等于个人间的道德律可以支配。许多的国民就是许多的个人。
不受道德的义务的意识指导的时候，就是各个的军人也是这犯罪底共犯者。我们不能把那开着眼做事的责任诿托给别人。不过那强逼我们共犯的，责任更重一层罢了。人往往会说战争底快感，战士底兴奋。这除了对于道德目的的意识的牺牲以外还混杂着许多别的东西，是大家都明白的。但是勇气的“德”，却是只有在这意识的牺牲上可以成立。
第五可以提出的目的和目的底对立，是容易达到的目的和难得达到的目的底对立。我们最初可以从境遇来设想难易。固然无论境遇如何难，我们都不能不以最高的目的保留作为最终的目的。但我们实不宜为了不得达到的目的浪费了我们底力量。这里对于境遇上不得达到的，就有意识地抑制下去的自制的义务。
其次，我们又有集注力量在最适于以我们底质地和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来实现的目的的义务。人并不同一的。人各有依其地位编入社会的全体中去，各自以其分业贡献全体文化使命底可能，——因此也就有这义务。
目的底体系由这样的五个方向来定秩序，里面竟没有包藏着矛盾和纠葛吗？或者可以不包藏吗？目的和目的对立时，它底价值底高下或实现底次序底先后常常能够确实地决定吗？不会有经过了最真挚的道德的思量后还是解决不来的纠葛吗？
这样的纠葛，原本不能不说是会有的。我们前头已经说过，在某特定的情形，想做一个道德上全然不致有错的意志决定，不可没有超越人类智见限界的智见，现在我们更不能不以此来自白。像普及多数人的目的和深入少数人的目的，我们应当着重在哪一方面呢？就是一个问题。但这还只是一个例。在有完全的智见，能够明确认识一个目的底实现对于世界道德的存在底全体有什么意义的人，或许是无论遇着什么情境都能够发见绝对的正当的。但我们还不是这样的完全的存在。所以我们总还不免会有解决不来的道德的疑惑和道德的错误。这正同悟性认识方面，虽然经过极真挚的科学探究，也还不免有疑惑和错误一样。
若使道德的批判底真正对象是在各个的行为和意志决定，那就更加困难。但是我们知道那并不是这样的。真正有道德上的意义的是全人，是心情。而心情底善并不在适中正当，是在真挚地诚实地想欲正当。若使还是陷入谬误，则在觉到谬误的时候，我们自然失望，但是良心总还可以原恕我们。所可要求人类的最高的，是十足的良心底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