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中，我老想一旦就忘卻了的，最是那個楊文林。那個情急時口吃得漲紅了臉說不出話的楊文林……中學同學其實並沒有什麽同過學的特殊意義，然而往往係成一輩子的關係，是人際最初的一環。楊文林是我的中學同學。二十二年前我倆一塊兒下鄉。當年我是班裏的“勤務員”，他也是。當年有種很動聽的說法——“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中學裏的班幹部，順應地也被稱為“勤務員”。如今越琢磨越別扭是不是？嗨，勤務員——好像大大的長官喊小馬弁似的。
當年班長和團支部都“靠邊兒站”。當年太了得的同學都爭先恐後去當紅衛兵組織的頭頭。所以當年班裏的老好人我和老好人楊文林，就榮幸地被選為“勤務員”。
到了“中央文革”不想繼續鼓勵和放縱紅衛兵造反的時候，我們才有了真正“意義重大”的革命工作可做——動員同學們下鄉。“×××，你下鄉吧，這可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呀！”“你們呢？你們就留在城裏繼續鬧革命嗎？”不管多麽偉大的戰略部署，由最小最小最小的“勤務員”我和最小最小最小的“勤務員”楊文林推行，不遺餘力，也是推不大動的。後來我倆一合計，幹嗎費勁不討好哇！不就是上山下鄉嗎？“紅後代”連死都不怕，還怕上山下鄉嗎？於是我倆一塊報了名。多虧我倆報了名，否則，全校第一批上山下鄉的同學，就是一隊“娘子軍”了……先坐火車，後坐卡車，再後坐馬車，曆時兩天兩夜，從城市到了北大荒，到了團部。
大喇叭裏喊：“有特長的同學，請下車，團部門口集合！”
楊文林說：“下車！”
我說：“咱倆下車幹什麽呀？”
他說：“咱倆有特長啊！”
我說：“咱倆沒特長呀！”
他說：“怎麽沒有？你是班裏的象棋比賽第三名。我口哨吹得好，新年聯歡會上給女生小合唱口哨伴奏過，你忘了？我倆當然算有特長啦！”我覺得他的話不無幾分道理，蹦下馬車，扛上行李，跟在他後麵去集合，卻沒他那份自信。有特長的人還挺多，頃刻集合了好幾十個。團部的一位幹事，或者是參謀，逐個問有什麽特長。問到楊文林，他矜持地回答：“吹口哨。”人家什麽也不問，隻說：“那邊兒去！”他反問：“哪邊兒呀？”人家說：“哪兒來的哪兒去！”然後去問別人了。他怔了一怔，急又問：“你你你讓讓我，讓我，讓我回城市去嗎？那你，你給我開，開個證……證明……證明……是你……你……讓我……回……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