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松走出铁路局粉刷成米黄色的三层大楼，觉得阳光是那么明媚，天空是那么蔚蓝，每一个行人都是那么可亲可爱。他那颗返城后一直无着无落的心，第一天感到多少安定了些。
他大步走着，舒畅地呼吸着初春潮湿的空气，体验着一个即将有了工作的人那种感激生活的心情。
马路上的雪，这几天开始化了，露出了柏油路面。培在人行道两旁树根下的雪还没化尽，但也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往泥土里渗透着。树枝已不再是光秃秃的，开始生长出无数的小芽苞儿。第一场春雨之后，树木就会挂满嫩绿的小叶了。
还是春天比冬天好，他一边走一边这么想。在返城的最初日子里，对于城市的那种种愤怒，像关在笼子里东扑西撞的鸟儿，被打开笼门放飞了。
铁路局的领导对他很不错，挺亲热。他们答应了他的请求，批准他以接班的名义到铁路来工作。几天后，他就可以穿上一身崭新的蓝色的铁路工作服了。终于在这三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占据了一个点，而且这么快这么顺利！他完全没有想到。
“要接父母班的人很多啊，光铁路系统，少说也有两三万！许多当父母的为了早点儿让返城待业的孩子有个工作，不到五十岁就打报告申请退休哇！能都照顾吗？一下子减少了两三万老工人，增加两三万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我们可下不了这个决心啊！不过你例外，因为你父亲是烈士。”
铁路局的领导对他说的这一番话，更加使他感到自己在二十几万返城知青中是很幸运的一个。
那位领导还带领他去参观了铁路工人事迹展览馆。父亲放大了的遗像悬挂在那里。父亲是一名老铁路扳道工，两年多以前父亲用自己的生命避免了一次铁路事故，被火车轧为三段……
“儿子，要孝敬你妈，要疼你妹妹。”
父亲从相框中阴郁地望着他。他仿佛听到了父亲在对他叮嘱。
时间刚过中午，他不饿，也不愿这么早回家去。他想在这座城市里到处走走，到处看看，他不属于这座城市整整十一年了。它对他来说是那么熟悉，可又有许多地方令他感到非常陌生。他有种强烈的欲望，想寻找到什么。寻找什么呢？他一点儿也不清楚，一点儿也不明确，但心里确确实实存在着那么一种欲望。也许只是想要在现实中对比一下记忆中长久保留的某些事情而已。
经过市委大楼前，他不由得站住了。他注意到，“文革”中“市革命委员会”的白底红字的牌子，被摘掉了，换上了“文革”前的“市人民委员会”的牌子。还是白底红字，还是那么大小，还是挂在那个地方。两块牌子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革命”和“人民”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却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好比温度计上的“0”。
他想：看来无论是“革命”还是“人民”，都最适合用醒目的白底红字来加以显示，都最适合那么大小，都最适合挂在那个固定的地方。他进而又联想到了代表这座城市的天鹅雕塑。它在“**”中被砸毁了，人们将来还会重新雕塑一个，仍是原先那种姿态的，仍是原先那么大小的，也仍在原先那个地方——松花江畔，青年宫前。仿佛想要飞过松花江，飞到太阳岛去似的。
一场历史性的劫难终于是过去了。他站在那里，内心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那种**，只有一种类乎凭吊的沉思。当年他是一个中学生，如今他已经快三十岁了，早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他不想再激动，唯愿能安安稳稳地开始生活。而且他确信，生活本身也肯定早已消耗尽了能使他和他这一代人像当年那么激动起来的力量了。那种巨大的激动，如同运动员注射了超浓度的兴奋剂以后进行的竞赛，一到终点，人就垮了。那是摧毁人的机体也摧毁社会机体的失常态的力量。即使生活本身仍奇异地具有这种力量，他也不甘再为这种力量所驱使了。他累了。他曾为“革命”两个字怎样地激动过啊！可是那块被换掉的写着“革命”两字的牌子，宣告他不过是参与了一场举国癫狂的政治游戏。写着“人民”两字的牌子仿佛正睥睨着他，用嘲弄的语调在对他说：“老弟，人民万岁，不需要革命！”
去你妈的“革命”吧！他想。老子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参与那种“革命”了！让没玩过的下一代再陪你们玩吧！如果他们还像我们这一代当年那么真诚得可悲，那么热忱得愚昧，那么激动得白白浪费感情的话！他仿佛觉得自己血管里时至今日仍沉淀着什么非血质的东西。这种东西会不会使人得心肌梗死，他不知道。但这个国家是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手术才获得了转机，这他完全明白。这一页翻过去了的历史无疑是严峻的危机四伏的，但留给他这个戴过“红卫兵”袖章的人的记忆却是历历在目的被出卖被强奸般的羞耻！
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在这里，在市委大楼门前，聚集过成千上万的人群，为了“革命”，以“革命”的名义展开辩论、进行演说、发生冲突乃至武斗。这台阶前的方形石砖地，曾被鲜血染红。
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老师的带领之下，是他在“无产阶级**”中的第一次“革命”行动，一次自觉的“革命”行动。
他还记忆犹新，那一天，全校师生都坐在操场上，听“文革领导小组”的人传达什么文件。一位教政治的老师从校园外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至，一直骑到传达者的桌子前才跳下车，他夺过话筒大声疾呼：“革命的教师们，革命的同学们，有一小撮暴徒无法无天，居然公开在市委大楼前张贴反动标语，写的是：市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大家想一想啊，市委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共产党的市委，共产党是我们的亲爹娘，他们要罢市委他娘的官，不就是要罢党中央的官吗？我们能答应吗？他们正在烧市委大楼啊！十万火急，我们要去捍卫市委呀！革命的教师们，革命的同学们，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革命性的时刻到了！”
这位教政治的老师振臂一呼，全校师生立即响应。于是一千七百多人打着一面横幅大标语旗，浩浩****涌上街头，奔往这里。标语旗上写着：誓死捍卫市委。
至今他仍然认为，当时他们一千七百多人那种情绪，那种激动，那种预备以鲜血和身躯去捍卫什么的精神，是十分真诚而又十分真实的。
没有经历过“**”的人也许会嘲笑这一点，那就让他们去嘲笑吧，他想。某一时期的历史可能本来就是供后人去嘲笑的。那么这一时期的人们又如何能逃脱被嘲笑的命运呢？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命。一个人的命运摆布这个人，一代人的命运也摆布这一代人。命运和心肺同在。
他忽然有些暗暗惊诧，觉得自己的思想颇有点儿思想家的意味。命运和……心肺……不错的联系！我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爱胡思乱想了呢？他对自己有些不解起来。他反复咀嚼自己的思想，又觉得和迷信的老太太们认命的思想并没什么大区别，也丝毫不比她们深刻。
看来我他妈的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思想家，连个平庸的思想家也不可能成为。
他不禁自嘲地苦笑了一下。
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人行道上一株躯干倾斜的老柳树。
当年，他们的队伍就是在走到这株老柳树前时，被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兵团”的“红卫兵”们拦截住的，他们那条横幅大标语也被扯掉了。
“十九中的老师和同学们，‘无产阶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为的是将各省市、地、县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党的领导机关中清除出去！你们一不捍卫党中央，二不捍卫毛主席，却要誓死捍卫被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所盘踞所把持的市委，你们意欲何为？难道你们要与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抗吗？！”一个军工“红色造反兵团”的“红卫兵”就爬在那株老柳树上，手持话筒慷慨激昂地对他们演说。
那时，“红卫兵运动”刚刚在这座城市的几所重点大学里兴起，他们那所中学还没有成立任何“红卫兵”组织。
身穿军装、腰扎武装带的军事工程学院的男女“红卫兵”们，虽然不戴领章帽徽，但却一个个英姿飒爽，斗志昂扬，豪情勃发。在他们这些中学生看来，对方真像一批十分年轻的革命家，像电影《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们，像“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革命学生领袖们，敬意从中学生们心底油然而生。
那个演说者的话语是怎样地征服了他们这些中学生啊！是啊，一不捍卫党中央，二不捍卫毛主席，一千七百多人只打了一条横幅标语，却写的是“誓死捍卫市委”，多么荒唐的行动！而且更主要的是，市委大楼并没有在熊熊燃烧，不过有一条“火烧市委”的竖写标语从楼顶垂下来。
他们感觉到自己受蒙蔽了，上当了，扮演了与“革命”背道而驰的不光彩的角色。
那个爬在树上的演说者以充满革命正义的声音高声疾呼：“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晚！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于是他们一千七百多人的一支队伍，就在一阵阵“革命”的口号声中，四散而溃……
那一天，他心里怀着一种真实的羞耻感回到家里，将自己的校徽从衣服上拽下来，扔进了炉子里。
他耻于再佩戴十九中学的校徽。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那位教政治的老师，成了全校学生的罪人。每一个十九中学的学生都认为他是败坏了十九中学声誉的人，不可饶恕。他似乎也知道了这一点，再也没在学校里露过面。全校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宣布成立那一天，传来了他在家中上吊自杀的消息……
也是在这个地方，在一个秋雨潇潇的夜晚，一名大学生以悲愤的语调向人们进行演说：“革命的市民们，革命的群众们，‘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在我们的浴血奋战中诞生的！可是，东北的新曙光刚刚升起之际，‘革命委员会’竟指使一伙武斗暴徒，向我们，曾为它的诞生浴血奋战过的造反派战士，发动了有预谋有部署的突然袭击，抓走我领袖，捣毁我总部，打死打伤我战友，妄图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兔死狗烹，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们现在以革命的名义，以我们死难战友的妻子、孩子、父母和一切亲人的名义，向全市人民募捐！”
那个大学生的形象，至今印在他记忆中，难以被时间抹去：戴眼镜，头缠纱布，没穿雨衣，一绺湿发贴在额前。路灯将他的脸映得异常苍白，雨水顺着他的衣裾往下淌。还有两个女大学生，抬着一个大笸箩，也没穿雨衣，在潇潇秋雨中肃穆地站立着。
“为了失去父母的孩子们，为了失去儿女的父母们，为了失去丈夫的妻子们，我们向全市……”悲愤的声音，在夜空回**。
一支哀默的队伍从人群中穿过。他们肩上抬着担架，担架上盖着白布，白布下显出僵硬的尸体的轮廓……
一只只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孩子的手，纷纷伸向那个大笸箩……
十元的，五元的，二元的，一元的，五角的，二角的，一角的，五分的，二分的，一分的……
在那个夜晚，究竟有多少人，将多少钱投入了那个笸箩？一个永远不被人知的数字。
那时，他已经从“红卫兵”组织中退出来了，并且不再想加入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学生惨打老师这类事，在他心中造成了很大的刺激。他不能忍受这种“革命”的行为，甘愿做一个没有组织的“散兵游勇”，可他还是整天在全市到处奔走。哪里有演说，哪里有辩论，他便出现在哪里。在全市各处留下了许多张或者表示支持，或者表示同情，或者表示抗议的大字报。
那一天，他将兜里仅有的三毛七分钱捐献了。从市委到家，有很远的路，他连乘车钱也没给自己留下。
如今回想起来，他觉得当年自己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在那个雨夜，在这个地方，无数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工人、学生，也是多么不可思议啊！而募捐的大学生如果是骗子呢？不，这种可能根本不存在。那是一个政治的年代，即使欺骗，也更多的是在政治方面。
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应该开始写写关于“**”的回忆录。
让历史尽情嘲笑我们这一代吧！他想。不过我们这一代还没完蛋呢！我们还没老呢！我们不是已经又回到城市里来了吗？看我们将会继续怎样生活吧！看我们将会再如何表现我们的存在吧！城市，城市，你欠我们的，你骗了我们的，我们都要向你讨回来！
一个在市委门前巡逻的武装警察，走到他身边突然问：“你老站在这里干什么？”
他斜视了对方一眼，大为不敬地回答：“不干什么，就是愿意在这里站着。”
对方用警察们特有的目光审视了他一番，命令道：“走！别在这里站着！”
到处都有人干涉你，这他妈的就是城市！他挑衅地反问：“我在这里站着有碍观瞻吗？”
对方瞪着他，警告：“叫你快走就快走，别自找没趣！”
他感到受辱了。这小警察看去不过二十来岁，长着个鹰钩鼻子。他真想使劲揪住对方的鼻子，使对方出出洋相，狼狈狼狈。
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知道任性地这么做了会惹出什么麻烦。他眯缝起眼睛瞧了对方片刻，用不屑的目光弥补了自己受辱的心理之后，才悻悻地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