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家可歸的徐淑芳一直“客居”在他家裏。
對於同院的鄰居們說來，他和她究竟以一種什麽關係相處，是個難猜的謎。他們懷著種種好奇，想從她臉上破譯謎底，但她卻很少邁出他家的門。他們偶爾在院子裏看見她，她便立刻低下頭，像自慚形穢的麻風病人一樣逃進屋去。他們想從他臉上獲得信息，滿足好奇心。可他臉上既沒有新婚後的和美表情，也沒有蒙受奇恥大辱的可怕陰雲。他一如既往，對所有的鄰居都很禮貌，很客氣，見麵一如既往地稱呼他們“大爺”“大叔”“大娘”“大嬸”……隻有從郭立偉臉上，他們才獲得一點兒反饋。這個當弟弟和當小叔子的，常常以一種警告的目光回敬鄰居們好奇的目光。那種目光的含意是——誰若敢議論我們家，我就對誰不客氣！於是好奇的鄰居們得出結論——她——依然是他們家的人。但鄰居們總還不免覺得，在那兄弟倆歪斜的家門內，經曆了婚禮那一天的花圈事件之後，居然還能進行著正常的、安靜的、平和的生活，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在那扇歪斜的家門內，處境最尷尬，最難堪，內心世界最複雜的，並不是郭立強，也不是他的弟弟郭立偉，而是既合法又不被承認的新娘子和嫂子徐淑芳。一張結婚證書，以我們共和國的莊嚴法律的名義，將她和這兄弟倆組合在一個家庭之中。而那架在婚禮上被燒毀的花圈，以一個，不，它代表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的情緒和心理，無聲地發出道德的呐喊，全部詆毀了那張結婚證書的法律力量。普遍的良心是普遍的道德的基礎。這個古老而無懈可擊的邏輯，時常使她獨自悲哀地暗想：不僅僅是一個王誌鬆，二十餘萬返城待業知青都會譴責我，唾棄我，包括他。他雖然重新收留了她之後，待她以禮，但他內心深處肯定是極其蔑視她的，毫無疑問他已收回了對她的愛情。對於愛情，禮貌是比仇恨更加徹底的決裂。沒有人啟發她，她全憑一個女人的本能悟到了這一點，這是女人無師自通的箴言。它用看不見的文字刻在女人的心上，沒一個女人對此是“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