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并不在师范学院，而在第一中学。它是本市的重点中学，附设高中。今天是星期日，所以它的教室才肯借给早已超过了中学生和高中生年龄的另一代人做考场。他们迈入它的大门时，无一不产生迈入命运之门的心情。他们之中，有些人和郭立强一样，十几年前曾是它的学生，如果这十几年内的历史正常，他们早已从某些高等学府毕业了。一中的升学率，在全省是名列前茅的。他们这些返城待业知青的心情尤为复杂，恰似浪子归家，无颜面祖。
郭立强还没有来到一中，走在它那条街道上时，便发现自己来得并不算早了。虽然离报考表上印明的开考时间还有五十多分钟，但他已从人行道上匆匆来往的行人中发现了不少返城知青向一中走去。他一眼就能从他们的衣着看出他们是不是返城知青。他们身上至少还保留一件“兵团战士”的标志：破旧的、颜色非黄非绿、样式非军非民的棉大衣，或者同样“不落俗套”的棉袄，羊剪绒厚厚的棉帽子或者笨重的大头鞋——这些组合成为当年比插队知青荣耀得多的“兵团服”。他们还来不及将自己重新改变成为城市青年。即便他们从头到脚去掉了“兵团战士”的标志，他相信他也还是能够从他们的气质上辨别出他们来。他们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种气质尤其在“兵团男士”的身上更突出。那是一种像军人比军人散**，像学生比学生粗野，像流浪汉比流浪汉强横无羁，像山里居民比山里居民目空一切，像行帮比行帮文明讲理，像当年的“红卫兵”比“红卫兵”深沉冷静的气质。那是时代落在他们身上的短期内抖落不掉的一层结晶体。那是“时代原子病”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后遗症”。它的“临床特征”是——蔑视任何政治方面的权威、爆发式的愤怒、哈姆莱特[1]型的忧郁、堂吉诃德的挑战精神和牛虻的尖刻、毕巧林的玩世不恭。它从他们身上大大削弱的是保尔·柯察金的热烈和**。虽然这种“鸡尾酒”般的气质在他自己身上平常表现得并不显著，但一旦他和他们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强烈的冲动促使他，使他不能够不和他们变成一样的人，仿佛他们聚集起来豪饮了同一种酒。
当他走到一中校门外的时候，从铁栅围墙看到，校园里已有七八百人了。
他在校门外站了一会儿。他望着校牌，心里默默地说：“母校，郭立强回来了！”他曾连续三年夺得初中数、理、化三科竞赛前三名。母校应该对“郭立强”这个名字有印象，他认为自己不无资格这样想。
这是一条穿过闹市区的街道。一中马路对面的几幢灰色老旧楼房，商店不多，住户不少。众多的返城知青还不到八点就聚集在一中校园里，使那些住户的男女老少产生了种种猜测和推断。他们纷纷走出家门，站在一幢幢楼前，隔着马路向一中观望。临近开考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了，还在各条街道上向一中走来的返城知青加快了脚步，有的甚至跑了起来。几条附近的街道上都有显眼的“兵团服”们在向这一条街道会聚而来。这反常的情形引起了行人的关注和好奇。许多走着的或骑自行车的人，甚至改变了方向，尾随他们来到一中，要瞧个究竟。不一会儿，校园里的“兵团服”由七八百增加到了一千多。校园外尾随而来或经过时站住的观望者，堵塞了人行道。他们互相询问，这些返城知青聚集在这里想干什么？集会？请愿？游行示威？将采取什么过激行动？曾留意过晚报上那条“招生启事”的人告诉他们——返城知青不过是要在这里参加一次考试。他们却仍不相信，他们仿佛从空气中嗅到了一种辣味，他们认为今天这里肯定将发生比一场考试具有更大新闻性的事件。
在校园里那一千多人中，有的有报考表，有的无报考表，不过是怀着更渺茫的侥幸心理而来。不能参加考试，能接近考场，感受一种考试的心理，对他们也是一种变相的满足。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场考试的幕后背景。他们都认为他们今天对大家的命运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他们早已在一起商讨过改变这场考试性质的策略，一种正义感使他们一个个面容严峻。
有将近一百个人聚集在校园的一角。他们年龄都很小，有的十七八，有的刚刚二十多，他们是待业青年，是城市每年照例都要从高考中淘汰下来的待业青年，他们本能地聚集在一起，离那一千人远远的，他们似乎有点儿怕“兵团服”们，他们已感觉到了，今天不像是他们能够交好运的日子。
忽然，从教学楼里走出了一个人，站在楼前台阶上，举起一只手臂大声喊：“各教室已经打开了，大家可以进入教室了！”
他的喊声一落，一千多人便潮水一般向教学楼里涌去，顷刻将他吞没了。
那一百多“小字辈”，也纷纷跑来，随潮而入。
楼前台阶渐渐清净了，刚才从教学楼里走出来的那个人，又像大潮过后的一块礁石似的出现了。
他望着仍犹豫不决地站在操场上的几百人，用手遥遥一指，喊道：“你们还站在那里干什么？”
“没有报考表也允许参加考试吗？”那几百人中的一个也喊着反问。
站在楼前台阶上的那个人以拥有无上权力的庄严声音回答：“凡是想要参加这场考试的人，都有资格考试！”
于是那几百人也喜出望外地跑进了教学楼。
那个给予他们这一次机会的人是谁？又是谁赋予他这种权力？他的这种权力生效吗？没有一个人想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人对他说一句感激的话。
当楼前台阶上只剩下他自己时，他扫视着空****的校园，确信再没有一个人还留在教学楼外了，才转身走入。
在一个教室里，有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站在一张课桌旁，对坐在靠外边的座位上的一个“兵团服”讷讷地说：“这是我的座位。”
那个“兵团服”是姚守义。
他冷冷地说：“凭什么你认为这座位是你的？”
“你瞧，我的报考表上印着这个教室这排这个号的座位。”
姚守义将一只手慢腾腾地伸进一边衣兜，也想出示自己的报考表。他的手却伸进兜里再没有抽出来，他的衣兜里什么也没有。他匆匆忙忙地离家，连报考表都没带。他知道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再将另一只手伸进另一边衣兜。因为衣服破了，另一边的衣兜已经是形式上的存在了，被他粗针大线地缝在棉袄上了。
“你倒是把座位让给我呀！”那面嫩齿稚，正处在变嗓音时期的小青年有些急了。
“让给你？十几年前这个座位就是我的。那时候你大概还没背上书包呢！你叫这课桌一声，看它答应你吗？”其实他一天也没在一中读过书，纯粹耍无赖。
这时，有一个“兵团服”走入教室里，迈上讲台，大声说：“安静！大家都请安静！”他看了那个小青年一眼，问：“你有没有座位？”
“有……”
“有你为什么不坐下？！”
“这个座位……就是我的，他不肯让给我……”
那个“兵团服”从讲台上大步跨了下来，走到小青年跟前，从他手中拿过报考表看了一眼，说：“不错，这个座位是你的。”
姚守义抬头盯着他，问：“是他的又怎么样？你把我赶出考场？”
他用一只手在姚守义肩上拍了一下，以一种公正的语调说：“完全没那个意思，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事实。”接着，又对那小青年说：“这个矛盾不难解决，你服从我是唯一的办法。”随后便轻轻推着那小青年离开了那个座位，一直将小青年推出教室门外。
他自己则站在教室内，对那懵懵懂懂的小青年说：“回家去吧，你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一代人要对另一代人发扬风格。现在正是我们需要你们发扬风格的时候。”
他的这番话说得正正经经。
教室里响起一阵笑声。
那被推到了教室外的小青年敢怒而不敢言，愤愤地嘟哝了一句什么，不得不走掉了。
一个“兵团服”观看完这一幕后，从走廊进到教室那里，对个不知是谁授权他主持考场的“兵团服”说：“本人完全拥护你的话，并且要实践之。”说罢，扫视了教室一遍，目光落在了另外一个“小字辈”考生身上。对方紧张地将脊背靠在座椅上，还用一只手抓住了课桌角。
“实践者”照直走过去，走到那个“小字辈”身旁，叉开两腿站定，拍拍他的肩，大声说：“向刚才那个榜样学习学习吧？”
对方不说话，不动。
“这么一点儿风格都没有，把他赶出去！”
“别赶他，要靠他自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
“小弟弟，听话，否则大哥哥大姐姐们会不高兴的。”
周围七言八语。
那个企图“顽抗到底”的“小字辈”终于在威胁和哄劝声中坐不住了，他猛地站起来，悻悻地瞪着周围的“兵团服”们，也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教室。
前后两幕，都被聚在教室门口的“兵团服”们“欣赏”到了，于是又有几个争先恐后地拥入了教室。他们的目光在教室里交叉寻找着目标，一经确定，便迫不及待地欲走过去取而代之。
本考场主持人，严肃地向他们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接着以一位大哲学家的口吻说：“阿基米德的杠杆是不朽的。我们失去的是一个坚固的支点！我们需要的也是一个坚固的支点。谁在我们倍感沉沦和失落的时候与我们争夺，谁就不明白‘人道’这两个字的内涵。”他站立在讲台上那种具有无上权力的威仪，他那种布道者的语调，与他身上那件破旧不堪的“兵团服”效果很难统一，倒可以说相映成趣。因为他是在代表着“兵团服”们发表庄重的“宣言”，故而他们却不觉得可笑。他们用一阵长时间的肃静帮助他加强“宣言”的庄重效果。
在这一阵长时间的肃静中，“小字辈”们一个个识趣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违心地悄然地纷纷退离这个考场。他们大多数并未理解他的“宣言”，也不是被他那种布道者的语调所打动，产生了什么恻隐之心。恰恰相反，他们不过是被他似乎具有的无上权力——被众多“兵团服”们造成的长久而令他们颇为不安的肃静所压迫，所威逼，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他们自己今天的权利。
“兵团服”们用掌声欢送。与其说是感激的表示，毋宁说是揶揄。
站在走廊里，没有座位的那些“兵团服”们，认为应该积极主动地将这个教室的考场主持人关于“人道”的高尚理论宣传到所有的教室去，大大加以“实践”。于是他们满怀“实践”的热情，立刻分散开来，拥进一楼、二楼、三楼的各个教室。于是走廊里的人的成分发生了变化，最后全是非“兵团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