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場並不在師範學院，而在第一中學。它是本市的重點中學，附設高中。今天是星期日，所以它的教室才肯借給早已超過了中學生和高中生年齡的另一代人做考場。他們邁入它的大門時，無一不產生邁入命運之門的心情。他們之中，有些人和郭立強一樣，十幾年前曾是它的學生，如果這十幾年內的曆史正常，他們早已從某些高等學府畢業了。一中的升學率，在全省是名列前茅的。他們這些返城待業知青的心情尤為複雜，恰似浪子歸家，無顏麵祖。
郭立強還沒有來到一中，走在它那條街道上時，便發現自己來得並不算早了。雖然離報考表上印明的開考時間還有五十多分鍾，但他已從人行道上匆匆來往的行人中發現了不少返城知青向一中走去。他一眼就能從他們的衣著看出他們是不是返城知青。他們身上至少還保留一件“兵團戰士”的標誌：破舊的、顏色非黃非綠、樣式非軍非民的棉大衣，或者同樣“不落俗套”的棉襖，羊剪絨厚厚的棉帽子或者笨重的大頭鞋——這些組合成為當年比插隊知青榮耀得多的“兵團服”。他們還來不及將自己重新改變成為城市青年。即便他們從頭到腳去掉了“兵團戰士”的標誌，他相信他也還是能夠從他們的氣質上辨別出他們來。他們具有一種特殊的氣質，這種氣質尤其在“兵團男士”的身上更突出。那是一種像軍人比軍人散**，像學生比學生粗野，像流浪漢比流浪漢強橫無羈，像山裏居民比山裏居民目空一切，像行幫比行幫文明講理，像當年的“紅衛兵”比“紅衛兵”深沉冷靜的氣質。那是時代落在他們身上的短期內抖落不掉的一層結晶體。那是“時代原子病”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後遺症”。它的“臨床特征”是——蔑視任何政治方麵的權威、爆發式的憤怒、哈姆萊特[1]型的憂鬱、堂吉訶德的挑戰精神和牛虻的尖刻、畢巧林的玩世不恭。它從他們身上大大削弱的是保爾·柯察金的熱烈和**。雖然這種“雞尾酒”般的氣質在他自己身上平常表現得並不顯著，但一旦他和他們聚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強烈的衝動促使他，使他不能夠不和他們變成一樣的人，仿佛他們聚集起來豪飲了同一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