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资培训班”考场事件纪实
黑色的钢笔，握在一个女人的手中，在一页稿纸上写出了上面一行秀丽的字。
女人的手很白皙。
那支钢笔，笔杆挺粗，已失去了光泽，变得乌旧。完**露的笔头有如古兵器方天戟，笔尖磨秃了，磨短了，磨斜了，写字只能侧着笔尖才流利。它是拧帽的，笔胆也无钢套。吸墨水时，捏一下，两分钟才能胀起来。它是一支老式的国产“友谊”钢笔，中国五十年代文化用品的遗物。六十年代中期，在文化用品商店还可以见到，价格是一块三毛七分，但已很少有人请售货员拿出来看看了。人类心理在任何方面总是趋向于追求更新的东西，所以如今它差不多绝迹了。我们人类保护濒于绝迹的动物那种感情非常仁慈伟大，但淘汰旧产品的“喜新厌旧”原则毫不动摇。
晚报记者吴茵使用这样一支钢笔已经十几年了。
她盯着自己在稿纸上写出的那一行字，眼前又浮现出了她在考场上目睹的种种情形。报社并没有委托她写关于这场考试的任何报道，是她自己想去，所以她去了。所以她此刻头脑中重叠着一层层思考，急欲很快就写出来，很快就能见报，让许许多多的人都清楚关于这场考试的幕后真相以及返城待业知青们与公安警察们发生冲突的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她认为，如果自己不写，自己便是一个对现实缺乏责任感的不称职的记者。
她曾亮出记者证，问一个被从考场上“请”出来的十八九岁的少女：“你有何感想？”
那少女耸了一下肩膀，无所谓地回答：“我对他们怪同情的。虽然他们将我‘请’出来了，但对我的态度还算不失礼貌。我才不在乎能不能参加这场考试哪！即使被录取我也不会去上什么‘师资培训班’的。我今年还要考大学呢！去年高考我只差三分落榜，完全是由于临场紧张才答错了一道大题。我今天来参加考试，不过就是想多体验一次考场气氛。我今年是有把握考上重点大学的！就算今年还考不上，明年我仍要继续考……”那少女显然觉得被一位记者采访是件很荣耀的事，毫不腼腆，随随便便直直率率地回答了一大番话。
像所有的记者一样，她喜欢这样的采访对象。那少女使记者这行职业变得轻松愉快。
同情——这就是同一代人中，这就是一个年龄界线内的共和国的儿女们对另一个年龄界线内的共和国的儿女们最“温良恭俭让”的态度了。除了同情，还能再要求我们共和国的小青年们给予老青年们一些什么呢？
那少女说“我对他们怪同情的”这句话时，语气是郑重的，表情是由衷的。
她相信那少女说的是真话。
可我们共和国的长子长女们，需要的不是他们小弟弟小妹妹们的同情，需要的是职业，是改变待业命运的机会。哪怕是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竞争可能的机会，对他们也是宝贵的。一切这样的机会，对他们都意味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而他们对“竞争”两个字，又都是多么缺乏准备啊！他们是被一页历史中时代的惯力旋转得头晕目眩，滚动得精疲力竭了。他们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不得不为了存在互相进行竞争的。他们像古西班牙斗牛场上斗牛士**的马，虽然与蛮牛较量的是斗牛士不是他们**的马，但最易受伤最易牺牲的却是它们。人类历史上曾记载过这种野蛮的娱乐：当斗牛士**的马被牛角挑开肚腹倒下后，斗牛士立刻换乘另一匹马，而那匹倒下的马则被拖入后场，如果它还没死（它们往往不会当时死掉了），于是就有所谓的兽医将它们的肠子塞入肚腹，用我们今天缝麻袋的那种针线迅速缝合伤口。匆忙中它们的肠子难以塞入肚腹，便用大剪刀毫不心慈手软地剪断。然后用冷水泼尽它们身上的血渍。然后向它们的身体注入大剂量的吗啡，然后重新给它们披上漂亮的色彩美丽鲜艳的披挂，然后就有另一名斗牛场上的投标手再跨到它们背上，用踢马刺促使它们又精神抖擞地冲上斗牛场……
当时，她看到坐在每一个教室里的那一排排穿着像杂牌军的返城待业知青们，心中便很自然地产生了这种不美好的联想。关于古西班牙斗牛场面的情形，还是她在中学时代从一本名叫《血染黄沙》[1]的小说中读到的。作者有意用十分冷漠的文字加以描写，不但那些场面，连同那些文字本身，都曾使她感到惊心动魄。那时她怎么也想不到，后来她自己亲身参加了比古西班牙斗牛场上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代中国的“红卫兵”的浴血奋战。她的身体上因此而留下了两处刀疤。值得庆幸的是缝合它们的不是兽医的手，也不是缝麻袋那种针线……
她正欲对那少女再发问，那少女却被女伴扯走了。她听到了她们一边走一边说的话：
“真倒霉，今天白来了，还耽误了看一场电影呢！”
“也不算白来，瞧瞧那些‘兵团服’们聚集在一起的种种表演，怪有意思的。”
“哎，你怎么和那个戴眼镜的小书生眉来眼去的？”
“他扔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要和我交朋友！”
“考场上暗送秋波，你也浪漫到顶峰啦！早就认识？”
“今天刚认识。我在那个纸条上写的是：你大概还没长出‘立世牙’吧？谈情说爱你妈不打你……”
“哈哈哈哈……”
她们的手臂互相搂着对方肩膀，边走边笑，笑得开心极了……
她还看到，当一名公安警察出现在一个教室门口时，有一个“兵团服”大声说：“欢迎警察叔叔前来保卫我们的考场！”
于是那个教室里的“兵团服”猛鼓其掌！
同时有人从座位上站起，带头高呼口号：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又一个“兵团服”也从座位上站起，走到那名公安警察面前，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故意用一种温文尔雅的语调说：“向您唱个肥喏！请进来，请入座。”
那名公安警察冷冷地瞧着他，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摆弄着警棍。
“警察叔叔今天如果不是和我们一样来参加考试的，就该穿便衣呀！”
“你们来了多少？没预先估计一下，你们一个要对付我们几个吗？”
“提醒您一句，我们可是受过军训，学过格斗的！”
公安警察的出现，使“兵团服”们产生了一种近乎“同仇敌忾”的心理和情绪。他们都面无惧色，相反，他们似乎更加亢奋了。他们因为上当受骗而欲大大发泄一番的意念，有了具体发泄的明确的目标。
那个故作温文尔雅的“兵团服”掏出扁而皱的烟盒，取出一支弯曲了的烟敬给那名公安警察，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用谄媚的语调说：“请赏脸吸一支？‘迎春’牌的，大众档次，不至于玷污了您的嘴唇吧？”
那名公安警察挥落了他的烟，喝道：“老实点儿！”同时用警棍向他当胸捣去。
他一把抓住警棍，并将它夺了过去，像公园里淘气的猴子从观看者过分大意伸入笼子的手腕上夺下了一只手表似的，饶有兴趣地欣赏起来，并问：“这是什么玩意儿？捶衣服用的，还是捣蒜汁用的？”
那名公安警察恼怒了，重新夺回“武器”，使出擒拿本领，将那个“兵团服”重重地摔倒在地。那个“兵团服”的头砰的一声磕在讲台角上，双手抱头半天没爬起来。
一个声音高叫：“敢打我‘兵团战友’者，绝无好下场！”
紧接着另一个声音也高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他妈的，让那小子低头认罪！”
于是所有的男“兵团服”们纷纷离开座位，扑向那名公安警察，将他逼到了墙角，一顿拳脚相加。
女“兵团服”们则一齐上前劝阻，叫嚷着，呼吁着：
“别打他，别打他！”
“正义在我们一边，要和他们讲道理！”
那名公安警察一边挥舞警棍进行被迫自卫，一边吹响了警哨……
冲突就这样开始了，这样发生了。
而另一个教室里，正传出一个女“兵团服”慷慨激昂的演说：“如果历史像台历一样可以随手重翻，如果现在不是八十年代而是六十年代，如果这里不是什么‘师资培训班’的考场而是高考考场，我们之中将会有多少人已从北大毕业，已从清华毕业，已从复旦、南开、航空学院、军事工程学院这一类全国一流的大学毕业了？我们之中又将会有多少人已经成为硕士、博士、研究员、工程师！可是在我们失掉了人生这一切进取机会的今天，在这名曰考场的地方，欺骗却仍在进行！我们已经天真地虔诚地奉陪张铁生之流演过同样主题的戏剧了！今天我们罢演了！导演在哪里？编剧在哪里？请他们出来吧！让他们亲手为我们卸妆！我们的脸并不是什么低劣的戏剧油彩都可以任人往上乱涂乱抹的！”
“我们哪？我们六九届真正上过几天学？我们真正学到过什么文化知识？现在却来考我们根本没学过的课程！我们不要‘知识青年’这个称呼！把这个称呼扔到历史的公共厕所里去吧！”
一个男“兵团服”激昂慷慨的大声疾呼打断了那个女“兵团服”滔滔演说的慷慨激昂……
这一切浮现在眼前的情形和回**在耳畔的声音，并没有使晚报女记者头脑中重叠着的那一层层思想混**织。相反，像暴雨前翻涌的雷云，更能显示出天空的本质。她不是只会摆弄线团的小猫。在她这一行中，她起码是一个熟练的抽丝女工。她的经历教会了她怎样思考，她的职业引导她怎样分析。
握在她手中那支被时代所淘汰的钢笔，在标题下写出了第一行字：
历史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引用这句名言作为她这篇“纪实”的首语，她自认为含意是深刻的，对写好这篇“纪实”有了更大的信心。思想的闸门一经提起，笔下的词句源源流淌。
为了突出那句名言，她另起一行继续写：
所谓返城待业知青大闹考场事件，昨天和今天在全市引起了……
她停笔思考起来：广泛、充分、严峻、不容置疑、令人震惊……许多词在她头脑里闪现，都令她觉得不够准确，都被她一一用冷静的思考从头脑里抹去了。
最后她选择了“种种”两个抽象而具有囊括性的字。对！种种！
她接着写：
引起了种种关注和震动。有人说，这一事件证明，当年“红卫兵”的遗风，还没有从一代人身上肃清！促使笔者写此篇“纪实”的职业责任之一，正是要从道义上驳斥此类说法。一个人不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因为当你第一次涉过一条河时，第一次没你双腿的河水早已流向远方。一条河永远是它本身，也从来都不是它本身……
她越写越快：
一代人也不会在社会的大舞台上第二次扮演同一类角色。因为当他们第二次登台时，历史这位编剧早已把他们第一次扮演过的角色取消了。社会的舞台永远是它本身，也从来都不是它本身。昨天，出现在一中考场上的，不再是当年叱咤政治风云的“红卫兵”，而是目前沦落于生活最底层的待业者。他们的愤怒不是“红卫兵”的呐喊，而是待业者的冲动。三十七名返城待业知青的被拘捕也绝不是这一事件的结束，也许正是序幕……
写到这里，她放下笔，轻轻舒了一口气。她将坐酸了的身子靠在椅背上，一手拿起那页写满了字的稿纸，默读起来。默读完一遍后，她放下稿纸，又拿起笔，将“所谓”两个字勾掉了。“所谓”两个字显然对昨天的“大闹考场事件”带有彻底否定的意思，而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正是要从道义……”虽然她认为“道义”两个字是有力的，但犹豫了一阵，还是将“义”字改成了“理”字。“道理”——温和一些。主编是个温和的老头儿，老夫子。所以晚报上几乎从来就没出现过什么稍欠温和的文章或词句。“一代人也不会……”似乎有些绝对，社会学家的语气。会不会，谁知道呢？“七八年来一次”，谁又敢断言说“不会”？于是她将“会”字改成了“愿”字。“不愿”——完全准确。她自己不愿，他们也不愿。她了解他们，如同了解自己一样，因为她和他们是同代人。在社会的舞台上同台演过同类角色，而且当年比他们演的还英勇悲壮些。后来，她也和他们有过同样的经历。所不同的是，他们是一批接一批地去经历，她是独自一人去经历……
她又默读了一遍，觉得没什么再可改之处了，便点着了一支烟。在报社和其他地方，她从不吸烟。在家里，却经常吸烟。大概只有她的丈夫知道她是个吸烟的女人。
她一手夹着烟，一手拿着那支钢笔，在手中转动着。
笔帽破裂了，用胶布粘着。她有不少笔，丈夫在她的生日，为了讨她欢心，给她买了一支相当高级的金笔，她一次也没用过。丈夫以为她过于珍视那支笔，舍不得用，受宠若惊。其实她对它和对丈夫那张扁平的脸同样不感兴趣。报社几乎每年发一支笔。钢笔，圆珠笔，软木笔，吸墨毛笔，一大把，全插在笔筒里。笔筒就放在桌上，那些笔她也没用过。
她只用手中这支笔。
这支笔是她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