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土社會裏，一說起“訟師”，大家就會聯想到“挑撥是非”之類的惡行。作刀筆吏的在這種社會裏是沒有地位的。可是在都市裏律師之上還要加個大字，報紙的封麵可能全幅是律師的題名錄。而且好好的公司和個人，都會去請律師作常年顧問。在傳統眼光中，都市真是個是非場，規矩人是住不得的了。
訟師改稱律師，更加大字在上；打官司改稱起訴；包攬是非改稱法律顧問——這套名詞的改變正代表了社會性質的改變，也就是禮治社會變為法治社會。
在都市社會中一個人不明白法律，要去請教別人，並不是件可恥之事。事實上，普通人在都市裏居住，求生活，很難知道有關生活、職業的種種法律。法律成了專門知識。不知道法律的人卻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在有秩序的都市社會中，在法律之外生活就會搗亂社會的共同安全，於是這種人不能不有個顧問了。律師地位的重要從此獲得。
但是在鄉土社會的禮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禮”，就成了撒野，沒有規矩，簡直是個道德問題，不是個好人。一個負責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維持禮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獄。如果有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為有人破壞了傳統的規矩。在舊小說上，我們常見的聽訟，亦稱折獄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幹板，然後一方麵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個“獐頭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嗬責，逼出供狀，結果好惡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這種程序在現代眼光中，會感覺到沒有道理；但是在鄉土社會中，這卻是公認正當的。否則為什麽這類記載，《包公案》、《施公案》等等能成了傳統的暢銷書呢？
我在上一次雜話中已說明了禮治秩序的性質。在這裏我可以另打一個譬喻來說明：在我們比賽足球時，裁判官吹了叫子，說那個人犯規，那個人就得受罰，用不到由雙方停了球辯論。最理想的球賽是裁判員形同虛設（除了做個發球或出界的信號員）。為什麽呢？那是因為每個參加比賽的球員都應當事先熟悉規則，而且都事先約定根據雙方同意的規則之下比賽，裁判員是規則的權威。他的責任是在察看每個球員的動作不越出規則之外。一個有Sportsmanship的球員並不會在裁判員的背後，向對方的球員偷偷地打一暗拳。如果發生此類事情，不但裁判員可以罰他，而且這個球員，甚至全球隊的名譽即受影響。球員對於規則要諳熟，技藝要能做到從心所欲而不逾規的程度，他需要長期的訓練。如果發生有意犯規的舉動，就可以說是訓練不良，也是指導員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