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起兴年代，康熙时时修行，日有所得，他几乎是抵达了自己人生的光荣时刻，康熙的光荣日可以说不是某一天，而是每一天。当时的人们也预感到了什么，称赞他是盛世之君，是带领一个国家走进新时代的人物，但是，没有人知道，康熙的光荣背后却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那是属于他的惆怅，也是属于这个王朝的惆怅。惆怅的根源来自皇储之争。太子的废立问题一直伴随着父子反目与亲情撕裂，同时也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党争和君臣博弈。
而这其中的一个标签人物，便是索额图。
一
康熙八年（1669年）的一天,33岁的一等侍卫索额图发现自己的手心出汗了。因为这是个性命攸关的日子。康熙选择在这一日与鳌拜对决。而他作为皇帝的重要智囊，直接参与了倒鳌策划行动。此前几日，康熙“以弈棋故”召索额图入内谋划，讨论用青壮小内监习布库（摔跤角力）的方式，趁鳌拜不备之时一举拿获，“声色不动而除巨慝”。当然作为铺垫，康熙早早地挑选了一些年少有力的侍卫练习布库之戏，甚至大臣入奏、鳌拜进见时也不回避。或许康熙的想法是让鳌拜误以为皇上年少贪玩，但索额图却没来由地捏了一把汗——这一年皇帝15周岁，整个一未成年人。如此以小搏大，能成功吗？
其实，索额图当一等侍卫也才一年时间。一年前，他是吏部右侍郎。从二品。索额图之所以年纪轻轻就进了实权部门且官居高位，只因他是大清开国勋臣索尼之子。顺治帝福临去世前，曾遗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大臣，辅佐幼君康熙嗣位，索尼居四辅政大臣之首，“商议大事，无出索尼者”。所以索额图进吏部，那的确是索尼一句话的事情。但世上事多意外，康熙六年（1667年），索尼不幸病故。索额图由是成为仕途上的孤独行者。虽然他已是30来岁的人了，但官场风波恶，索尼的去世，立刻打破了之前和鳌拜形成的制衡关系，鳌拜变得一枝独大。这是其一；其二是索尼去世前，曾上书康熙曰：“世祖章皇帝（顺治帝）亦十四岁亲政，今上年德相符。”奏请亲政。而康熙也选择在农历七月初七“躬亲大政”，算是对索尼遗嘱的身体力行。
但事实上，这是极其凶险的举动。康熙亲政前，鳌拜还不会将矛头直接对准他。他亲政了，再加上首辅索尼去世，鳌拜自然处处与其为难。索额图恐惧地观察到，鳌拜竟然对皇上动手动脚了。比如鳌拜为了让苏克萨哈去死，竟然对康熙“攘臂上前，强奏累日”，逼迫皇帝不得不公开判处苏克萨哈绞刑。这苏克萨哈在四大辅臣中排名靠前，仅次于索尼。并且苏克萨哈本人无意跟鳌拜为敌。他多采取隐忍态度。在因圈换旗地之争而导致的苏纳海等几名大臣被杀一案中，鳌拜询问朝臣们的态度，大家多畏惧其势力，唯唯诺诺，不敢有任何不满的表示。只有苏克萨哈沉默以对，由此得罪鳌拜。苏克萨哈虽然没有如他所愿凌迟处死，但最后也被绞死了。两年后的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宣布苏克萨哈案“殊属冤枉”，命恢复苏克萨哈及被株连人等原官，世爵由其子承袭，并发还家产。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当时刚刚亲政的康熙是迫于鳌拜压力才不得不做出违心的选择，也说明在此历史情境下，与鳌拜作对者绝没有好下场。
当然，索额图的恐惧不仅仅来自苏克萨哈这样一个个案。差不多与此同时，弘文院侍读熊赐履的遭遇也充分说明与鳌拜作对者绝没有好下场。熊赐履是湖广孝昌（湖北孝感）人。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的进士，一直以来仕途进步不大。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被授翰林院检讨。康熙四年（1665年），补弘文院侍读。总的来讲是一个书生。自古书生多清谈。熊赐履没想到，他的命运在两年后遇到了一个坎。康熙六年（1667年），皇帝下诏求言。这其实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意思。康熙在这一年刚刚亲政，下诏求言是例行动作。百官们感慨于鳌拜专权，多沉默不语，只有熊赐履洋洋洒洒上万言疏，对四大辅臣推行的种种政策提出尖锐批评，称朝廷重大失误有4个方面：政事纷更，法制未定；职业堕废，士气日靡；学校荒废，文教日衰；奢侈成风，礼制日坏。虽然熊赐履在疏中没有直指鳌拜的名字，而用四大辅臣一笔带过，但鳌拜却跳出来对号入座了。他上奏康熙欲以妄言罪惩处熊赐履。康熙有心保护熊赐履，含含糊糊道：“他自言国家大事，与你何干！”但熊赐履到底是不识时务的书生。虽然皇帝为他开脱，他仍在次年继续上疏称：朝廷积弊未去，国计隐忧可虑。这下鳌拜光火了，他指责熊不能指到实处，妄行冒奏，令下部议处，降两级调用——虽然熊赐履响应朝廷的号召，说了一些忧国忧民的话，却到底得罪鳌拜，遭了暗算。
但仕途中人索额图却不能不参与到这个行动中来。行动之前，康熙不动声色地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随后又让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行动当天，索额图奉命在武英殿门外站岗，并且想办法收缴鳌拜随身佩带的武器。行动之时,10多名训练好的布库少年暗藏于武英殿内，伺机采取动作。
不过对鳌拜来说，他在康熙八年（1669年）之所以败其实不是败在索额图手里，也不是败在十几名布库少年手上，而是败给了一把椅子和一只茶杯上。先说椅子，鳌拜所坐的椅子，右上角的腿是锯断又简单黏合的。这里头其实有妙用。妙用是和茶杯联系在一起的。鳌拜那天所用的茶杯，是在开水中煮了一个多时辰的茶杯，烫得根本握不住。皇帝赐茶、侍卫奉茶、鳌拜端茶烫得左右倒手之际，他所坐的外强中干的椅子也就轰然倾倒了。10多名布库少年一拥而上，乱拳打倒老师傅，一代枭雄也就束手就擒了。当时人在现场看到这一幕的索额图，心里大约是很欢喜的——这鳌拜，到底败给了自己的大意——过索额图的“安检”时，他大大咧咧地交出了随身的佩剑。武英殿上皇帝赐座时，鳌拜毫无疑心就坐在了那张经过改装的椅子上。接下来的剧情就没什么悬念了，一如索额图和康熙事先设计的那样，叫请君入瓮。而鳌拜束手就擒的那一刻，对索额图来说，意味着仕途曲线的逆转。索额图先是授国史院大学士。康熙九年（1670年），他擢升为保和殿大学士，任纂修《清世祖实录》总裁官，康熙十一年（1672年），索额图加太子太保。总之，在鳌拜倒台后的两三年时间里，索额图平步青云，从一个侍卫一跃而为相国。人称索相。
但索额图的相国位置却只坐了十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下半年，他就离任了。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让君臣互信成了一个大问题呢？
二
君臣互信的第一个触发点，应该说是索额图在三藩问题上没有与康熙保持一致态度。康熙曾不止一次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酿成不测，故决意回。”为了表明解决三藩问题的决心，年少的康熙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大事书写在宫中石柱上，以为自励。索额图作为康熙近臣，又是其多年的追随者，对皇帝心迹当了如指掌。但康熙十二年（1673年），皇帝借尚可喜因年老请求归置辽东之际下决心撤藩之时，索额图却表示反对。在廷议中，兵部尚书明珠以及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都赞成康熙的态度，请求撤藩，但索额图却站出来反对说，吴三桂、耿精忠上书请撤藩，是试探皇帝旨意，并非真心实意想撤。当前情势下，撤藩势必引发激变，索额图大声疾呼：“请诛倡盲诸臣，以谢三桂。”
这是历史的激变时刻。在三藩问题上，朝廷中有些人吓得惊慌失措。所谓“诸臣中有一闻变，便遣妻子回原籍者”，但究其实，这是索额图和明珠的仕途对决。明珠和索额图一样，也是康熙朝最重要的大臣之一。他在顺治时初任侍卫，康熙三年（1664年）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掌内务政令，供御诸职，靡所不综”，成为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康熙五年（1666年），任内弘文院学士，参与国政。康熙七年（1668年），任刑部尚书。康熙九年（1670年），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年（1671年），调为兵部尚书。应该说和索额图一样，明珠也仕途顺利。两人走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时间节点上，谁若想再进一层，只能押宝在三藩问题上。
但索额图到底不明白，他一开始就输了。撤三藩其实不是朝廷的能力问题，而是做臣子的态度问题。因为撤三藩若引发战争，朝廷胜了，索额图没有半点好处；朝廷若败了，康熙也不会惩罚明珠等人，否则就是打自己的嘴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与上层保持一致，是索额图能否在仕途上继续走下去的关键。尽管他大声疾呼要“请诛倡盲诸臣”，康熙却还是态度坚决：“欲迁徙吴三桂者朕之意也，他人何涉？”《康熙起居注》随后记载说，索额图闻此言，“甚惧而退”。
康熙执意撤藩后，吴三桂、耿精忠等三藩一如索额图所料相继叛乱了，天下形势岌岌可危。好在康熙有惊无险地平定三藩之乱，随后他意味深长地说：“吴逆倡乱，有谓撤藩所致，请诛建议之人者，朕若从之，皆含冤泉壤矣。”这话其实是在敲打索额图，君臣互信问题毫无疑问已经浮出水面。
接下来，朋党之争让起兴年代的帝国再陷困境。朋党之争在索额图和明珠之间展开。明珠因主张撤藩有功，康熙十六年（1677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办事。明珠其时是皇长子胤褆的舅舅，便在幕后帮助胤褆拉拢大学士余国柱等重臣，从而成为“长子党”的核心人物。而孝诚仁皇后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生太子胤礽，索额图由此成为太子外叔祖父，他与明珠两人同为皇亲国戚，同柄朝政，各结党羽，从而给康熙增添新的烦恼。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乾清门召见索额图，对他意味深长道：“人臣服官，惟当一意奉公。如若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则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这是严重的口头警告了。对于这样的口头警告，索额图其实是存侥幸心理的。毕竟他是太子外叔祖父，皇帝要动他，有投鼠忌器的心理在。
索额图一如既往地自恃尊贵，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李光地结盟，与明珠死磕。明珠则“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谄之，与徐乾学相结”。徐乾学时为日讲起居注官，是朋党之争中的知名人物。由是索额图和明珠的朋党之争动静越来越大，导致两年之后康熙不得不再次出手。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师发生强烈地震。刑部尚书魏象枢上疏弹劾大学士索额图、明珠各立私党，揽权贪纵，陷害异己等罪状，言辞激烈，以至于声泪俱下。第2天，康熙御书“节制谨度”赐索额图。个中意味不言自明。康熙称“尔等（索额图和明珠）自被任以来，家资颇已饶裕，……今见所行，愈加贪黩，习以为常”，康熙并指“吴三桂之乱，索额图时参谋议，从未发一善策”，并警告“国法俱在，决不宽贷”。
索额图也知趣，在闭门思过了差不多一年后，以病请求解任。索额图这一招其实是投石问路。觉得自己闭门思过了这么长时间，皇帝的心气也该消了，以病请求解任，目的还在于康熙能够挽留自己，以便在仕途之路上继续走下去，走得更好。但康熙的态度却很令人费解。他一方面优旨褒称索额图：“卿辅弼重臣，勤敏练达，自用兵以来，翼赞筹画，克合机宜。”另一方面命其在内大臣处上朝。索额图明白，皇帝到底还是疏远了他。随后，由于索额图在处理自己两个弟弟的问题上，又有徇私之嫌，导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皇帝痛下决心，彻底处理索额图。这年三月，康熙指责索额图有三大罪：其一，索额图之弟心裕素行懒惰，屡次空班，皇帝交给索额图议处，索额图从轻处置，只罚俸一年。其二，索额图之弟法保懒惰，被革去内大臣职务，随旗行走，但仍不思效力赎罪，在外校射为乐，索额图未能尽教训之责。其三，索额图自恃巨富，日益骄纵。康熙认为：“索额图巨富，通国莫及。朕以其骄纵，时加戒饬，并不悛改，在朝诸大臣，无不惧之者。”命严加议处。议处的结果是革索额图议政大臣、内大臣、太子太傅之职，不过仍任佐领。
朋党之争导致内耗，起兴年代的帝国遭遇重创，但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情形更加严重。
三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明珠大学士的职务被革去，他的追随者余国柱、科尔坤、佛伦等也被革职。但两年之后，在征战噶尔丹的战斗中，明珠又被启用，参赞军务；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康熙本人两次亲征噶尔丹，明珠随军督运粮饷，并且因功官复原职。这其实是康熙的机心之所在。对明珠打而不死，以为牵制索额图的锐器。因为索额图复出之后，特别是看到明珠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被革去大学士的职务，以为从此权柄独掌，行事做派愈加张扬。如在制定太子仪制的时候，索额图授意太子的衣物一律使用黄色，并将其规格大大抬高——百官需对其朝贺，行二跪六叩礼。索额图甚至规定出巡时，地方官在朝见皇帝后，还要朝见皇太子，并向皇太子进献礼物等。虽然康熙皇帝大为不悦地说：“太子所用的仪仗等物，太为过制，与朕所用相同。”但索额图对此话充耳不闻。他的追随者也唯其马首是瞻。礼部尚书沙穆哈为了讨好胤礽，认为皇太子的拜褥应像皇帝一样，要放置在殿门内，康熙坚持要放在殿门外。争执未果，沙穆哈建议康熙把这条谕旨记入档案，留给后人一观。其险恶用心，可以说不言自明；另外内务府所属的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低级官员私自跑到皇太子处窃窃私语，也让康熙皇帝心生警觉——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推手存在。正是为了保持对索额图的高压姿态，康熙才重新启用明珠的。只是索额图对这一层机心并不明了，一味在危险的道路上狂奔不已。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发生在亲征噶尔丹战场上的一件事让皇帝对索额图多了一层厌恶。当时随军的索额图听信噶尔丹散布的谣言，以为会有六万援兵前来增援噶尔丹，为自身安全计，他紧急建议康熙所在的中路军脱身而回，任由大将费扬古、孙思克所率的西路军孤军作战。结果康熙回銮后，传说中的六万援兵并没有前来增援噶尔丹，只留下西路军血战迎敌——皇帝的退兵之举因此成了一个笑话，一场耻辱。追本溯源，康熙激愤得泪流满面，称：“朕一意前进，以剿灭噶尔丹为念。不知索额图等视朕为何如人也！今朕失约即返，则西路之兵不可问矣！”由是，索额图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骤减。
康熙四十年（1701年），圣眷不再的索额图借口年老乞休，并很快得到批准。但此公的悲剧在于退而不休，继续成为核心人物。在他身边，阿迷达、麻尔图、额库里、温待、邵甘、佟宝等一批老且怀怨之人为其呐喊助威。康熙在当时对这个情况应该说是掌握的。因为在索额图事败后，他就公开称，“温待、额库礼，俱犯重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师。伊等应安静以养余年。伊乃与索额图结党，妄论国事，妄自犯尤”——这一点可以说明，在皇帝眼中，索额图就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更要命的是太子胤礽的变化让他忧心忡忡。他不仅殴打平郡王纳尔苏、贝勒海善、公普奇等高官，后来竟然发展到在康熙面前也敢辱骂大臣，俨然以皇帝自居了。康熙穷根究底，对索额图愈加不满了。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的德州事件成为索额图仕途乃至于人生的最后拐点。这一年的一天，皇太子胤礽在随驾康熙南巡时病倒。至德州，病重不能行。康熙意味深长地从京师召来索额图，令他在德州陪侍胤礽。这实际上是一种暗中观察，看看索额图和太子间究竟有没有密谋。一般来说，作为仕途中人，是很忌讳和敏感人士单独接触的。索额图此时正确的做法是避嫌，尽量减少与太子接触，韬光养晦以自保。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地，索额图行事高调，乘马至太子住所中门方下（论法此行为当是死罪），但胤礽却不以为意。甚至在德州，太子所用之物都是黄色，规格也差不多与皇帝同——索额图不明白，皇帝此时正派人密查他——诚如康熙后来所说“朕皆访知”，他的被抓，至此只是时间问题了。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索额图被康熙派出的侍卫海青所抓，在接下来颁发的上谕中，康熙措辞严厉地称：“观索额图，并无退悔之意，背后怨尤，议论国事，伊之党内，朕皆访知……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威吓众人。且索额图施威恐吓，举国之人，尽惧索额图乎？……伊等之党，俱属利口，愚昧无知之徒，被伊等恐吓，遂极畏惧。果至可杀之时，索额图能杀人或被人杀俱未可料，虽口称杀人，被杀者谁乎？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朕若尽指出，俱至族灭。”康熙这样的上谕，可以说句句置人于死地。索额图这一回也的确在劫难逃了。他先是被交宗人府拘禁，随后被处死，两个儿子格尔芬、阿尔吉善也相继被处死。索额图同党多被杀、拘禁或流放，其同祖子孙皆被革职。一个始荣终败的故事至此落下帷幕。
其实，从帝国的角度看，索额图个人的仕途浮沉并不重要，起兴年代的人事争斗并没有从制度上得到解决，才是康熙故事与光绪故事最终大同小异的内在原因。
从康熙十四年（1675年）初立太子开始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一切尘埃落定，近50年的时间里康熙体会了制度与人性的对抗。这种对抗的结果毫无疑问是玉石俱焚、两败俱伤。而他深层次的痛苦还在于，作为一个有着悲悯情怀的君主，他不得不每天与儿子们、与那些党争大臣们过招。精心算计，尔虞我诈。
至于到了光绪二十三年，那些前因后果，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恩怨交集，也还可以在这个遥远的从前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