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意思是“执两用中”。“中庸”之本意是指处理问题时不走极端，而是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但作为中国式生存哲学之一种，“中庸”在国人数千年的演绎或者说实践下显然有了另外的意味。韬光养晦、谨小慎微、不做出头鸟的处世哲学往往有大回报，而张扬高烈、有所作为的开放式人格最后多以悲剧收场。《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后裔子嗣子思，他或许没想到，自己本无心机的人生领悟竟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功利性地心领神会并参照执行，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逐渐走向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张廷玉式人物走红，苏轼式人物式微。
如果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回望，张廷玉式的标本就不仅仅属于康乾年间了。由此，多少命运与国运在悄然间发生了改变。而戊戌变法之难，也可以从中庸之道在光绪年间的依然盛行里得到答案。
一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帝国官场一如以往那般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人人头落地，当然也有人飞黄腾达。而正是后者，吸引了无数人对此趋之若鹜。这一年，安徽桐城人、28岁的年轻人张廷玉高中进士，开始担任庶吉士的职位。这庶吉士是个什么官呢？准确地说它还不是个官职，因为不掌握什么权力。它只是翰林院内的见习生或研究生。由科举进士中有潜质者担任。科举进士一甲者直接授予翰林修撰、编修。朝廷只在二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庶吉士一般要在翰林院内学习三年时间。3年后，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成绩一般的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当然也有派到各地方去任官的。总之，出路都还不错。所以明清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甚至称庶吉士为“储相”，凡是成为庶吉士的人都有机会平步青云。
我们接下来不妨看看张廷玉父亲张英的情况。张英是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先是入选庶吉士,3年后因为成绩优异授编修，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像御门听政、朝会宴享、大祭祀、大典礼、每年勾决重囚及常朝等大事件，他都直接参与记录，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十六年（1677年），张英入直南书房，史载：“每从帝行，一时制诰，多出其手。”可见是很受重用的。张英的仕途履历应该说应验了“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那么，类似的情况会在张廷玉身上发生吗？
如果站在大家族的背景下看张廷玉入仕，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起点是相当高的。或者将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张廷玉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且祖父辈多为高官。太祖父张淳为明陕西布政使；曾祖父张士维官至中宪大夫，抚州知府；曾叔父张秉文官至山东左布政使；曾叔父张秉贞官至兵部尚书；父亲张英的情况上文已经说了，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在张廷玉的祖父辈中，只有祖父张秉彝的情况差一些，仅为贡生。其他的都是进士出身，最后也是朝廷要员。所以，要是不出意外的话，张廷玉的情况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二
此后，张廷玉的仕途果然一帆风顺。在康熙朝，他先后担任检讨、直南书房、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雍正元年（1723年）时，张廷玉升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并复直南书房。雍正三年（1725年），他署大学士事。雍正四年（1726年），晋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并兼充《康熙实录》总裁官。雍正六年（1728年），张廷玉转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七年（1729年），加少保衔。
最为难得的是，张廷玉是有清一代汉大臣中配享太庙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位。那么，什么叫配享太庙呢？雍正皇帝遗诏——张廷玉死后其神位可以安放在太庙的前殿西庑，接受此后历代皇帝每年一次的祭祀。这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之举。在这一点上，张廷玉可以说超过了他的父亲张英。其实，张英也是深谙仕途个中三昧的。张英为官低调，谨慎自谦。座右铭是：“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清史稿》称“（张）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张英“六尺巷”故事，反映了张英的这个性格特点。据说有一次张英老家人与邻人争地，双方僵持不下。老家亲人寄信给他，希望凭借权势压倒对方。张英回信称：“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得信后，主动后退三尺，邻居吴氏也大受感动，同时后退三尺，最后留下“六尺巷”的美谈。康熙皇帝因此对张英很看好，称：“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张英因病退休后，康熙还对他念兹在兹。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和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两次南巡，都召张英迎驾，赐御书榜额，一路君臣相知至江宁。张英死后，谥文端，雍正时赠太傅。可谓极尽哀荣。
张廷玉的仕途作风酷似其父，甚至在某一方面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信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人生格言，凡事注重细节，少说多做。每次蒙皇上召对，从不泄露所谈内容，也不留片稿于家中。帝国正县级以上官员的履历他无不知晓，甚至县衙门里胥吏的名字他也随口道来。张廷玉业务纯熟，慎始敬终，和父亲一样“有古大臣风”。雍正十一年（1733年），他的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后不是心花怒放，反而“惊惧失措”，立刻求见雍正，“免冠叩首”，认为自己儿子还年轻，登上一甲三名，是祸不是福，恳请将其改为二甲一名。其言辞恳切，让皇帝颇为动容。
其实，张廷玉的低调还体现在不做大事，专做小事上。虽然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但张不揽功。虽然有人因此误解他，称“如张文和（张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画喏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语”，但皇帝却很喜欢这样的性格。张廷玉有一次生病数日，病后回去上班，雍正皇帝很高兴地告诉身边近侍说：“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一些大臣以为是皇帝龙体欠安，争相前来问安。雍正却对他们说：“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张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雍正视张廷玉如股肱，要事密事就专门交代他去办理。雍正事后对他人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为了防止张廷玉因为经济原因不小心犯错误，雍正专门对他实施高薪养廉。经常赏其万两白银，甚至将一个本银三万五千两的颇具规模的当铺赏给张廷玉去经营，以为捞外快之用。对于皇帝的格外恩赐，张廷玉诚惶诚恐，不敢接受。雍正就反问他：“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逼他接受。
应该说作为仕途中人，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张廷玉做得算是如鱼得水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对他恩爱有加。康熙令他入直南书房，提拔他做礼部侍郎。雍正更是对张廷玉赏识有加，提拔他做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张廷玉有次回家省亲，雍正写信给他：“朕即位11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这份情感，已经远超君臣关系了。至于乾隆，也对张廷玉尊敬有加，特封他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乾隆甚至在一首诗中把张廷玉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和宋朝名臣文彦博与吕端，将其奉为汉臣之首，对他可谓推崇备至。
三
我们来看看乾隆时期的那些文字狱：
《南山集》案。《南山集》案可以上溯到康熙时期。康熙时，戴名世因为著作《南山集》被认定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此同时，他受株连的亲戚朋友达几百人。这本来是康熙时期的一出悲剧，但是50多年后，乾隆利用“《南山集》案”借文杀人，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原因是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里引用了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但是乾隆却认为蔡显含沙射影。他断定“夺朱”是影射满族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则是影射满族人建立清朝。如此大逆不道，再加上《闲闲录》里载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等字句，乾隆也认为蔡显是对现实不满。由此，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
《字贯》案。涉案人是一名叫王锡侯的举人，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他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花费17年心血编写出《字贯》，但是乾隆以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同时《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则是另一罪状。据此，王锡侯被处斩，《字贯》彻底禁毁。刻印《字贯》的雕版、废纸也被全部销毁。另外，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因“失察”治罪。
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案。大理寺卿尹嘉铨退休后让儿子给乾隆上了两本奏折，请求赐给谥号，并且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孔庙。乾隆看后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同时，指派官员前往抄家，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查抄者很快在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为帝者师”的字句。乾隆恼怒，称：“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随后，尹嘉铨被处以绞刑，他的著作及有关书籍93种也被销毁。
沈德潜反诗案。江南名儒沈德潜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时辞官归里。沈德潜在朝时，他写的诗颇受乾隆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所以沈德潜退休后被乾隆赐赠太子太傅的头衔，从一品，可谓皇恩浩**了。但就在沈德潜死后不久，他竟然遭到乾隆的清算。因为在沈德潜的诗集里，被查出有几首他当年给乾隆皇帝当枪手写的诗也赫然收录，这就等于揭穿了乾隆一生作诗4万多首某些难与人言的秘密。与此同时，沈德潜还干了两件“蠢”事。一是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将降清明臣钱谦益的诗列为诗集之首，乾隆居后。沈德潜此举，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二是沈德潜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作“传记”。该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以及“且把壶儿搁半边”等敏感字句，徐述夔获罪，沈德潜也难辞其咎。至此，沈德潜遭到了清算，他的坟墓被乾隆下令铲平。
胡中藻诗案。大学士鄂尔泰的门生、曾为内阁学士的胡中藻是个诗歌信徒，著有《坚磨生诗抄》。但是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诗句，有把大清污为“浊清”的嫌疑。乾隆下令密查。随后，胡中藻被处斩，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为与胡中藻曾有诗词唱和而被赐死。户部侍郎裘曰修，也因此案遭革职。
表面上看，这些文字狱是乾隆对文化的戕害和恐惧，可谓盛世之毁，似乎与张廷玉无关。但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如果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拜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的张廷玉不能像唐朝宰相魏徵那样阻止乾隆对文化的戕害，那盛世之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毁于遵循中庸之道的官场人格。因为这样的官场人格让盛世失声，文明一再萎缩，推动盛世继续往前走的动力悄然流失甚至转化成阻力。这是大清帝国在未来的岁月里必须付出的代价。
比如150年后的光绪二十三年，戊戌变法呼之欲出，但中庸之道的官场人格依然大行其道，变法最终的结果只能由六君子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