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喂鸡，一敲糠槽，在坡地上找虫子吃的鸡们伸长颈向我飞奔而来。它们跟我到柴房抓糠，又跟我去灶间拌饭燶，伸长颈咯咯叫，又啄我的裤腿。一路再跟回柴房门口，那四只母鸡，一黑三黄。黑鸡的冠子红得像块红布……
身后有自行车响，一转身我望见了韩北方，虽未见过面，但我知道那就是他，他也知道这就是我。
就是这一瞬，天地皆静。
在正午的阳光下，四周极其静肃。一个人都没有。小孩、牛、狗，也都没有。我愣着，看他在太阳底下停单车，他动作流畅有种城市人的洒脱，他肩膀宽宽、个儿高高的……他抬起头看我。突然出现的韩北方让我又惊又喜慌乱无措。我说：“这自行车，太阳晒。”“不要紧。”他说。我用力扛车入柴房，车有点重。他赶紧到我身后接过车把，他呼出的气触到我的后颈。靠得这么近，我有点慌。天真高，太阳真亮。两个人暴露在一片光晕中。
永生的金色的时间，它们重叠着。在之前和之后。
当我无可挽回地错过了一切，当我的前方越来越空旷，我就越是看见那个几十年前的自己。一种遥远的模糊，同时也遥远的清晰。我曾以为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米糠和稻草带我找到了它们。
是的，米糠，因搅拌鸡食我两手沾满了米糠，我去灶间洗手。两手搓来搓去，我问他吃过饭没，他说没关系。我又紧张又懵懂，不明白他说没关系就是没吃。我傻头傻脑又问了一遍，他便说还没吃。我一时又慌乱起来，我说怎么办呢，他微笑着说没关系。他说的是普通话，嗓音悦耳，语调更好听。但我不会讲普通话，小县城的女孩会朗读普通话已属不易，口语是大难。我喃喃道：“怎么办呢？”我听到这声音很奇怪，不像是自己的，这使我越发紧张，同时也更木呆，整个人一团混乱。我转来转去，像一只被尿射中的蚂蚁。韩北方安慰我，说他一点都不饿。他按了一下我的肩膀让我坐下。我刚一坐落，立即又跳起身，我从米缸翻出半扎挂面，举到鼻子跟前给他看。但我立即发现这挂面格外黑，比日常要黑许多，像发了霉的细篾条。他又说没关系。他跟我到灶间，很有兴趣地看我用稻草烧灶，有他站在旁边，我觉得灶台上的油垢、地上的鸡屎、水缸沿的灰尘全都分外刺眼。
看他吃完饭，我望望天又看看地，就决定带他去六感学校。
我在前，他在后，行过红薯地，我就找话头：“这几垄是我们竹冲的，那几垄是水尾村的。”行过满是禾茬的稻田，我就讲：“刚刚割完禾，地还没犁。”
面前有一条引水寽，尺把宽，一抬脚就跨过去了。寽里的水很清，地头正在灌水，寽水流得欢快。
“这怎么形容？”他忽然问道。
我懵然：“什么？”他指指水寽。
我愣了一时之后意识到，行过一条水寽就要形容它，这才是一名有文学抱负的人所为。
如何形容呢？面对一个讲普通话的人，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好在，一句领袖诗词闪电般救了场。“更有潺潺流水……”我犹豫说。
“好。”他马上以热情滂沱的声口朗然接诵，“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我接上：“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他又接：“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我再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二人合：“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难以想象自己曾经这样。
一男一女站在稻田上，一人一句，用的是普通话，像舞台上演对口词，这样生弓的事情竟不像是真的，极像拙劣的编造（当然不是），在一个泥尘滚滚的时代，这种生活模仿戏剧的片段大概不在少数。我十七岁那年的确就是如此，扎着羊角辫，站在稻田里像颠妹一样大喊：“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喊过对口词之后，我感到全身十分松快，每只毛孔都张开了，心中极是感奋，望见天高地阔，远处群山清晰起伏，总而言之，我站在稻田里把秋天、田野、韩北方，通通都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处。
一种气场降临了，它罩住了我们。水寽里的水、两边的青草、脚下的禾茬、田里掉的谷穗，以及远处的鸡和狗、天和地、虚空和万有……我们静穆缓行，不再讲话。干稻草的气味在空气中飘**，它在我体内托举着肌肉和骨头，我微醺着在一种漂浮感中移动。学校就到了。
房梁上挂着一块铁片，我指着说：“这是钟。”来到一只鸽笼般的小木门，我说：“这是我的房间。”我开了门，房间里有股霉味，亮瓦漏落的光正照在白铁桶桶壁。我坐床沿，他坐小矮凳。矮凳紧靠着我的“书桌”，上面的书计有《鲁迅在厦门》《理想之歌》《上海中小学生毛笔字作品选》《沸腾的群山》《野草》《朝花夕拾》《剑河浪》《哲学名词解释》。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我的腿离他的膝盖很近。他的手指细长匀称，是外科医生的手。我说：“星期天，没有开水。”他说：“没关系。”我的枕头鼓鼓囊囊的，压有我的一本日记本，里头全是流水账。他以大地方人的气派说：“回去我给你寄一点书来。”我欣喜道：“多寄一点。”
我不记得小刁有否跟在后面，或者它那时已经跳栏逃跑了？我只记得有一群麻雀，我们行过禾田的时候一直在头顶飞，我们停，麻雀也停，我们行，麻雀也飞起。大概也许，它们听闻这条细水寽“谈笑凯歌还”，认为比较爽逗。
亮瓦投下的阳光从铁桶移到了墙上，我跳起来：“快收工了。”我慌慌张张关了门，和韩北方行回生产队。我一路行一路担心，社员收工望见他如何是好呢，如何向村里的妇娘们介绍他呢。朋友？同学？亲戚？说同学没人会信的，他明显比我大（后来知道他大我八岁），说朋友也是奇怪，一个讲普通话的人，来自大地方，我如何认得。亲戚，什么亲戚，无衷系表哥？这就更有嫌疑，我好像事先望见玉昭她们鬼头鬼脑坏笑。我一路闷头行路，不再讲话。
玉昭她们一眼就认定韩北方是我的“伙计”。
伙计这个词在六感是这样理解的：结了婚，伙计就是丈夫或妻子，没结婚，伙计则是恋爱对象。除此再无别的解释。那日我和韩北方从学校回到知青点，正巧碰到生产队收工，她们望见我和韩北方在田垌里行，立即喜不自禁，个个眉开眼笑，仿佛天上落了馅饼。我们刚行到知青点门前的空地，喜坤喜凤喜月她们一干人就跟着行过来，她们装作路过，笑嘻嘻望望我，又睇睇韩北方，也不讲话，也不行开。
路上跟住我们的那群麻雀也跟到了，它们在知青屋门口空地飞上飞落的，忙得不停闲。我让韩北方赶紧走，他微笑着，说，好。然后跨腿骑上自行车。他在车鞍上还没坐稳，姑娘们耐不住一连声审问。她们同声问道：“渠系乜嘢人呀？”她们挤眉弄眼，成为地上另一群高大的麻雀。
这群麻雀喳喳叫道：“系伙计呀系伙计呀就系伙计呀！”
很快我就收到一封厚厚的信，撑得信封快裂了。我回宿舍才敢拆开看，原来是韩北方自己写的诗，有十几页，题目叫《理想篇》，大致如此：理想之歌的音符/在我的心中奏响，/啊，奏响过九千遍；/理想诗篇的语言，/在我脑海里翻滚，/啊，翻滚过一万重……/冲垮了旧的传统观念/呵，红色的激流/把我送到广阔天地……/勇敢的鹰，飞吧！/迎着暴风雨/搏击在长空中/翻动在大海里！
我们真心热爱宏大叙事，书信、日记、写文章、恋爱。当时的读物是《理想之歌》《运河赞歌》《放歌集》《金光大道》《艳阳天》《沸腾的群山》。那时的韩北方，除了被时代局限，还被地域困住，设若他生在北京那样的文化政治中心，身为一名干部子弟，看到的书就会有所不同吧。他陆续寄来他的诗作，他用复写纸把这些诗誊写一式两份，一份寄给我，一份送广西文联他老师。
老师是一个以民歌体专长的老头，参加过著名彩调剧《刘三姐》的歌词创作。七年之后我到南宁，认识了莫雯婕，才知这老头就是她的父亲。每次看完韩北方的诗习作，莫老头总是讲：“大而空，是不行的。”莫老头劝韩北方读一点民歌，特别是未经文人整理的原始民歌，他收藏了几大本。老头还告诫道：“凡印在书上的民歌，都是整理过的，味道大减了。不管写什么，一定要学习人民的语言。”老头很认真地讲这些。韩北方没有入耳，他勉强读了几首，觉得民歌太土，琐碎，且还有点下流。韩北方不明白这样的东西如何学习，他认为这个莫老头大大落伍了。没多久，他看到了供内部参考的白封皮书《文艺学习资料》，这里面有浩然的《生活和创作》，《沸腾的群山》《征途》《剑河浪》的作者的创作谈。于是他另起炉灶，开始写小说。
我收到的信便没有了诗，他谈起了小说：“小说要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深刻的主题，生动的人物形象，虎头、凤肚、豹尾，起承转合，发生发展**，要注意色彩节奏，要动静结合，状物和抒情结合，对话和心理结合，等等。”写完这些他感叹，写小说比写诗难多了。
他连续不断的信都是那样，大而空，理想、人生、国内大好形势，以及与学习资料高度认同的文学观。这些信一封又一封，粉色的信封，正中一朵大大的玫瑰，我的名字就写在这朵玫瑰花蕊里……收到信我总是脸上一阵发热，真像一封情书啊，那么厚，又频繁，还有粉红色的玫瑰。我总要立即回到宿舍，关上门，但，每次拆开信，十几页从头看到尾，却什么都没有，带感情的话半只字都找不出。我看它像看一张白纸。它太四平八稳了，经得起贴上墙壁。
在一个清肃的年代，情书就是这样地健康上进，经得起组织审查。设若出现了一两句什么，就有可能被当成耍流氓的。
唯有落后青年如潘小银，才能光明正大谈论爱情。有次去公社看电影，路上她忽然讲：“爱情系几好的。”我吓了一跳。爱情这种名堂，是小资产阶级的玩意呢，能避则避之，断不能公然讲出嘴。潘小银不愧是学过魔术的，她随时有魔性。在半明半暗中我就望见她忽然掏出一捧火，就像杂技里的火流星，呼呼猛转，我顿时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她以黄色小说的语言径问：“你心里爱过谁没？”
这话当头一棒，打得我头昏眼花。太突然了，简直祸从天降。我无法回答这激烈的问题。两人行路的摩擦声唰唰震响，震得神经紧张。但我不由得想起韩北方，他的那些粉红色玫瑰信封，端端正正写在玫瑰中央的我的名字。
这是爱情吗，还是革命友谊？
母亲大人却认定这里头大有名堂。
她认为，我和韩不但是恋爱关系，而且还到了悬崖边，我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她痛心疾首：“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你知无知！”好像我已经跌落，再无救回之可能。
一日，母亲大人拿出十几封信摆在我面前，一色粉红玫瑰信封，每只封口都拆开了，极是触目惊心。下款写着苏州，却是韩北方寄来的。我全然不知他把信寄到了家里，大概是为我着想，未成年女知青，恋爱不但是道德败坏，还会直接影响招生招工。所以呢，信寄到家中最稳妥，让母亲转交的意思就更明确了。作为男朋友，他的条件非常不错的，样样都高出我一头。不料母亲如临大敌，她痛心疾首，反复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这么早谈对象，一生一世就沤在乡下了。”
我担心这些信写了过分的话，我一封一封细看，却是什么都没有。
但在六感，我仍每周收到韩北方的信。每星期，那些粉色的玫瑰都会出现一到两次，暧昧、频繁、如期而至，让人心跳并怀有期待。在办公室，一见他的信我就感到自己爱上了他，我手捧着厚厚的信回宿舍，一路上我对他的钟情不停地加温，回到房间立即掩上门，仿佛他的信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东西，然后我在矮凳坐落，背靠住以门板和砖头搭成的“书桌”，小心翼翼拆信。我快速游览，从第一页到第十页，但，一句感情的暗示都没有，青春、理想、奋斗、努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跟报纸上的文章毫无两样。
读完信之后我就不爱韩北方了。
但我却写信上瘾，再者，我收他的信也已上瘾，若无他隔三岔五寄来的粉色玫瑰信封，我的办公桌就是空的，我下第二节课回来，一眼望见桌面空****，我会感到空虚，为填补空虚，我会到处找当日的新报纸，试图找到夹在报纸里的我的信件。
真是奇怪，不读他的信时，这个人是高大俊朗的，说话的声音好听，腔调也高雅，骑车姿势也轩昂，他的信却不能为之加分，他频繁的，越来越厚的信没有使他更具实感，反而像一些虚假的面孔，隔着他的真人。一封接一封的信，就像一张接一张的假面具，越积越厚地贴在他的脸上。
韩北方的长相我已经忘记，脑子里只有一个高大的影子。有次回圭宁，在旧物中找到他的照片，共有五张，他背着双手站着，远处是桂林的山；或者在一丛树前回头一看，或者侧面向远处眺望，都是自然和生动。这时我才发现了他的俊朗……一个人的审美（对人的判断更不止于此），在十几岁和成年之后，实在是两不相同。
早已不知他身在何处，我早早把他丢失了。
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就是在那个秋天，在六感大队竹冲生产队的知青点，天是蓝的，日头已斜，他推着自行车，一跨腿骑在了车鞍上。一群麻雀飞起来，他挥了挥手。队里的姑娘齐声问道：“渠系乜人嘢呀？”
在写过他之后仍然写，一次次重叠，大概就是你空虚的心所能做的了。
有关黑猪小刁，我有过许多不实之词。但它确实陪我夜里去过六感学校，那时它已奇迹般地拥有了山羊般的敏捷，多次跨过半人高的栏木，到甘蔗地和番薯地刨坑，咬断过无数利而坚的甘蔗，番薯藤更是不在话下。按三婆的话讲，它成了精。成了精的小刁不但像狗一样矫健迅猛，更不可思议地学会了狗吠。在那些独己走夜路的日子里，迷蒙的路上，灰紫色的雾罩满天地，路边和远处是形状不同的深灰和浅灰，它们分别是近处的禾稻、树木、竹丛，稍远处的房屋和更远处的山，这些深浅不同的灰色团块使我觉得自己是在云中行路，不仅我行到了天上，小刁也行到了天上，有时望见闪着水光的塘，我知道，连水塘也到了天上。
经由小刁，我确信人类的祖先是一种外形像猪的动物，它们生长在2.5亿年前的南非沙漠里，是智人的直接祖先。后来它跳栏，成为一名自由的猪就更是事实了。作为一头猪，它有着诗人和壮士的双重灵魂，是我亲眼所见。想当日，它两眼炯炯有光，周身木炭般乌黑，它在扁长的猪笼里待售，我一眼就相中了它。
在猪行，尚未命名的小刁它目光炯炯，身黑如炭，笼篾上扎条红布，在一片乌突喇杂中鲜明夺目。卖猪人捉它出笼，它眼睛水汪汪的，手指轻轻一碰，它一颤。我们用单车驮它回村，路上颠颠****，嚎声嘹亮。回到知青点，我们便折腾猪圈——盖房剩了两辘松木，村人帮锯断，以竹篾绑之，夹道前后一拦就成功了，猪赶入拦起。淘米水、细米糠、剩饭、剁幼幼的番薯藤，我们用大铁镬熬好猪食，粗瓦盆盛上，它吃得猛，全鼻入饲料，吃得叭叭响。
头三日，我们憧憬它长成大肥猪，日后宰来吃肉。而腊肉挂在屋檐下的丰收景象在我们寡淡的饭桌上晃来晃去，但第四日我们就懒了，收工后再无余力。一饿，它就跳栏，有一日终于跳了出去，它如猫如豹，伏地蓄势、助跑、冲刺、跳跃，一次又一次。
猪栏加高一尺，它就添两尺斗志，它又伏地、助跑、冲刺、跳跃，肌肉一收缩，一爆发，猪喉咙发出一声怪叫，比人高的木栏，“拂”一下就跳蹿出去。它变得身体修长匀称，肌肉紧绷，无一赘处，它奔跑的速度撵得上一只狗，它跨过了越加越高的猪栏，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
它不再需要我们喂。每朝早，太阳还未出，它就跳将出去，甘蔗地红薯垄，它能吃的可真不少，再说，也没人要求一只猪拥有集体财产观念，只要它不过分，谁都不会赶它。到晚黑，如同一名守纪律的士兵，它按点回栏睡觉。有日赤脚医生赖四眼来竹冲要给它打针，几个人摁不住，又踢又咬。赖四眼说，我就不信，明朝日睇我如何治你。小刁听了不言语，当夜逃脱，一去不复返，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那时的五色花开得一蔸一蔸的，每蔸有半拳大。花极臭，十几朵小花团成一只花球，一团里有大红、檎丹、栀黄、明黄的四五种颜色。我不喜欢这种花，色彩过于强烈，咄咄逼人，望之像有毒。有毒的植物多是药，它果然也是，且是专门治我的。
那次文良波来竹冲队找我，有关我堕落成落后知青的六点，是文良波告诉的。第一，逃避劳动；第二，在男知青家里过夜；第三，和落后知青潘小银混在一起；第四，给支书送胎盘；第五，看不起贫下中农；第六，对大队文艺队的排练演出撂挑子（第五、六两点可能是我自动脑补的）。
“逃避劳动”的罪名使我想起自己的一双烂脚——
红、痒、疼、起泡，水泡化脓，成脓泡，脓泡溃破，成溃疡，终至发烧。人又蔫又瘦，眼窝凹得像饿了十日。后来我看到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觉得自己那时候就像其中流民之一。是水田里的高温浸坏的，夏收夏种，插秧，三十七八度的高温，一脚踩落，烫得又跳上田埂。下田没几日脚面就出了泡，先是几粒，接着就成了片，不久漫到小腿。按我外婆的说法，大概是我前世没修好，弄得皮肤这么脆弱。同样每日浸十几小时，别人的脚都没事……早上出工，十点多回来，十二点多再去，两三点回来，四点再去，六点多收工，夜里九点多又要出工了，要打谷。打谷机是大队的，各生产队轮流，要抢着使。队长一喊，晒谷场就拉起了大灯泡，照着一匹机器……柴油的气味在机器里翻滚，机器轰轰轰轰地响起来，马达飞转，谷子和稻草从那边飞旋而出。传送带间，人分两列，成捆的禾稻拆开、抖散送将入去，有人用一只大板推把谷推到一边，有人拿一只大铁叉，又长又尖的铁条伸出，状如獠牙，要把脱粒之后的稻草叉出……直到深夜，有时十二点，有时半夜一点。电影《苔丝》里也有这一幕，但那不是深夜。
逃避劳动大概就是这时候开始的。
是谁让我用五色花洗脚的？我已经记不起。我热爱中草药，知道有火炭藤雷公筋月亮草鱼腥草芝麻草车前子，等等，县医院药房的地坪时常晒有各种树皮草根，小学时上山采集中草药，我采回过一束芝麻草。
五色花我早就认得，它是臭花，出奇俗艳，在县城，从沙街尾到河边一路多的是，去小学的小路也多，它开在独石桥的桥头，旧医院宿舍屋后，旧妇产科后背……竹冲也有，我一眼就认出了它们，灌木杂树丛中，星点几撮耀眼的明黄和艳红。每日朝早，别人出工后我就动身出门采药，通往粪屋的小路、屋背的土坎、水塘边，我折上几枝回到知青屋，拗成小截，摁入药锅，加水，盖盖，用生产队的禾秆点火煮药。
五色花是我逃避劳动的奖赏，是我的烂脚召唤来的灵魂伴侣，那时我为何不就此写一首诗呢？
竹冲的五色花执光了，我沿着地垄去水尾村。现在我还能看见自己那双脚：膝盖以下直至脚面，密密一层水泡，大如花生，小如绿豆，痒，发红。先是一只水泡化了脓，紧接着是一片水泡变成了脓包，我双脚浸入滚热的五色花水，用一条毛巾撩药水到腿肚，一次又一次，之后拧爽毛巾，敷在一片水泡上。病情仍在发展，需要搓破水泡皮洗掉脓水。一件腌臜濑欸之事，身在其中，并不觉得腌臜。我逐只侍弄脓泡，每一只都洗到，等全部脓泡处理完毕，半日就过去了。
我每日在知青点洗脚，一日洗两次。采药、煮药、敷药，无法出工。晚上用了药，看上去清爽了，不料第二日水泡又生了脓，周而复始，丝毫不见好转。五色花本身有股臭味，臭得让人头昏。我的毛巾是龌黄色的，手也龌黄，双脚既黄又黑，一片焦土，水泡们取代了原有的皮肤，水泡不复存在之后，在水泡的废墟上是毫无遮盖的烂肉，粉红，溃败，没有好的希望。
某月某日星期一，晴雨，可恨的烂脚，膝盖以下全都生了泡，有的化了脓，每日采草药熬药洗脚治脚。屋前屋后的五色花都被我采光了，又一路采到水尾。
某月某日星期六，晴，任何事情都要想到最坏的结果，做最坏的打算。去年左眼患结膜炎时，一个多星期还没好，我就替自己设想了失明的结果，而现在我的视力已恢复如常。但我的脚面实在肿烂得可怕，先好了，又复发，复发后一个多星期不但不消肿，反而越肿越厉害。我不禁想，万一双脚不能保存，成为一个残废，在和平环境犹可，若是战争环境，实在不堪设想。
某月某日星期一，晴，病情恶化，下午便发起烧来，终于放弃了自我坚守——回家治疗。到家刚刚坐下来，无人问发热的体温、脚上的痛痒肿胀，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猛烈训斥，家里人阵阵数落，我一言不发。
在男青年家过夜的事，日记居然也记下来了——
某月某日，我和郑江葳驱车疾驶在玉梧公路上，当今晚大队部开团员会时，谁也不知道我们去哪里了。下午公社开完会，时候还早，我和郑江葳便决定去务塘采访，正好有人带路。沿着一条陌生细路到了务塘。我们是第一次来，人地两生，不过有回乡知青Q帮忙，采访顺利完成。之后Q的妈妈捉住我们的手坚决不准走，非要留下吃夜饭，我们就留下了。干脆，连团员会都不去了，在堂屋聊天，Q的妈妈找来了队里有见识的人陪我们，他们讲起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完基辛格又说黑格，说了天又说地……用木柴在堂屋烧了一堆火，后背有点冷，正面是暖的。夜越来越深，要回队也没法回了，报道也没写，终于在他家过夜了。完全是始料未及。今天是紧张、浪漫、奔波，最后惊险地度过的一天。极有趣。
某月某日星期二，阴，在务塘吃了木薯才溜回竹冲。以后再也不敢去务塘了，太麻烦人家了。晚上顶着四五级偏北风步行至覃上队，和郑江葳写稿子，只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只好睡觉。
那次也有郑江葳，罗同志却不讲她，只讲我。
给支书送胎盘确有其事。
胎盘是好东西，到现在还是。人生了重病，总认为胎盘至补，就要想方设法整来，煮好捧到病人嘴边。那时一切凭票供应，肉类难得，胎盘就成了民间的上上补品。母亲有妇产科的便利，我家总能吃到。插队前一日，母亲给我炖过一只胎盘，回家治烂脚时，她又弄了一只给我补营养。
秋天，她让我送支书一只胎盘：“你们大队支书的老婆来揾我睇病了，她常年妇科病，要补下，我应承她一等到有靓胎盘就捎给她。”我觉得母亲大人真是神通广大，竟然认识支书老婆。剪好的胎盘倒入饭盒，“咕噜”一声，饭盒浸满了血水，不断不断冒，倒净它再冒出来。她找了两根橡皮筋箍实，又包了两层塑料纸，再使绳子勒几道，勒得像只枕头粽。她担心支书老婆不会煮，又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二三四，葱姜糖酒……
我一路骑车到六感，想着胎盘不能久沤，路过竹冲连车都没下就径去大队。支书屋开着门，人不在，却坐着学校的宋、张两老师，宋是民办教师，教初二语文，张教高中物理，是代课教师。看到他们我很意外，我是第一次在大队部碰到学校同事。
宋讲支书出去了，一阵子就返回。张也很客气，他推了推旁边的条凳，讲，坐住等吧。平日我同宋张二人都不太过话，看他们对我友善，我就把饭盒放上办公桌，我对宋张二人说：“这是我阿妈喊我带给支书的胎盘，给他老婆治病的。”然后我就一屁股坐到了条凳上，没坐稳我又一下跳起来，手忙脚乱地解那上面的绳子，边解边喃喃道：“捂了这半日，再不打开盖就要沤坏了。”绳子系成了死结，我从门角找到一块锋利的瓦片，锯了好几下。绳子锯断，塑料纸刚一打开，里面的血水就流出了桌面，有点腥，但我又觉得不怎么腥，同时我意识到这很讨人厌。我心慌意乱，一时不敢看宋张二人，我扯了一张旧报纸擦桌子，一边低声说：“真不好，真不好。”我听宋说道：“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抬头看他们，只见两人脸上平和，没有让我难堪的意思，这才有些放心了。
我慌慌张张行出大队地坪，才想起来我家的饭盒还在里面，我家只有这一个饭盒，使了好多年。幼时母亲常用这饭盒带回好吃的，夜班有夜宵，她常省下米粉肉粥带回，有时开会，就带会议剩菜，扣肉、鱼、酸菜、烧猪肉、豆腐饼，它们混杂零碎样子难看，却因各种味道互相渗透而异常醇厚……这样一只饭盒，是我从小到大的八宝箱，装满了至味的记忆，它让我想到扣肉、鱼、酸菜和豆腐，想到扣肉上面的那层又酥又软甘醇无比的肉皮，我就折回去，准备找一个东西腾空我的饭盒。
刚到门口，就闻一阵破口大骂狂飙而出：“什么腥臭的东西！弄到这里来，今日真衰！真系衰八代！”是张的声音。
“就系就系。”宋亦声声附和。
我惊蒙了，但一只脚已经踩入门内，再退不出去，他们也很诧异，不明白我何以又折了回来。我讲不出话，我觉得我的身体是轻的，世界一片荒寂……他们也不说话，也不看我，只是坐着。空气很静，我听到自己喃喃说道：“我回来拿我的饭盒。”但我望不见饭盒，也望不见桌子，望不见任何人。
世界在漂浮……行出很远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在了机耕路上，我身体的感觉一点点恢复，我望见禾田已经收割过，田里立着稻草人，脚下的路是硬的，有点发白，而我的手上，并没有拿饭盒。
到年底，忽然支书换了，新支书上台。新支书讲：“作为知识青年，给大队支书送胎盘，道德品质有问题。”罗同志找我谈话，他背着手，打水尾村的地垄行落来，一种沉甸甸的东西也跟住他从地垄一级一级行落。我紧张起来，不知如何应对，唯有破罐破摔的念头。
罗同志从土坎落来，先望见我们的猪栏空了，连一点猪粪也干硬了。
“猪呢？”他问。
“猪还没回栏。”高红燕应。
赵战略说：“猪系几聪明的。”
“还想着它回栏呢，我问你们，有几多日没喂猪了？”罗同志又到柴屋望了望，柴屋亦系空的，仅有几撮稻草，连鸡做窝的草都不够，“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不行的。”
讲完这句，罗同志望定我，他不再讲喂猪的事，而是讲起了潘小银。
我以前写过潘小银，所谓骑上红色大马在六感的天空……那些叙述不过是文艺青年的把戏，没有根底，虚飘。我难以原谅自己曾经写出这么文艺的东西，且拿出来刊发。
潘小银，她却也真是个人物。她知道如何能使村人兴奋。她用左手插秧——她不是左撇子，也不是不会插秧，她要秀给人看——表演一个知青如何不会做工。
她总是无师自通的，一眼就知村民想看知青出洋相。果然，妇娘姑娘们大为兴奋，从水尾传到竹冲，妇娘姑娘人人笑讲，那个水尾村的知青妹，她反手插秧的呢！潘小银知道人人都在望她，她就用正手托了秧，反手掰一坨秧下来，也不插入田里，她要在手里捏好几捏，捏出水来才插落田，插得也不齐整，歪的。
妇娘姑娘们也想看我和高红燕出洋相，我们不出。
我们插秧不但快，且齐整，从初中到高中，我们插过好几年的秧了。学校的实验田，附近的生产队，插秧割禾季节，学校就放农忙假。农忙假不是假期，是不上课全日劳动。这时候我们就会走出学校，去水田插秧。割禾插秧，早就是寻常。
潘小银出名地懒，自然不是装的，是无论如何不想出力。几难见她出工的，今日出了，明日肯定就不来了，后日大后日，她也多半不来。据罗同志统计，潘小银插队大半年，总共出工的时间不到半只月。她被点名批评，落后典型，她听着，不羞愧，也不激愤，亦不故作轻松。她有时还是骄傲的，因为她出名。她是喜欢出名的，她行入公社会堂，人人扭头望她，她是落后典型，但她更是一个美人呢！故她钟意开会，大队的会和公社的会她都不缺席，她要在会上招摇，惹很多目光。
她反正就不出工，先讲肚疼，是痛经。别人痛经只痛一两日，她要一直痛。好容易肚不疼了，她就头晕，她当众倒下去，把人吓得不轻。一只月过去了，潘小银还没出工，我们成日泡在晒烫的水田里插秧，或收割一季稻，一个月下来，我的脚背小腿生了水泡化脓发烧，她来竹冲陪我小半日，回去讲自己也溃疡了。
罗同志找她谈话，讲到前途，出路，她听着，不作声。罗同志想找家长，却找不到。她懒，不出工，但她并不犯法，难不成关她禁闭？
她有一只半导体，这我知道。但在罗同志提问之前，我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他峻急问道：“你们谂下，半导体是随便借的吗？人家又不是有两只半导体，他自己还要听，他借给你，是什么意思？”
借半导体，借就借啰，又有何奥秘呢？我全不明白。
罗同志又讲：“这不是明摆的，那个人要同潘小银谈恋爱！”
我吓了一大跳，谈恋爱，真系太严重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它散发着妖气，既**，又禁忌。为了表明自己远离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要时时表现出对恋爱深恶痛绝，而且，还要表现出无知，如此才是一个纯洁的人。我听潘小银讲过那个陆一民，新荣供销社采购员，回乡知青，二十二三岁。他把自己的半导体借给潘小银，让她带回六感，讲任何时候还都可以，半年一年都没关系。
罗同志断言，这，就是谈恋爱。
我们听得懵懂。
我们一向认为，恋爱是远处的一只妖怪，没承想，这只妖怪变作一只半导体收音机。罗同志又肃然说道：“潘小银还不承认，怎么不是，你们要劝劝她，悬崖勒马还不迟，再这样，是要毁了自己的。”
半导体收音机，我见过，只比肥皂盒大一点，但极其奢侈。
有日潘小银带了这只半导体来，在竹冲的厨房，在黄昏，天正在暗下来时分，它神秘的内部传出电影插曲，《闪闪的红星》里的《映山红》：“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极是抒情悦耳。多年后我意识到，潘小银非但没被毁掉，她还开出了花，她既懒散，又英勇，她的花开在路上，六感和新荣的机耕路，自行车和供销社，五色花和左手，电影和映山红，到处都是她的花。
罗同志在知青会上讲：“你们这么年轻，万一出了事怎么办？谈恋爱谈出事情来，全国都有，我们县，我们公社也有，希望我们六感大队不要出现这种事情。出了事情，尤其是女知青，出了事情你们至吃亏。”这些话，公社知青大会也讲过了，知青周专干讲得极是痛心疾首：“你们这么年轻，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出了事情我们还得给你们开证明去做手术，不做手术怎么办？让你们把孩子生下来啊？让你们结婚啊？这怎么行！你们还没到法定年龄哪。严要求，亦是你们父母的希望，希望我们一定要管住你们，尤其是女知青，出了事你们最吃亏，男的拍拍屁股行开了，你们找谁去！所以奉劝你们，千祈千祈，不要谈恋爱，要谈以后再谈，等你们到了年龄，我们就不再管了。”
这一番摄人心魄的话让我们五脏发紧，气都不敢咷。恋爱、手术、孩子、结婚，这些词一个比一个严峻，一个比一个恐怖。忽闻一声抽泣，空气绷得快要裂开了。我不敢回头。
罗同志认为，我应该帮助落后知青潘小银。
他说潘小银所讲的一切都不能信，他对她太了解了，他与她父亲同一个厂，那是全厂有名的“潘大炮”，什么都敢吹，一日到黑尽吹牛，不吹牛就受不了，此外生活作风亦不正派。按罗同志的讲法是：“什么种子发什么芽，什么藤上结什么瓜。”这民间谚语后来被加上了一句：“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罗同志是个善良的人，他没有把阶级斗争放到潘小银头上。
我和潘小银混并非是要帮助她。我与她**，是钟意她那些奇离古怪的事情。
她的名堂多得很呢，她讲女生的腰要软才好睇，腰如何才能软得像蛇一样呢，那就要——每晚夜临睡前，吃自己的头发根。谁要是想腰变软，就要时常吃自己的头发根。她强调，不要吃落发的发根，而要从头上现揪，要新鲜的头发根，这是陆地坡那个杂技世家的祖传秘方。我似乎从未亲见她吃自己的头发根，她到底吃没吃、若吃了有没有效果，我心里一直疑惑。到底也没有搞清楚，且一直没机会问她。
生活有无数窗口，其中一扇是潘小银帮我打开的，她打开的方式是吹牛，或曰虚构与非虚构。
她喜欢讲剑。
“爸爸每夜都要去树林练剑的，风雨不改。他双手舞双剑，转起来水泼不入。”潘小银以水泼不入这种夸张的超现实形容词震慑了我，多少年来深铸在我脑中。潘小银一边讲一边踢腿，踢腿是她的毛病之一，有时在东门口行街，行行行行，她唿声间猛然踢上一两脚，然后再接住行路。我想这是她学杂技落下的毛病，她学的那项，必是蹬缸、蹬桶或蹬伞。我看过表演，舞台中央放张方桌，人仰躺其上，双脚顶住只木桶，蹬得像电风扇呼呼转。
她踢着腿随即兴奋起来，她讲她的脚筋跟脑筋系连在一起的。如此，她踢过腿之后就讲武功，讲她学了三只月，是老豆揾人教的，赤手空拳对付两三个男人没问题。她眉飞色舞，顺着话头就讲到她爸爸舞起剑来水泼不入。
我并不觉得她吹牛，我确信是真的，此后我认定，谁舞剑，若做不到水泼不入，则是未达水平。后来看《霸王别姬》，虞姬舞剑，我便总盼她的两柄剑变成一片闪闪的圆形银光，但从来没有，任何虞姬，双剑舞时总是空隙很大。我每每遗憾不已。
我坚信潘爸爸舞起剑来是真的水泼不入，他的宝剑寒光闪闪飞旋如风，壮阔而寂寞，沉默且热烈，犹如闪电、月光和流水风云际会，不是我们肉眼凡胎能望得见的。但我知道，这是另一世界里的事，另一世界的剑，她爸爸影子里的爸爸，另一个世界的树林。
事实上，宝剑是不存在的，她家只有一把自制铁皮剑。
铁最经不住空气，一眨眼就会生出一层红黄锈，再眨眼就会生出两层或三层。两三层锈堆在一起，像麻风病，或烂湴泥，坚硬平整的铁生了麻风，一碰即碎，屑片落地，剑身立时惨然变薄。所以，铁，是绝对不能当剑的，更别讲铁皮！真正的剑是造化神奇，铜与锡神秘的配方于烈火中冶炼复冶炼，几百年才能出来一把。好吧，潘爸爸去县里的五金厂，给他的铁皮剑镀了一层铬，于是它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银光闪闪。
在平庸的日子里，我热衷听潘小银吹嘘，讲她武艺如何高强，赤手空拳打得过三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这令我至为艳羡。
潘小银讲，她不出工是去跟人学武功，有一只高人，行止不定，时而在陆地坡，时而在县城的僻静细巷，有时径还会云游到陆川容县。我想跟她学，但她从未露过一手。她更常讲的是恋爱的事。
我只在书上见过恋爱，对真人恋爱十分好奇。她喜欢用爱情这样文艺的词，讲的却是跟爱情无关的身边男女事。
高中时她神秘指出邻班的一位转学女生如何不同，让我观察她的身材、脸上皮肤的光泽，断定她必与男人睡过，而她在陆地坡与杂技班主两夫妻同居一室，这也让我感到，她在男女的神秘领域必定无比深入，是我所无法想象的。
潘小银，她从未被驯化，就像杂技里的火流星，猝不及防就转动起来，让人眼花缭乱兼目瞪口呆。爱情这种书面语用圭宁土话讲出嘴实在古怪，仿佛祸从天降，这个书面的禁忌词语突然由潘小银这样一个不看书的人嘴里讲出，它的音量被扩大了数倍，震得行路的摩擦声唰唰骤响。
“作家返乡”，大队人马上车时我才想起牛背山，我仰头一望，它就在那里。
它就在那里，沉默了许久。
牛背山使我想起打柴的事。本来打柴就是打柴，朴素的日常生活，我偏要在日常生活中寻到戏剧性，是的，戏剧性能使我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一种更强烈的关系。于是，在十多年前的小说中我虚构了空降特务。
现在我已经意识到我的戏剧观过于狭窄，“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的空间，称它为空**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之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还有这样一种定义：发生于观众和演员之间的事情就是戏剧，所有其他都是附加的（转引自铃木志忠《文化就是身体》）。这样看来，完全可以不用虚构空降特务就可以获得某种戏剧性。
基干民兵实弹射击是真的，捉空降特务不是，当年我为了戏剧性，让空降特务降落到了我们知青屋对面的牛背山。同时，把我打柴的经验置换上，扁担是真的，爬山也是真的，隔着扁担坐在山上、又湿又凉的地气从草根升起、松脂的气味，这些都是真的，夜气苍灰窃蓝，自四面八方飘来。松脂在我背靠着的树上，气味芬芳馥郁，一阵又一阵。这都是真的。在漆黑的山上又累又饿。茅草割破了皮有些辣痛……就实感经验而言，这些都是真的。
当然，公社的武装干事没有随我们一起上山，特务没有空降到我们知青点对面的牛背山。就是这样。为了故事的完整性，为了让它有头有尾，这段故事的结尾是原地解散。
生硬：不成熟的事情。袭跌：摔跤。
——《李跃豆词典》
不免想一想插队时做过的工：
使牛犁田，仅一次，出于好耍。初冬或者深秋，禾稻割净，田是干的，没有一坑坑水，泥也软，田里满地稻茬。所谓犁田，就是把禾茬翻过来压在底下，泥翻上，晒晒打打松松，然后，种几垄番薯花生黄豆。我们去田冲出工，老用正赶一头水牛犁田，一头灰水牛，它稳稳直直，打田垄这头向那头行，老用扶犁跟在牛后尾。我向来认为，犁是所有农具中至有观赏性的，犁把弯得像张弓，是天然完美的整根木头做成，犁头的锐角虽锐利，同时也敦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农具性，它紧紧镶嵌在木犁把上。老用扶着犁，像是丝毫没使力，犁头以一种舒服的角度嵌入田里，它自动向前，一块一块的泥土就翻出了，均匀地、姣好地，一块一块、一片一片、一瓣一瓣……土地次第开花。几好睇的，赏心悦目。我自说自话就跨入田里。“我来犁我来犁，俾我犁下喂。”我声声喊道。老用“吁”的一声喊牛停，我就扶住了犁把，扶住之后我就不知该如何办了，我问：“如何做呢？”“你就扶住行啰，跟住牛啰。”牛自己行起来，它不欺生，老实，一步一步行，但我感到犁变得很重，是角度不对，犁吃土吃得太深，滞住了。禾田没有一大瓣一大瓣地翻出花来，它不但没有开出花，它还生出了牙齿，紧紧咬住我的铁犁头。牛聪明，知道不能生硬死拉，它适时停落，老用帮我拔出犁头，重新嵌入。这次我注意不能让犁头立得太直，结果矫枉过正，犁头入土太浅了，它从田的表面划过，牛觉得身后一轻，它拖着犁忽悠忽悠跑起来……
我的犁田生涯一共不超过一刻钟。但，若要清点自己做过的活，我总要把犁田放在首项。此外我还耙过田，耙田是真的出工挣了工分。耙田的技术含量不如犁地，双手用力压住铁耙即可。早春田里一放水，犁过的泥土泡软了，光脚落田，跟住牛行行停停转转，铁耙耙田，粗泥耙细，一趟一趟地耙，转着圈耙，转完一圈再一圈，直到和水分离的泥土变成泥浆，直到水土交融。这时赤脚踩在水田里，脚底窝就有腻滑的无限舒适，但这个舒适感不是留给人的，而是留给秧苗的，秧苗嫩，从秧田移插到陌生的新田，需要光滑细腻与水交融的泥土。
水田片片闪亮，水牛在田里哗啦哗啦行，牛背闪了灰色的光，牛蹄扬起的水也闪闪落落。看到耙田的人一副开心样子，我便自告奋勇耙田，从牛栏里赶了头大水牛，扛上生产队的铁耙下了田。我扶着耙，跟在牛后尾满田跑，耙田极耗力气，要不停地走动，不停地走向下一只冰冷之泥窟。这时你的注意力被转移了，不会注意到脚冷还是热，你需紧盯前面的铁耙，紧紧扶稳，否则，十几只铁耙齿会剐到脚。
有人教导讲：“你累了，就喊牛企停一时。”我就喊牛站停，我冲它的后背喊道：“哈——”牛异常乖巧听话，它立即企停。我和牛企立在水田中央，我扶耙喘息，牛老实站住，田里的另一头牛和使牛人绕着我们娴熟地转圈。转到我身边劝道：“明朝日你还是别做这个了，去插秧吧。”我意识到，所有的人，连同我的牛和他的牛，也都是这个意思。
队里的粪水池又宽又深，舀粪水，就要使长柄粪勺。池边的灰沙是结实而气派的，称得上干净，从不闻臭气。我以为好。
村里人却别有睇法：“好咩嘢好，连臭气都冇，还不如塘里的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