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的时间
湿溻溻：湿漉漉、湿淋淋。
——《李跃豆词典》
六感日记早就销毁了，但我记得它们的样子。
共七本，大小厚薄不一。
最大那本比巴掌略大，最小的，是半只巴掌。塑料套封，四本红的，丹雘红；一本黑的，骊黑色；两本蓝的，一本湖蓝，一本扁青蓝。
黑色封面那时极少见，是泽红去南宁玩**，回来送我的，封面印有玫红的花和金炽的叶。湖蓝和扁青蓝，湖蓝那本有两只喜鹊，一只站在一块石头上向上望，另一只从空中正迎向它，周围有石头和草，还有牙绯和米白两种浅色的花，花苞像玉兰，开了的却像扶桑。
湖蓝色的厚本子是彭老师送的，他和庞护士住我家对面。他家日日房门大开，我每每经过，总是一眼望见两张床，一张正对住门，一张侧着，贴窗有张两头沉书桌。彭老师是退休的高中语文教师，他家常年悄无人声，夫妻一人一张睡椅，各自闭目养神。窗外是医院废弃的操场空地，长长的铁线，晾满床单和衫裤，隔着衣物是繁梭的玉梧公路，解放牌卡车隆隆而过，运载生猪鸡蛋白糖和水泥。在汽车喇叭声和砂石路碾压声中，彭家因为静寂而不同凡响。有时他们也虚掩门，大概是在午睡。奇怪的是，极少见到他们吃饭，唯有上厕所才出门。
虽在对门，却从未想到要去他家玩，设若他家有书，像韦医师家有小说《红旗插上大别山》，李阿姨家有《大众电影》，阁楼有《第四高度》，英敏家有《十万个为什么》，那我定会去，但他家毕竟没有书。直到我插队，直到泽鲜邀我同去彭家。那时王爸爸已从供销社回到了教育局，是他让泽鲜去找彭老师倾偈。
那一次，夫妇二人刚从上海探亲回来，彭老师极健谈，讲了许多，他识古诗，会草书，又能画画，还识打太极拳，他讲什么我们都听得一愣一愣的。近邻七年之久，竟不知对门就是见识的源泉，我追悔不已。我想学新诗，他说他不懂新诗，这又使我一愣。因他刚去了上海又去杭州西湖，便讲到白居易的“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苏东坡的“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的“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一串串新鲜名堂像珠宝在他屋里蹦跶，蹦得最高的一粒是：高尔基开始投稿时一连投了许多次都不被采用，但他毫不灰心，总是投，最后成了大文学家。这使我倍受鼓舞。
夫妇俩送我这只本子，扉页写道：“跃豆同学留念。”签了夫妇二人的名字。我想起来，这并非祝贺我考上大学，那时录取通知书尚未到来。传闻我的政审有道德败坏一条。那是我的至暗时刻，我预感，即使高考分数够高也难被录取。那时因发表了诗歌，电影制片厂来人调我，条件是，去厂就必须放弃高考，彭老师提醒，任何厂都不如上大学重要。高考前十天，我到底重新复习去应考了。而情势急转，眼看两头落空前程无望。
那朝早，我一开房门就望见对面屋两人同时起身，庞护士讲，这是我们给你的，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她脸圆，讲一口软润苏州话，彭老师清癯硬朗，点头。而外面下着雨，阵阵冷风。
在细雨冷风中我一路骑车回六感，先回自己的竹冲村，立即又去水尾村知青点见带队干部罗同志。他坐在门廊的竹椅上抽竹筒烟，水烟屎噗噗喷落在地上。他不说话，我便也不说。场面很是难堪。此人对你有管理权而又意味深长地沉默，这说明你的衰势将越滚越大，你要放弃所有的幻想听天由命，你要……直到水烟屎落满了一地，直到烧火的炊烟漫出——稻草不够，烟浓白，烟囱有问题，烟从烟囱接缝处从瓦缝从灶间门涌出……他说：“李跃豆，你回来就好好劳动改造自己，将来还是有机会的。”他一边讲，一边吸几筒水烟，肮脏的水烟屎噗噗喷落到地上。
我感到自己头发湿溻溻的，头壳冰凉着变得越来越大。
紧接着晏昼就出工，挑粪，给烤烟施肥。第二日雨更大了，没有出工，中午文良波从水尾村来找我。他和罗同志同一个生产队，有关我堕落成落后青年的四点，是他告诉我的。
文良波，王泽鲜男朋友，泽鲜刚刚与他分手，他来同我最后谈一次。
他让我转告王泽鲜，他说你们做事太轻率，过于残忍、卑鄙，幸好是遇上了他这样好做试验的人，不然是会发生悲剧的。他说他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襟怀坦**没有私心……到最后，他说到了我。他说外界对我的议论非常之多，各种熟人、同学，同届或不同届、同班或不同班的，还有生产队的社员，人人都议论我，贬远多于褒。他认为有必要让我认清自己的处境。我想，大概此举能减弱他分手的痛苦。既然我如此恶劣，而泽鲜跟我是密友，几乎可以认定，泽鲜远非纯洁的仙女，与这样一个己然在污泥中的人分手，未必不是好事。
文良波用了残忍、卑鄙这样极端的词，我极度震惊，久久无语。他凭什么认准泽鲜跟他分手与我有关？他用了“你们”，仿佛是我们两人先拿他做了恋爱试验，现在又拿他来做分手试验。实在荒唐。
文良波和泽鲜同班，两人如同金童玉女，人人看好。隔年春天，两人唿声间出了问题，那时径，未来的喻范尚未出现，真正的原因我始终不太清楚，泽鲜也已插队，我们见面很少。我陷在自己的低洼处，无心顾及她。事隔多年，我想起来，文良波来竹冲村找我做最后一次交谈，是要给我沉重的一击，以对冲他受到的刺激。
反手：左手。实稳：肯定。
——《李跃豆词典》
我确信自己已把当年的日记全数销毁了，但这次“作家返乡”，回六感前我又找到了它们。有两种可能，一是我的确销毁了，但我希望它们未被销毁，在虚空中早已消散的东西重又凝聚回到原形，我便又找到了它们。另一种可能，是我从未销毁过，只是以为自己烧掉了，在动手的一刹那改变了念头，我没有真正划着那根火柴。
在半明半暗中，我望见五本红色笔记本，经过四十年，雘红变成了葭灰，塑料面的光泽已然消失，但另外的光泽却从内部生出。它们变得有些神奇，尺寸大得不可思议，在似梦非梦中，它们大如桌台，对空气也有了浮力……
这些本子在六感的乡道浮了起来，像是漂在水面。它们的下方，是车辙深深的黄泥路，两边是稻田，或者山坳，或者竹丛、树木、水塘，或者大队的房屋，学校的厕所与厨房，还有狗，还有猪，那头黑色的猪如同眨令（闪电），在水面以下蹿动穿梭。当然还有一只鲜明的公鸡，甚至，一只胎盘。那只刻有五色花的喷筒也是有的，不过并不是朝早出现在我宿舍的门口，而是在我的床底下，包在一幅油布里，隔着油布透出光。
在半明半暗中它们都还清晰。
其中一本，封面是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有枚空心小五角星。扉页是毛主席语录，我甚至记得那上面是罕见的“保守机密，慎之又慎”。另一本封面是一枝梅花，内页插佛山剪纸，我知道那剪纸剪的是《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他单腿直立，绑带、布鞋、袖标，左腿前屈抬起，右手反手举一把大刀，刀把上飘动一大片红绸，腰部以下还点缀着三朵大小不一的红木棉。
那本“南昌”，封面是两朵薄紫色牵牛花，里面的插页颇有些闲情逸致。有盆兰，芜绿底米白花，还有一丝翠黄边；竹林里有黄鹂；还有向日葵这时代之花。那本“丰城矿务局”纪念册是远章舅舅带来的，第一页有行红色小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封套内有张年历卡，一个解放军面对大海，他双手捧住一副长筒望远镜，题为《我为祖国守边防》……本子有插页，是北京的各著名地标，彩色摄影，依次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海公园、故宫博物院、工人体育馆、天坛，一律蓝天白云……四十年前北京遥远而神秘。经由这些细节，我确认自己其实未曾烧掉它。
封面有束兰花那本，扉页是自己的笔迹：甘洒热血写春秋。彩色插页全是武汉——武钢（许多烟囱和屋顶）、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解放大道、武汉长江大桥、东湖……东湖是黄昏的景色，夕阳浮在天边，满天晚霞，一道霞光映在湖面上……这只笔记本仿佛预言。命运玄妙，本子是1975年，两年后恢复高考，做梦似的到了武汉，学校就在东湖边的珞珈山上，武汉长江大桥、农民讲习所、解放大道，它们仿佛自动降落。命运是否真有前定？每隔一段我都会对空气发问。
对我而言，下乡插队的起点是电影院门口。但回顾插队生涯，免不了还是从县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公室开始。
知青办，一个领取上山下乡物资的地方。上山下乡物资，意味着一个中学生忽然拥有一套崭新结实的被子蚊帐，既不费布票，亦不花自家钱，那种天上掉馅饼的心花怒放、梦中笑出声的喜悦，物质富足年代的人们再也不能理解……
我大步行在陵宁街上，母亲推单车在前我在后。想到插队我按捺不住欢喜，大学停止招生已近十年，作为县城青年，不插队将永无出路。即使留城，也只能做散仙，每日从东门口**到西门口，再从西门口行回东门口。阳光猛烈，一树树栀黄色的花也变得金黄炫目，树上的叶子是细细的长圆形，像花生叶。我完全不怕做农活，学校里多的是学工课和学农课，我早已种过花生、玉米、黄豆、红薯、甘蔗、水稻，插过秧、割过禾、晒过谷、挑过粪水、喷过农药……我并不热爱指令性的劳动，长年累月永无尽头令我胆寒。但闻政策是，插队三两年即可招生招工，小镇青年人人向往城市，好吧，南宁和柳州的国营大工厂，有希望。
插队就不必回家，这是另一重欢喜。
我对家厌倦至极，对家人也早就不耐烦，无论父母还是兄弟。母亲说我把家当客栈，她说得对极了，设若不必回家吃饭睡觉，我断然是不回的。我坚信，此生最大的自由就是离开家庭，所谓家，不过是一个有着无尽家务的牢笼，再艰苦也比在家好，我所能想到的艰苦的极致就是挑粪水，满满一担粪水实在是有点重，再就是用铁皮车推大木头上坡，这两样我高二已经做过了，这是我的底气所在。
大成殿的红墙和文化馆的白墙映衬着栀黄色的花，一树又一树。母亲大人亦是高兴的，作为一名助产士，全城的人都认识她，行在街上，她要比别人花上更多的时间，一路上有人同她打招呼，梁医师早晨好！梁医师食佐未曾？梁医师我屋啊个崽……她满脸放着光应道：“系啊系啊，食佐饭未曾？”
下乡物资靠墙堆放了三大堆：棉胎、蚊帐、被套。崭崭新、实稳稳，散发出新鲜棉制品的好闻气味。一个家庭要置办齐这么一套绝非易事，布票和钱，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人人生起欣喜感，知青办公室一片节日气氛，那个向来严肃的李主任也被物资的光彩洇染上一层暖暖的色调。
蚊帐有两种颜色，漂白的和未经漂白的，前者漂得雪白，后者则微黄，是一种米汤的颜色，棉的本色。我挑了米汤颜色那种。一个声音赞许道：“这种好这种好，别看现在这样，将来越洗越白，漂白的呢，现在虽白，日后洗洗就黄暗了，越洗越难睇。”还有棉胎，五斤重，又松又软，棉花充分张开着。还有被套，斜纹布，桃红条纹相间在素白底上，结结实实的一等品。一份个人财产领到手了，贴皮贴肉，更贴心贴肺。
一个家长大声讲：“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李庆霖。”知青办李主任说：“系，系要感谢李庆霖喔，这些嘢先前都没有的，赶上好时候了。还配带队干部，下乡头年，有国家统一配畀粮油，每人每月有十元生活费，又有安置费拨到大队，起屋买农具，真系要感谢李庆霖喔。”李庆霖，在1975年是一个响彻海内的名字。
除了铺盖，鸡血针和胎盘汤我也隆重地记得。
事隔多年，往时的鸡血针已然沉底，鸡血到底打入我的手臂未曾，已非一件确定的事。只有公鸡仍是鲜明如生，但它不是在医院的乒乓球台上，它彩色的羽毛是在六感，在禾秆垛的垛顶上，且它永远和潘小银在一起。
只有胎盘确定无疑。
我家吃胎盘的历史由来已久……母亲大人宣称，胎盘是高蛋白和氨基酸，十全大补，一只胎盘等于三只鸡。
作为接生最多的助产士，母亲要弄到一只满意的胎盘亦非易事。那一日朝早，下夜班回家，只见她神情亢奋得反常，眉开眼笑地从藤筐拿出一只腰子形状的器皿，亮白的搪瓷，扁平，边缘是深浓的龙胆紫颜色，她刚到手的新鲜胎盘就在器皿里小截小截的，像花生米那样长短。她的亢奋延续到将剪好的胎盘倒入砂锅，加上生姜和酒，按炖鸡做法，松木柴大火烧开小火慢炖……插队的前一天，我吃到的胎盘极其鲜美，毫不夸张地说，胎盘汤的醇厚度堪比鸡汤，而鲜美度则更胜一筹。至于它的滋补度，我相信母亲大人的说法，是鸡汤的三倍。
我从要求进步的青年堕落为落后青年，罪名之一，即是以胎盘贿赂大队书记。此事令我念念不忘，每当我回顾插队生涯，一只滴着鲜血的胎盘就从幽暗中浮驶而来，横亘在开往民安公社的大卡车面前。它也总是横在通往六感的乡道上。
砾：畦。一砾菜地。人地：别人。生弓：没煮熟的饭。水寽：浅水沟。应承：答应，承诺。正手：右手。
——《李跃豆词典》
回顾插队生涯我还会望见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它停在县礼堂门口的空地上。人不少，但时代孕育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并没有，大卡车的车头也不见大红花，我有些意外却不扫兴，我像一只不用喂食就唱歌的鹦鹉，前一日饮下的胎盘汤化作火焰在血液里跳动，一首歌自动跑到了喉咙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我几乎就要唱出声来。赶快上山吧李跃豆，我们在夏天躲开家庭和父母。
早在半年前我就抄录了高尔基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设想自己是一只湿溻溻的海燕，已然飞入暴风雨之中，我在蓝色的巨浪中连飞带蹦。是的，那身体里的自由的元素已经挣脱了我的躯壳，而庸俗烦琐毫无诗意的家庭被我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在乱筢邋的人堆里我攀上那辆大卡车，车厢里一半是行李，一半是人。人杂乱，同车不识一人。卡车从县礼堂门口空地出发，开过公园路，路面空地晾有一簸簸桂圆肉，甜腻味招来了苍蝇和灰尘，一个男人在箍木桶，柴刀背敲得铁箍咚咚响。卡车开过东门口，米粉铺的蒸笼正冒着浓厚蒸汽，有人坐在桌前食米粉，杂货铺一闪就过去了，隔篱酸萝卜摊有两只小学生正举着带缨的酸萝卜，边啃边等找散钱。东门口，学校大门口的凤凰树、医院宿舍的平房、我家的窗口、长着老鼠脚迹的操场、大园、旧产科、枇杷树、门诊、太平间、留医部一一闪过，然后，下一个坡路过农械厂、农科所，再然后地区水泥厂，再然后十字铺——转右过了民安河，开入一个大院。
卸落行李，人入会堂等候。会堂是空的，没椅凳，人人都在门口企住。没有吕觉悟和王泽红，仿佛无依无靠，有种生生的悬空感。唿声间望见郑江葳，又见了潘小银，这二人，高中两年，潘小银坐在我的右前方，郑江葳则在左前方，她两个都高过我，但我出于一种古怪的蛮横，始终要坐教室最尾一排。
在公社礼堂，我和郑江葳潘小银三人站在一处，感觉是在学校下乡劳动前的集合。小学初中高中，我们劳动的工种和次数能与一支散工小分队媲美：担砖挑石基建，去气象站种花生红薯，去校办农场种甘蔗，去环城三队插秧割禾、修水利，大战湴岸湾……我们班甚至比全校别的班多出两样：一、制作腐殖酸铵；二、下乡体验生活。只有我们班才会有这些深度溢出教学的名堂……
“要系我们分在同一只大队至好的。”郑江葳说得像掏心窝。我则虚应着：“系啊系啊。”我扭头四处张望，潘小银也扭着身子四处望，她扭得和我不一样，她一只脚踮在另一只脚跟前，一只手叉着腰，眼睛乜斜着，似笑非笑的。
一宣布，果然我和郑、潘正是分到了同一处：六感大队。我们分到了不同的生产队：我竹冲，郑覃上，潘水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来领人，他们不作声，认准行李，一下子放上单车后架，利索绑上麻绳。我们戴住笠帽，挎上白铁皮桶跟在后尾。出了公社大院左转，行到尽头，拐落一只极陡的坡，过一条河，就入了山坳。已是晏昼，太阳极毒，田里也不见有人出工。我们跟在大队干部身后闭嘴行路，他们骑车，我们行路，拉开距离长了，他们就停一时，等我们近了，才又上车踩一段。一面是山，一面是垌里的田，田垌插了一半秧，有几片插满了，有几片还空着。山秃秃的，没有大树，松树仅海碗粗，针叶稀疏，遮不住日头。
村口唿声间拱出一堆睇热闹的，挤成一筢喇。地头足够宽，她们却硬要挤作一处，挤着壮胆似的，一个赛一个缩在后头。人一挤，笠帽就歪了，人人侧身举着笠帽，一堆人像樖古怪的树，伸出圆而厚的大叶。
然后喜莲就来了，她一米七几，少有的高，身条粗壮五官厚实，头发茂盛得头皮都铺不下，比起到我们学校冬训的宁夏女篮最高的那个“白牙”，她更有一种蛮荒的巨人感。她光脚板行在路上咚咚响，一对崭新的大水桶在她肩上轻得晃里晃**的。她也不讲话，似笑非笑，她担一担水，哗地倒入水缸。她是生产队派工帮担水烧灶的。
转身找行李，行李不见了。一个方脸黑肤女孩蹿跳出来，大声喊：“我知在歆哋，我知在歆哋！”
她领入一间空屋，我们的行李就堆在地上。
屋子很暗，虽有一只窗，窗外的几樖大荔枝树正好挡住了光。地上是发暗的黄泥地，筑得不平，高高低低，角落还有些松土。除了我们的行李，整间屋子空无一物，床、桌、椅……连块木板都没有。
夜里难不成要睡在泥地上？
起码要找一抱干稻草垫在地上。泥地我们也睡过的，我们早已身经百战，有次秋季农忙假，全年级下乡帮割禾，整整十日睡泥地，男生一屋，女生一屋，地底铺一层禾秆，早起围住一口水井洗漱，男生何同学，随身带了把口琴，他吹起来，口琴声悠扬，劳动甚至有些浪漫。但插队并非短期劳动，不知要过几多年。
透过荔枝树的重重树影，我望见窗外有一只稻草垛，时值七月，早稻刚刚收割，禾秆是新鲜的，粟黄间杂着隐隐芜绿……就来了好几个壮劳力，各人搬来条凳木板、铁锤竹竿等杂七杂八的名堂，地不平，他们现用铁锹铲土，又是敲，又是垫木片，他们干得极慢，似乎很不当回事。
我和高红燕又拐到灶间，天还早，才晏昼四点不到，我们企在门口望喜莲烧火。
她蹲着。即便蹲着也仍是高大的，灶台显得矮，灶间显得窄。她向灶里烧了一把火，火烧尽后用一根棍子捅了捅，我以为她要再加一把柴草，她却不烧了……这一切都在我的理解力之外。她切了一块肥猪肉，在新的大铁镬里来回擦，铁气浓厚的新镬涂上了一层油光。三婆企在灶间门口，指导讲，再磨一磨新镬头臭铁气。三婆家就在对面，前后左右都是她家的屋，灶间是她让出来的细屋，隔壁小屋放了她的床，还有一架纺纱机……
喜莲始终公事公办，不与我们搭话，也不笑。
三婆是好的，拖着她关节僵硬的腿行出行入，拿出自家的油，又拿出盐，又用一只葫芦瓢装了把花生米。她笑眯眯，慢悠悠，一趟趟运，她把东西放在灶台上。她的一条腿是僵的，行起路一拖一拖，她的眼睛生有玻璃花。
我们企在屋子里，不知如何是好。
人都是生人，孩子们瞪大眼看，老人向我们笑，但也都不知讲点什么好。让我们坐，吃茶。坐了一分钟我们又站起来了，东睇睇，西望望，几只细佬仔也企在门口仰头望我们。地上有鸡，有狗，有花鸭，它们穿梭往来，在地上寻寻找找。晏昼饭已经吃过，就在这堂屋。屋里摆张八仙桌，屋外也摆了一张，家长、知青、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帮忙的劳动力，这家的主人，整整两桌。挤，但都坐下了。菜很多，还有酒，倒入印花的玻璃杯，菜一律大海碗，只有炒花生是碟装，一只小瓦盆，装大半盆炖豆腐。有煎鱼、炖肉，还有一只白斩鸡，另有豆角茄子白菜，满桌丰盛，跟过年是一样的了。队里的人兴兴致致，饮了几啖酒，满脸通红，见有人行过，就大声招呼，强拉来，向人嘴里塞入一块鸡肉。一餐饭吃到三点，时间过得特别慢。
那些在空屋子帮垒床的人，简直就是磨洋工，他们东敲敲西捣捣，一点点活老半天也做不完。
见我们疑惑，他们就互相讲：“日头不落山就铺床，人要发懒的。”
我和高红燕一望，太阳还高着呢，一时都泄了气。他们又安慰道：“快了快了，也不真的要等到日头下山，那是老话，现在系新社会了……”
无所事事，又转到灶间望喜莲烧火煮饭。只见新镬头已擦得油光光的，青菜也洗好了，人呢，正在切猪肉，新刀一点都不利，她出力锯着，切下来的肉一坨一坨，厚得不成个样子。不过既然人就生得粗壮，切的猪肉粗笨，亦是相配。切完猪肉，她一望，没有柴，就转到屋后的禾秆堆扯禾秆，禾秆是集体的，用来喂牛，谁扯生产队的禾秆就算是偷。但知青不同，村人认为，知青既是公家的人，公家人烧公家禾秆，让他们烧去吧。于是喜莲就去扯禾秆。我跟她行到禾秆垛跟前，禾秆刚刚收割，异常新鲜，散发着成熟植物根茎的气味，它们以一樖苦楝树为中心，筑成一只高大的稻草垛，像堆巨大的蘑菇。
我在撕剩的日记本中寻找，那只名为二炮的公鸡，一匹叫小刁的猪。小刁，它是我和高红燕去民安的猪行买回的，猪笼系了条艳异的红布，这些都没有记下，只有一笔带过的“与高红燕去买猪花”……狂犬疫苗倒记了一笔，我晚上挑水，踩了黑狗一脚，结果它咬了我一口，过了十天家里人找到狂犬疫苗，我隔几天就骑借来的自行车去公社卫生院打针，现在才知道，狂犬病一个星期就发作了。
这些都没有记下：我们荒草丛生的自留地，潘小银给我的煎鲫鱼，她包鲫鱼的芭蕉叶，她周时不换的蓝布衫，高红燕用玻璃瓶装着带来的黄豆炖猪脚，赵战略的蘑菇，集体户养的鸡，生产队分的番薯……甚至韩北方，几乎也没两句。我看到频繁出现的词是——
任务，公社，报道会议，通讯稿，县武装部，形势，排练节目，空降特务，县广播站，实弹射击，竹冲的山脚，挑水淋烤烟苗，家人训话，知青会，文体活动，擦枪，凯旋，小组学习，《红旗》杂志《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赶稿，送稿，防御寒露风。开镰收割，秋风扑面……青年民兵，阶级敌人的罪行，报道员集中，大队讨论，小整风，集体评议有错误的队长，集中评论毓山大队岭嘴生产队反大寨的行为，学大寨的规划，决心书和郑江葳写大队的那份学大寨规划书，地区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关上山下乡运动新的指示精神，扎根，这个严重的词在一个严重的时刻当然也记下来了，上级精神有变，知青都要扎根农村。若再像往时那样，下乡两年就招工招生全部走光，就是“拔根风”。公社会堂，六个扎根派上去做了慷慨激越的发言，郑江葳也上去讲了，她神情反常……
小台钟。时间一分一秒。
直到簟箩，直到担簟箩去公社粮所买米，这才算记下了生活。
带队干部罗同志也是一只高频词，他与知青点诸事相关：柴、米、菜、出工、排练、学习等。覃上队，郑江葳所在的生产队，它也出现了许多次——时常去她那里写稿，“……两人挖空心思，编出一篇群众来信，实在无计可想，就此交差。外面一直刮着西北风，还飘着雪雨，不顾天寒地冻，戴起笠帽披上雨衣步行至大队盖发稿章，之后又顶风冒雨步行十几里泥路，专程赶去公社邮局发稿。发完稿就去公社找郑记者，他不在，便立即返程。到半路衣服全部淋湿了，天也全黑，当机立断，就近去了水清塘的知青点，吃了晚饭，又住了一夜……天空乌云笼罩，地上泥水横流，苍茫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个人与风雨搏斗。这就是我们战斗的青春（何等浮夸！）。”还有，某月某日雨转晴，清晨返回竹冲的路上，望见往日苍绿的山头似戴上了白帽，原来山顶落雪了……还有氨水，当年它实在是一道亮光——继父搞到了氨水，打电话到大队，大队文书喊人带话，让我回县城帮办手续，是出乎意料的好消息……碰上郑江葳联系的拖拉机要回县城拉一趟氨水，搭她的顺风车回去。
双脚溃烂，我只记得肿痛发烧，但日记中我记下了与此相关的铜石大队，记下了狂泼的大雨。那次拖着一双烂脚去铜石大队开会，我发起了烧，坚持不到次日，“散会时天地瓢泼，雷鸣电闪，骑单车回城已不可能，是郑江葳和陶今红冒大雨出公路，帮拦了一辆运水泥的大卡车，在暴雨中我爬上车头位，一路白茫茫水幕，卡车发动机的声音半点不闻，车内外异常猛烈激暴雨声。司机全神贯注瞪视，而前方望不见路，到我家对面的公路时雨势仍不减，我在路边下车，然后冲过瀑布般的雨幕回到家中。”若无记载，郑江葳和陶今红为我冒暴雨拦车已经忘光了。
此外还有养鸡场。
有日，队长唿声间讲，上头要村村成立养鸡场。一大早队长站在粪屋前的空地上，向覃屋的方向喊道：“每家每户，都拿一只鸡来啊！”——他又穿过刘屋的地坪，边行边向大门口说，“快点啊，你们先去，不要让人家讲闲话。”队长是刘屋的，更要严于律己。他穿过了地坪向路边走，隔着村路对着郑屋那边喊道：“各家各户——先拿一只鸡来，再出工，今日割禾——割山脚阿片。”他喊一声，说一句，一声长一声短，甚有喜感。
我和高红燕负责登记，我拿着纸笔，她蹲在鸡笼边，来一只鸡，她就开笼门，鸡捉入，又关上。一片杂乱声中，村里姑娘妇娘捉了自家的鸡来，大声细声重叠：“捉熟**，捉熟鸡（公鸡阉了就叫熟鸡，养来吃肉，不能配种，没阉的叫生鸡，可配种）！”“鸡场个毛，养个鸡！”生鸡和熟鸡，光颈鸡、三黄鸡、来杭鸡×，有人慷慨，抱了只稀罕的竹丝鸡，那鸡全身羽毛雪白，骨头是黑的，在竹冲的土鸡群里，竹丝鸡是洋小姐。有人抱了只抱窝鸡婆来，鸡婆像病人，又像犯人，它的翅膀被麻线捆住，鼻孔穿了条羽毛。乱声之中鸡飞着，人撵着，鸡毛在浮。一共募集了二十九只鸡。它们全数塞入两只巨大的鸡笼里。笼是新的，队长让三公连夜赶织，漏夜倒了几条粗毛竹，众后生破竹削篾，竹篾的清香在地坪散了一夜，一丛毛竹就变成了两只装得下猪的大鸡笼！然后，鸡场宣告成立。
我和高红燕担鸡满畈行，哪片田刚割过稻，有谷，就放鸡出笼，等它闷头啄，我们则扁担一横，就地坐落。有关放鸡，我写了一首夸张的诗，七八十行。
一小块一小块的禾田，东割了一块西割了一块，远远望去，禾田只巴掌大，生产队的人正在那边割禾，人也细细的，矮矮的，弯着腰钻在禾里，割下的禾各自堆在脚边。收割后的禾田光秃秃，像剪毛兔，露出肚皮上的道道青筋。土鸡是二十九只鸡，有十九只母鸡，六只熟公鸡，两只小公鸡和两只大公鸡。此外，鸡笼底每日都有一层鸡屎，担到禾田，我们就地倒鸡屎，鸡屎被满满一笼鸡踩得坚实，倒不出来，就用扁担狠命敲，“咚咚咚”一阵，鸡屎就敲松了。
夜校还让我想起一首歌。孩子们流着鼻涕，头发上沾着草，手是黑的，衣袖上是亮晃晃的一层硬壳，高的高，矮的矮，放喉喊叫，唱得全都走了调，谁也听不出唱的是什么。只有我知道，是我教唱的《小山鹰》，“小山鹰飞得高，红卫兵志气高，小星星明晃晃，红卫兵眼睛亮，林海宽又广，处处是战场，消灭狐狸和豺狼，我们紧握枪，紧握枪”。
竹冲村没有祠堂，是要比我知道的一些村更素寒的。
我外婆家的香塘村是有祠堂的，罗世饶他们的大同村也有祠堂。我去过的萝村，祠堂更是非同小可，抗战时期曾当过无锡国专的课堂，冯振（山围村人）曾代理校长，山围是我外婆的外婆家，她所说的同族有个表叔当过大学校长，大概就是指冯振。[冯振（1897—1983），字振心，号“自然室主人”，从1927—1949年，一直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务长兼代理校长，其间还兼任江苏教育学院、正风文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和无锡江南大学教授。]
祠堂是公家地盘，学校可设祠堂内。竹冲村只有一间泥屋是公用的，先是用来堆牛粪，上头要求办夜校，就做夜校，要求开养鸡场，也当了临时养鸡场（那些鸡秋天集中，到冬天就又回到各家去了），上头又要求各村办幼儿班，夜校屋就又成了幼儿班。
夜校里没有光，几乎望不见。屋顶的亮瓦漏下光来落在地面上，地上有只坑，孩子在坑里尿了一泡尿，再找来木棍，热尿和泥搅得爽逗，他们不再愿意唱歌。
幼儿班历时十几天，夭亡了，我只来得及教一个游戏，是我在幼儿园里经常做的“丢手绢”。我让孩子们围成一只圆圈蹲下，然后教唱：“丢，丢，丢手绢，快快地丢到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打电话，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一个孩子问：“手绢系冇系毛巾？”更多的孩子不明白为乜嘢要丢手绢落地。没有人见过手绢，想象力丰富的孩子认为手绢是一种戴在手腕上的圈。有关电话，孩子们一致认为是“颠话”，就是，不要把话像颠球那样颠给旁边的人。全大队只有一部电话，孩子们谁都没去过大队。
当年郑重记了许多的、那些当头一棒的消息，现在看来，完全是笑话。
“……昨日泽鲜去民乐公社给泽红送东西，泽红听闻我回城了，今天她争取到出公差的机会回来，她又去附城公社喊吕觉悟也出来。泽红告诉我一个震惊的消息：我们六感的带队干部到母校同校‘革委会’郑主任说，李跃豆名利思想严重而且骄傲自满，后来郑主任用我做反面教材教育他女儿郑放歌，放歌好心，让泽红转告我注意，不然前途堪忧。
“某月某日星期六，阴。趁去公社开会之机，回了一次家。积极分子落选，发誓两只月不回家，避开熟人及家人。只怨自己没能坚持，结果一到家就迎来了一场劈头盖脸的训斥。家里人说，公社的插青专干梁同志同他们讲，我在下面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还骄傲自满，所以这次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没评上……被狠狠地训了一顿，极感冤枉。到了十点，想到找泽鲜谈谈，正说着话，泽红也回来了。我们都知道了新精神，上头要号召知青扎根农村，形势严峻。”
有关阅读，倒是郑重其事记下了——
“借来一本《学习与批判》，有几篇极有兴趣，《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漫谈看一点文学史》。连载的《鲁迅传》《胡适传》《汪精卫卖国记》……不觉就到了四点半，这才想起煤油灯的灯罩昨晚刮风打破了，该去买一只回来，否则晚上就没法点灯了。到大队代销店去买了灯罩回来，看到还没做饭，才意识到他们都回县城了，只剩我一个人……
“某月某日，上面发给知青小组一批书，有《数学》《气象知识》《社会发展史》《生物基础知识》《中国近代史》，共十本……
“某月某日晴间雨，看了《人民文学》1976年第二期和《天津文学》1976年第五期……
“某月某日晴，在街上碰到高中语文老师罗老师，他曾在县文化馆工作，听说在北京也待过很多年。我同他讲想学写诗，他对写诗虽表示赞同，但劝我不要读古诗，亦不要写长诗，单写短诗投去《玉林文艺》，并且又提倡多写报道用作练笔。这使我听得很糊涂，报道跟诗完全是两回事，怎么练笔呢。”
在我十七岁到十九岁，头脑里的压缩罐头就是这些零碎压成的。
有关路，眼下的“作家返乡”的21世纪的路面让我意外，再也没有比这更不适合踩车的路了。大大小小卡车、中巴大巴、无数小汽车、堪比蝗虫的摩托车，它们嗖嗖擦身而过，步行尚且心惊胆战，骑车定会被撞倒。谁能想得到，这路比四十年前更差，日夜不停的载重卡车，再新的路，一两年就变成搓板路。
而1975年的玉梧公路，新铺的柏油路面是爽净的苍墨色，光滑、平整、宽阔，两边的马尾松枝条合拢形成拱顶，一只又一只大下坡，车身轻盈如飞，那时我常常骑到马路中间，并放胆踩成S形。农机厂过了是农科所，一排带着圆形百叶窗透气孔的平房坐落在山坡上，水稻平整，片片翠粲芜绿，接天连地直到地区水泥厂，灰色的厂房，灰色的锅炉和烟囱，样样都是巨大的，置身田野，更显巨大和古怪，像灰色的怪兽，把天也弄灰了一块。但它也是有些神圣的，它并非县里的水泥厂，而是地区级的，它在远处，在高处，故它的巨大和古怪是神秘的。但它很快就过去了。之后道路空旷，无可期待，两边的马尾松围成一个隧道，幽暗、深远，不知通向何方……收工之后踩车回县城。在有月光的夜晚，几乎近梦。有次公社知青汇演，散场后众人径回县城，单车立时如一道水流，一阵风或一群麻雀，转眼就漫在了玉梧公路上，整个路面都是我们，从右边横到左边……月光沁人肺腑，越过黑暗的树影阵阵落到我们身上，有人唱起歌，就是那一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
学校前面仍是一片禾田，四十年后仍然是……禾田上浮起宋谋生。
宋谋生，黑、瘦、寡言，不合群。下课独己坐教室，放学独己行，不疾不徐……寒露风起，秋季稻正扬花，风一吹，谷粒就会变瘪失收。于是布置突击劳动，我在教室大声喊：“每人都要带喷筒喔，没有？哪个没有就连夜赶做。斩一截竹，竹节壁钻几只窿，另用一根棍，一头缠上旧布，旧布这头塞入竹筒，拉棍子，一抽一压，活塞运动，跟打针的针筒一样，竹喷筒就好了……”事情虽然简单，但对一个动手能力差的人，不免就是焦虑的源头。焦虑了一夜，天亮时，有人来弹门，声音细碎如幼兽。开了门，只见地上摆了只竹喷筒。喷筒是新的，未等开口问，宋谋生一闪，像只老鼠飞快溜掉了。
我往时写过这一段，事实上，这不是真的。
竹喷筒并没有在我的宿舍门口，而是在我的床底下。夜半，忽闻一阵风声，既非宿舍左侧龙眼树叶的咔啦声，亦非后墙木瓜树那大得离谱的哗哗声，而是松涛，是风穿过松针的拂拂声。风我知道，就是害得谷粒变瘪的寒露风，但我不明白松树在何处，要知道，学校方圆八里无松树，只有越过一大片田垌，行上一段光秃的山脊，一直行到牛背山的山肚，那里才会有一片松林，我曾上去打过柴，是亲知。风吹过层层松针是极好听的，壮阔无比，绵绵密密不绝，但，当它们停在你床底就纳罕了。
我也并不怕鬼。幼时在沙街我是怕的，后来接受了吕觉悟爸爸的科学观，早已不怕鬼了。插队时我既不怕鬼也不怕黑，我时常没有电筒就行山路，和潘小银步行两个小时去公社看电影，散场再步行回。我每个夜晚都独自从生产队去学校，天地都是厚厚的黑。现在再也没有这么黑的黑了……
松涛声停在床底甚是奇异，我伸手摸枕侧的手电筒，没摸到不过我发现其实不需要电筒，房间里有了隐隐的光，就像月光从窗口照了入来，但我肯定自己没有开窗，那两扇木窗我连白日都关紧的，后窗没有，即使有更是不开，后面是荒坡，即使有人种了丝瓜也仍然是。光是温温润润的，我姑且称之为月光。月光从床底透上来，并不太亮，但也决不暗。我望见木板搭成的矮桌上一沓作文纸，那上面的一张，作文题历历可见，“一只人变成的鸡”，真是古怪极了，你何时出过这个作文题呢？所有的作文题都是语文组出的，不外是“一个热爱集体的人”“一个勇于与阶级敌人斗争的人”“一个艰苦朴素的人”“记一件难忘的事”。
月光从床底透出，勾头望，床底角有坨油纸包着的嘢，米唛大小，三节电筒长短，大概它在那里许久了，有两张蜘蛛网围住了它，两只蜘蛛都肥努努的，蛛丝根根完整闪亮。估计不是枪。手够不着，只好去屋角拿了锄头，那时人人屋里都有锄头或锹铲，每周至少两次劳动，老是没有工具至难看。我使锄头一撩，油纸包连同断掉的蛛网捞了出来，里面包的居然正是竹筒做的喷筒，它不是新的，也并不旧，是恰恰好的样子，不大也不小，不长亦不短，它油光闪闪润滑。我如获至宝拿起，只见上面隐隐有刻痕，摸到电筒一照，照见一团五色花，四五朵挤作一处……我毫不纳罕，既不质疑它的来路，亦不觉得有何诡异，再正常不过了，这正是我的竹喷筒，因为五色花就是我每日两次熬的药，用来治烂脚的。
就是这样。
但我仍能想起来，天亮时宋谋生还是来弹过门，声音细碎，他来交他的作文，上一日他让我看，我不满意，于是他拿回去，朝早补交。我刚接过作文，他就飞快溜掉了。像只老鼠。
竹冲到学校有一小一大两条路，小路沿坡行，经水尾村，路边垄垄红薯烤烟都系水尾村的，再行过竹丛和树和一户有狗的人家……另一条是机耕路，是大路，能行手扶拖拉机，属黄泥路，雨天是水坑和烂湴，晴时是坚硬的车辙，以及深浅不一的泥坑。往时每日步行，来回竹冲。在有单车之前，日行四趟。代课老师是在生产队记工分，在队里分粮食，午饭和晚饭回知青点吃，夜里才住校。
若下雨，我就穿那双黑色的橡胶水鞋，新买的，黑而亮，中跟，一上脚，人立即挺拔，仿佛亭亭玉立。我喜欢穿着这双自己买来的水鞋行在细雨飞扬的路上，戴一顶笠叶帽，雨点落在帽檐如同落在陈年的落叶上，响声沉实而富有弹性，笠帽有一股落叶气息，戴上它，仿佛企在千年老树的树底。也时常踩单车，半旧的永久牌，男式、双杠、半边链盖。多年来我向往女式自行车，向往它的小巧、低鞍、斜杠，最钟意的是斜杠，女人不必如男人，以一种狗撒尿的难看姿势跨上高鞍横杠的男式车……骑车，行不得番薯地，我拉起车，哐当哐当从知青点落到大路，这路有拖拉机碾出的车辙，如两条平行小路，中间突起，还生了青草。
我喜欢这样的路……吃过夜饭天就黑了，我骑行在车辙里，四周黑筢邋，一不留神单车就顶到中央突起处，连人带车猛然颠起，忽一时腾空，忽一时落地，撞击着升升降降，像坐在一匹奔跑的马背上……有时我绑手电筒上车头，车一颠，光亮唿声间左，唿声间右，有时索性只照天上。墨黑的夜里，车头绑了手电筒的单车如同一头奇怪的野兽，目光如炬。我右手扶车把，左手举住手电筒，难度接近杂技演员。行惯了夜路就少使电筒了，跌倒过几次。四肢着地，前右拍着一块石头，前左探着一洼水，后右陷在了一摊烂泥里，小腿一片冰凉……我跌落稻田，还好，只是双脚陷在泥水里，我拔出脚，扶车放稳，撩起一捧泥水洗小腿上的泥，上田塍，再上斜坡，到了学校宿舍，换上解放鞋入教室，晚自习刚刚开始。
我曾带韩北方来过一次六感学校。韩北方，广西大学学生，桂林人，来县里开门办学。那次我回家治脚，唿声间泽鲜一脚跨入屋，神秘道：“跃豆跃豆，我今日睇见了几只大学生！”我和泽鲜从未见过大学生，在概念中，那是一类珍稀物种，年轻，戴眼镜，读某种深奥的书、讲某种深奥的话……大学生我一个不识，母辈中，唯远章舅舅考上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所谓劳动大学，谁知道呢。泽鲜兴奋地讲：“这帮大学生系广西大学的，机械系，来县五金厂开门办学。”说着她眼里就有了光，“这个韩北方虽学机械，倒热衷文学的，人也热情。”他实习结束就回南宁了，我没见到他。我写了一封信寄去，很快收到了回信，且有满满五页。他的字异常工整，写得方方正正，谈论理想人生国内外大好形势。
过了半个月，我收到他邮来的《文艺学习资料》，附有短信一封，说寒假期间他回家路经玉林可能要到我处。
不久，他径来竹冲村找我。他忽然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