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有一位宋国的农夫在树下乘凉。一只兔子正好撞在他斜倚的树干上，死了。于是农夫和他的家人饱餐了一顿烤兔肉。
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简单。不需要劳动，也不需要任何捕捉兔子的技能。但后来时代变了。想吃野兔，就需要发明打兔子的猎枪。田野里的野兔打光了，就要学习人工养兔，于是知识的学习变得重要。
时代变迁的历史，就是知识不断累积的历史。想想孔子，读《易经》虽然读到韦编三绝，不可谓不刻苦，但毕竟这个在春秋时代最有学问的思想者，可读的书有限。想想看，他一生可供阅读的书籍，也就不多的十几卷吧！哪里可能像今天，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小班就开始学知识，到大学毕业需要18年。如果再读硕士、博士并从事博士后研究，则需要26年。至于有些知识狂人，可能连拿双料或多料的硕士或博士，如此，半生的光阴，基本上也就在形形色色的考试和书籍中耗得净光了。
当然，学习是有益的。对于社会而言，知识就是财富，科技就是生产力。时代的变化，使生活成为各种技术要素的组合和堆积。这种堆积可以给人带来舒适和便捷，但这种舒适和便捷的获得，却需要学习。于是，读书才能为社会带来更多的进步，社会要想获得更多的进步，则需要阅读更多的书。
知识就是财富，所以获得知识就是获得财富。正是因此，求知，不仅是关乎社会进步的宏观问题，而且是每个个体能否占有更多财富的具体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读更多的书、拿更高的学位，也就成了在社会的各种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先位置的前提。
读书为了什么？2001年8月，湖南株洲一个叫尹健庭的中学老师直接教育学生，好好读书就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这下捅了娄子。他隔月就被任教的学校解聘。事情传到社会上，更成为这个实利主义时代，教育已经全面失败的重要案例。
读书到底为了什么？尹老师的讲法之所以广泛不被认同，显然是因为它太私人、太利己、太生理化，缺乏我们曾经寄予教育的高尚的目的。那么，这种所谓“高尚的东西”又会是什么呢？
比较言之，在教育之中，如果露骨的利己主义不被容忍，显然是因为我们相信教育的目的应该存在着最起码的利他主义。但这“利他”也是分层级的。比如，如果“挣大钱娶美女”在道德上让人无法容忍。我们可以变个说法，说挣了大钱是为了更好地孝顺父母，娶了美女是为了更好地侍奉长辈，就更容易让人接受。这是因为，虽然它依然因陷在家庭的小圈子里显得格调不高，但却表现出摆脱了纯粹私欲满足的孝道。而这种孝，是利他的。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孝作为一种美德，虽然可以为读书提供现实的用途，并因使读书变得有用而为人刻苦学习带来动力，但它毕竟像挣大钱、娶美女一样，不能为人漫长的求知历程提供恒久的动力。比如，读书如果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挣了大钱也娶了美女，求知的渴望将随之消失。读书如果是为了更好地孝顺父母，那么让父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直至他们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那么然后我们又干些什么？
从这点看，挣大钱娶美女和孝顺父母一样，都不能成为求知的恒久动力。这种短途的目标，极易使人在人生的中途，便失去了进取的方向。
作为孝的放大，读书更具激励价值的“用”也许就是光宗耀祖。在中国古代，考中状元或举子的士人，都要骑着高头大马回故乡显摆显摆。由这种自我炫耀获得的愉快，千百年来曾成为士人奋发读书的心理情结或精神主宰。
但同样的问题是，光宗耀祖给人带来的快乐也是短暂的。就像今天的高中生考上了大学，可以请乡邻大嚼一顿或放挂鞭炮、放场电影以广而告之，但亢奋了一天两天也就失去了新鲜感。不管是前程似锦还是前途暗淡，漫长的生活还要过下去。
当然，更加高尚的目标依然是存在的。其间，如果我们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来讲，挣大钱娶美女太庸俗，孝顺父母、光宗耀祖太狭隘，一种更具有境界的目标可能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目前，站在国家的层面，对“读书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最有境界的回答，可能就是爱国主义。就像人们总爱引用的一句“高尚”的话：“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不言而喻，爱国似乎成了证明知识价值的终极目的。
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挣大钱娶美女的知识价值观是庸俗的，孝顺父母、光宗耀祖的目标是狭隘的，所谓的“爱国主义”的知识观也高尚不到哪里去。国家国家，“国”作为“家”的放大形态，作为一种被地域或文化传统限定的共同体，建立在为它去读书基础上获得的知识，依然不过是一种知识工具论或知识功利主义。它之所以被人肯定或认同，并不是因为它的合理性，而是因为分享知识利益的群体在此变得人多势众。
就知识作为对普遍真理的揭示而言，国家、原乡、家庭及个体私欲，显然都不应该作为求知的目的或知识的界限。甚至我们说出求知是为全人类服务之类的话，依然显示了知识描述对象（普遍真理）与达至目的（有限的人类）之间的不对称，显示了将求知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工具性。
在这种背景下，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即：如果问读书有什么用，真正高格调的回答也许就是一无所用。但同时，一无所用正证明了知识的真理性与求知的目的性的真正呼应。真理的价值从来不是为了有用，只是因为被人掌握它才显示为用。同样道理，真理不是为了对人类有用才存在，也意味着真正的求知者所应具备的是一种超越一切功利的心态，不管这种功利表现为利己或利他的诸种形态。
就像审美是超功利的，一切知识的习得也是超功利的。任何功利性的设定都会使求知者自我设限，并导致知识从目的向手段的异化。可以认为，现代中国，之所以出不了获诺贝尔奖的大师，正是因为知识者总乐于用形形色色的功利价值为知识设限，并自认为是一种美德，殊不知，这种自我设限的过程，正是其与真理性的知识疏离的过程。
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真正超功利的“读书种子”出现了，诺贝尔奖离中国人也就真正不远了。
但进而言之，就增进人类的幸福而言，诺贝尔奖并不意味着什么。知识让我们陷入日益复杂的生活，就像这电脑，极其便捷，但除了更有利于工作之外，并没有给人带来多少值得肯定的幸福感。倒不如春秋或战国早期宋国的那个农夫。随手捡起身边一只撞晕的兔子，当天便一家人吃得满嘴生香，不亦快哉！
总之，人并不是为了求知而生的，而是为了幸福而生的。如果求知本身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带来幸福感，那么为此皓首穷经就是值得的。如果它给人带来的是巨大焦虑或压得人无法喘息的重担，那还不如将它放下，到宋国的田野里静等一只野兔的到来。
201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