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市的麻雀
住家东面有一个菜市场，我把它称为东市。
在这个关于“东市”的称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关于事物命名的方式，即：命名者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形成对于周围世界的经验，然后再诉诸语言，给它一个看似固定的名称。也就是说，这个菜市场在我家东面，所以我把它称为东市。
但是，这个命名根本就不可能固定。因为除了住在菜市场西面的人，还有东面的人、南面的人以及北面的人。据此，他们也可能称这个市场西市、北市及南市。
这样，同一个菜市场，也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名。如果语言是用来交流，并通过交流建立相对统一的指认和共识，那么，每个人基于个体经验对同一对象的命名，必将因为经验的差异而发生混乱。
所以，我更愿意将这种基于个体经验的命名，称为私语或私名。虽然当事人明白它的所指，但并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形成有效的沟通。
由此看来，语言功能的实现，在于它必须对一个相对庞大的群体具有公共性。而公共性的形成，必须是每个怀抱着个体经验并形成私语的人，否定自己经验和私语的正当性，并对一个更强大的语言主体表示服从。如此，语言也就成了一种权力的符码。或者说，语言对权力具有天然的依附性，权力所是便是语言所是，发展到极端，便是秦朝宫廷里的指鹿为马。这个指鹿为马，最生动地说明了语言如何在权力的操控下，彻底与公共经验背反。
是这样的。看看北京城里一些带有方位性质的地名就一目了然。比如，北京有一个地方叫东单，也有一个地方叫西单。周围的环城路，则分为东三环、西三环、南三环、北三环，等等。这些东西南北的命名，无形中环绕着某个作为中心的东西展开。这个中心就是紫禁城、故宫或今天的天安门。
故宫是一片庞大的建筑群，但建筑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它充当了京城之内一切事物存在的坐标。这些宫殿之所以可以成为坐标，是因为这里住着皇帝。皇帝统治着一切，当然也统治着语言。当然，如上所言，权力总是在公共经验的对立中表现出蛮不讲理般的强制性。就像我们住在东单的东面，依然要叫那个东单为东单，也像我们住在北环的北边，依然要叫南边的这条大路为北环。没有别的原因，仅是因为在权力与局部性的公共经验发生矛盾时，权力永远主导着经验。
就像京城以皇城为中心形成了我们关于东西南北的判断一样，每一座城市，从省城到县城，权力所在的位置便是城市中心的位置，也是划分城东城西的无可置疑的语言标志。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开发，一些省政府、市政府或县政府往往会迁到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新址的所在地，往往不久就会街道密布、高楼林立。这样，原来所谓城东城西的命名会慢慢无效，让位给以新址为中心的新城市，于此，权力的迁移必然导致语言的迁移。
所以说，权力所在便是语言所在。社会靠语言的编织形成了最基本的系统和秩序，语言也在它与指认对象的勾连中表现出无以复加的重要性。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学生要到卫国去做官，临行前问到那里最先应该做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孔子在此将语言问题作为国家重建的最紧迫问题，应是因为这老夫子参透了语言和权力的隐秘关系。
扩而言之，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曾形成了无数的权力中心，许多城市都有六朝、七朝或九朝古都的美誉。在此，如果说权力的迁移必导致语言中心的迁移，进而导致城市及国家地理的混乱，那么，其后果一定比一个菜市场或一座京城命名的错乱更严重。比如北宋时，商丘曾因在开封东南而被命名为南京。到南宋定都临安（杭州），这所谓的“南京”也就都处在了新都的北面。显然，这时的商丘如果仍旧被称为南京，问题就会严重。它必然牵扯到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因为首都处在南京的南面，也就意味着这一王朝失去了正统。
但值得注意的是，南迁的宋王朝当时并没有因为迁都杭州而改变对北方城市的称谓。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王朝虽然以懦弱著称，但也有它的抱负，即：它仅将临安视为一个临时安身之所，以中原为中心的话语系统仍然主宰着它的春秋大梦。
王朝在变，语言却依然保持着它固有的格局不变。这意味着，语言与权力主体的变迁相比，总是滞后的。或者说，权力创造着新语言，但传统的语言也在历史的沉淀中不断固化，并成为反向覆盖权力的超稳定结构。比如在中国，南面有一个南京，北面有一个北京。既然这里的“京”被命名为南和北，明显意味着在两者之间，会有一个作为真正中心的“京”。
同样道理，历史上的长安也曾被称为西京，河南的开封则被称为东京，在这“东”与“西”之间，似乎也有一个隐蔽的中心被人认同。
那么，这个被东、西、南、北四“京”框定的中心之“京”会是什么？它会是作为X朝故都的洛阳吗？如果是它，它牵制着中国公共语言系统不得发展的力量又是什么？
显然，它不会是政治，因为这个城市今天连省府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因为这里除了牡丹之外并不生产什么；也不可能是其民俗民风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
那么，它会是什么，我想只可能是文化，即作为民族共同记忆的河洛或中原文化。记得维特根斯坦说过：“早期的文化将变为瓦砾，甚至变为灰土，但依然会有精神萦绕着灰土。”可能这萦绕在瓦砾与灰土之间的文化精神，才真正维系着一个民族成为共同体，并使语言层面对国家人文地理命名的坚守显得合理。
由此，就语言必须在群体中才能发挥效能的特性看，建基于个体经验上的私语与私名，必最终服从群体。就语言与政治的关联看，最终必服从于国家集权。就语言与文化的关联看，它又最终服从于文化。也就是说，虽然国家存在的标志是对私人经验的否定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但对中央集权形成更隐秘支持或颠覆的力量却来自文化。至于作为公共媒介的语言，则盘旋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它既受政治的操控，又借文化的支持实现着对政治的反操控。
于此，纯然个体的经验和超越权力边界之上的文化，形成了语言驰骋空间的两极。就像赵高在秦朝宫廷里借政治的强力将鹿指称为马，但有两种力量依然给予坚决的否定：一是私人化的对马的经验，二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关于马的文化。前者可能是口是心非的，但它以“口是心非”的方式区隔了真诚的私语和虚伪的公共话语；后者可能是暂时沉默的，但它以无限绵延的历史嘲笑了这短暂的语言暴力。
从这点看，私语虽然因个体经验的局限往往被否定，但它忠于眼目之观的特性却依然对反人性的公共语言形成重要的制衡和校正。就如同我将东面的菜市场称为东市，于我个人而言，总还可以避免将它称为“西市”的荒诞性。同时，私语在私人世界的保存，也是确证个体存在的重要方式。是的，如果这个时代一切人云亦云，一切服从于公共话语，我们就需要将一些忠于个体经验的语言不断说给自己。这是对避免坠入生之迷惘的时时提醒，也是人生而自由的最后证明。
就像满城人对皇帝的新衣形成了荒谬的公共语言，就需要一种纯然个体的经验将它洞穿。
200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