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刘，2008，pp.30-31.
[13] 以上典故见Bly，2005，p.xi.
[14] Ibid.，p.39.
[15] Molesworth，1979，p.113.
[16] 赵，2003，p.61.
[17] 其余汉诗出处不论，关于苏东坡的引用全部出自1993年出版，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选编的《苏轼诗选》（Selected Poems of Su Tung-P’o）。
[18] ?i?ek，1992，p.126.拉康—齐泽克在此暗指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阅读和星座理论。即我们所见星光来自完全不相干的发光源在自然历史长河中的累积和叠加，以及星座本身根本就是观察者赋予的存在，只对观察者显现并有意义。同样，宋词或者宋诗题目只是恰好出现在一本文学选集中，来自不同年代（历史），不同诗人（发光源），一并汇聚到处于历史的末尾的美国诗人视线里。
[19] Anonymous，1981，p.20.
[20] 赵毅衡，2003，p.10.
[21] 《清稗类钞》诙谐类三，记载了纪晓岚类似的偶得佳句（found poem）而不能自已的趣事。原文是：纪文达有陆士龙癖，每笑，辄不能止。尝典某科会试，试毕，左右传新科状元来谒。状元名刘玉树，即请见，晤后，首询其寓何所。刘对云：“现住芙蓉庵。”纪闻此语，忽笑不可仰，旋即退入内，久不能出。有顷，命请状元暂归府第。刘退，惴惴然。他日再见，探其故，始知是日成一联云：“刘玉树小住芙蓉庵，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借用小说回目作小句，而属对绝工，深自赞喜，故遂至是耳。
[22] 据现有资料来看，庞德翻译《神州集》整个过程中没有咨询和求教过当时的中国学者。限于篇幅，笔者不论证庞德这么做究竟是不愿意求教（无论出自任何原因），还是无法找到合适之人选。事实是，当时居住在伦敦且愿意伸出援手的中国学者不是没有。据钱兆明考证，中国工科学者宋发祥曾在伦敦面见庞德，时间恰好为1914年，即庞德收到费氏遗稿之后，出版《神州集》之前。宋发祥回国之后和庞德通信数封，向其推荐自己的内弟（brother in law），曾任晚清英文报纸《北京日报》总编辑，并表示可以相助。后来两人是否会面或者接触情况不详，不过根据庞德晚年和中国朋友荣之颖的通信推断，这位总编先生有可能曾到庞德家中拜访，曾试着翻译过《水手》（Seafarer），但因实力不济很快败下阵来。语调中流露出对中国学者从事英译能力的相当质疑。以上掌故见Pound，2008，pp.1-8，p.94，以及钱兆明和管南异的文章《逆向而行——庞德与宋发祥的邂逅和撞击》。
[23] Willis，2004，p.34.
[24] Tony，2004，p.1.
[25] 同样，相较王红公，韦利的汉诗英译对勃莱影响更大。见Nelson，1984，p.6.韦利更为注重意译，讲求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直接对应，从而保持汉诗的结构特色，如对仗、行间断句以及文字（元音）和诗行数量的忠实，等等。勃莱许多作品，如“poem on sleep”，“smothered by the world”明显延续了这一特色。
[26] Tony，2010，p.329.
[27] 以下掌故出自弗朗西斯·昆因（Francis Quinn）和勃莱之间的访谈录《勃莱，诗歌艺术第79号》（Bly，The Art of Poetry No.79），出现在2000年4月的《巴黎评论》（Paris Review）上，网络地址http：//www.theparisreview.org/interviews/729/the-art-of-poetry-no-79-robert-bly
[28] 王佐良20世纪80年代拜访勃莱时，这首诗便在两人脑海中盘旋。见王佐良，1998，p.12.
[29] 有学者认为对休姆展开精神分析，认为其作品也有些青少年的味道，“展现出一种男孩般的玩闹，迷人的探索意识，以及追求思想交流的真诚愿望”。Comentale & Gasiorek，2006，p.218.
[30] Jameson，1988，p.28.
[31] Tony，2010，p.334.
[32] 钟，2006，p.34.
[33] 勃莱，1998，p.4.
[34] Davis，1994，p.74.
[35] Bhabha，1994，p.228.
[36] 史耐德对宋朝诗词的解读可为明证。见Snyder，1999，p.305.
[37] 史耐德的地方感十分强烈，他更愿意用政治文明确立以前，人们在荒野远足时的定位方法来描述自己的住地。在一次采访中，史耐德反问采访者“你是哪里人”，并向其展示所谓西雅图等政治概念在表述地理位置上相当不可靠。诗人随后详细描述了自己住址周围的地理和自然特征，并声称中国、日本或者印第安人都会如此回答。见O’Connell，1998，p.367.
[38] Cavallaro，2001，p.206.
[39] 德里达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接受采访时，重提解构主义运动之初对本雅明翻译乃是原作“存活”的观点：一方面是“überleben”，作者死亡，作品能够幸存下来；另一方面是“fortleben”，作品不但免于死亡，而且可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见Derrida & Birnbaum，2007.
[40] Derrida，1978，p.254.关于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旧体诗的论述，请见朱文华《**余韵论》，共五类二十四家。五四以来即为强弩之末，**可续，中兴难为。这样的无法存活镜面对称到了美国诗坛。洛威尔《松花笺》中便有相当数量清末旧体“画诗”翻译，如陈洪绶、梁同书、刘世安，可笔者从不见有任何学者或诗人对这些翻译留意。
[41] 译文，无论完美程度如何，都是对于原文的重复。德里达的通过分析“原文”的逻辑概念，认为“原”所象征的第一次必须在“第二次”以及“更多次”存在基础上才有意义。因此，如果没有重复的可能，也谈不上有原文。见Gendron，2008，p.20.
[42] di Prima，2002，pp.2-3.
[43] Paz，1992，p.157.
[44] Williams，1969，p.256.
[45] Paz，1992，159.
[46] de Man，1986，p.92.
[47] 德曼接下来认为，翻译“让原文走动，去经典化，分崩碎裂”。原文从此以后处于漂泊或者永恒流放状态。只是说这种流放并非真正离开故国，从一个确定中心向外移动的流浪，因为这个中心本来就不存在。一方面汉诗原文，当然也包括其他诗歌，对于翻译带来的诠释和文本分析的承受能力是相当有限的。无数次著名的失误、疏漏和添足等衍生物充分证明即使最为封闭的诗学在形式结构上都不能做到完全闭合。原文文字凝固之后，因为译文文字试图达到意义（看见“词语打造的机器”的译者先假设确有这么一台机器存在）而付出种种努力，翻译活动再一次动员文字去追求表意理想，借此重现表意的艰难和不可达到。另一方面，不妨假设翻译最终优美地生成译文。那么译文和原文间所分享的部分便出自纯粹语言（Reine Sprache）。原文和译文便都是纯粹语言的偏离和走样，那么原文作为碎片，根本就不配拥有中心。
[48] Filoche，1984.
[49] 谢明（音）总结庞德之前的汉诗英译，对这一时期的评价是：到了19世纪末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汉诗英译存在。主要由专业汉学家完成，显著者有理雅各和翟理斯，见Xie，1999，p.4.
[50] Galik，2003，p.285.
[51] 王，2004，p.29.
[52] Paz，1992，p.160.
[53] Galik，2003，p.296.
[54] 韩，2009，p.6.
[55] Gonnerman，2004，p.269.《法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到东方、古代到当代的穿越小说。高度混杂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和当时反对冷战的思路有关。根据笔者东西方文化大循环的观点，那么势必有中国文学作品让西方文化人物穿越回来。王小峰《沿着瞭望塔》便是这样一部作品。约翰·列侬带着他的朋友，穿越到中国的动**年代。
[56] Paz，1992，p.161.如果将《玉书》看作近代汉诗西译的起点，那么无论中国学者对于《神州集》以及其他作品意见有多大，犯下伪造原罪之人还是中国人自己。丁敦龄被钱锺书痛批为“取己恶诗多篇，俾戈女译而虱其间。颜厚于甲，胆大过身，欺远人之无知也”。丁敦龄夹杂在《玉书》中的三篇作品，其中《小花笑巨杉》已经有学者不辞辛苦地找到其出处，乃是流传于明朝或者更早时代的打油诗。另外两首来源仍然不详。见《玉书与“中国诗人丁敦龄》，来自http：//www.douban.com/note/157999015/。钱锺书的谴责对象其实是汉诗被流放，去经典化以后，对于“超真实”的初体验。后现代虽然消除了“远人”和“远人之无知”，但借助仿像将“欺”转化成“迎”。市场需要某些口味的作品，诗人也借此“博上位”。
[57] 对应和对立的比较诗学观点在上文已经有一定覆盖。如比较翻译和原文的异同，论述美国诗歌思想平台对于汉诗的不可想象。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对流观，试图超越这两种模式。笔者倾向于对流观点。事实上美国诗人看见汉诗之后，产生各种变化然后“成为”便是对流。参见张隆溪，2005。特别是其对流观点。
[58] 他者为翻译不可为的恐惧提供了产生和展开的舞台。洛威尔和艾思柯在信中对于庞德的无情揶揄堪为明证：“庞德解说汉诗，的确是好诗，直到它们已经不再是汉诗。”见Ayscough et al.，1945，p.44.也就是说，洛威尔认为庞德的解说阐述（elaborate）是不可取的，但事实上他解说涂抹的程度更甚。证明了他努力说服自己能够译出真的汉诗，在潜意识里对于不可为和破坏的恐惧的否定，没有欢爽，即他者里的缺乏（Lack in the Other）。
[59] 赵，2003，p.160.
[60] Stalling，2006，p.192.
[61] Weinberger，Wang & Paz，1987，p.46.
[62] Ibid.，p.31.
[63] Weinberger，Wang & Paz，1987，p.51.
[64] 原文是“To me this sounds like Gerard Manley Hopkins on LSD”。霍普金斯是维多利亚诗风的代表。摇头丸能够让人从思想到感官到记忆各方面都产生强烈幻觉。这首译作的确用力过猛。
[65] Kroll，1980，p.271.
[66] Weinberger，1987，p.43.
[67] 张，1998，p.77.
[68] Snyder，1990，p.152.
[69] Kroll，1980，p.272.
[70] Kesel，2004，p.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