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诗歌现代化运动肇始之日起，追求形式和技法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内容和读者接受程度的关注。休姆以及“被人遗忘的流派”将形式和技法创新，而不是主题和原创观点，作为判断诗作成败的标准[96]。洛威尔非常反感将诗人及其作品的价值交给公众去评判的做法。“诗歌的价值在且只在诗歌之内”，“只有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诗歌才是民主的”。[97]庞德认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因迎合大众口味而毁掉了自己的天才和个性[98]，在诗歌形式创新上建树有限。可以说，欧美诗人一直在用倒序设计的思路去把握汉诗[99]，在形式和技法上进行革新这些手段有些碰巧和汉诗有关，大部分当然不是。在相当程度上，庞德是对古希腊传统的延续，洛威尔则继承了惠特曼以来美国诗人利用散文进行韵文实验的做法，以弗林特为代表的早期意象派诗人看到俳句和汉诗的含蓄简约，第一反应便是马拉梅[100]。
尤其吊诡的是，美国诗人对于自身受到汉诗影响的言论很多时候是不足为据的，更不能断章取义地作为教条去对待使用。美国人一方面出于来自世界民族大熔炉，一个较高程度的杂居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由于对世界各国文化和文学的主动挪用，综合起来，在建设现代派以及现代派提出的世界诗歌/诗学的过程中，很自然对各国文学成果心存挂念，露于言表，并没有多么难得，更不值得大力鼓吹。只有挖掘出跨国诗学的作用和力量，对美国诗歌里中国元素的分析才可免于浅薄，对美国诗人申明的受汉诗之影响才可获得真值，而非面值。举一个被引用过太多次的例子，一位美国诗人，在一次名为《中国诗歌与美国想象力》会议上，说“到了现在，我们甚至难以想象，没有这种影响美国诗歌会是什么样子，这影响已经成为美国诗歌传统本身的一部分了[101]”。这句话在很多中国学者看来，不但为汉诗影响定性，也将汉诗的影响力定量并推向无以复加的地步。可钟玲通过严肃而系统的分析，得出结论是“中国诗歌的影响力则自然被凸显且被夸大了”。钟玲观察到了发言背后的西方种族优越感和文化自救的动机，一对看似矛盾却高度相关的情绪。也就是说，根据钟的论述，西方人在现代化程度上高度领先于东方，故而优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现现代化带来的“思想，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已经不足以让他们安身立命了”，故而向东方求教问道以图自救。
钟玲的分析如果能触及中国学者对汉诗英译事件所作的接受和调整，便可从局内人的角度反思局外人的观察。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不少人将美国诗人的英译汉诗视为对天朝上国的纳贡和朝贺，看到西方人或者外人翻译汉诗，有些中国学者暴跳如雷；但听到汉诗成为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又弹冠相庆。未经天朝恩准擅自携带汉诗出洋，是犯上。奉汉诗为正朔并依教奉行，是外夷归化，匍匐叩拜的最佳投名状。外夷见汉诗，火候欠缺的次品反映了大国文化沙文主义心态（尽管翻译无疑存在相当瑕疵）：我是对的，你看错了。认为百十首古诗仅凭几个意象，几个典故传说和“漏洞百出”的英译便改变了美国诗学，则反映出另一种大国文化沙文主义居高临下的心态：你的观察这么歪曲都能成功，可见我本身有多么伟大；以此推断，你就观察到这么一点就获得巨大成功，那你要是全学会了怎么得了。以上两句看似粗鄙的反问，是有关方面的任何严肃学者（对应庞德所说的“严肃艺术家”）都不能回避的现实。
如果没有汉诗，现代派是如何书写中国题材的？艾略特写于1910年四首名为《满大人》（“Mandarines”）的组诗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例。一直未曾发表，直到《发明三月疯兔》（“Inventions of the March Hare”：Poems 1909—1917）出版之后才逐渐为公众所知。在写作之时诗人尚未研究过汉诗，没有接触到意象派，更无从知晓汉字诗学主张。即便如此，有学者认为在这四首诗中已经依稀看到未来《荒原》的轮廓：承接拉弗格（Laforgue）的虚无主义理想，利用西方诗歌传统中对于中国元素的想象[102]，如中国文人自幼培养，努力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境界和“喜怒不形于色”的士大夫气质在《唐璜》中被讽刺为：
Just as a mandarin finds nothing fine，
At least his manner suffers not to guess
That any thing he views can greatly please.
Perhaps we have borrowed this from the Chinese.
艾略特的诗句是：
Indifferent to all these baits
Of popular benignity
He merely stands and waits
Upon his own intrepid dignity；
表面上为读者勾勒出一个外表冷漠麻木、内心深邃莫测的满大人，即东方异族在西方人眼中的典型相貌。而这种对于相貌刻画的探索可以在二十年后出版的Coriolan I-Triumphal March中找到影子[103]。整首诗指涉《荒原》和《尤利西斯》诉说的现代人被卷入历史车轮无法挣脱的焦虑痛楚但同时又被历史抛弃的孤独绝望[104]。除受中国影响的意识形态变化之外，《满大人》组诗的重复，抑扬顿挫，用词等形式手段都能在艾略特以后的作品中找到踪影[105]。诗句的双关手法（waits 或者waits up）让内心强大（intrepid dignity）的指向变得游移，人物冷漠的动机也因此问题重重。“Merely”“his own”“indifferent to”得以强烈突出时代对人物的异化作用以及人物对于外部世界起伏变化的不为所动/无能为力。有理由相信，满大人与艾略特的想象共舞，依照那个时代西方对东方的典型偏见，借古代异族身体而成立。作为意识臆测出的身体符号，在思想发展上为表达潜意识里的“空心人”做铺垫。满大人身体和情感的“不可能”恰好给处于探索状态的美国诗歌提供了一个理想他者的“可能”，使得想象者自身的诸多元素被发掘然后重构。脱离中华文化背景的“满大人”自古如此，缺乏历史性，既可能是历史发生前“空心人”的现实原型，也可能是历史终结后“空心人”的理想完形。满大人身体作为缝隙，在现代西方缺席，充当桥梁作用，使得原型和完形能够贯通。于是，在未见汉诗之前，艾略特的诗学方法和英国早先时代的东方诗人表现出相当的共性：将处于扩张中的大英帝国的影子和东方重叠，使用未受扩张冲击之前的东方原型对当前整个东西方社会进行批判。体现了现代诗歌集体意识形态上“打击欧洲中心论中的优越感和原创性”的动机和作为[106]。遇见汉诗的机缘使得这种倾向在目标上更为清晰明确，手法上更为高明熟练。但在诗学发展的宏观规划上仍旧是以他山之石攻玉的实用主义思路，和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仿写和译介西方文学以扩充现代汉语的风潮并无本质区别。
“见山不是山”能够让人更为深刻地认识汉诗影响的作用和作用的模式。此时读者应能发现，意象观点在汉诗进入之前早已有诗人在实践，对意象的具体处理方法也非汉诗独有；并置手法曾受人诟病；简略表达更多源自希腊；缺乏曲折变化是先天不足的残疾而非优点，发明式阅读更是西方阅读活动的一贯传统，并非专门针对汉诗。以上内容清楚地说明一个事实，除开汉字诗学外，中国古诗对美国诗学的建构主要起激发和实验作用。不是教材，也不是教学参考书。跳出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比喻的参考性和指导性暗示，美国诗人对于汉诗的想象和欣赏建立于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直觉近似”（instinctive affinity）[107]，构成一块扭曲而模糊的棱镜，以自我指涉的批判方式书写东方题材，并不在乎这块棱镜的真实度/忠实度偶尔受到中国学者和某些汉学家质疑。透过棱镜，隐隐看见观察对象，但更多还是自身在棱镜上的反射，透镜变成反射镜。阅读中国古诗，强化自己心中已经存在的（往往并非原文真正具有的，如中国古代诗歌和西方现代科学在方法以及思想上的关联）种种特质，然后在写作中，译诗和原创皆有，试验并利用它们的可行性。往往不是中国古诗教会美国诗人什么写作技巧，即文学技法现代化，而是中国古诗让美国诗人看到，自己开创或者从前辈延续下来的探索，可以朝他们心目中汉诗的某些特点靠拢，即文学方法现代化，在建构西方概念化的东方主义的同时也充实和扩充西方诗歌对世界文学的代表性，即文学审美现代化，然后几乎凭空捏造出汉字诗学作为竞赛的手段去规划后汉诗时代的美国诗歌，即文学意识形态现代化。他们以观汉诗之心去扮演作英诗之人，“观看和阅读聚合成彼此相关的功能”[108]，从试图达成的诗学效果回推需要用到的诗学手段。若要再向前一步，利用汉诗达成现代到后现代的过渡，要等下一代诗人去实现。
[1] Munich & Bradshaw，2004，p.126.
[2] 关于对20世纪中叶以前的汉诗英译活动的详细介绍，参见Teele，1959，第五章。
[3] 有必要提醒读者，“中国诗学”在此仅是指美国诗人看到的中国诗学。至于有多么接近中国诗学本身，后文有专门论述。
[4] Gadamer，Weinsheime & Marshall，2004，p.442.
[5] 这一段的引文来自古腾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提供的免费文档。作品名为《英国诗人生平：沃勒，弥尔顿和考利》（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Waller，Milton，Cowley），作者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http：//www.gutenberg.org/dirs/etext04/lvwal10h.htm。
[6] 见艾略特在《玄言诗人》（Metaphysical Poets）中对并置的论述：But a degree of heterogeneity of material compelled into unity by the operation of the poet’s mind is omnipresent in poetry.
[7] 对于并置手法的详细讨论，见Huntley，1969.
[8] 同样，异样和本样的原文是（the same，the other，and the Essence）。原文出自Plato & Kalkavage，2001，p.18.
[9] 原文是The most heterogeneous ideas are yoked by violence together；nature and art are ransacked for illustrations，comparisons，and allusions.
[10] 艾略特在《玄言诗人》里指出，多恩时代的其他诗人，如莎士比亚、米德尔顿、韦伯斯特以及图尔纳（Tourneur）也常使用该方法。
[11] Hulme & McGuinness，2003，p.xxx.
[12] Tryphonopoulos & Adams，2005，pp.228-229.
[13] Fletcher，1937，p.153.
[14] 这段话的原文是：The first project was to shorten discourse，by cutting polysyllables into one，and leaving out verbs and participles，because in reality，all things imaginable are but nouns.
[15] 关于西方人想象中的汉语和理想语言之间的论述，见Kern，1996，pp.15-18.
[16] 西方哲学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想象汉语能够充当亚当语的角色，让思想从任意而强制的符号表达中解放出来，参见Woolhouse，1994，p.435.
[17] Tietjens，1922.
[18] Aiken，1919，pp.121-122.
[19] Davis，1992，p.167.
[20] Ibid.，p.166.
[21] 关于对汉诗简单幼稚批评的小结，见赵，2003，pp.271-274.
[22] Boynton，1922，p.529.
[23] 这段话来自New Age，August 5，1915，原文是It is，in fact，a transitional form between no poetry at all or a pedantic poetry，and perfect poetry.As a phenomenon of our time it is，in part，due to writers who simply have no poetry in them and，in part，to writers genuinely reacting against the school of Tennyson：th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charlatans once more mingling as in every reform movement.To which of these component parties in the school of，free rhythm Mr.Pound belongs there is，of course，no doubt.And hence I wish him speedily out of it.
[24] 叶维廉，1992，p.27.
[25] 对这首回文诗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古代诗词文字游戏的后现代解读，请见陈，2007。
[26] 这一类增字减字改字为诗的“剥皮诗”文字游戏很常见。
[27] Qian，2001，p.169.
[28] 威廉斯的原文是But the thing that stands eternally in the way of really good writing is always one：the virtual impossibility of lifting to the imagination those things which lie under the direct scrutiny of the senses，close to the nose.《科拉在地狱》（Kora in Hell）第17页。两位诗人之间相互学习和借用的例子还很多。较为有名的是威廉斯一首名为《男人》（El Hombre）的诗被斯蒂文斯借用到作品《威廉斯主题的细节》（Nuances of a Theme by Williams）。
[29] 叶维廉，1992，p.18.
[30] 笔者无意卷入比较汉语和西方拉丁语族语言孰优孰劣的论战。自五四运动以来此种争论便未曾停息。在此的主旨无非是提醒读者，不能局限于一国语文的特点去评价该国的文学，须提防循环论证的危险。透过有色眼镜，特点很难不是优点或者缺点。笔者以为，中文的不定性用来书写山水诗的确殊胜，但构建长诗/史诗方面却略逊一筹。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语文建设通讯》第37期和第38期的数篇相关文章。
[31] Schlegel & Millington，1849，pp.449-450.
[32] Schlegel，1849，p.449.
[33] Condillac & Locke，1974，pp.267-271.
[34] Ibid.，p.269.
[35] Blair，1819，p.119.
[36] 这两句诗的现代笔墨官司，见肖涤非在1961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谈杜诗“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和在1962年第3期《文史哲》上发表的《一个小问题纪念大诗人》。吴小如：《说杜诗“畏我复却去”》，载《北京晚报》1962年1月26日；傅庚生：《探杜诗之琛宝 旷百世而知音》，载《光明日报》1962年4月15日。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持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最近十年撰文探讨的学者也不少。见顾农：《杜诗小札》，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笔者认为，将聪明才智花费在“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过乃诗兴所致，而醉心于争论“畏我复却去”却是文化近亲繁殖的诱因。
[37] 笔者所见资料中，对汉诗英译意见最大的中国学者当属闻一多。当他看到小畑薰良翻译的《李白诗集》之后，意见之大，评论之刻薄，过于性情化，如他评论“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两句的翻译：“我说这毛病不在译者的手腕，是在他的眼光，就像这一类浑然天成的名句，它的好处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禁不起翻译的。你定要翻译它，只有把它毁了完事！”“实在什么人译完了，都短不了要道歉的。所以要省了道歉的麻烦，这种诗还是少译的好。”不久，小畑薰良用英文作答，由徐志摩翻译，发表在1926年8月7日《晨报副刊》，强调“翻译在文学上有时是一种有效果的异种播植。再说，且不论译文本身艺术上的价值，单就使某种民族对另一种民族的文化发生兴趣这点子实在的功用，也是不该忽视的”。卷入这场论战的中国名人还有徐志摩，朱自清等。参见邬&邬，2009.
[38] 陈，1998，p.48.
[39] 陈，1998，序二.
[40] Pound，1935，p.370.
[41] Ibid.，p.110.
[42] Damon，1966，p.412.
[43] Pound & Eliot，1979，p.19.
[44] 发言者为莫温（Merwin），见Anoymous，1981，p.18.
[45] Weinberger，Wang & Paz，1987，p.27.
[46] 叶维廉，1983，p.47.
[47] 威廉·麦克诺顿（William McNaughton）用“echoing”，弗莱契用“echo”。
[48] Fenollosa et al.，2008，p.22.
[49] Ibid.，p.49.
[50] 笔者在此无意争论中国沦为“老大帝国”和西方坚船利炮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肯定的是，近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相当落后于欧美强国。
[51] Aurthur，1894，p.66.
[52] 扭曲句法（Tortured syntax）和人格的论述，见Kim，1982，p.12.
[53] Kern，1996，p.172.
[54] 叶维廉，2002b，p.71.
[55] 叶维廉，2002b，p.65.
[56] Davie，2006，p.339.
[57] Hayot，2007，p.120.费诺罗萨《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论文开篇便为自己所在时代对汉诗/汉语的看法翻案。他响亮提出，中国人的思想绝不是什么滑稽剧中的搞笑歌那样幼稚可笑（p.42）。汉诗更不是西方某些汉学家认为的“无关紧要，幼稚，在世界严肃文学表现中排不上号”（p.42）。
[58] Davie，1965，p.704.
[59] 读者如果此时回看上文提到的《格列佛游记》中的理想语言场景，便更能深刻地领会汉字诗学的乌托邦特质。
[60] Kern，1996，pp.147-150.
[61] Emerson，2004，p.249.
[62] 原文是When the mind is braced by labor and invention，the page of whatever book we read becomes luminous with manifold allusion.
[63] Emerson，1903，p.111.
[64] Pound & Cookson，1973，p.21.
[65] 原文是Let us imagine that words are like great hollow cones of steel of different dullness and acuteness；I say great because I want them not too easy to move；they must be of different sizes.Let us imagine them charged with a force like electricity，or，rather，radiating a force from their apexes—some radiating，some sucking in.有学者认为庞德此时已经产生了初步的旋涡主义观点。见Gentzler，1993，p.16.
[66] 中文的“气”在很多情况下和英文的“force”同义。
[67] Pound，1966，p.170.
[68] 事实上汉字大部分是形声字。但即便是具有声符的形声字在没有一定汉语基础的美国诗人眼中依旧是图像。
[69] Pound，1991，p.21.
[70] 关于汉字和旋涡的关系，参见苏珊娜·尤哈斯（Suzanne Juhasz）的《威廉斯，庞德和斯蒂文斯的暗喻和诗歌》（Metaphor and the Poetry of Williams，Pound，and Stevens），第三章。
[71] 汉字入《诗章》见《庞德时代》（Pound Era）一书中的《发明孔子》（“Inventing Confucius”）部分，pp.445-459。诗章和汉诗关系的详细研究，见Blasing，1987，pp.140-146.
[72] 当然持这种看法的中国人也大有人在。最集中表现为拆字算命、姓名学以及近一百年来屡见于出版物的将汉字和耶和华创世记，或者将汉字与各种外国古老文化起源一锅烩的各种伪论。见苏三：《汉字与上帝——来自远古的照片》，《汉字起源新解》。以及在西方世界有一定影响的《创世记的发现：隐藏在中国语言中的创世纪秘密是如何被找到的》（The Discovery of Genesis：How the Truths of Genesis were Found Hidde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等等。
[73] 关于汉字习得研究文章的系统总结，见《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论著索引》一书的“汉字习得研究部分”。总体而言，较为明显的变化是储承志等人提出的汉字教学从强调笔画部首，解释字源字意，逐渐向部件网络式教学过渡。见Chu，2006.
[74] 来自鲁迅《二心集》中的《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
[75] Fenollosa，et al.，2008，p.82.
[76] 关于中国字如何蕴含能量和动作的具体分析，见Fenollosa，et al.，2008，pp.81-88.
[77] Fenollosa，et al.，p.104.
[78] Fenollosa，et al.，p.81.
[79] Ibid.，p.48.
[80] Kennedy，1958.
[81] Cordell，1987，p.256.
[82] Ramazani，2009，p.333.
[83] 笔者在讨论汉字统一性等特点时，尚未读到拉马扎尼的这段文字。
[84] Fenollosa，et al.，2008，p.190.
[85] Fenollosa，et al.，2008，p.80.
[86] 阳光下植物的例子见Fenollosa，et al.，2008，p.110.作为费氏对中日诗歌理解的最高阶段，从这番话里很容易看到现代诗歌，甚至现代科学对时间这一基本构造的兴趣和疑问，以及试图打破从古希腊以来西方思维认识世界所遵循单一抽象方法，向真实、无序而庞杂的自然回归的期望。意象派并置手法，精确呈现等教条，以及现代诗歌集体呈现出的片段化、非线性、复调等特点背后其实都藏着汉诗描写的“自然”。同时，也应该充分意识到庞德和费诺罗萨在精确和模糊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承接关系。费氏对自然的崇敬让他认为缺乏清晰度恰好是诗歌的荣耀和特殊价值所在（原文：If lack of clearness means that it cannot be analyzed，or pulled to pieces without destroying it，that is just the glory，just the specific value of poetry，p.111）。这种抽象清晰度的缺乏，恰好成全了具体细节的精确。前起未见费诺罗萨之时的明澈细节法，后至对美国诗歌影响重大的表意文字法。
[87] Pound，1910，p.6.
[88] Pound，1991，p.34.
[89] Paul et al.，1984，p.105.
[90] Pound，1984，p.132.
[91] Dasenbrock，1985，p.109.
[92] 这首诗和俳句关系的详细论述见Welch，1995.
[93] 在中国知网上搜索一下近20年内发表的关于意象派和中国古诗的关系的文章的数量，便不难产生如此印象。
[94] Damon，1966，p.605.
[95] 洛威尔在1914年底差一点就“意象派”一词的归属和使用权限问题与庞德对簿公堂，还说你（庞德）只要敢告我攫取意象派领袖之位，我就敢起诉你，将我再归入意象派是毁谤。参见Damon，1966，pp.274-275以及Healey，1973，pp.447-449.
[96] Martin，1967，p.164.
[97] Damon，1966，p.500.
[98] Knapp，1979，p.26.
[99] 庞德在倒叙这条路上走得较远，到了晚年更为偏颇。
[100] 关于佛林特对俳句的评论以及早期意象主义诗人在日本和法国诗歌的交叉作用下进行探索的叙述，见Martin，1967，pp.147-150.
[101] 这一部分的译文引自钟玲：《中国梦》，第22页。原文见Anonymous，1981.
[102] Fabio，2011，p.162.
[103] Eliot & Ricks，1996，p.129.
[104] Murphy，2007，p.140.
[105] David，1996.
[106] Stamy，1999，p.21.
[107] Qian，1995，p.6.
[108] McGann，1991，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