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柯克
马博 译
关于作者
罗素·柯克是一位倾向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其1953年的著作《保守主义的心灵》梳理了从埃德蒙·柏克到现今的保守主义道路，并发现这条道路如今已愈发狭窄。他时常激怒很多自由主义者，因为他对他们信奉的原则进行攻击。例如本文便可能激怒商人们。除了《保守主义的心灵》之外，柯克还有5本其他著作和大量文章。他现今35岁，[1]拥有5个学位，其中有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位。他正在密歇根米科斯塔编辑一部新的“小杂志”《现代保守评论》，6月将出刊。
“人在专注赚钱时的那份纯真在别的活动中是几乎得不到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说。但这恐怕仅是自欺，一个当代美国商业观察家如是说。
美国商人是人文缺失的。不是说他们不近人情，他们是太近人情了。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够人道主义。我想说的是美国商人和多数美国人一样，对于培育心灵的学科缺乏了解。他们大多对人文学科一无所知，而人文学科恰恰包含伟大的文学，文学记录了历史流传下来的智慧，并在这记录中告诉我们人之本性。人文主义者很重视这样的智慧。
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区别。在通常用法中，人道主义基本就等于慷慨和仁慈；但严格定义起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人道主义意味着相信人类可以通过功利原则得到改善而不需神的帮助。卢梭迷醉于追求这一信念，斯大林无情地执行这一信念，而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忽视了人的法则（the human law）。现在我们身边很多善心的人道主义者既非迷醉也非无情，而美国商人总体来说是善心人道主义者。事实上，恐怕有史以来都不曾有过这般好施而充满社会良知的商人阶级。因此我说美国商人人文缺失并非指其自私，而是指其没有看清人道主义之美德是有限的，甚至还有根本性的危险。而他们看不清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忽视了人文主义的智慧。
“技术的胜利”
人文主义原则可以追溯到希伯来先知和古希腊哲学家，而他们用这一原则教化人们。西塞罗、塞内加和马可·奥勒留便是古罗马这一教化过程的典范和导师，我们把这种教化称为“通识教育”（a liberal education）。人文主义者相信，本性真诚的人通过学习了解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可以将自己的心灵变得高贵。这一过程涉及理智也涉及伦理。人文思想通过基督教神学著作、古典哲学、诗歌、历史和传记流传下来，并主导着整个西方世界的思想——直到19世纪末。今天人文主义思想仍在延续，但影响已大为削弱。
中世纪欧洲的领袖、地主和教士们都受过这些人文学科的训练。后来的历史时期中，低地国家的市民们、意大利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银行家们、英国的工厂主们都渴望了解并资助过人文的文学艺术。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者们都是实际而无畏的人；但他们同样是人文的人，他们受到了古典传统的影响。美利坚共和国是以罗马共和国为榜样，并经过英国政治经验的调整而建立的；美国领袖的榜样则是普鲁塔克记录的英雄们。
但随着19世纪与20世纪接连发生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弗雷德里希·荣格所说的“技术的胜利”，对人文知识的崇敬逐渐消失了——在美国商人中尤其如此。应用科学和“实证主义”似乎才是得到全部力量的关键。于是轻视人文而赞扬“效率”“实用”和“进步”的声音开始占领上风。工商管理学院把神学院与古典研究学院逼到死角。人们不耐烦地问：“为什么要把学习的时间浪费在西塞罗身上？”
一个民族可以依靠他们的道德资本和智力资本支持很久。然而最终，如果这样的资本不能得到填充，他们的文化很快便会破产。然而，智力、政治与工业方面的传统领袖虽已逝去，但他们的职位仍无人替代，因为人道主义者取代不了人文的人。而这样的破产，便将造成一个无意义的社会或是一场社会革命，这样的革命将激发出极端而肆无忌惮的力量从而使社会彻底失序。
那些即将管理我们的工业，并在相当程度上管理我们社会的年轻人，实为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奴隶，是被不断的劳动取消了管理公共事务资格的人。当他们到了60岁，或许会有足够时间来反思和从事公职，但是让被解放的奴隶来领导社会是有弊端的。
到了60岁，教化自己将变得困难，而且没有多少商人会这样做。人文学科的知识在童年轻松易学，到了老年却会变得乏味冗长。此外，退休商人的死亡率也出名地高，或许部分也因为他们没有哲学的慰藉和纯粹智力活动带来的放松吧。
遗憾的是，大多数商人并未意识到他们缺失了什么。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智力如何在赚钱和消费中被浪费。赚钱和消费本身是不错的行为，就像约翰逊博士说的：“人在专注赚钱时的那份纯真在别的活动中是几乎得不到的。”然而，如果我们国家最聪明的人之中大多数的人生只剩下生产与推销，这对这些商人是不公的，他们本应有更好的回报。
遭受不公的商人
企业主管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在如今生产充足的年代，大众休闲问题要比大量生产问题更值得关注，而企业主管却在工作中投入着前所未有的时间和精力。没人认真讨论四天工作日的主管该如何度过生活。我并非要主管们每周中间停工一天参加成人教育课程，而是提议学校在教育将来要从商的年轻人时，应该培养他们的品味并对其提供人文类课程，好让他们成人后哪怕在最繁忙的事业中也能自然而文雅地感受人文思想带来的愉悦。
受过法律训练的商人确实有时会比他们缺失人文的同行们高出一筹。虽然我们的法学院有很多不足，但任何一个知名法学院的学生都必须了解一定的拉丁语和大量的历史，甚至对哲学也要略知一二。最好的律师们虽然繁忙，却仍会读书。他们之中很多人会读诗、神学著作、经典作品、哲学和历史。
银行业中也有饱读之士，但是这些人大多属于上一个时代。按照现状，我们以后不会有多少饱读的银行家了。因为无论是银行业、制造业还是销售业，它们的主管们都是当今世上最不得闲暇的人。
很多中学、大学甚至研究院所谓的商业训练都是陈腐而繁重的。如果不加入人文学科，帮助一个人在个人生活中时刻进行思考并对任何智力工作都无所畏惧，我怀疑目前这种技术化、商业化与专业化的课程能有多少作用。
中学的“商业课程”几乎是无用的，只能教给年轻人如何打字和记简单的账。大学的商业课程——如果其真正内容并非是法律课程和政治经济学课程——比无用更糟，因为它们占据了本可以用来掌握普遍人性原则和进行理性思考的最好时光，而这时光只有短短四年。如果研究生在本科期间的四年认真学习了人文学科，那么工商管理的研究生院将是另一番景象。然而现在，商学院的很多研究生课程所做的是试着把本能通过经验掌握的知识抽象化。很多商学院研究生在此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当的人文教育。他们从商学院毕业时，可能毫无伦理原则和高尚的品味。
人文缺失的教师
人文缺失的院长和教授要对商人缺失人文这一事实负责。我时常会和一位了解莎士比亚、德莱顿和爱迪生的投资经纪人共进午餐（他年轻时并不流行商学院研究生，所以他较早开始赚钱，并留出闲暇时间读好书）。他喜欢和教授谈话，因为他想知道如今的教授是什么样子。在他看来，现在的教授总体上过于专业化和教条化。不久前的一次晚饭上他坐在一位教育学教授旁边，我的朋友此前没有和这一学科的教授聊过天。
“你是否觉得，”这位投资经纪人对这位教育学教授说，“现在的年轻人受到的教育比20世纪初要好？”
教育学教授果真如此认为：教育从没像现在这样好——使人适合团队工作，适应社会环境。“我倒有些怀疑，”投资经纪人说，“因为当我招进新的年轻人时，他们写字往往不成体统，也不知道按字母顺序把文件归档。”若要公司来教员工字母表，这样的在职培训就未免太夸张了。
想象力统治商业
然而人文学科对于工商业运作的重要性不止于简单的文书技巧。虽然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人类的灵魂和生活之更高目的方面，但不能忽略的是它们也能促进利益。通识教育的目的之一便是使人能够适当处理他的财产，无论多少；而人文学科的成果对管理当代经济也尤为重要，虽然其建立的年代与现在相当不同。
真正受过人文传统教育的人应有符合秩序与条理的头脑，就像任何系统的训练都能给个人的性格带来秩序一样。这样的人学习了因果的关系。他应该明白特定的行为会带来可预见的结果。他心中有大量的先例经验。他了解系统的运作。他学会了尊重权威，知道必须保持对自我的制约。当代商业的复杂性正需要年轻人具有通识教育几世纪来一直试图传授给他们的思考习惯。
人文学科出身的人仅靠其研究过的思想的复杂程度就能比仅受过技术训练的人拥有更为全面的智力。人文知识面临更多的可能性。技术本身只能使现有的技术更为精良。拿破仑说过，统治世界的是想象力。商业想象力并非最高形式的想象力，但它在竞争性经济中仍统治着商业。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人文学科甚至是一个人正直的额外保证。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正如我所说的，在于伦理：个人通过哲学寻求的是美德。不诚实的知识分子确实存在，正如不诚实的傻瓜存在一样。一个拉丁诗人告诉我们，一个人可能认清了善的道路与恶的道路后仍像违背意愿和理智一般选择恶的道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一个人品德的堕落。然而，读过哲学家、先知和诗人的作品后，一个人至少会以不端行为为耻，因为他对不端行为的本质有所了解。
通识教育不能代替天生的精明和人情世故的知识，但它仍能补充并提升这些世俗智慧。人文的人能够鉴别人类的期望与动机。他了解人心的复杂性和微妙性。如果他确曾认真学习，便不太可能将自己的私人观念视为全天下的渴望，或是对自己的同伴有不切实际的信任。他可能会采取一种有益的悲观态度看待人性的各种可能。他应该很了解人类行事的真正规律。
他能够比刚刚从弗洛伊德或行为心理学课堂中走出的狂热信徒更好地处理“人事关系”，后者往往过度地将临床的分析应用于现实的情景与人物上，殊不知自己只要性格好一点便能处理好这些关系。
打包理学士
然而商业和工业的大门往往对人文学科的毕业生关闭。这一部分是因为一些商人展示出的态度，他们认为教育只是为了特定职业进行“训练”，因此应该雇用受过细微专业“训练”的人。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教育行政人员迎合“工业的需要”，竟然开设起技术类甚至是劳工类的课程——并期待从商业圈获得赞助与礼物作为回报。一个州立大学现在提供“打包的四年课程，带您获得随之打包的理学士学位”。（这个大学还开了两门教授抛投钓鱼竿的全学分课程）“我们没有什么不愿屈尊开设的课程，”一个知名州立大学的校长说，“只要公众需要的话。”
只要商人们对商业和共和国的未来还有一丝关心，他们就应该小心地反对这些荒唐的现象，而非鼓励它们。
政治中的商人
有很多关于商人从政的讨论，一些观点大致上认为商人不应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埃德蒙·柏克虽然总是受英国工商业大半利润的资金支持，但他并不信任商人做政治家。有一次柏克说道从事商业的人完全不适合决定国家大事。已逝的罗伯特·塔夫托不只一次表达过他反感美国需要“一个商人政府”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商人应该关心商业，而政治家来关心政治。
然而，商人在美国政治中确有作用，并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管他是否愿意。很多商人绝不愿意承担政治角色，因为他们很忙，而且倾向于避开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我们总听说美国商业具有政治力量，然而令这个国家受损的是商人对政治的淡漠，而非他们传言中的政治影响力。
商人必须关心我们的公共政策。掌握金钱和影响力的人必须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否则他的金钱和影响力将无法保持。
在政治中，没受过人文训练的商人的劣势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他不了解历史、政治理论与关于人性的记载，他便可能屈服于情感人道主义，或更糟，成为社会集体主义的狂热信徒。当人文缺失的商人们隐约渴望被先进社会思想家（the Advanced Social Thinker）所认可，并被激进派与自由派的出版物对自己的指责所动摇，他们可能会形成一个指向自身灭亡的党派。
激进派活动家知道商人的弱点。老一代的英国学者G·刘易斯·迪金森是一位激烈的共产主义者，他告诉朋友们，他们可以指望毫不费力地征服商人们。迪金森说，达到这一点需要的仅是“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让全部有智力与道德的商人失去他们自身阶级的关注与支持”。强盗式资本家在他们的年代确实对社会造成了损害，但如今不明就里的情感人道主义对我们的社会结构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如果商人不承担一些政治领导职责，便会有反对他们的暴力领袖在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柏克将法国狂暴的激进主义——雅各宾主义——描述为：“国家中大胆的人才对国家财产的反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中都潜藏着雅各宾主义。但财产拥有者必须通过进行人文学科讨论才有巩固自身的能力。光是在政治领域到处重复“美国式生活”或“美式生活标准”这样的口号，对他们是没有帮助的。
无意中的领袖
完全无意中，美国商人成为了我们习俗与文化遗产的主要保卫者。把伟大的身份强加于一个人并不合适，然而美国商人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经济体制和他的国家应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我并不指望商人群体中有多少人会一夜之间读完柏拉图的著作。但我们可以期待有一些商人将开始注意到想象力与理性的力量，并开拓眼界，重视我们的知识遗产。瑞士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威廉·罗普克（Wilhelm Rpke）教授最近提到，没有哪个国家的商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像美国这样深。这是一个危险的情况:
“我们有很多私人慈善机构并非致力于集体主义，虽然它们的反对者经常这样说；事实上他们是致力于一种并不明确的善心人道主义，只期待着社会和人性能够达到完美无缺。几乎各种“社会研究项目”或提升物质水平的计划都能得到想要的资金，无论是多少。然而这些机构的管理者在整体上却似乎对人文传统中的伦理与理智前提漠不关心。”
[1] 原文如此，按柯克生于1922年，1957年发表该文时35岁，1994年去世。——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