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斯·瑞恩
成桂明 译
文明与那些为社会定调之人兴衰与共。不过这些人真的值得效仿吗？他们到底是激发了人们去完善自身，还是只不过是操纵别人为己谋利的阴谋者？那些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指明长远方向的人日渐显露出一些曾经被鄙夷为不合人道的个性特征与目的。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和以前所理解的文明社会大不相同。他们中有很多是政客，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政者只是更为广大的文化所呈现的倾向的践行者而已。正是这些倾向的创造者们抓住了人的意识与想象，告诉人们他们心目中的生活是怎样的，应该变成怎样的。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趋势已偏离了“怎样的生活值得度过”这种观念，而这一观念产生自古典与基督教传统并塑造了西方文明。这些会被早期社会精英抵制并加以驳斥的趋势，已经影响到在社会上位尊势重之人。本文旨在考察这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解释这一变化何以发生，缘何如此。
“文明”一词含义广泛，在此指所有那些只会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令人满意的宗教、道德、知识、艺术以及政治活动。文明使人高尚，提升人的感受力与品行。它培养人向实现更高人性的意志、想象和理性的目标前进。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成就可以用“教养”（civility）这个词来概括。有教养的人相互之间会把对方当作生命中值得尊重的伙伴来对待。
完满的贵族
所有伟大的文明都假设人是分裂的存在。他们具有追求真、善、美的能力，但它们往往都被至少同样潜在的假、恶、丑所威胁着。只有通过旷日持久地艰苦努力去塑造自己才能达成更高的目标。如果社会做不到这点，并且失去了已经取得以及正在取得的文明成果，那么人类将会变成比动物可怕得多的恶魔，认为做人就是应该不为所缚，像动物一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受本能的驱使。人要能够批判地看待现状，想象可能的选择并做出抉择。在最坏的情况下，人会制造出复杂的阴谋去放纵自己的贪婪、残酷和权力欲，会将他人置于可怕的专制统治中。文明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保护人不被自身伤害，控制人性中令人不齿的品性。它在缓和社会矛盾的同时激发共同目标意识。它鼓励所有从道德正直到举止得当——两个要比很多人想的更为紧密相关的特征——的良好行为。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教养、教育和整个文化都会帮助传递生命值得为之而活的可能。
“守门人”（gatekeepers）是所有社会健康的关键。不论是父母、老师、牧师，还是手艺大师或是政治家，他们在各行各业不同程度地体现并执行着文明的标准。他们会赞扬和鼓励，也会谴责和批评。他们会让一些人通过，但也会阻止另一些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既不僵化也不呆板。他们明白文明的精神不能依靠精确不变的规则一下子全部抓住。这种精神需要创新性、灵活性以及新鲜的血液。
即便是文明程度不高的社会也有自己的“守门人”，只是他们并不具备教化功能。他们也赞扬和谴责，不过只是为了并不崇高的目的而为。宣称捍卫平等的社会比贵族社会更加充满歧视，而且事实上可能不仅轻慢真正的区别，还会更加严苛地对待和不能容忍他们所不赞同的意见。埃德蒙·伯克写道：“凡是企图使人平均的人，绝不会使人平等。在由各色公民所组成的一切社会里，某类公民必定是在最上层。因此，平均派只不过是改变和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而已；他们使社会的大厦不堪重负，因为他们把结构的坚固性所需要放在地上的东西置之于空中。”[1]一旦由错误之人来定调，时常脆弱的文明结构便会开始土崩瓦解。
既然总会有某些人对其他人行使权威，那么领导的质量就是文明的中心问题。西方世界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强烈共识：权力应当尽可能由那些具备美德与智慧、拥有高度修养的人来行使。希腊文用“贵族”（aristoi）这个词来形容这种人，意即“最好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极其关注这种人获取这些性格特征所要经受的训练。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些天生的贵族成员能够跳出个人或党派利益，真心去关注整体利益。他们能与有相似倾向的人结下真正的友谊。他们的高贵品质使真、善、美这些生命固有的价值有可能融为一体，而这种结合的卓越之处只有纯粹冥想的生活才能比它略胜一筹。人通过“教导”（schole）、休闲——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坐拥空闲无事可干，而是为积极培养人类更高品质的诸如道德、艺术、哲学与政治意义上的活动——来为更好生活做好准备并立足脚跟。贵族与心胸狭窄、感官能力不足的自私自利者是迥然相异的。
让我们回溯一个由古希腊人保有的古老的西方信念：整个教育与社会应当培养完满的人格——一种通过希望实现生命最高的、最令人满意的价值来达到完整而协调的人格。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坚决为私有财产辩护的背景所在。他说到，拥有物质财产是通向美好生活一个可取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途径。它在某种程度上将人解放出来去从事保持他们最高品质的活动。
但亚里士多德指出，合作也是可能的：那从根本上不是为了人类生存的更高目的，仅仅是为了利益或享乐而已。为了这些目的达成协议对合作者们的道德品质和完满人格并无要求，他们只需知道私利。即便是坏人也会因为看到自己有利可图而决定合作。因为这种联合与更高、更持久的目的无关，因此注定不会牢靠。它们随着任意一个合作者的利益变化而消解。这种只为了个人算计而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会破坏更高的生命，注定不会稳固。随着从更好社会中继承下来的道德与文化资本消耗殆尽，公然的党同伐异与剥削造成社会冲突，这些社会终将分崩离析。
自古希腊以降，西方文明就对露骨地表现党派动机和狭隘利益的人持有强烈偏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同意那些怀有动机去破坏更高生活和公共利益的人不宜成为领导者。最糟糕的政体可能是僭主（tyranny）政体，由一个坏人专为自身利益所实施的统治。几乎同样糟糕的是他们称之为“民主”（democracy）的政体——不是指宪政形式的代议制政府，而是指根据一时的党派意愿所实施的多数人的统治。“民主”被一群为了私利而蛊惑人心的政客所支配，在道德上与僭主统治相似，后者通常承其而来。第三种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起就被西方世界所不屑的政体就是“寡头制”（oligarchy）——富人为自身利益而实施的统治。这些寡头们缺乏追求更好生活的训导，只有在需要保住权力和获取更多财富的时候才会进行这种自控。
尽管西方文明通常将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达到社会更高目的的一个途径，但它对一心只追求财富并为此而操纵他人持有十分强烈的偏见。“寡头制”的贪婪与狭隘被认为会破坏一个社会的良好状况。必须管束好有钱人，使其各归其位。事实上，少谈钱和经济事宜为妙。直到今天，钱仍然是绅士之间颇为尴尬的话题。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现在的绅士比以前少了。
基督教认为拥有巨大财富的人要比其他人承担更多的责任。财产所有者应当以取悦上帝的方式来利用他们的资源，只将自己视为资产的暂时托管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大部分基督教世界甚至不允许收取利息。
虽然一定程度的财富对于文明是不可或缺的，但创造财富不应成为为社会奠定基调之人的首要焦点。真正拥有权威的人应关心比这高出几分的事情。西方社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指出，对社会的健康而言，某些非经济追求最终要比生产和赚钱更为重要。好沉思之人与神父身上最明显地体现了人类生存更高的非物质性追求，而其他一些引领者也被期待拥有非功利性的价值观念——如慈善、骑士风度、教养、正义、诚实、宽容、勇气、谦虚、优雅等。通过宗教修养、道德品质、教育和举止礼貌，生活会变得尽可能的文雅而富于人性。由具有美德和智慧的人充当守门人，社会就能恰如其分地判断方向，甄别轻重缓急。
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有无头衔，教堂和贵族的代表们都能让银行家和商人们言听计从。那些以赚钱为业者至少表面上必须遵从教堂或上层社会制定的标准，以取悦他们来获得哪怕一丁点的认可。他们不得不改进自己，其中首要的是更好的行为举止。新富者尤其要留待察看。直至今日，即便是寡头式掠夺者也试图通过捐助博物馆、交响乐团和其他慈善机构来赢得尊重。有句老话说，一个新富家庭至少需要三代人才能培养出贵族式的沉着与高雅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声望。这些意欲上位者有时不得不与那些严酷傲慢且自命不凡的守门人作斗争。这是建立和保持价值等级及其相应的社会等级次序的审查与区分的反面。金融从业者与经商者因此融入了社会的文明结构中。
寡头统治的兴起
几乎不言而喻的是西方文明经常出现不守规则的情形。那些应被拒之门外的人——比如明显表现得贪得无厌且过分嗜权的人——经常能绕过文明的规则与制度。国王与贵族在战争中或在抛出地产时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常常负债于那些身拥巨款的人，财富的力量这时开始凸显其重要性。这种多少有些不情愿的结盟有时给予寡头们以巨大影响力，使其可能操纵政府为其效劳。君主制或贵族制成为寡头制的伪装。这让人想到英国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年）在18世纪早期曾经如此抱怨：“这个国家的股票交易与金融利益如此强势，在外事会议中已经不止一次盖过了国家荣誉和民族正义。”[2]
没有理由能单独解释寡头统治的风气是如何败坏了旧的价值等级制的。从早期自由主义人物约翰·洛克那里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哲学转变，而哲学上的转变预示并促进了实际发生的变化。洛克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包含了知识变革的相关内容。《政府论·下篇》提到，人要学会质疑人类之善的早期标准，认同新产生的英雄。洛克所展现的人的自然状态并不是贵族式闲人，也不是冥思的僧侣或学者，而是一个勤奋的创造者和实干者。他总是很忙，将自己的劳动与自然之物“结合”，为其争取权益。洛克写道，上帝是把世界“给予勤劳和有理性的人们利用的（而劳动使人取得对它的权利……）。”[3]无论有意与否，洛克支持效仿自力更生的人。他实际上拥护企业主，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物品的价值与为它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卡尔·马克思后来继承了这一观点，声称只有劳动者才能创造价值。洛克提出人类的本质存在于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借此将思想引上了一条更为功利、唯物的道路。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Liberal Tradition of America）中过分夸大了洛克在美利坚建国过程中的影响，同时通过强调洛克学说中最有利于金钱利益的部分促进了美国宪政传统的转型。
不过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就已形成一个突出的观点：文明的健康仰赖于拥有众多能够超越和超脱于经济活动之外来追求真、善、美的人。许多声称具有道德、思想以及文化高度的人主要都受惠于他们继承的财富或者他人的经济支持。洛克的读者肯定会做出这种推断：应当贬低这些人，让充满活力的生产者取而代之。他向西方古典教育和品位暗中发起挑战，后者预设道德、哲学和艺术是非功利主义概念。洛克轻视“休闲”（leisure）这个古老观念，尤其反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诗歌。应当阻止一个真正的人去学习诗歌。“我认为做父母的人应该尽其可能将这种苗头（诗歌性情）打压下去；我不明白一个为人父者持有何种理由，竟希望他的儿子成为一个诗人，与此同时，他又不情愿其子蔑视其他一切职务与工作……。极少有人从这块田地里获得了收成，去增加他们的遗产。诗和赌博通常不分家，它们在这种地方的情形相似，人们难以从彼处获益。”[4]
洛克最喜欢的话题是私有财产的自我保护，不过他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是最先把财产和经济活动从传统文明结构与志向中分离出来的人之一。财产的定义很快被严格限定在经济语境中，对其经历史演变而来的道德心灵、社会和文化功能则甚少提及。通过把财产从这个传统背景中解脱出来，洛克和其他哲学家一道推动了企业主与金融家摆脱旧道德和文化束缚与偏见的进程。洛克身上被削弱的基督教品性、他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强烈的清教与功利倾向帮助引发了一股冲破旧优先次序——尤其是财产与生产应当只是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这一旧观念的思想政治势头。功利主义和寡头思想的传播很快就会扫除洛克残存的基督教情感。
一个半世纪后，柯勒律治在他的国家对贪得无厌大加鞭挞。他抱怨道：“制衡的贫乏或缺失带来的结果便是商业精神的失衡。”虽然商业是有必要的，但只顾挖钱、倒卖股票、投机掠夺的不当行为表明文明的约束在令人不安地受到削弱。精神、道德和其他文化在消退。柯勒律治哀叹道：“所有严肃研究都被忽视；哲学一如预兆地长期黯淡失色；物理与心理上的经验主义篡取了那些备受尊崇的名号；根本不存在饱含学识与贤明有理的公众。”[5]他相信社会需要由绅士、牧师、学者和教师等称之为“知识阶层”的人来领导。他们代表了社会的更高目的。
但是柯勒律治连同他自己所捍卫的观念已然败给了大金融与大商业精神。西方人正在重新安排他们的当务之急，经济势力正在日益摆脱传统的束缚，这给为了保护文明的更高价值和公共利益而设计的社会结构带来越来越多的压力。完满的绅士不得不让步于那些头脑简单而且经常粗枝大叶的金融家和工业家们。
即便在景观上也能看出经济主义和寡头制的进逼。位于社区中心的教堂在西方传统社会里占据着突出位置，以彰显其固有的优越感与重要性。但是，譬如在曼哈顿的天空中，你会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在表现着什么是最重要的。教堂退缩到比它高大得多、完全迥异的建筑阴影中。一些教堂为了生存被迫出售其领空，去建造高耸的商业大教堂。
理性主义
西方社会缓慢地将注意力从之前被视为人类生存核心的内在精神道德的斗争转移到社会外在的经济繁荣与进步上来。哲学和教育——之前处于从道德、文化和知性上提高生活的需求中心——正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和科学化。知识越来越被视为是功利主义目的操控现实的一种工具。对技术的日益重视表明了有关如何最好地改进人类生活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最终，各种各样的唯物主义与理性主义经常与多愁善感的乌托邦理想紧密结合，培养出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类存在可以通过精心改造社会来得到巨大的改进。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既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梦想家，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断言，传统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启蒙者应该对此进行控诉。在自由主义时代里，像密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攻击关于人类卓越的旧观念。在此之后，正如密尔所愿地出现了一个建造社会、动员国家的时代。1947年，刘易斯在他的《人的废除》（The Abolition of Man）一书中这样描绘未来：“铸造新时代的人将被无所不能的国家和不可抗拒的科学技术所具备的力量武装起来：我们终于拥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真的可以任其所愿地塑造所有后代。”[6]
经济和其他功利性活动从道德等约束中释放出来前后，都伴随着一个对人类理性影响深远的重新定义。无论是古典的希腊还是基督教，都假定理性的最高形式和人的完满人格与优秀品质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的整个存在都是朝向更高生命的。他可以估计出人类存在的哪些方面暗含着与满足人类最深层次的渴望之间的关系。智慧根植于更高生命的具体经验中。
新理性是启蒙时代早期的产物，不过实质上它与特有的人性范畴毫不相干。理性主义以现代科学为主要模板，假定以一种本质上唯物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用和天文学上研究行星恒星的运行规律同样的方法来钻研人。这就有意避开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这些以前被视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只解决抽象问题，收集和整理所谓的实验证据，将实验科学的原理运用到对现象的操控当中。如今看来，真正的知识扩展了人对自然的控制。理性是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它的精髓是数学，或“分析”——一种正规而抽象的计算能力。追求传说中的智慧这一古老诉求被认为是愚昧的。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人们期望相关的旧传统会慢慢消失。
新理性没有兴趣洞悉人类生命的秘密。它不承认任何神秘事物。西方以往获取知识的方式虽说有些过于唯智主义和不够历史主义，但它十分严肃地对待生命的更高意义。理性主义改变了学术和学问。即便是特别具有人文性的学生也被允许不用考察以往备受尊崇的真、善、美存在的经验证据。因为这些证据不易受指定调查方式的影响，所以被裁定是无效和不可靠的。
在20世纪的学术圈，那些意图将科学理性及其变形推广到所有研究中的人侵入人文与社会科学。他们把自己的方法称为“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科学的价值相对主义”等，试图将人看作一个社会性的创造性存在，放到一个抽空了人的复杂性和现实生活的框架中加以解释。这种还原主义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偏见，反对运用人的实在的、历史的和经验性的存在意识去研究人的本性。这种趋势随着各学科数学化的不断加深而达到**。这些总是如此聪明的抽象玩弄者把他们所有的重点都放在所谓的“定量数据”上。谁需要完满的人文主义者呢？
抽象作为获取权力的工具
这一转变的推动者实际上重新定义了人类生存的意义。他们得以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社会进步的标准，特别是那些起到把关（gate-keeping）作用的准则。进入更好的大学并因此成为社会精英的标准最后明显偏向抽象的、非历史的推理能力，而这种能力往往通过SAT、LAST、GRE等类似的考试来加以衡量。高智商就意味着聪明。有人常说“这对一个火箭科学家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对一个专业突出的技术人员恭维不已。但谁会想向这类专家咨询任何重要事情呢？人文科学最需要的是拥有智慧、知识渊博的人，不过貌似我们时常把火箭专家当成真正的有识之士。
想想，权力就在于能够厘清智力是什么。这种权力决定了哪种理性会受到尊崇并获得青睐，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学中的权力。这种权力达到了为社会挑选把关的人的程度。它通过使抽象登上工具理性的王位，贬低更多基于历史和经验之上的理性形式，使得从智识上切断西方人与自身文明源头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文明之义可以无中生有——这一进程在今日大大加快。最终谁将得到权势和地位呢？嗨！是那些天生具有抽象理性潜质的人。旧的传统与深刻的洞察力联系在一起，而无论什么缘故，倾向于反思这一点的人就是不受偏爱。
理性主义业已行之有效地削弱了西方古老文明的中心特征，将精英们拉下了马。不只是教育，就连政治、金融、商业等行业也被抽象的、技术的和工具的方式所占据。由历史演化而来的信仰、品味和行为被置之不顾。把社会的怨愤指向老守门人来给予理性主义以前进的动力，甚至激发理性主义，这种推测是否过于牵强？
现代科学经常被形容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开宇宙之谜，而是为了人类福祉通过实验以达到对自然的有限控制。假如科学不对自身的重要性言过其实，僵化成教条或要求知识垄断，那么这种科学真理的实用观点并不会对人类关乎当务之急的古老意识造成破坏，事实上却可以与之共存并使其提升。不过西方对科学和技术的重视是以触动内在生命这一传统文明的中心议题为代价的。很少有人会放弃现代科学的进步以及技术所带来的巨大便利，不过这些进步对生活质量的最重要部分真起到了提高作用吗？科学和技术是为善还是作恶的工具，这取决于科学知识被哪种权力所掌控。科学可能会受麻木不仁、目光短浅的风气所影响，成为不义势力的工具。不过科学也可能由具有广博而深刻感知能力的人来指向、掌舵，将其融进人类文明的更高目的中。
文明的中心任务是驯服、控制和改进权力欲望，让权力为值得赞扬的动机效劳。但理性主义的崛起与摆脱西方传统社会的道德宗教和文化约束与品位是一致的，并未显出不协调。它和其他事物一道迅速成为无节制地渴望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反对旧价值等级及其相应的社会等级次序的人找到了理性主义这个强力武器。
西方社会的转型不能仅仅归因于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元素，为了不显得过分强调这一元素，我们应当指出的是——不只是顺便提出，如此严重地影响了西方人的思想生活的理性主义，与另一个同样经历了深刻变革但看似截然不同的人类属性——想象一道共同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转型。这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枯燥无味”的理性主义打一开始就常与“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梦想休戚与共。后者频频有转向浪漫乌托邦的趋势。理性主义与更广阔而美好的世界那光辉的想象图景交织在一起，温暖了那些可能会因冷静的智识而感到寒心的人的心灵。在20世纪，声称要为全人类谋利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取代了传统以个人责任和爱邻爱乡为重的思想。社会工程这一现代信仰将理性主义蓝图的精神应用于社会或世界，同这些看似充满仁爱的计划所激起的情感一道重塑人类存在。[7]
我们现在暂不展开论述现代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在释放与助推权力意志上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它像事先设计好的那样将迄今难以想象的权力交到那些政治上的“人类公仆”手上。[8]
行为主义者和其他强调实证与量化的教条主义者甚至抢夺了人文学科在人性领域的地盘，他们的努力遭致大量的反对意见，但这暗示着理性主义的摇摆不定。那些因为抗议大趋势且回避价值问题而最受关注的人，尽管他们有时以“传统价值”的捍卫者自居，然而常常自己就是理性主义者。这尤其让人想起20世纪的一位作家——列奥·施特劳斯。他对事实—价值之区分（fact-value distinction）的批评以反历史的哲学观念为基础，轻视“祖先”和“传统”，认为这不利于真正的哲学。后者必须关注抽象地构想出来的“本质”。他看似在为西方传统辩护，实际在怀疑从传统中寻找指引的习惯。近几十年来，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向理性主义发起了挑战，但是他们同样常常玩弄那些大而抽象的、破坏既定价值的文字，排斥文明的真正理念。
正如学界那些具有抽象的、反历史的思维定式以及心态上可能憎恨社会的人破坏了人文学科一样，他们在更广泛的社会里破坏了传统西方文明的精神风貌。在金融界和商界，那些把强大的财富欲和抽象计算与整体操纵的窍门结合在一起的人日渐掌握了社会基调。他们逐步取代了更为传统的银行家和企业主。后者关注的不仅是利润，他们至少会关心雇员和当地社区的福祉。在金融界，理性主义和数学化激发了更为抽象、更无道德的经营趋势。这也助推了整个经济的金融化进程。股票连同新创的复杂金融工具——比如各种金融衍生品和最近的“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s）”，制造机会将资产和操控能力从实际经商者与借贷人手中转移到金融家那里。那些被抽象理性以及对旧传统与精英普遍存在的偏见所隔离开的人，再也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人道价值，他们发现逐渐难以分辨道德与不道德、诚实与作恶之间的区别。可以说，那些将老练地操纵智慧用于无节制地追求发家致富和追求控制力的人，会流水作业般成为寡头人物。
一些业已出版的报告显示，对于在华尔街有权有势的人物，人们并不单单关注他们利润与收入的最大化。这些“演员们”普遍粗俗、暴躁，满口脏话，确证了他们与古代西方社会那些令人仰慕的、具有完满人格的贵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9]
对传统文明的解构
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会坚称只要市场是自由的，这些趋势就都无关紧要。只要资金投入到能赚取最多回报的地方，所有人就都能得益。按照这种说法，文明的目的就是无足轻重、毫不相干的。在真实世界里，那些被贪婪耗尽生命以及那些偏好纯粹抽象的理性主义思考的有钱领导者，不止荼毒了自己公司的氛围，而且戕害了所有与之交易或受其影响的人。一旦他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成为社会的最终守门人，就会对文明贻害无穷。一个由这些人所统治的社会将会日渐显得处于无情的操控之下。
我们社会的领导者告诉我们歧视是不可接受的。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职业场所，抑或是在体育、政治和市场中，所有人都应得到同等的机会。不能阻止任何人。最恶的罪是“偏见”。我们的社会要成为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不过与当前其他众多政治文化体制一样，机会平等的原则既显得虚伪狡诈，又与文明的观点背道而驰。它似乎在说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应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工作，但实际却意味着要阻止拥有特定道德文化信仰的人去捍卫经历史演化而来的标准。比如对于那些为传统家庭安排以及女性角色进行辩护的人来说，这就不是机会平等，而意味着要谴责他们是“受压抑的”“难以容忍的”，要以他们为代价让其他人得益。一些最强烈地拥护机会平等的人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从不满足。他们的终极议题不是机会平等，而是以一种不同的精神特质去取代典型的传统价值。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比如将经济活动看作是只关乎效率与生产的事宜，再比如使诸如正直、责任、文雅等旧的西方职业标准以及其他提升自我的准则显得无关宏旨。
就如通常构想的那样，机会平等原则没有看到，文明恰恰是通过否定这一原则而得以存活。它通过划清道德、文化和知识的界线，来宣布并执行其标准。它给一些人“A”，给另外一些人“F”。它喜欢聪明的哲学家胜过取巧的舞文弄墨者，喜欢虔诚的牧师胜过煽情的鼓吹者，喜欢令人起敬的法律工作者胜过不择手段的律师，喜欢诚实的商人胜过骗子，喜欢负责任的政治家胜过蛊惑人心的欺诈者。结束区别对待就是终结文明。换句话说，文明就是而且必须带有成见——支持能促进它的，反对会削弱它的。总而言之，它以具备完美人格的人为尊，以一心为己逐利的人为耻。然而常常上演的却是，机会平等为那些被传统西方文明所规劝和阻拦的人清除了路障。
美国本意是做一个宪政共和国。它让政府的权力有限而分散。这一管理理念假设人们会和那些在本文中被称为“传统”的人一样，对道德、文化和知识存有成见。因为前面所述的那些态度已经大大削弱并取代了这些倾向，美国因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方其余世界也踏上了一条类似的道路。在美国还可以看到宪政遗产及其相关文化的痕迹，但对权力的限制已大幅度削弱，形成并激励这些限制的传统文明也大大衰退了。美国人仍以“民主”而自豪，不过他们的观点和决定已经越来越被远在他方的人所操控。
尽管美国人与其他西方人中仍然有人带有准民主特征，但他们如今实质上生活在一个不断趋向寡头统治的社会里。寡头制的政治经济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这是一种日益没有疆界的资本主义，它试图在所有地方打破或绕过阻挡金融机会与操纵的国家主权。真正巨大的金融利益在其最着力之处，是能搬动政府的，其所关心的通常也远不只在金融上。有时会涉及这样一种假定的权利：让所谓优秀的人去操纵所谓低下的人。
目前的政体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寡头制的定义十分相近。它颠覆了文明的传统观念，让富有者得以操纵社会为己谋利。不过这种政体同样带有历史特定时期留下的特殊印记。它离不开反历史的理性、文化的享乐主义和感伤主义以及“机会平等”，这些促进了它的崛起，它也同样推动着它们发展。用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现在的寡头统治，就会发现这已足够反映生产方式的状况及其相应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此要指出的是，这种政体表明传统文明业已急剧衰落，它仰赖于经济利益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协同合作。正是这种衰落让一群尤其贪婪和麻木不仁的寡头们有机会上窜，营造出越来越有利于操纵社会为其谋利的氛围。
资本主义寡头统治从摆脱旧文明的压制和约束中获利甚丰。随着传统文明的价值等级开始失去生命力，与之相应的旧精英们不得不停止扮演看门者的角色，寡头制得以获得并扩大其权力。通过鼓动一开始就出现的反历史的、理性的和一般而言更激进的态度，寡头制赢得了一切。它自然不会希望传统西方文明重现。它要防范那些已经让位的旧精英以及他们日渐失效的旧准则，或者普罗大众中更为传统的因素可能揭竿起义的任何机会。他们在学术、媒体、艺术、娱乐、政治和商业等领域支持反对传统的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削弱这种潜在的反抗。那些更为精明世故的寡头领导者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短期利益，还关注对长久控制力的保持。到了无法诋毁或者平息反对声音的时候，他们就会试图转移注意力。
为了克服障碍做成某事，人们经常与可能提供帮助的人秘密联合。联合是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一小撮个体集中计划并执行了对上述文化的解构，不过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些想法相似的人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庞大但绝非一致的联盟，真正的大金融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操控着资源。
摆脱幻想的反作用
旧的西方世界没有以某种更强烈的方式创造性地重申价值等级制，反将其抛弃，从而将自身推入困境。那些专事破坏的作恶者正在利用这场持续已久的道德和文化转型并使其恶化。找出并指责那些人中最富影响力和最执迷不悟的——无论有多重要，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人类文明精神的缺失。只有一场道德、知识和美学的繁荣才能唤醒这种精神，将其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情境当中，重塑对优先次序的健全意识，使商业与金融各归其位。只想返回、重复或模仿旧的标准和规范将是徒劳无益的。考虑到西方转型的范围与深度，要使其方向发生显著变化，就需要巨大的能量和创造力。我们需要新颖而富有穿透力的艺术视角来激发对想象的重新定位，触发新的、抑或大胆的行为。同样不可或缺的是能洞穿所遇问题本质的哲学慧眼——尽管一旦没有艺术繁荣它便注定难见其效。换句话说，要重构与旧的西方贵族式价值等级相类似的制度，仍然来日方长。
但是西方世界正处于严峻的危险之中——道德上、思想上、美学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如此。然而那些公然不负责任的领导者——他们当中有许多完全不为公众所知，却向群众隐瞒了那些可能需要进行痛苦甚至剧烈变革的问题的严重性。影响力极大的人就算觉察到这些威胁，也不会去直言不讳，拿自己的地位冒险。西方残余的旧的文明生活理念正在遭受各种无情的抨击：文化与思想污染；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不宽容；带着外来文化涌入西方社会的移民，他们进一步稀释了对西方旧传统的忠诚。
西方世界目前的状况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也许还有必要大胆摆脱常规思维。通过标准的“保守”治疗让社会重上正轨，可以最大程度地减缓衰落的进程。无论主要是在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采取实际行动的基本前提都是打破关于问题实质与范围的所有幻想。对于文明的捍卫者而言，最急迫的需求是找到方式方法给大量仍然无知无觉的公众拉响警钟，告诉他们存在着一种只顾自身利益、日渐专横的寡头政制。
[1]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法国革命论》）,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 p.43. 如无特殊注明，本文关于该书的译文均采用何兆武等人的译法。（埃德蒙·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译注。
[2] S. T. Coleridge,Table Talk: Recorded by Henry Nelson Coleridge （and John Taylor Coleridge）（《席间漫谈：亨利·尼尔森·柯勒律治（与约翰.泰勒.柯勒律治）的记录》）, ed. Carl Woodring, vol. 14, bk. 2 of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Taylor Coleridge（《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文集》）, ed. Kathleen Coburn, London and Princeton: Routledge an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12.
[3] John Locke,Second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政府论·下篇》》）,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0,§ 34, p.22. 如无特殊注明，本文对《政府论》引文的翻译均采用叶启芳、瞿菊农的译本。（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译注。
[4] John Locke,Thoughts on Education（《教育漫话》）, §174, p.284. 译文参阅徐诚、杨汉麟译本。（约翰·洛克：《教育漫话》，徐诚、杨汉麟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译注。
[5] S. T. Coleridge,Lay Sermons （Second Sermon）（《布道》（第二训诫）），ed. R. J. White, Vol. 6 of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文集》），ed. Kathleen Coburn （London and Prince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69, 170.
[6] C. S. Lewis,The Abolition of Man（《人的废除》），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7, p.73.
[7] 考察浪漫乌托邦式想象在塑造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想象和理性何以相关，请参见Claes G. Ryn,“Imaginative Origins of Modernity: Life as Daydream and Nightmare”（《现代性的想象起源：作为白日梦与噩梦的生活》）Humanitas, Vol. X, No. 2（1997）. http://www.nhinet.org/ryn10-2.htm.
[8] 为帮助世界不幸之人而提出的笼统而貌似仁慈的政治方案是如何像量身定制地一样加强了满口仁义的政客的权力，相关的详细论述请参见Claes G. Ryn,America the Virtuous: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the Quest for Empire《（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9] 比如参阅Andrew Ross Sorkin,Too Big to Fail（《大而不倒》）, New York: Viking,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