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婢女形象：婢女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的是残羹剩饭；她们衣服不能御寒，食物不能果腹，面带饥色，皮肤干裂。那么，婢女的生活状况是否如此？另外，她们是否有受教育的机会？生病时该怎么办？婢女除了年复一年地劳作外，是否有休闲娱乐的机会？这许多的问题都有待理清。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婢女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娱乐休闲等日常生活，既有助于了解婢女真实的生活状态，又有助于还原婢女真实的社会形象。
一、衣食住行
1.衣着
民国初年，女性服饰已朝着自然、简便、开放、美观方向发展。衣料上既有棉布、洋布，还有线呢、洋缎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颜色也多种多样。婢女在蓄婢家庭生活，衣服主要由蓄婢家庭负责。蓄婢家庭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婢女的衣着情况。对许多人来说，身着洋缎就代表着富贵。在一些经济较好的蓄婢家庭中，婢女也会身着缎面的服装。例如，“京张铁路局坐办”张明鉴家的婢女佩张和苓兰都穿青洋丝裙，佩张身穿库缎夹袄，苓兰穿亮光灰白花线缎夹袄。[101]牟鸿勋家婢女王连儿，则身穿青洋缎棉袄、青线缎棉裤，头戴线绒绳女帽，脚穿青缎绒口棉鞋[102]，既保暖又时尚。“步军统领衙门军事科科长”黄国勋家婢女红莲，身着德国缎棉裤、青绒缎面花坎肩。[103]张翌青家婢女来喜，身穿“青方格洋线缎棉裤，外照浅蓝灰洋线缎方格套裤”[104]。国务院秘书涂凤书家婢女霞惠，身着紫洋缎棉袄。[105]而国务总理靳云鹏家婢女小翠的衣服不仅簇新，而且还比较时髦。[106]林语堂《京华烟云》中，姚家的婢女银屏浓施脂粉，衣服穿得很鲜艳。
有的婢女还佩戴有金银首饰，如谬红菊，“头梳圆髻，垂在脑后，挽一小银簪，耳戴小银圈”[107]。京师税务公署稽征科科长蒋继恒家婢女来运，“耳戴金耳环一付，指戴桃式白银戒指一对”[108]。京汉铁路局工务处工务员沈惟钦家婢女春梅，戴“金耳环一付，金戒指一个”[109]。婢女刘春桃因不愿被主人收房为妾，在投往济良所求助时，除携带有自己的衣物用品之外，还携有“银镯一付，银戒指二个”[110]。内城管医院医员敖恩溥家婢女双喜，戴有“银耳环二个，广红绿石价钳子二个，别针二个，广石包金手六子二个”[111]。律师高穰家15岁的婢女高秋兰，手戴“银钿子一付，又桂花练子钿一个”[112]。吴福琴是史胡氏的陪嫁婢女，她所戴的包金耳坠、银耳坠以及戒指等饰品，都是史胡氏给她的。[113]参谋部科长高孔时家婢女春兰，戴有“金戒指一个，绿钳子一对，银链一条”[114]。
有人认为，这些“穿着考究的婢女，并不足以证明她们不过受罪的生活，只不过是她们的主人们为夸耀经济地位才如此的”[115]，主人固然有夸耀经济地位的想法，但也有关爱婢女的思想。只是，婢女的社会形象决定了人们对婢女的认识。当人们见到穿着考究的婢女时，首先怀疑的是她的“婢女身份”。例如，陆兰芬家婢女徐小红拐物潜逃后，陆兰芬对徐小红的服饰特征有如下描述：徐小红，身穿蓝布库缎竹子花猫皮袄一件，内衬白小褂，银粉三闪库缎棉裤，白袜，德国缎皂鞋。警察区署的科长看到这一描述后，认为从穿着上看，徐小红“似妾非婢”[116]，而徐小红确实是陆兰芬家的婢女。
旗袍原是满族妇女的主要服装，20世纪初，汉族妇女逐渐接受了旗袍。民国初年，汉族妇女穿旗袍者还为数不多。到20世纪20年代，旗袍开始在北京的时髦妇女中风行。到了30年代，经过改良的旗袍更是盛极一时。其结构简单，裁剪方便、省工省料，受到各阶层妇女的喜爱。一些追随时代潮流的蓄婢家庭，在为婢女选择衣服的时候，也会将旗袍考虑在内。例如，赵海宸家婢女傅秋云，身穿绿色旗袍。[117]深县公安局行政课课长曾永奎家的婢女月香曾身穿一件没有经过改良的相对宽大、人体轮廓趋于保守的20世纪20年代的旗袍照过相。[118]婢女的衣着服饰会与时代变化相联系。
当然，并非所有的婢女都衣着光鲜，穿着时髦。例如，杨刚小说《爱香》中，婢女爱香穿着一件破毛蓝粗布罩褂，不够长，在膝上垂着里面的紫花大布棉袄，由那棉袄的边沿又絮絮挂挂吊出一些棉花来。也有一些婢女，到了冬季，不仅没有“皮衣棉衣来御寒，差不多连褴褛的单夹衣服都没有”[119]。例如，周芝甫认为他家婢女银福“品行太坏，有时因他可恶”，不但不给银福饭吃，还不给她衣服穿，“以致数九隆冬，银福仍身着单裤褂”。[120]春桂在电报总局职员李炳勋家当婢女，睡觉时，李姓只给她一条薄被，“天寒也不给添衣服”[121]。
女性天生爱美，婢女也不例外。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是出于爱美，或者是眼睛里看惯了主人衣着的光鲜亮丽，婢女对服装的要求也会有所提高，会表现出对衣着“好”“新”的向往。13岁的钟香玉在钟姓家已有5年，她就抱怨主人不给她好衣服穿。[122]而18岁的婢女陈来喜对捡拾女主人的旧衣服很生气，她告诉巡警说，是主人不给她衣服穿，她才“蓄意逃走”。[123]
总体来看，婢女以穿衫、袄、褂、裤居多，面料以布为主，具有普通民众服饰简洁、朴素的特点。依据婢女的肖像描写，爱国布是婢女衣服的主要材料，颜色主要是蓝色、青色。例如，15岁的婢女秋菊，穿“紫色棉袄，蓝布褂，蓝布棉裤，灰布棉鞋”[124]；16岁的婢女玉鹤，“身穿蓝布半大褂，内衬蓝白道爱国布小褂，蓝布单裤”[125]；蒙藏院参事任承沅家婢女添喜，“身穿绿绒白滚边夹袄，绿爱国布夹裤”[126]；中国银行行员黎广济家16岁的婢女金玉，“身穿青地红条小褂，内衬棉袄，青布棉裤，青布棉鞋”[127]；萧辉锦家婢女莲茜，“身穿蓝布大褂、青布大夹袄、花布棉裤”[128]。
总之，婢女衣着以冬季棉袄裤、夏季布衫裤为主，既简洁又实用。这些服饰虽不时尚，但也并非传统社会舆论中的破衣烂衫。与农村贫苦人所穿的粗布棉衣相比，婢女的衣着显然要好得多。
2.食
蓄婢家庭一般都比较富裕，与贫寒人家相比，伙食条件自然会好很多。富裕家庭的婢女，在饮食上也不会很差。例如，镇江关监督贾士毅家婢女马驯梅称，她在贾家“是天天吃白米饭的，窝窝头是吃不服的”[129]。刘金子是汉中馆长班刘子卿家婢女，自幼小买来，刘姓夫妇待她如同亲生，据刘姓邻居称，时常看见“金子嘴中总不离吃喝零碎”[130]。景耀月第三妾景沈氏称，婢女平绿云在她家两年余，“较其前两年之菜色饥饿姿容大不相同”[131]。河南新野县保安队队长常圣照卸职后，赋闲年余，经济拮据，家中经常吃玉米面，婢女李姑娘则不吃玉米面，为此时常受到常圣照的申斥。[132]婢女春喜觉得，她主人每天让她吃米饭而不让她吃菜，就是虐待她，她“实在不堪其虐”。[133]
有时，一些蓄婢家庭即便不是富家大户，也不会是穷苦人家。他们有钱买来婢女，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不给婢女食物吃。例如，13岁的婢女刘玉子称，“主母高王氏买点心买菜，都给我吃，每顿都给吃饱，一点都不受屈”[134]。12岁的顺子也称，每天吃饭时，她都是“跟奶妈厨子在一起吃，吃的饱”[135]。
不过，确实有家庭对待婢女如同鸡犬。例如，沈月孙家婢女李小胖称，沈姓天天让她吃杂和面，佣工介绍所杨王氏也称，沈姓“待下人甚苛，吃小米面，均不准吃饱”[136]。李姓家10岁的婢女春惠，时常被责打，“每日吃饭都是剩菜剩饭，时常吃不饱”[137]。曾在俄使馆当翻译、已去职的刘汉卿，每顿饭只给13岁的婢女刘如意一个小窝头吃，刘如意称，她经常饿肚子。[138]银福是交通部电学员周芝甫家婢女，周芝甫经常不给银福饭吃，冬天不给棉衣服穿，有时夜里反叫她在院中歇睡，银福因饥饿偷食，会遭到周姓夫妇的毒打。周姓邻居认为，“银福是个小孩子，周姓不给食物吃，他肚内饥饿，哪得不偷”[139]。朱陆氏经常不给9岁的婢女赵春红饱食，赵春红因为饥饿偷吃食物，朱陆氏以赵春红偷吃食物而“罚她半顿”。[140]婢女汪松珠因为不小心把小孩的衣服烧了个窟窿，被主人打了一顿，汪松珠说，主人“两天靡（没）给我饭吃，到第二天晚上，我给他们磕了一个头，才给我一碗饭吃”[141]。
对婢女来讲，主要需求是吃饱穿暖。她们多是十来岁的小女孩，吃不饱时可能就会偷食，而偷食就会遭到主人的责打。婢女高菊子称，乔徐氏母女时常不给她饭吃，她因饥饿难忍，偷吃了玉米面窝头，乔徐氏母女就用“烧红烙铁”将她身上“烙伤多处”。[142]李郭氏买来5岁的幼女金玉后，时常不让金玉吃饭，金玉因为饥饿偷食，经常遭到李郭氏及其姘夫日本人小山清次的毒打。为防止金玉偷食，李郭氏就用绳子把金玉的手脚捆绑在一起。一天，金玉因饥饿，又偷吃锅里的饭，“因双手被缚，运转不灵，致将饭锅碰在地下”，日本人小山清次又用木棍殴打金玉，夜里，把她“置放在门道旁，金玉即因伤身死”。[143]还有一个小婢女，只因多吃了一碗饭，便遭到主妇的毒打和谩骂：“你这个贱丫头，你好大胆子，我的话你居然也敢阳奉阴违！米难道不是用钱买的！钱难道又是沙滩上搬回来的！谁叫尔煮那么多米？谁叫尔煮那么多饭？每餐一大碗，难道还不满尔的贱肚？尔好大胆的贱东西，尔竟敢偷偷地背着我在厨房多吃一碗，尔这个贱丫头贱骨头，要不是老爷当年从那猪家狗家里买了回来，尔还不是老早已经饿死。”[144]
年幼的婢女，不会做事或做错事时，还会受到主人“禁食”的吓唬和威吓。例如，11岁的婢女张春香收拾屋子时，碰坏了物件，女主人把她捆绑起来，打了一顿，并威胁她说，“三天不给饭吃，两夜不许睡觉”[145]。有人指出，婢女们“每遇一二日，即犯禁食之律，饥肠辘辘，万难忍受，即使未遭禁食，而馊粥剩饭亦往往难图一饱”[146]，所以也就出现了婢女的饮食“大半皆是她的主人们吃不完的残饭余汤，像冷冰那样冷的东西，拿来勉强度日充饥罢了，甚至没残饭没余汤的时候，也只能咬着牙齿，忍着饥饿”[147]的社会舆论。婢女半饥半饱的生活，往往会造成她们生理发育的不健全。曾有人调查比较过婢女与女学生的身体发育情况，“单就身体的高度论，平均起来，婢女是比女学生为低”[148]。
3.住
婢女的住宿根据婢女的劳作性质、蓄婢家庭的房屋状况而定。照顾老人的婢女，为方便照顾，她们多随同老人一起住宿。例如，婢女来福“专门伺候老太太，就随同老太太住在本宅楼上”[149]。严姓家婢女阿珠，“平日专门伺候太太”，所以她就在“太太屋内地下睡歇”。[150]平政院书记官王嵩儒家婢女彩屏，主要伺候老太太，随同老太太居住。女仆张杨氏欲引诱彩屏，想把彩屏“价卖”，当她把彩屏诱到她家暂住时，彩屏即嫌弃张杨氏家屋小、肮脏，不愿意在她家住宿。[151]交通部职员李葆忠家有两个儿子，婢女杨春燕平时就与李葆忠家的这两个儿子在一屋睡觉。[152]赵姓家的婢女金子，则是自己一人住一间屋子。[153]
许多婢女是随同主人家的女仆一起住在下房。例如，骑兵20师20团团长王佐才在陕西驻扎，他妻子儿女都在北京生活，家内三个婢女中，年龄最大的红梅，随王姓妻在“上房歇睡”，年龄稍小的绿竹和桂花就与仆妇一起，在“下房居住”。[154]婢女于德喜平时与女仆一屋，“同床歇息”。[155]萧姓的两个婢女桂花与连庆，一块住在萧姓家的厢房内。[156]梁锦汉家的四个婢女与女仆一起，在“东厢房居住”。[157]婢女大多远离父母，年幼无知，社会阅历浅，又缺少父母的关心爱护。婢女与女仆同宿，女仆正好可以充当母亲的角色，给予婢女一些关心和安慰。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女仆利用婢女的年幼无知，唆使婢女偷窃，甚至诱拐转卖婢女，从中获利，使婢女成为女仆利用的工具。
4.行
行是人生的四大需要之一。婢女需要劳作、听人使唤，如果是小脚，对她们来说，既不方便行走，也不方便劳作，如东斜街住户某姓，由于婢女是缠足，行走不方便，“这位老爷偏用掸把子打她的脚”[158]。脚也是人们描述婢女体貌特征的标志之一。例如，东城王府井大街吴姓家婢女春香窃物逃走，报纸在描述该婢女的年龄衣着之后，又补充道，“还是两只天足”[159]。一双大脚对婢女极为重要。在所掌握的600个婢女的档案资料中，明确表明“脚”的情况的有48人。48人中，有42人是“天足”，1人是“放足”，5人是“缠足”。婢女多不缠足，这与民国时期的禁缠足运动有关。还有，女孩子多是10岁左右时被卖出给人当婢女的（见表2.6），如果她们被卖出之前，母亲不给她们缠足，蓄婢家庭一般也不会再为其缠足。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下层社会不太重视女孩的缠足问题有关。
婢女们一般很少外出。即便外出，北京较为廉价的人力车也可以成为她们的代步工具。19世纪末，人力车被引入中国。到20世纪初，人力车开始在北京城市公共交通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20世纪20年代，与上海等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人力车又要普及得多。人力车低廉的价格使其成为普通市民所乐意乘坐的交通工具，即便是20世纪30年代已有电车和公共汽车，人力车依然是价廉物美，满目皆是，供过于求，大便行人，所以，市民多乐于乘坐。[160]正是由于人力车的价格便宜又随处可见，婢女出行时，也将其作为首要的交通工具。例如，李姓家婢女赵全喜，时常被女主人詈骂毒打，某晚“又被毒骂，势将殴打”，她因害怕，就携带洋元、戒指等物私自逃出，因无处去，乘坐人力车在“城内游逛”。[161]彩屏是王姓家婢女，跟主人到亲戚家串门时，亲戚家的女仆向她说过，打算给她“找一婆家，免受苦累”，之后，彩屏便雇人力车去女仆家询问情况。[162]刘荷花因时常被主人责打，经男仆说合，打算与同乡张姓“回籍成亲”，就偷了主人8元钱，雇坐人力车到火车站，之后，又雇人力车到“万牲园闲逛”。[163]刘宝卿时常与“丐妇”刘尹氏说闲话，并向“丐妇”刘尹氏诉说自己的受虐情况，想逃到她家去，刘尹氏答应后，就“背着货筐步行”带路，刘宝卿则雇坐人力车跟着她。[164]
二、教育与医疗
1.教育
婢女多“为穷匮之子弟，其家庭恒无力使之就学”[165]。在她们被卖充婢女之前，父母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没有能力或不愿意送她们去学堂念书。在所掌握的资料中，只有王秀云一人在当婢女之前曾在国民小学校念过三四年书。[166]
婢女进入蓄婢家庭后，有的蓄婢家庭会给年龄幼小的婢女提供念书识字的机会。例如，许姓家婢女来福，曾与许姓家的小孩“一同读书写字”。[167]司法部职员余集夫妇有一个7岁女儿，余集就把女儿和13岁的婢女瑞端一块送到“左府胡同学校”去念书。[168]田春梅10岁时，被父母卖给田姓，田姓可怜她失学，就把她送到“中南海妇女识字班”读书，以备她将来能够正式进入学校。[169]杨玉枝是梁云生从四川家乡带来的婢女，梁云生曾让杨玉枝在“石驸马大街平民学校晚班肄业，不花学费，每日晚六点上课，八点下课”[170]。
即便婢女没有被主人送到学校或识字班去读书，她们在陪同主人家的小孩读书时，也有接触到读书识字的机会。例如，李濬家14岁的婢女，除了侍奉李濬的母亲外，每天都陪伴李濬的女儿读书。[171]关秉忠幼子到了念书的年龄，关姓经常教婢女关云芝（即唐云芝）读书写字，以便关云芝能够教他的幼子念书。[172]施姓夫妇有婢女名叫玉兰，聪明机灵，施姓夫妇认为，若长时间让玉兰在家内服侍，“实于心不忍”，权衡之下，他们将玉兰送到了女子职业学校，学习技艺，“手下仆人不足呼用，亦在所不惜”。[173]
一位学校老师曾谈到，有一个富家小姐来北京上学，带来了两个婢女。这两个婢女也与这个富家小姐一起到学校上课，她们实际上也是学校的成员，但她们来学校的原因却令人费解，后来才发现，这两个婢女是为了照顾富家小姐，在晚上充当小姐的暖脚炉，“一只脚一个”。[174]抛开这位富家小姐带婢女的用意不说，对这两个婢女而言，能够到北京读书，确实是很难得的机会。
不可否认，能够享有教育机会的婢女只是少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蓄婢家庭买来婢女的主要目的是供家内使唤，不是送她们去学校读书识字。
婢女虽没有读书的机会，但也表达过想上学堂读书的意愿，如旧鼓楼大街褚旅长家的婢女宋彩霞，18岁，年龄已大，她“想脱离奴隶生活，入校读书”[175]。9岁的赵春红因受女主人责打，闯进了京师第一女子小学校内，不愿意再回赵姓家，“愿意跟人上学堂念书”[176]。
就教育程度上来讲，虽然古代曾有婢女能诗善咏，留名千古，如辛稼轩的婢女钱钱，方万里的婢女周滕雪、刘玉榴，苏小小的婢女简简，白雪山的婢女春草[177]等，但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婢女，即使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大多数人也只是认识一些基本的汉字，仅仅能够阅读报章，并书写简单、普通的如地名人名之类的词语。
2.医疗
婢女在蓄婢家庭里生活，主人除供给婢女饮食、衣服、住宿外，婢女若生病，主家也要负责治疗，不管是送医院还是请来医生诊治。例如，翠芬鼻子上患有疮症，主人将翠芬送入宣武门内尚志医院诊治。[178]符桂香因患疮症，主人就让女仆陪同她到医院看病。[179]玉谷在王姓家当婢女，因为年已16岁，“亟应择配”，王姓“一时又难寻相当人家”，就把玉谷送进妇女习工厂安置择配，到妇女习工厂后，玉谷生病，愿意回王姓家去，王姓就又将玉谷领回家医治。[180]来喜是许宅婢女，平日伺候姨太太，之前因患疮疾曾在安立甘医院住院医治。[181]婢女洪莲患病后，主人先给她灌药，又派人请来医生为她诊治。[182]
当然，也有婢女生病，主家不给治疗的情况。例如，婢女如意称，她们主人并不疼爱婢女，同伴婢女玉兰患头疼病，主人不给医治，玉兰“病了五天就死了”。[183]齐姓妇有一个14岁的婢女顺儿，因伤得病，齐姓妇“不但不请医调治”，仍然“骂詈如常”。[184]“有些狠心的主人对生病的婢女不闻不问，甚至连口水也喝不上，哪里还会给延医治病。”[185]还有的主人则怀着异样的心情看待婢女的病。例如，张爱玲的小说《小艾》中，婢女小艾在被老爷奸污怀孕后，姨太太担心小艾生孩子后自己会被夺宠，就用力踢打小艾。小艾流产后，染上了一身的病，作为主人的五太太不但不怜悯小艾，还憎恨小艾破坏了自己与姨太太的和睦关系，不仅不给小艾治病，还想早早打发小艾出嫁，却因为小艾病得太重，没人肯娶。
三、休闲娱乐生活
1.休闲
对婢女而言，是无所谓休闲的。她们劳作之余的时间，都是休闲。许多婢女本身就是七八岁的小孩子，她们中的一些人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就是陪同主家的孩子玩耍，因此，玩耍自是休闲。例如，庄亲王府12岁的婢女海棠，做完自己的事情后，就跟王府的八个小孩一同玩耍。[186]赵姓家11岁的婢女来顺，天天在街上带着孩子玩耍。[187]12岁的刘冬梅，平日主要就是带着李姓的幼孩在门外玩耍。[188]有的婢女也会上街闲逛，或去逛庙会。例如，彭姓家女仆曾经带婢女“往香厂新世界游逛”[189]；平绿云经常与女仆一起，带主家的小孩逛庙会[190]。
闲聊似乎是婢女最经常的休闲方式。但是，闲聊是要受到限制的。有的主人对婢女管束较严，不允许她们随便与人说笑。例如，婢女张连桂劳作之余，“每有到门房与人说笑，回到屋内时，太太即向她辱骂”[191]。况且，主人对婢女多是看闲不看忙，“宁使之忙，毋使之闲；宁使之劳，毋使之逸”[192]，看到婢女闲着，就认为婢女偷懒，如婢女黄莲花曾说，“昨日姨太太听戏去了，将我锁在厨房里头，后他回来时，说我不做事了”[193]。马经常家婢女桂琴到同院居住的夏姓家闲坐时，主人让她做事，她一时没有听从，主人就殴打她。[194]当婢女连闲聊的工夫都没有时，何谈休闲呢？
2.娱乐
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人们多热衷于娱乐。娱乐合于教育、卫生、文明等原则，既能锻炼体魄，增长知识，又能放松心情，陶冶情操。时人认为，文明国家极为重视娱乐，一国民众，都有享受各种娱乐的权利，因为娱乐是“合于人生的，是强国的利器”[195]。古代社会对女子户外活动有限制，女子很少有休闲娱乐的观念，休闲娱乐活动也不多。到了近代，尤其是到了民国时期，西方一些“高尚的娱乐”，如看电影、听留声机、跳舞等休闲娱乐方式逐渐为都市女子所接纳。但是，对婢女而言，即便她们的主人可以体验到这些现代的休闲娱乐，她们大多也只能拘泥于有限的空间，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
对年龄小的婢女而言，娱乐就是休闲玩耍，休闲玩耍就是娱乐。因为婢女多不识字，能够读懂报章杂志的寥寥无几，除了闲谈之外，别种娱乐方式实在很少，除非有的主人外出听戏时会带着她们。例如，婢女樱花的女主人到“香厂新明大戏院”听戏时，就带着她。[196]碧玉的主人时常到“什刹海小桥南路西洪瑞戏棚”看戏，碧玉也经常跟着去看戏。[197]
有的婢女终日不出门，甚至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当然也谈不上娱乐。有的婢女则是从早忙到晚，根本没有时间休闲娱乐。
总之，日常生活状况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多为平凡琐碎的小事。作为特殊的女性群体，婢女的生活状况并不一致，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层次性和差异性，生活过程中也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对大部分婢女而言，她们终日劳作，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变革对她们的影响并不明显，具体到着洋装、吃西餐、看电影等现代化的生活模式，对绝大多数的婢女来说，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