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华夏网络的变化，除了上述结点数量稠密化和单个结点薄弱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它不再完整和畅通。华夏网络的正常运行需要几个条件：一是帝国中央权力能够掌控全局；二是各州郡县结点之间在交通地理上能顺畅联络；三是各结点尤其是距离集力点较近处的结点拥有支持他处的人力、物力以及意愿。汉代在南方的网络虽然稀疏，但如前文所述，在面对蛮夷的反乱时，由于中央权威的稳定存在，能够统一调度周边各郡甚至各州，对蛮夷进行积极进攻或坚固防御。可以说上面的三个条件在两汉是具备的。到了东汉末年，帝国的体系瓦解，中央权威丧尽，群雄割据，互相攻伐。两汉所建立的华夏网络处处崩坏，山地与平原的关系在某些区域随之逆转。
华夏网络断裂的区域，首先是对立割据政权的边界地带。此类地带上山地族群的特殊面向已得到不少研究。谷口房男讨论了三国时代武陵蛮以及宋齐时代雍州、豫州蛮的问题，指出三国时武陵蛮处在吴蜀之间且主要密接吴的郡县，故蜀地政权对之采取怀柔策略，而吴则兼用武力讨伐和怀柔；宋齐的雍州蛮、豫州蛮的居住地也集中在南北朝对峙的边界线附近，南北双方对待他们的策略与吴蜀之对待武陵蛮颇有共通之处。[22]陈金凤系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间地带”，也涉及对此地带少数民族的争夺，三国时期的柤中夷、武陵蛮、建平蛮、南北朝时期边界蛮人均在考察之列。[23]两位学者都侧重于王朝政权对边界山地的争夺策略及过程，未能注意到华夷关系中优势与主动权的局部逆转，故而对山地人群在此历史契机面前的主动性论述不足。两位学者都没有更深入地追问何以在边界地区的蛮尤其活跃。在解释不见于两汉的雍州、豫州蛮何以出现时，谷口氏倾向于《魏书·蛮传》所代表的迁徙论，即“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24]且不说在南方山地大规模的族群迁徙是否可能，[25]即使有少量的定向人口流动，真正值得追究的问题也应是某一区域何以成为合适的流入地。
其次，按华夏网络的分析方法，凡是两侧或多侧的华夏政权——无论是国家一级还是州郡一级——不能互相统属或共同服从更高的统属，处于对立甚至仅仅不配合的状态，就可以认为华夏网络出现了断裂，而断裂地带的局势有利于非华夏人群的政治体发育。故而断裂带可以出现在政权之间，也可以出现在存在区域对立的政权内部，这点此前学者较少论及。基于以上两点，下文试举几个局部逆转的典型例证，结合史事以具体说明。
一、巴賨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居于华夏网络断裂带的非华夏势力，除了谷口氏分析的吴蜀之间的武陵蛮以外，至少还可举出魏蜀之间的巴賨，以及魏吴蜀之间的柤中蛮夷。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入汉中伐张鲁，“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26]此事在《华阳国志》中记曰：“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27]增加了袁约，且将杜濩、朴胡都看作巴夷。对夷人首领授予太守的官职，而且封为列侯，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这三人原为信奉张鲁五斗米道的巴賨首领，曹操赐予他们高官厚爵，当下目的是为了劝降张鲁，这一目的很快达到了。从长远考虑，曹操视汉中如鸡肋，无法投入过多兵力防守，一定也希望扶植利用当地的势力，来对抗蜀地的刘备。这三人后来的确协助了张郃与刘备军作战。[28]据《张鲁传》，张鲁闻曹军已破阳平关，本欲归降，而阎圃建议他先依靠杜濩、朴胡等继续抵抗，再用杜濩等归降来试探曹操的态度，于是张鲁“奔南山入巴中”。[29]可见杜濩等的势力范围不在汉中，而是在盆地以南的大巴山中。[30]曹操未曾真正掌控大巴山区，以杜濩、朴胡为巴西、巴东太守，实际只是虚名。对于双方都无力或无心直接统治的边缘地区，授予当地第三方势力（往往是非华夏）的首领高官厚爵，其官职辖境常在敌方控制区内，从而促成第三方势力与敌国相对抗，这是互相对峙的华夏政权常常使用的策略。
二、柤中夷
柤中的夷王梅敷处境与杜濩等颇为相似。习凿齿《襄阳记》曰：
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柤中。[31]
“夷王”梅敷在文献中仅此一见，习凿齿是襄阳人，又熟知三国史事，他说梅敷是“夷王”应当可信。梅是较早出现的蛮夷姓氏，楚汉之际吴芮将梅鋗被项羽封十万户侯，其作战的区域正在南阳襄阳之间。[32]北魏明元帝时期，有蛮王梅安率数千人至平城贡献方物，太武帝始光中拜其子豹为安远将军、江州刺史、顺阳公。[33]梅安不知是何地的蛮酋，但从其子“顺阳公”的封号来看，其势力根基很可能在沔水支流均水、丹水流域。而梅敷曾率“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附吴，阴、酂二县溯沔、均水而上即至顺阳。梅安与梅敷在姓氏和活动地域上都呈现出相当的关联。另外，宋齐时代有西阳蛮酋梅虫生、梅加羊，[34]西阳蛮常被认为与东汉时徙置江夏的南郡潳山蛮有关，[35]也有人以为潳山即柤山。[36]这两说均难成立，但荆山地区与桐柏-大别山居住的人群之间有某些联系和共性，是可以肯定的。梅姓在这两处都是蛮夷中的大姓，可以印证习凿齿“夷王梅敷”之说。然而，《三国志》却称他作“魏将梅敷”：
（建安二十五年）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37]
“魏将”说明梅敷原已接受魏的官职，此时又改投孙吴。南阳阴、酂等五县民的附吴，显然与梅敷的投吴有关，他们当即习凿齿所说屯于柤中的部曲。部曲与县民两说，分别对应于夷王与魏将，对其身份的判断取决于该集团在政治上的归属。梅敷投吴的建安二十五年（220）秋，是荆州形势剧烈变化的时期。此前一年，关羽围襄阳，重创曹军，其后遭吴军突袭后方，十二月关羽兵败被杀，吴重获荆州之地，魏仅保襄阳以北。建安二十五年春，曹操薨，曹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在荆州，刘备势力已遭驱逐，襄阳魏军元气未复，唯有孙吴乘胜势力大增，而曹操去世又为魏国带来潜在的变数，在这种形势下“魏将”夷王梅敷叛魏投吴。
数年之后，梅敷又重回了曹魏阵营。黄武七年（228），周鲂伪叛以诈诱曹休时，在致曹休的密笺中提到：
东主顷者潜部分诸将，图欲北进。吕范、孙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趋合肥，诸葛瑾、步骘、朱然到襄阳，陆议、潘璋等讨梅敷。[38]
在这份虚拟的作战方案里，梅敷和合肥、襄阳一样，成为吴的攻击对象，说明他已恢复了“魏将”的身份。梅敷在魏吴之间的数次反复，如同杜濩等人一样，应该每一次都能得到更高的官爵封赏，从而加强他的“夷王”地位，“夷王”本身也应是正式册封的名号。那么，梅敷在两国之间辗转进退的资本是什么？柤中既是沔南之膏腴沃壤，为什么没有成为魏或吴直接控制的地区？这必须从柤中的地理特性与战略价值中寻找答案。
按前引习凿齿的描述，柤中应位于：（1）上黄县界；（2）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3）沔南。又《水经注》“夷水”条载：
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谓之鄢水，……夷水又东南流，与零水合，零水即沶水也。上通梁州没（汶）阳县之默城山，司马懿出沮之所由。其水东径新城郡之沶乡县，县分房陵立，谓之沶水。又东历軨乡，……晋武帝平吴，割临沮之北乡，中庐之南乡，立上黄县，治軨乡。沶水又东历宜城西山，……东流合于夷水，谓之沶口也。与夷水乱流东出，谓之淇水。径蛮城南，城在宜城南三十里，……夷水又东注于沔。[39]
将这段材料与《襄阳记》引文合观，可以呈现非常丰富的信息。首先，上黄县是晋平吴后割临沮北乡和中庐南乡而立，故应处于临沮与中庐两县之间。其次，鄢水即夷水之别名，而沔水在中庐、宜城之东，在西山无河谷，“沔”字有误。沶水亦过宜城西山，与夷水合流后入沔，《襄阳记》“沔”或乃“沶”字之讹。最后，夷水发源于康狼山，沶水上通默城山，默城山乃“司马懿出沮之所由”，故熊会贞认为即柤山，其说可从。综上，柤中当在夷水中下游河谷地区（大致在今南漳县东部），河渠密布，素称膏腴；然而环绕河谷皆为山区，尤其向西溯流而上即至柤山、康狼山，二山与荆山相连，而荆山为沮、漳二水所出。沮、漳二水由荆山南出，顺流而下可达江陵。王基云：“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分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40]反之，从江陵逆溯沮、漳北上，越过荆山、柤山，山险度尽，即至平敞膏腴的柤中，如《舆地纪胜》襄阳府柤山条引习凿齿《襄阳记》云“吴时朱然、诸葛瑾从沮中寻山险道，北出柤中”[41]，正是一例。当江陵与襄阳对峙时，沮漳—山险—柤中一路，常为偏师所取。从周鲂虚构的进攻路线以及朱然、诸葛瑾的实际行动来看，柤中是襄阳不可缺失的屏障。荆山、柤山深险，[42]魏吴双方均无力分兵驻守，而柤中梅敷等非华夏势力显然在山中有很深的根基，故笼络梅敷成为曹魏的上策。
柤中的战略价值，主要在于它背靠山险、扼守山中通道，而非因为它是膏腴沃壤。屯据襄阳的北方政权，其实无力控制这片沃土，更无论利用其人力与物产。曹爽欲修守于沔南，袁淮曰“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司马懿也质问曹爽“设令贼二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钞柤中，君将何以救之？”[43]因沔水阻隔，沔南之襄阳城常虑不守，更无论远在其南的柤中，故司马懿主张徙民沔北，袁淮则拟土、民并弃。曹爽不从，修守于沔南，终为朱然所破。刘宋时何承天总结道：
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及襄阳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徙沔南以实水北，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44]
两国对峙之时，边境难守之处，双方往往弃而不取，成为缓冲地带，尽管当地农耕条件优越，也因战火而无法耕作。当华夏政权势力撤出时，以山地为根基的非华夏势力循河谷而下，填补了这里的政治空白。夷王梅敷率部曲万家屯于柤中，且在魏吴之间反复选择于己有利的立场，正是这一形势的反映。梅敷可能仅是荆州西北部山地复杂的非华夏势力中最外缘的一支，到东晋南朝时沮水上游的汶阳郡仍时常为蛮人控制，足见山中非华夏力量的深厚和持久。
柤中以西的山区绝不只是一个隔断平原的障碍。这片广阔的山区有其居民、社会和政治组织，而且在平原交通线无法正常通行时，山中河谷的交通意义便凸显出来。关羽在麦城兵散之后，率十余骑逃亡，潘璋住临沮夹石断其径路，擒羽于章乡。夹石与章乡在漳水上游，[45]关羽溯漳水而上，显然意欲进入荆山，荆山中当有路通向蜀将孟达驻守的房陵郡。此路线存在的旁证，可举《水经注》沔水篇所记“马穴山”的故事：
（中庐）县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马，谓之马穴山。汉时有数百匹马出其中，马形小，似巴滇马。三国时，陆逊攻襄阳，于此穴又得马数十匹送建业。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识其马毛色，云其父所乘马，对之流涕。[46]
马穴山的马显非本地所产，由其形似滇马且为蜀使所识来看，这些马来自蜀地。这提示我们在巴东鄂西山地中有一个华夏所不熟悉的交通网络。在华夏网络健全时，沿沔水和长江上下的平原区构成一个通畅的网络，荆山柤山等山地则被隔绝和孤立，显得无足轻重。当华夏网络崩裂为相互对峙的局面时，网络裂缝处的山地及山中河谷反而成为局部的强势力量，而且因为能与对峙各方保持交通和政治上的联络，常常成为双方的中间缓冲地带，甚至成为对峙各方竞相笼络的对象。在一定区域之内，夷夏之间的政治主动权已经易手。
汉末三国时的柤中地区，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华夏网络断裂处的历史进程，即平原与山地、华夏与非华夏、帝国与土著族群之间的强弱关系在局部发生了逆转。断裂处的非华夏势力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山地为根本控制山前的部分平原地带，二是借由山中的交通线与断裂对峙的各华夏结点同时联络，这种联络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三、武陵蛮与巴郡南郡蛮
武陵郡和巴郡南郡的山区位于四川盆地和江汉平原之间，东汉时期，这一区域的蛮乱，多是对日渐加重的赋役压迫的直接反抗。蛮人未见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汉朝依赖完整、畅通的华夏网络，施行军事镇压，即使对协助镇压的所谓“善蛮”，也不过赏赐金帛，没有授予郡县官职或爵号。东汉顺帝时，荆州刺史移治武陵郡汉寿县，[47]紧邻临沅，展现出集全州之力阻遏武陵蛮夷的态势，表明在与汉朝长期的斗争中，武陵蛮夷的势力已悄然壮大。东汉末华夏网络解体，压制已久的南郡和武陵山地势力随之崛起，江南“宗贼”大盛。在襄阳立足之后，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对异己势力采取怀柔退让的策略，表面上恢复了荆州的秩序。其辖境“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包括原武陵、零陵等郡在内。[48]此时益州刘焉亦保境观望，三峡无事。在这种形势下，史料中几乎见不到武陵和南郡蛮夷的动向。
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孙吴杀关羽全有荆州之后，南郡与武陵山区东西两侧的华夏网络彻底崩裂且进入敌对状态，该区域的土著势力遂成为吴蜀双方力图拉拢的对象。孙吴初取荆州，“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陆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49]与魏对于杜濩等和梅敷的策略一样，陆逊也是以官爵赏赐来笼络蛮夷君长。其后刘备出峡伐吴，屯兵于夷道猇亭，四个月未见进取，仅仅“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50]所谓“安慰”，就是“假与印传，许之封赏”，[51]与曹操和陆逊的做法并无二致。夷陵之战刘备的策略令人费解，但无疑武陵蛮夷在他构想中十分重要。《步骘传》云：“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52]由此来看，刘备所发动的武陵蛮夷，在战争中牵制了步骘从交州返回的军队，其影响甚至持续到蜀军主力战败之后。刘备死后，诸葛亮与吴通好，三峡内外暂时解除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吴国得以专力消化境内的异己势力，于是有潘浚督兵五万讨五溪蛮夷之事，孙吴后期有人论曰：“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溪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53]即以“刘氏连和”为讨伐五溪蛮的前提。此后占据蜀地的魏和晋，灭吴之前同样采取招纳武陵蛮夷的措施。晋益州刺史王濬从泰始八年（272）起，一边造船聚谷，一边“怀辑殊俗，待以威信”，于是蛮夷徼外，多来归降，[54]五溪蛮夷“各帅种人部落内附”[55]。这都是伐吴的必要准备。综上，当巴蜀与荆湘处于敌对状态，即跨越三峡的华夏网络发生断裂时，武陵、三峡山区的战略意义才凸显出来，成为值得争取的联盟力量，山地族群才可能获得择高而就的政治主动权。[56]
华夏网络的断裂带不仅限于两个敌国之间，在东晋南朝，以荆州、扬州为中心的上下游之争也能造成华夏网络的断裂，对处于断裂带的山地也能产生类似的影响。《南齐书·蛮传》载：
晋太兴三年（320），建平夷王向弘、向瓂等诣台求拜除，尚书郎张亮议：“夷貊不可假以军号。”元帝诏特以弘为折冲将军、当平乡侯，并亲晋王，赐以朝服。[57]
张亮所言当是晋朝定制，然晋元帝为何要破例对夷王向弘给予殊遇？东晋初年，在江东立足未稳，财政拮据，所谓“元后渡江，军事草创，蛮陬赕布，不有恒准，中府所储，数四千匹”。[58]是否元帝需要蛮夷进行财政上的供应，所以不惜赐予将军号和封爵呢？元帝作为外来者在江东立基，的确需要处理好与各种地方势力的关系，包括一些山地中的非华夏势力。但若以为东晋初年财政完全仰仗“蛮陬赕布”，又过于低估了南方华夏网络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在历史上，非华夏的族群常被描述为“道洿先叛，化盛后宾”，如果华夏政权失去了经济和军事优势，蛮陬赕布又如何可得？这条史料强调“蛮陬赕布”，与《魏书·司马叡传》以岛夷之地描述江东一样，反映了北朝史学中“比桑干于姬、汉之国，同建邺于蛮貊之邦”的传统。[59]
晋元帝对蛮夷的需要主要不在经济方面，否则无法解释对其他地区的蛮酋为何不同样加以宠任。东晋立国之初，沿长江上下，蜀地为李氏所据，荆州是王敦的地盘，晋元帝号令所及唯有扬州。王敦总征讨于上游，曾经是东晋立国的支柱，后来由于元帝意图伸张皇权打压士族，引起王敦与朝廷间关系日益紧张。[60]太兴三年，正是矛盾转向公开和尖锐的关键时刻，这一年因为梁州刺史周访去世，湘州刺史甘卓被调往梁州，王敦要求以沈充任湘州刺史，而元帝则以谯王承出镇湘州，明确摆出对峙的架势。两年之后的永昌元年（322），王敦即起兵东下，攻入建康。因此，太兴三年对建平夷王的特殊礼遇，当于荆扬对峙的时局中求解。建平郡在今巫山县一带，正处于三峡之中，吴末陆抗曾上疏言：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61]
建平为荆州西门，如若有变，则荆州必当全力赴救。元帝在此时对建平的夷王加以殊遇，显然是要在王敦后方安插一个牵制势力。同时，蜀地的李氏政权对荆州始终是一个威胁，在荆州与扬州相争之时如何遏止成汉冲出三峡，一定也在东晋的考虑之中。这一担忧并非过虑，咸和五年（330），李寿即率军攻陷巴东、建平二郡，晋军只能退保宜都。[62]这样，建平夷王得到的宠遇又多了一层意义。总之，益、荆、扬三处华夏网络的断裂和对抗，使建平夷王获得政治上发展的有利环境。
四、桐柏—大别山区的豫州蛮
既处荆扬之间，又处于南北边缘地带的是桐柏山—大别山山地。这一山脉是淮河、长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位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带上，其东南麓直抵长江，成为划分长江中游与下游的标志。自汉代以来，这一山脉就充当荆、豫、扬三州的界线，今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省界仍依此山脉划定。从平原的角度看，桐柏山—大别山构成交通的阻隔，但走进山中来看并不如此。这一山区虽有1500米以上的高峰，但大多数地区海拔在500—800米之间，并不十分险峻。且山中河流众多，东北麓诸河流注入淮河，西南麓的河流则注入长江，而它们在山中的发源地往往是十分接近的。如长江支流“西阳五水”中的赤亭水、浠水的上源，与淮河支流的淠水、黄水、泚水上源相距不过数十千米，对这片山地中居住的人群来说，在两大流域之间、荆州与扬州之间往返穿越，是轻而易举之事，他们甚至不会察觉到任何跨越。南北朝时期，居住在这片山地的人群被笼统地称为豫州蛮，《宋书》言其“所在并深岨，……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63]正是对上述地理特征的描述。这样的一个区域，由于华夏网络中长期的南北对峙和不时出现的荆扬之争，获得了特殊的地位。
首先，在东晋南朝的荆扬之争中，大别山区充当了中间地带。太宁二年（324），王敦身死事败，其党周抚、邓岳逃亡入西阳蛮中，蛮酋向蚕纳之，藏匿获安。[64]这是大别山区蛮人首见于史，即显示出中间势力的性质。邓岳原由王敦参军转任西阳太守，乱平后复为西阳太守，[65]他与西阳蛮的深厚关系，或为王敦战略的一环。元嘉二十九年（452），新蔡蛮破大雷戍，略公私船舫，悉引入湖。[66]此新蔡蛮得名于侨置的南新蔡郡（在今湖北黄梅县境），[67]他们虽以长江北岸山地为根据，但影响及于江岸平原和湖泊，甚至攻破沿江的重要镇戍。这种实力是上下游的华夏集团都想要争取的，最显著的例子可于宋明帝即位初的战争中看到。《宋书》记载：
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贼败于鹊尾，西阳蛮田益之、田义之、成邪财、田光兴等起义攻郢州，克之。以益之为辅国将军，都统四山军事，又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以义之为宋安太守，光兴为龙骧将军、光城太守。封益之边城县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户，成邪财阳城县王，食邑三千户，益之征为虎贲中郎将，将军如故。……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阎湛之、晋安王子勋典签沈光祖，封高山侯，食所统牛岗、下柴二村三十户。[68]
宋明帝即位之初，江雍荆郢徐司青冀湘广益梁诸州，扬州之会稽、吴、吴兴、义兴、晋陵、山阳诸郡一时俱反，拥护晋安王子勋，“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69]明帝依靠中央军和部分地方豪族的支持依次平定四方，而豫州蛮人的支持发挥了很大作用。[70]豫州刺史殷琰所领为子勋阵营主力之一，田益之率蛮万余人攻打其弋阳城，又围庞定光于郢州义阳郡，[71]且最终攻克郢州（治江夏），立功很大。大明二年（458）田益之始“起义”，明帝即授予辅国将军、督弋阳西山事，急于争取蛮人的意图十分明显。子勋一方的将领刘胡也曾“遣其辅国将军薛道标渡江煽动群蛮，规自庐江掩袭历阳”，[72]同样力图争取大别山区的蛮人。以上事例说明当东晋南朝发生上下游之争，即长江中下游的华夏网络发生断裂时，大别山的蛮人处于被双方竞相笼络的有利地位。反之，当南朝上下游关系和谐即华夏网络完整时，便是伐蛮战争最频繁的时期。
其次，六朝南北政权间的国境线总体上在淮河与长江之间摆动，[73]桐柏—大别山区处于南北之间的位置，更持久地塑造了它的处境。东晋前期陶侃已认识到武昌（今鄂州）北岸邾城（今黄冈地区）的蛮夷与北方有联系途径，他拒绝在邾城分兵镇守的提议，理由是：
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74]
他认为邾城外接群夷，而群夷又可引致北方政权的军队，所以对邾城宁愿弃而不守。陶侃死后，庾亮谋北伐，以精兵一万戍邾城，果为石赵军二万骑攻陷。[75]石赵的骑兵，当是自北而南穿大别山而出，一定受到山中“群夷”的接应，陶侃“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之忧应验了。这说明以山区为中心，向南向北都存在交通路线，也存在政治联系。蛮酋田益宗在南朝史书里称为“西阳蛮”[76]，北朝史书则称为“光城蛮”[77]。西阳和光城分在大别山南北两侧，田益宗的统治区域本在山中，故而南朝以南侧的西阳名之，而北朝以北侧的光城名之。在南北朝看来深险阻绝的山区，却是以山地为中心的“蛮人”政权可以轻松跨越的。《宋书》云“北接淮汝、南极江汉”[78]，既是在描述蛮的活动地域，也暗示着蛮人沟通淮汝和江汉的能力。
南北朝边境仍有一种“荒人”，与蛮的关系值得分析。北村一仁指出“荒”特指南北朝在淮河流域的边境地带，“荒”不是一般的法令教化所不及的化外之地，还须是南北政权之间所属不明的地域。[79]如同前引何承天说三国时“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一样，南朝时淮河南北以及江淮之间的一些地区也被作为随时可弃的边境，并未深入稳定地建立统治，因此而形成的政治空白由当地的半独立势力填补。这种半独立势力有时被称为蛮，有时也称为“荒人”。北村一仁认为荒人由蛮、亡命和土豪组成，[80]事实上三者之间很难绝对区分。比如，桓诞既被称为荒人，又是大阳蛮酋，而他又自称门阀士族桓玄之子；又如，蛮酋田益宗也被魏收称为“荒帅”[81]。在蛮夏混杂的地区，土豪与蛮的重合度也很高，后文仍有详论。总之，荒人的特征不在于族属或法律身份，而在于游离于南北政权之间的半独立性质。荒人有自己的组织和首领，常在南北朝之间逐利而动。《通典》云：“宋齐以后，荆雍二州……群蛮酋帅互受南北朝封爵。”[82]谷口房男曾详列南北朝边境蛮酋归附南朝和北朝的情况，[83]陈金凤亦分别整理了北朝与南朝利用蛮人争夺中间地带的过程，并注意到以北魏迁洛为标志，北朝对蛮人的政策从优待转向限制，[84]此处不赘。
随着南朝后期的国境线日渐向南退缩，桐柏—大别山区归附北魏的蛮酋数量明显增加，当北魏朝廷试图加强对蛮人的掌控时，他们也会伺机奔回南朝。如桓诞，在南朝本无官爵，被称为“荒人”“荒贼”或“边人”，当他率八万余落归附北魏时，被拜为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封襄阳王。[85]其后桓氏父子为北魏效命，多次在边境摧破南梁军队，但其子桓叔兴在正光二年（521）又拥部归梁，此事很可能与东荆州刺史郦道元“威猛为治”有关。“蛮夷荒帅”田益宗在获得萧齐授予的征虏将军、直阁将军后，又于太和十七年（493）叛归北魏，十九年被授予“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冠军将军，南司州刺史，光城县开国伯，所统守宰，任其铨置”，后北魏又于新蔡立东豫州，以益宗为刺史。[86]在此后多次边境战争中，田益宗为北魏效命。至延昌三年（514），魏宣武帝遣刘桃符率众掩袭田益宗，征还为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改封曲阳县开国伯。表面理由是田益宗暮年聚敛无厌，而魏朝实际目的是要让田益宗与东豫州相分离，从而结束东豫州的半独立状态，变成北魏全面控制的普通州。在此事变中，田益宗之子鲁生、鲁贤及其从子超秀南奔降梁，萧衍“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为北境捍蔽”。[87]以上两例说明，北魏对归附的蛮酋初来时宠以重官高爵，为之置州郡自治，借其力量对抗南朝。但等到局势稳定之后，就会渐渐削夺他们的权力，渐夺新置州郡的自治权，郦道元的“威猛为治”，刘桃符强行征还田益宗，都是此种策略中的一环。于是蛮酋或者被收服，或者起而反抗，而南朝对边境蛮人的政策与北魏并无太大区别。因此，边境有实力的蛮酋往往要在南北两边多次转变效忠的对象，尽量使自己处于“初附”的有利地位。
作为东西、南北华夏网络断裂带的重合处，南北朝时桐柏—大别山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蛮人地域（如武陵山区）。与之相应，宋齐时设置的左郡、左县几乎全都集中在这一地区。河原正博整理刘宋左郡、左县的所在地，发现除了宋末所设的湘州乐安左县位于今广西境内，其他所有左郡左县全都在以大别山为分水岭的诸水流域、桐柏山发源的淮水上源地区以及涢水流域，可以说刘宋的左郡左县就是以大别山—桐柏山一带的豫州蛮为对象设立的。[88]南齐时左郡左县的设置数量与范围进一步扩大，但仍集中在上述区域，例外的仅有益州的齐开左郡、齐通左郡。[89]最早见于记录的左郡左县是宋初设立的南陈左郡，以蛮人立郡而冠以“左”字，杨武泉推测是为了避免使用侮辱性的“蛮”字，与刘裕即位之初笼络各族势力的政策有关。[90]对于“左”有多种解释，[91]难以定论。事实上，对于左郡左县来说，重要的是“郡、县”而不是“左”，设置郡县赐予官爵本身就是对蛮夷首领的笼络，这与曹操拜杜濩等为三巴太守的做法一脉相承。位于双重断裂带重合处的大别山区，在战略上尤其重要，所以就有更多的必要加以笼络。故而左郡左县集中见于这一区域，而不见于长江以南的蛮地。左郡左县之设常是在具体政治情境下展开，如上文所述宋安左郡之设并以蛮酋田益之为太守，即与在宋明帝即位时四方反叛的形势相关。又如，元嘉二十五年（448）设立了25个左县，当为宋文帝北伐的准备之一。[92]反之，南北、东西两面局势都较为稳定时，也就是伐蛮战争频繁展开之时，左郡左县则被大量废止和合并。大明八年（464）南陈、边城等六个左郡被废止或降格并入他郡，刘宋所设左郡几乎全部撤销。这固然是宋孝武帝擅改制度，但其背景正是元嘉二十九年之后南北对峙的暂时缓和南朝略占优势，大明四年以后，宋得以专力讨伐沿江一带的蛮人。[93]孝武帝废除的左郡左县，在此后宋明帝时又得到恢复，说明仍有必要继续维持蛮酋的郡守县令长的身份，对蛮民像编户齐民一样统治的条件尚不具备。左郡左县之“左”，不论其义为何，其功能一定是将之与正常郡县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实际是高下之分。《南齐书·州郡志》中诸州的左郡都列于全州各郡之最末，颇能说明这一问题。蛮酋既看重郡守县令的官职，自不甘总带一个“左”字，梁陈以下左郡左县不见于史籍，授予蛮酋的刺史、郡守都与华夏职官无异，这大概是符合双方愿望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