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教冲突与州县官的责任
鸦片战争以后，挟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大批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在各地建造教堂。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教堂已遍布中国沿海与内地。随着教会势力的深入，其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加剧，进而引发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民众的反教会事件，并带来一系列中外交涉。在这些事件的处理中，州县官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凡涉及民教冲突的事件，大都由州县官负责处理。州县官的责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保护教堂教民，二是处理民教冲突事件，三是审理关涉民教的诉讼案件。严格地说，前两项属于行政治安职责，第三项才是司法职责，为叙述方便，在本节合并分析。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日益增多的教案，清政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地方官处理民教冲突的责任。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一道上谕云：
嗣后各该地方官于凡交涉习教事件，务须查明根由，持平办理。如习教者果系安分守己，谨饬自爱，则同系中国赤子，自应与不习教者一体抚字，不必因习教而有所刻求。各该地方官务当事事公平，分别办理，以示抚绥善良之至意。[53]
由地方官处理教案，从客观上说，是由于当时大多数教堂都设立在各州县，将此项责任交给州县官，便于及时处理。但更重要的是，由地方办理教案，可避免外国驻京使臣带来的交涉麻烦。恭亲王奕说，“传教各案牵涉民人，即系地方官份内应办之事”，若不能及时办理，各国驻京使臣则会“向臣衙门饶舌”，并“借端扼索”[54]。处理民教冲突成为州县官行政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治九年（1870年），总理衙门又建议将教务列入州县官考成：
如果各省地方官于无事之日，先已留心经理，则自有基址可借，条理可寻，何至遇事张皇，一无就绪？况外国教士无几，其从中簸弄怂恿生事者，大抵皆系入教之奸民。而从教之愚民，又从而附和之。地方官若不未雨绸缪，临时为绅民所挟持，未有不偾事者。臣等核办教案，与各疆吏咨函商办，其要固在乎速结，在乎持平。而所以能速结持平，则尤在预筹于平日。应由各省督抚等，再行密饬地方官，遵照前此通行成案，凡传教之人，毋得丝毫干预别项公私事件。至其如何方能不来干预，则在地方官之经权互用，先事防维。总须视为至要至急之图，令其就我范围，不徒以奉行文书，习为故套。各该督抚将军大臣，亦当以此等事件能否预筹妥协，办理得当，按察所属，与催科抚字，一例考成。庶乎人知振兴而事可逐渐就理，实于中外交涉有裨。[55]
面对频发的民教冲突，清廷的总体意图是避免冲突的发生，所以州县官的责任，首要的就是保护教堂教士。清廷认为，民教冲突之层见叠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官管理不能随时开导，事先防维”。“防维”的实质是“名为保护，暗为防范”，通过保护以防范冲突。
首先，要求地方官“认真保护各国教士，往来均宜以礼相待”[56]。总理衙门制定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分别教中品秩，定“司铎准其请见府厅州县各官”，府厅州县各官亦按品秩接见教士，以达到“善为联络，情意相通，而后彼此悉泯猜嫌”的目的。[57]
其次，要求州县官对所管之地的教堂教士确查册报。光绪十七年（1891年），鉴于“长江上下游一带会匪聚众滋扰教堂，竟有一县焚烧数次者……地方官无从稽察，一旦变起仓卒，防不胜防，而洋人已嫁词饶舌”，总理衙门咨行各省督抚分饬该管地方官，“将境内共有大教堂几处，小教堂几处，堂属某国某教，各堂是否洋式，抑系华式，教士是何名姓，何国之人，是否均系洋人，堂内有无育婴施医各事，分别确查，按季册报本衙门，以凭稽核”。总理衙门特别强调地方官要“预告教士，以清查教堂处所，原备他日保护起见”，“此系中国自理之事，所查仅堂外住址，并非堂内教规，无害公法”[58]。
再次，要求州县官与绅士联手加强防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奏请饬各省设立保甲局认真保护教堂，建议“现有教堂之处，由地方官择地设立保甲，慎选本地夙有乡望士绅二三人为董事，局中额设巡勇，用教堂附近之人，在教堂附近处所查察，遇有争端曲为排解，或带入局中善为调处。教士外出亦由该巡勇为之护送”，以使“官绅联为一气，则消息灵通”。还提出，“设局选董，将历来教案办法平日剀切讲说，使民间转相传述，家喻户晓”。总理衙门复议后表示：“臣等共同商酌，均应准如所奏办理。”[59]河南巡抚松寿据此制定保教章程，“凡有境内教堂教士，并须责成绅耆、庄长、首事、地保人等随时妥为防范保护”，如发生焚抢重案，即提案严惩，损坏之物责令摊赔；如一年以内相安无事，由地方官查明嘉奖；三年相安无事则给功牌顶戴。[60]在江西，进贤县县令拟定了更为具体的责成绅耆保教章程，令各都图乡村绅耆人等造具花名清册，由县颁给谕单，令其责成族中子弟，如有事端，飞速禀官拿办。如保护不力需交赔款，由图村绅耆偿付；如三年民教相安，则给奖励，或由州县送给匾额。[61]
最后，一旦发生针对教堂、教士的暴力冲突事件，州县官必须立即查办，办理不力者，则会受到革职等处分。朝廷一再严词谕令：“设有教堂，各州县文武派定兵役随时设法严密防护，遇有造谣聚众之事，一闻风声立时查拿，务获重办。”“凡有教堂处所务须实力保护，并晓谕居民勿听浮言，妄生疑忌，倘敢借端滋事，定当执法严惩。”[62]在弹压过程中，对于情节重大之首要各犯可在讯明后就地正法。
如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湖北武穴教案。因有教民肩挑幼孩送往教堂，随即被误传为幼孩入教堂会被剜眼蒸食，激起民愤，延烧教堂，打死洋人2人，另有洋妇3人在逃跑中被打伤。湖广总督张之洞闻报后立饬地方官严拿首要各犯，并抽调省外水陆勇营前往弹压保护。广济县知县彭广心驰往武穴，缉获多人。后由总督特委候补知府会同黄州府知府督同该县知县审办，将“起意煽众”并杀死洋人的两首犯正法。[63]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河南泌阳县高店等处乡民因挟教堂赔款之恨，纠众杀死教民多人，并焚毁教堂一处。朝廷谕令巡抚锡良督饬该地方官迅速将各凶犯悉数缉拿，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泌阳县知县即行革职。[64]光绪三十年（1904年）广东揭阳县属河婆地方发生会党抢劫教堂情事，道府立即委派县丞彻查，县令则移请城守带勇丁数十人驰往搜捕抓获十余人，随即讯问收押。[65]同年湖北发生施南教案，起因于教民之间的口角，而法国天主堂主教则要求当地备席放鞭，引发众怒。当地民众打死主教、教士、教民等4人，烧毁房屋多间。张之洞认为此事关涉交涉，立即电饬施南文武各官立即查明滋事要犯，按名缉获30余人，原施南知府、恩施县令革职，由新署知府、知县审讯并报总督批示，将正犯8人就地正法。[66]
在朝廷和许多官员看来，之所以发生教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州县官办理不善。总理衙门就说：“臣等查传教既载在条约，则地方官均有保护之责。每遇教案，各国使臣援约相持，迹近要挟，几于无可收拾，总由该管官事前既不能照约保护，临事又不能拿犯办凶，每酿巨案。”[67]因此，凡有“巨案”发生，议结时州县官都会被议处，所在州县还要承担赔款之责，这也成为对教案发生地方的一种惩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总理衙门奏地方官办理教案议处办法：
嗣后如更有教堂被毁之案，除实系有心故纵酿成巨案赔误大局者，由臣部酌量案情随时奏明请旨办理外，其事关仓卒竭力保护而势有所弗及者，拟请将该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公罪例议处；其保护未能得力，自属办理不善，应查照历办成案，以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定议……嗣后遇有拆堂杀教之案，除有心故纵以致酿成巨案者，应由臣部酌量案情，随时奏明请旨办理外，如系事起仓卒迫不及防，应将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公罪例议以降一级留任；其保护未能得力，自系办理不善，应照不应重公罪降二级留任例议以降二级留任。[68]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江西巡抚李兴锐以教案办理不善，上折参处了12名知府、知县，理由无非是“不能弹压莠民，以致教堂被毁”“民教控诉词讼匿不禀报”“于匪徒焚毁教堂抢劫教民不能防范，商议赔款又多迟误”等。他们分别受到摘去顶戴、停委一年等处分。[69]
如果民教冲突中发生教堂财物损失和人命事件，州县官要承担赔款之责。光绪十七年（1891年）芜湖教案时，南洋大臣刘坤一定分赔办法，即应赔款项由该关道及知县按月分赔。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总理衙门认为，一个地方发生民教冲突，“该管官均难辞其咎”，仅责道、县分赔，不足以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因此定以后如遇教案赔偿之款，“由该管督抚藩臬道及府厅州县分年按成偿还归公，并分咨户部及臣衙门备案”[70]。但在实际情况中常由州县官出面交涉并议定赔偿条款，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州县官与外国领事交涉赔款条款。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镇海小港地方因民教冲突发生捣毁并损及礼拜堂之事，由镇海县令与英领事面议定款两条，“所有此次滋事之犯应由镇海县访明首要，严拿究办，以儆将来”；“此次被拆教堂及捣毁教民纸铺所有两处，房屋资财物件一概在内，议定赔洋一千元”，并即日当面交付清讫。[71]
另一种是地方官与教会方面议定条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浙江天台县发生焚毁教堂事件，由浙江台州府委员候补知县与台州府天主教主教议定如下条款：
一、此次毁失天台县东门地方五开间楼屋教堂一所，堂内供奉器具，以及汤教士衣服物件，业经会同议明，一并在内共赔还英洋三千元正，其洋由县筹齐，由委员如数交付清楚，自此款外并无别偿事件，彼此共主和平亦不再有他议。
一、毁教匪徒陈凤仪、邱道存、陈亦善、陈亦保等，除陈亦善业已获案外，其余陈凤仪等仍当由营防及地方官赶紧悬赏购拿，照例惩办。
一、该处教堂既已议明偿款，应由堂出资自行清理基地，建造房舍，仍为传教之处，一俟工竣开堂，天台县官务当亲临致贺，以敦睦谊而达感情。
一、此次教堂被毁，县官不及保护，已奉抚宪先将天台县摘顶示儆，再候道府核明酌夺办理。
一、地方营县有保护教堂之责，教堂领袖有查察分堂之权，本案业经议结，嗣后为日甚长，所贵各尽义务，以期民教久远相安。[72]
这个条款不仅涉及赔款、对“首犯”的捉拿，还包括对地方官的惩处，俨然是地方官与教会之间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二、州县官与民教诉讼
在晚清各州县的民教诉讼中，相当一部分是因教会购地建房所引发的诉讼争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黄埔条约》中规定，允许教会在五口通商地“购地建造房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将此特权扩展至其他地方。而教会常常借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或不遵守条约规定，或与地方势力勾结，故而引发许多诉讼。在处置中，清廷要求州县官依约持平办理。如光绪八年（1882年），湖南沅江县民人刘超贵受传教士苏额理所托，购买李相富之房地造天主堂。沅江县知县徐允文得知实情后，依据条约所载，“天主堂买产章程，卖业之人须先报明地方官请示酌定，方准照办”，认为刘超贵所买李相富房地并“未报明地方官，已与条约不符”，判刘超贵不得擅买，并驳回了传教士苏额理追还房产的要求。[73]
因这类案件涉及教会、教士、教民，州县官办理时大都如履薄冰，生怕酿成事端。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浙江会稽县天主堂购买教民孟姓房屋，内中部分涉及张姓屋地，在张姓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庄书自行拨除。知县审理时，认为教堂已有书契，“西人向以印据为重，若勒令还产或出而阻难，势必酿成巨案，何堪设想”，于是向张姓再四磋磨，并邀张姓绅士出面调处，最后垫款契价银五百元给张姓了结。在处理过程中，知县“昕夕焦心”，生怕“几酿大衅”，充分反映了他们办理此类案件时“曲为周全”，以“息事”为目的的心态。[74]
在晚清的民教冲突中，还有一部分是中国教民与一般民众因诉讼而引发的冲突。对于此类民教冲突，清廷总的意图是“持平办理”。同治元年（1862年），上谕令地方官对于交涉民教事件“务须迅速持平办理，不得心存偏重，以示一视同仁之意”[75]；同年，总理衙门又咨行各省：“各省习教民人虽奉天主之教，犹是中国之民……既同是中国之民，则无论或为传教，或为习教，或为教堂先生，或为教中会长，或为记名望教，均应遵守中国法度，如有违犯，仍应照中国人民一律惩治，固不必因其奉教有意从刻，亦不能因其在教格外从宽。”[76]四川华阳县令出示告示，称自己“审理民教词讼只论是非曲直，不问是教是民，一概持平秉公，毫无左袒右袒意见”[77]。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此类民教冲突事件层出不穷。个中原因，在当时的官员看来，一是由于“无业莠民借入教为护符，一有争讼，地方官须扶教抑民，良民积愤填胸，教案迭出”[78]；二是由于教士干预；三是州县官办事不力。诚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一道上谕云：
闹教之案层见叠出，法令森严，亦且悍然不顾，民即愚顽不应至此。推原其故，总由人心诈伪。每有莠民借入教为名，横行乡里，倚势作威，借端兴讼，一不遂意，则以肤受之愬，使教士闻之不平，代为审理。地方官平日既与教士隔膜，又于案情曲折不能详明剖辨，遂成偏重之势。平民被抑，积愤滋多，匪徒借此煽惑，激成事变。[79]
这种看法左右了清朝上上下下的官吏，形成了“外人以保护责政府，政府以保护责州县”的局面。
以光绪二十年（1894年）影响较大的湖北利川教案来看，起因于一位老寡妇倪黎氏房产被教民盗卖给教士，倪黎氏为了生存无奈控告县署。该县教士得知，竟闯入县衙与地方官并坐公案。在整个办理过程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多次斥责地方官办理不力，认为教案的原因是县令“庸懦畏事，听任教士购买田产，招教民耕佃，有犯不敢过问，于是桀骜不逞之徒相率入教，以教士为护符，甚至教民自称为钦命利川县副司铎，持帖拜谒县令，教士、教民与地方官并坐公案”。复又派廖县令查清此案。廖令不查此案之原委，不分情节之轻重，辄以“两免深究”希图含糊结案，将殴伤倪黎氏的教民杨章才当堂提释交教士领去；复将倪黎氏不愿卖之屋地当堂立契交业领价。被张之洞痛斥：“无非为教民开脱罪名，以将顺教士之意，尚复成何事体！”[80]
实际上，总理衙门对于教士传教可能带来的问题亦有一定的警觉。咸丰十一年（1861年）总理衙门曾拟教士传教谕单通行各省，禁止传教士干预公私事件，“倘该传教士有干预公私事件者，亦应照谕单驳斥不准，一面仍飞咨本衙门核办”。总理衙门还拟定商办传教八条，其中有“遇有教民涉讼，听凭地方官从公审断，传教士不得插身帮讼”；“如习教者行为不法，为地方官访闻或被人告发，自当照律拿办，教士皆不得包庇隐匿。如有庇匿不到案者，先将犯法者照例究办，仍将庇匿抗传之教士与犯人一律办理，或将教士撤回本国查办”[81]。无奈各国政府皆置之不理，致使相应条款根本无法落实。
一些教民与一般民众争讼案件本来并不复杂，但就是因为教士插手，最后酿成大案。光绪三十年（1904年）浙江宁海县发生教案，起因于宁海大里村教民王品松争轮管祭田，其胞叔王廷锡斥其既不祀祖，即不应管此项田亩。该教民自知理屈，随之怂恿华教士朱国光出头干预，请县拿究王廷锡。王锡彤闻之不平，昌言仇教，聚众杀死教民王品松夫妇并焚毁城内两教堂，杀毙华教士朱国光和其他教民数人。浙江巡抚立即调兵弹压，缉捕20余人，其中情节较重的5人被就地正法。
浙江巡抚聂缉蕖在奏报中说：“窃维民教之衅，大抵始于词讼。袒教则民怒，袒民则教哗，地方官听断稍有不平，动辄酿成巨祸，要挟即因之而起。”[82]面对民教冲突，州县官面临着上级官府、教士、教民、民众的几重压力，往往左右为难，权衡结果，常常是袒教抑民、委曲求全，迁就了事。正如一州县官所言：
入其教者，往往借势欺凌乡里，鱼肉平民，诈人钱财，占人田产，无所不至。其被控也，则倚恃教民，抗传不到；其控人也，则挟制忿争，肆无忌惮。亦有本非教民，一遇理曲涉讼之事，立时投入彼教，恃为护符。教士意在见好，无不出为包庇，偶拂其意，则饰词上诉。地方官迫于时势，不免存投鼠忌器之见，不得不委曲含容，多方迁就。迁就之中，未免抑民而袒教。于是西人之教堂遂为若辈之城社，而民教涉讼之案，地方官几于不敢问矣！因而教焰日张，民气日积。……地方官欲认真办理，则畏教士之肤诉上陈；欲迁就敷衍，又恐华民之郁而生变。若不豫筹善法，区画分明，实不足以杜祸患，而服民心。[83]
伏查和约内原有各国教士司铎等不准干预公事一条，乃近年各教堂教士大背条约，相习成风。现在教民遍天下，每遇教民与华民偶相口角，其主教即出而干预把持。地方官类皆仰体时艰，借三尺之法辅助主教，以鱼肉华民，必满教民之欲而后已。更有一种无耻劣员，见主教因案入境，迎送如办大差；主教遂愈觉得意，肆行无忌，遇事生风。地方官稍拂其意，即电报上海京都，立即雷厉风行。主教益有所恃，必更强以所难，而不肯结案，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究必勒赔巨款，久矣习以为当。教民遂往往无中生有，借端索诈。
最后感叹：“是非公道无存，尚复成何世界！卑职为维持大局，故不惜微躯敢以尸谏。”[84]
阎少白尸谏的目的，是要求朝廷将和约认真申明，得以约束教民，并使教士不得干预地方诉讼事务。然而事实是，晚清以来朝廷曾多次下令要州县官严格依约办理教案，平息事端，并将条约刊刻成集下发各州县。各省也颁发州县办理教案的简明要览，如直隶总督袁世凯颁发的要览，将各国条约载明地方官对教士、教民之义务，禁教士不得干预地方公事办法、教士买地建堂办法、教民借事索诈争讼办法、地方官教案处分办法等一一载明。[85]每有教案完案，州县官都会发布告示，以警告民众不得再出事端，但仍然难以阻遏教案的发生。
面对迭起的民教冲突和随之而来的交涉，也有人超越清朝官吏将责任一味推到教民和州县官的思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1904年，《东方杂志》转载了《中外日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教案问题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自道光以后，传教载入条约，而宗教始与政治相连，而滔天之祸，从此始矣。寻教案之成千因万缘而得之，则必以六端为质干。一、各国政府虽不信教，而常乐保护其传教人，以为扩充权力之地也。二、各处神甫非必甚信其教民，而必以招纳棍徒、干预词讼为招徕也。三、各处教民亦非真有见于其教，而徒以教堂为词讼之保险行也。四、各地平民亦非有所深仇夙忿于教民，但因教民之有恃无恐，置身于法律之外，而使己吃亏也。五、各地地方官亦非真有恶于其民也，实以朝廷保教之谕言之至切，欲求名位之长保，必得神甫之允可；欲得神甫之允可，必需教民之愉快；欲博教民之愉快，必需平民之受亏也。六、朝廷亦非不知民教之不相平也，但以畏兵队之故，不得不畏驻使；畏驻使之故，不得不畏神甫；畏神甫之故，不得不畏教民；畏教民之故，不得不重压官吏也。[86]
教案发生的各种原因是互相关联的，但根本原因，是各国借传教以为扩充权利之地；清政府畏外国借此干涉，不得不重压州县官；而州县官为保名位长久，遂以“袒教抑民”之态度处理事端，以致酿成一个又一个民教冲突事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办理商约事务大臣吕海寰一针见血地指出，教案的原因不在州县官，而在国家地位弱小：“教案之宕延亦非尽由地方官办理不善有意迟回，实限于权力不足以制外人。强之不能，听之不可，不得不暂事敷衍，徐图转圜之策。迨久而别生枝节，又非初意所及料矣。迨至事后惩治州县，处分不为不严，然已属追悔无从，挽救莫及，抱薪救火，止沸扬汤，何益之有哉？”[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