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资产阶级启蒙活动开始于19世纪上半期，当时的参加者主要是印度教徒和祆教徒，穆斯林没有什么反响。孟加拉的穆斯林基本上没有参加当地的社会政治组织，没有卷入改革运动。孟买的穆斯林有少数知识分子和印度教徒、祆教徒一起活动，建立社会政治组织，但是由于人数很少，影响有限，因此在穆斯林中没有多大的代表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直到19世纪60—70年代，资产阶级启蒙活动在穆斯林中才终于开始了。
一、启蒙活动的开始
穆斯林启蒙运动比印度教徒和祆教徒要晚开始三四十年，主要原因是受当时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状况的影响。[1]
直到19世纪60—70年代，印度出现的印资大工厂基本上都是印度教徒和祆教徒建立的。旁遮普、西北省、奥德和孟加拉是穆斯林主要居住地区，而在这些地区中，只有孟买和德里有一些穆斯林商人，旁遮普商人中则很少有穆斯林。商业活动主要是操在印度教某些传统商业种姓手里。
英国征服印度是从孟加拉开始的，因此孟加拉经济受到的打击也就最为沉重。孟加拉印度人（包括穆斯林）的独立商业活动全被挤垮，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是从被挤垮的印度教徒商人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因此，在英国征服印度的过程中，穆斯林本来有限的商业活动受到致命打击，他们在商业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而英国侵占孟加拉以外的地区的时候，殖民政策已开始向自由资本主义的剥削政策转变，这样其他地区的商业活动（主要是印度教徒、祆教徒的）在屈从于英国资本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所以，在19世纪中期，当许多印度教和祆教商人建立近代商业公司和银行并开始投资兴办工业，转变成商业资本家时，穆斯林却很少有这种可能。
另外，穆斯林封建主中的自由派地主很少。自由派地主是孟加拉、孟买启蒙运动的主要社会支柱之一，而这个支柱19世纪上半期在穆斯林中几乎不存在。孟加拉人数众多的自由派地主有2个主要来源：由商人高利贷者购买土地而成为地主者，或是原来的地主中接受了近代教育者。这两种情况19世纪中期在穆斯林中都少见。穆斯林封建主兼有商人身份者很少，受过近代教育者微乎其微。他们大多都是旧式地主，在英国地税政策下丧失土地的比获得土地的要多。在商业不发展的情况下，穆斯林地主从事工商业的很少，也不存在商人兼并土地的可能性。
到19世纪中期，穆斯林中出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这不仅是因为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穆斯林宗教上层对西方教育持抵触态度。穆斯林上层拒绝接受西方教育有几个原因：首先，在莫卧儿帝国时期，穆斯林统治者握有政治权力，伊斯兰思想文化也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政治权力丧失后，穆斯林贵族还不愿意放弃在思想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具有强烈的反英情绪，认为接受西方教育就是向侵略者屈膝，承认它统治的现实。其次，他们很害怕接受西方教育会腐蚀维系穆斯林内聚力的宗教纽带，从而危及伊斯兰教的存在。穆斯林维系自己力量的办法是靠手中的政权把穆斯林贵族变成一个特权集团，或者依靠维护伊斯兰教宗教传统。而穆斯林封建主的特权地位已不复存在，他们既要在英国人面前维护穆斯林利益，又要防止穆斯林受印度教影响，因此就只能维护宗教传统。最后，由于穆斯林和工商业联系较少，又很少有人愿意在殖民政权和商业机构中当职员，因而在很长时期内，穆斯林并没有感到学习西方思想和科学知识的迫切必要性。
罗姆·莫罕·罗易
正因为如此，19世纪头几十年，罗姆·莫罕·罗易在加尔各答促进创立印度学院、引进西方教育时，受条件限制，穆斯林没能建立同类学校。1829年加尔各答的穆斯林宗教学院设置英语系，但学生很少。1828年在德里新建立的一所学院开始教授西方知识，有少数穆斯林入学。印度学院和爱尔芬斯顿学院的建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为印度启蒙运动提供了骨干。然而到19世纪50年代，穆斯林都将这类学院视作异端，自己既不建立这类学府，又不愿送自己的子弟入学，继续实行经院式宗教教育的旧制度。“所以，它的知识分子感觉不到时代的脉搏，当时不可能有顺应潮流实行变革的要求”[2]。19世纪上半期印度启蒙运动对穆斯林不能不产生影响，但穆斯林封建主和宗教上层用宗教壁垒自动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力图使之保持旧有状态。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穆斯林这种人为的隔绝不可能保持长久，它的封闭性被冲破，资本主义关系在它中间也逐渐发展起来。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少数人开始投资办工业。地主中有些人与市场联系加强。如在孟加拉，随着英资黄麻工业的发展，许多商人经营黄麻贸易，不少地主、富佃的土地种植黄麻，其中也包括穆斯林。有些穆斯林开始感到学习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开始送子弟到教授英语的学校学习。19世纪50年代殖民当局办起3所管区大学后，穆斯林子弟来读书的日益增多。孟加拉教育学监报告显示，1871—1872年孟加拉1287名大学生中，有51名是穆斯林，占4%。其他各省比例较小。1878年统计，全印法律、文学、工程、医学等学科的毕业生中，印度教徒3115人，穆斯林57人，占1.1%强。在1373个文学学士中穆斯林有30人；在331个文学硕士中，穆斯林有5人。
尽管穆斯林所占比例还十分微小，但毕竟从中产生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为穆斯林开始进行启蒙活动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在穆斯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印度的政治形势和19世纪20—30年代印度教徒开始进行启蒙活动时相比，已有很大不同。这对于穆斯林启蒙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首先，穆斯林启蒙运动发生在印度民族大起义后。大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使民族矛盾进一步发展。英国殖民当局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正在千方百计利用印度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宗教矛盾。对穆斯林启蒙运动，它不但不阻挠，反而从一开始就加以拉拢，摆出亲穆斯林的姿态，希望把它引向亲英轨道。而穆斯林启蒙运动的特点使它的活动家很难抗拒这种拉拢。
其次，到19世纪60—70年代，主要由印度教徒推进的启蒙运动和争取改良的运动已经取得了相当进展，他们已经建立了地区性政治组织，正积极争取通过选举进入各级立法会议和地方自治机关。各类学校已经培养出大批懂英语、了解西方思想和科技的知识分子。当殖民当局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1837年），并规定中层官职只能由会英语的大学毕业生担任以后，许多大学毕业生进入政权机构，还有相当多的人取得了律师资格。因为从近代学校毕业的穆斯林人数少，只有很少数人能担任这类职务。1852—1862年，在任命的240个高等法院的辩护师中，只有1个是穆斯林。1871年，在行政、卫生、警察等部门任命的官员中，印度教徒为681人，而穆斯林只有92人。
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启蒙活动家看到整个印度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所处的无权地位的同时，更突出感到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的落后。这样，他们的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双重的出发点，一是振兴印度，一是促进穆斯林的发展，提高穆斯林的地位，而着重点在后者。这个目标本来是一致的，但由于他们把着重点放在后者，就潜藏着很大的矛盾。
二、主要启蒙活动家
穆斯林启蒙活动家最主要的人物是北印度的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和孟加拉的阿布杜尔·拉蒂夫、赛义德·阿米尔·阿里。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出生于德里的一个贵族家庭，原在殖民政权中任法官，1870年退休，全力以赴从事穆斯林复兴活动。阿布杜尔·拉蒂夫是作家，任加尔各答穆斯林学院英语和阿拉伯语教授，一度担任过一个县的副治安长官。赛义德·阿米尔·阿里是个法官。
他们都认为，改变落后地位的关键是传播西方教育，为此，必须与殖民当局合作、接近，争取支持。阿布杜尔·拉蒂夫1853年在加尔各答穆斯林学院改组时就强调对穆斯林进行英语教育的必要性，要求该院英语—波斯语系升格为学院。1863年，他在加尔各答建立了穆斯林文学社，这是第一个穆斯林启蒙团体。其宗旨明确规定，要关心当代政治，了解现代思想和知识。这个组织积极提倡学习英语，研究西方思想和文学。
赛义德·阿赫默徳汗在北印度做了同样工作。1864年他建立了“科学社”，[3]主要任务是把西方著名哲学、史学和经济学著作译成乌尔都语，供穆斯林阅读。他特别强调翻译有关西方近代国家兴起的历史书籍以及介绍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的书籍。他说，印度穆斯林由于对世界历史无知，就无以指导他们未来的行动。由于对过去和今日的事件无知，由于不了解许多年轻的民族怎样会变成强大的、繁荣的民族，他们就不能吸取教训，从中得到益处。这清楚表明了他要翻译这类书籍的用意。
1869—1870年，他专程去英国，了解其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回印后，创办《社会改革家报》，大力宣扬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同时提倡用穆斯林一般群众使用的乌尔都语作为文学语言，来代替只有上层少数人掌握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他自己用乌尔都语写了许多著作，这样就使他的主张能够直接为一般群众所了解。在这方面，他起到了和罗姆·莫罕·罗易倡导孟加拉散文文学同样的作用。
赛义德·阿赫默徳汗的更有意义的活动是1877年在阿里加建立了穆斯林英语—东方语学院，即著名的阿里加学院。这是第一所穆斯林近代类型的大学，目标是培养既掌握东方知识又掌握西方科学文化的穆斯林，其作用相当于印度学院和爱尔芬斯顿学院。推广西方教育，建立阿里加学院，当时遭到穆斯林封建正统势力的激烈反对。保守的乌勒马（宗教学者）认为这些行动和伊斯兰教教义不相容，要求任何人都不要给赛义德·阿赫默徳汗以帮助。赛义德·阿赫默徳汗在重重困难面前没有气馁。他竭力论证《古兰经》不反对接受外来思想，和西方人接近不违反教规，并严厉批判封建正统派的盲目自大情绪。
他指出，盲目偏见阻碍了吸收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成果，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是光靠自己单个的努力取得物质进步和精神幸福的。他还告诫，偏见和进步是水火不相容的。尽管他受到正统派的怒骂，被宣布为异端和叛教者，但知识界和青年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他，跟着他走。
赛义德·阿赫默徳汗要求改革陈腐旧规，适应新的环境。他宣传的改革主张包括改革宗教仪式、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相结合、取消多妻制、解放妇女等。在经济方面，他特别强调促进贸易、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在农村采用现代科学耕种方法等。他还要求伊斯兰教各种教派团结起来，求同存异，不要因看法不同而争执不休。他认为，信仰上的差别不应成为不睦的根源。他的阿里加学院既有逊尼派学生，又有什叶派学生，各自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互不干预。这些都反映了穆斯林中倾向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兴力量要求振兴伊斯兰教的强烈愿望。
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以前，赛义德·阿赫默徳汗也是印度各宗教、各民族大团结的拥护者。他建立的科学社包括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成员，阿里加学院也包括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学生。1883年，他曾说：“印度教徒兄弟和穆斯林共同呼吸印度的空气，共饮恒河和朱木拿河圣水，共食印度大地上出产的粮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实际上属于一个民族。”1884年，他说：“难道你们不是栖息在这片土地上吗？难道你们最终不是安息于这片土地吗？毫无疑问，你们都是生于这片土地，且葬于同一片土地。要记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只是宗教称呼。换言之，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事实上都是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大家庭。把一个国家的居民看作两个不同民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4]他还举例说，我们的祖国印度就像一个新娘，她的两个美丽的闪烁着光彩的眼睛就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还有一次他讲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住在同一土地上，受同一个统治者统治，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我们应当同心协力一致行动，如果联合就能相互支持，如果彼此反对就会共同灭亡。这些话反映了他最初的民族主义立场，当时赢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一致赞扬。
赛义德·阿赫默徳汗和阿布杜尔·拉蒂夫、赛义德·阿米尔·阿里也分别提出了一些政治改革方面的要求。赛义德·阿赫默徳汗的政治改革要求在他1860年写的《印度叛乱的原因》一书中就开始提出来了。这本书指出，印度发生民族起义是英国政策失当、损害了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的结果，其中包括制定政策法令时无视印度人民的愿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缺乏沟通渠道。他要求殖民当局吸取教训。在以后写的备忘录中，他特别提出印度总督立法会议应该有印度人参加，以表达印度人的观点。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对印度由英国统治是欢迎的，认为英国的政治原则是法治，要比莫卧儿的君主专制要好。但他也指出，由于不倾听印度的呼声，英国的法治也是专制主义的。
1866年，赛义德·阿赫默徳汗提议建立一个组织，率直地向英国议会提出印度的要求。他渴望印度民族获得平等权利。他说，一个民族只要没有获得与统治种族平等和参加管理自己国家事务的权利，就不配获得荣誉和尊敬。1877年，印度协会特使苏·班纳吉周游北印度，进行关于反对降低文官考试最高年龄标准的鼓动，受到赛义德·阿赫默徳汗的支持。他亲自主持会议，由苏·班纳吉演讲。1884年的《艾尔伯特法案》鼓动，他也和其他印度资产阶级活动家站在一起。他对孟加拉在民族运动中走在最前列深为赞赏，称孟加拉知识界是民族运动的先锋，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工作，知识和自由得以复兴，爱国主义感情得以在全国传播，他们确实是印度整个民族的精华。
赛义德·阿米尔·阿里1877年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全国穆斯林协会”，后改名“中央伊斯兰教协会”，目的是团结所有穆斯林，用合法的和宪政的手段，促进穆斯林以及全体印度人民的利益。这是穆斯林第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它提出了一些改革要求，影响逐渐扩大。到了19世纪80年代，它有53个分支，主要分布在孟加拉，在孟买、马德拉斯、旁遮普也有个别分支。阿米尔·阿里也希望印度民族组织协同行动，所以1885年和印度协会等组织一起发起召开了第二次印度国民会议。不过印度协会等组织参加了国大党，中央伊斯兰教协会没有参加。他们认为国大党纲领虽然值得同情，但没有考虑穆斯林的利益。
这些启蒙活动家的活动，“打破了穆斯林长期以来与外界隔绝的闭塞状态，使他们开始接触新思潮，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而奋起直追，这对促进广大穆斯林的政治觉醒，对促进印度民族运动向横广方向发展都起了有益作用”[5]。
三、与国大党的分歧
但是，穆斯林启蒙活动并未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就在他们开始活动后不久，一个重大的转折发生了。这一转折发生在国大党成立后。当国大党的宪政改革主张获得越来越大的反响时，穆斯林启蒙活动家却认为这对穆斯林未来的地位构成了威胁。他们的活动从这时改变了角度，民族主义的内容淡薄了，突出强调伊斯兰教的教派利益。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矛头指向国大党的言论和行动。
第一，提出“两个民族”说，这为强调穆斯林的独特利益制造了理论依据。国大党成立后，赛义德·阿赫默德汗、阿布杜尔·拉蒂夫和赛义德·阿米尔·阿里都说，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宗教不同、文化语言不同、习俗不同，它们各自构成了单独的实体，各自形成独立的民族。这种按宗教划分民族的新说法很显然与他们原来的见解背道而驰。赛义德·阿赫默德汗以往把生活在印度的所有居民，不分宗族都称为一个民族，国大党也认为到19世纪70—80年代印度已形成一个民族。这种说法反映出他们都认为印度居民构成一个整体，利益相关，是不能拿宗教截然分开的。而现在他们认为穆斯林是一个单独的民族，有自己单独的利益。这表明，在他们心中，教派利益的考虑已上升到首位，印度整体利益的考虑已经降到了次要地位。
第二，提出代议制原则不适合印度国情。赛义德·阿赫默德汗说，代议制也许是印度从英国统治者那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但不适用于印度，因为实行代议制需要有统一的民族，大致相同的文化水平，而印度并不是统一的民族，也没有同等的文化程度。因而，引进代议制不能产生任何好的结果，只能妨碍这个国家的和平、安定与繁荣，使人民中先进部分奴役落后部分。他还说，国大党提出这个要求是无视历史和现实，这个要求对印度各民族，特别是对穆斯林充满危险和痛苦。他也反对文官考试制度，认为印度没有种族混合，宗教区别很明显，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并没有在人民各部分间造成同等的或符合比例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考试，只能是印度教徒垄断绝大部分职位，而使穆斯林处于依附地位。
阿布杜尔·拉蒂夫也强烈反对立法会议和自治机构实行统一选举制度，以及文官竞争考试制度。他说穆斯林不希望使印度发生不适合于印度条件和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变化。1888年，在讨论立法会议成员产生办法时，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和阿布杜尔·拉蒂夫都主张官方任命。国大党反对，指责他们拥护专制统治。穆斯林报刊《穆斯林观察家报》、《穆斯林先驱报》等起而反击，攻击国大党运动危害穆斯林利益。自此以后，许多穆斯林报刊公开宣布，他们不赞同也决不接受国大党的宪政改革要求。
第三，把国大党说成是印度教徒的组织，是为印度教徒谋私利的工具。他们号召穆斯林不要参加国大党，并联合印度教反动地主势力，开展反国大党活动。国大党成立后，有少数穆斯林参加其活动，第一次国大党年会72名代表中有2名穆斯林，第二次年会434名代表中有33名穆斯林，第三次年会607名代表中有81名穆斯林。孟买著名的穆斯林活动家巴·提亚勃吉就是国大党的积极参加者之一。他向孟买管区协会的同事们保证说，在政治问题上，穆斯林将和他们的祆教徒兄弟、印度教徒兄弟永远站在一起。积极参加国大党的穆斯林活动家还有孟买的萨亚尼，马德拉斯的胡马雍·琼·巴哈杜尔，赛义德·马哈默德·尼扎密丁，孟加拉的阿·拉苏尔，比哈尔的马扎·乌尔·哈克，勒克瑙的拉扎·阿里、汗·巴哈杜尔等。汗·巴哈杜尔在第二次国大党年会上说，印度教徒、穆斯林、祆教徒、锡克教徒现在是一个整体，我们的公共利益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
但是，参加国大党的穆斯林主要来自孟买和马德拉斯地区，旁遮普、联合省和孟加拉参加的较少。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穆斯林启蒙活动家对国大党不抱好感。他们号召穆斯林不要参加国大党活动，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某些目标是不同的，是相反的。1886年，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发起召开穆斯林全国教育会议，一年一度，与国大党年会同时举行，其目的除了推广西方教育本身外，也是为了吸引穆斯林的注意力，阻止他们参加国大党的活动。他声称，国大党实际上就是印度教徒的权力机构，以反抗穆斯林为主要目标。[6]
国大党对吸引穆斯林参加运动是比较重视的，提名提亚勃吉为第三次国大党年会主席候选人，就是希望利用他的影响，积极地对穆斯林开展工作，解释国大党的目的，消除他们的疑虑。孟加拉的赛义德·阿米尔·阿里在得知提亚勃吉成为国大党下届年会主席候选人后，竭力劝说提亚勃吉不要接受这个提名，不要参加国大党年会，希望他参加中央伊斯兰教协会召开的会议，并告诉他，穆斯林会议将是积极温和的，适合于我们的进步发展，不会讨论敏感的政治问题。提亚勃吉拒绝了他的劝说，回信说道，如果说印度教徒比我们先进，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使自己获得更大进步而不是妨碍别人去享有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
在国大党第三次年会主席致辞中，提亚勃吉强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指出，对穆斯林来说，正确的道路是加入国大党，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参与它的决策。为了消除穆斯林的疑虑，这次年会通过一项专门决议，规定任何关系到一个教派的问题，只要该教派的代表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表示反对，就不应该提交国大党年会讨论。会后，提亚勃吉又写信给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希望他参加国大党，和印度教徒一起，就关系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共同作出决策，还特别提到在立法会议问题上，如果穆斯林不希望用选举办法产生成员，也可以讨论别的办法。他说，这样我们既可以推进印度的总的进步，又可以同时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
然而，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听不进同样出自一位穆斯林活动家之口的这些逆耳忠言。在与国大党第三次年会同时举行的穆斯林教育会议上，他公开攻击国大党，说穆斯林参加国大党对他们自己就是个灾难，并说穆斯林的责任是保护穆斯林的教派不受印度教徒和孟加拉人的进攻。他在给提亚勃吉的回信中进而写道：他不了解国民大会党一词是什么意思，能够设想住在印度的不同种姓、不同信仰的人属于一个民族或者能成为一个民族吗？他们的目的和期望能够一样吗？他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要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就不会有什么国民大会，它也不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宣称，国大党的活动不仅对穆斯林有害，而且对整个印度有害。
1888年，赛义德·阿赫默德汗联合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封建地主势力，建立了一个叫“印度爱国者联合会”的组织，其主要任务就是攻击国大党。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在给格拉阿姆的信中就承认，他正在担负一个繁重的任务，即反对所谓的国大党，并已建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喧嚣一时，把国大党说成穆斯林的敌人，把殖民统治者说成是自己的保护者，宣称该组织的目标就是要加强英国统治，消除国大党煽起的反英情绪。他说：“在印度当前的社会环境中，英国人是穆斯林利益最有力的捍卫者。因此，穆斯林必须忠诚于英国统治者，反对国大党。”[7]
1893年，他又和英国人一起建立了“穆斯林英印防卫协会”，公开宣布其目标是防止国大党在穆斯林中进行政治鼓动，促进效忠英国的精神。这两个组织起了有害的作用。但是，尽管采取了种种手段，穆斯林还有部分人继续参加国大党活动。1888年国大党年会1248名代表中，穆斯林有221人。1889年年会1889名代表中穆斯林有254人。
第四，提出维护穆斯林利益的根本道路是依靠殖民政权的保护。这是上述几种观点的必然延伸。穆斯林启蒙活动家既认为国大党的要求是损害穆斯林利益的，又看到国大党影响势力不断扩大，不可阻挡，于是认为要维护穆斯林的利益，只有请求英国统治者的保护和照顾。他们要求各级立法会议成员不是通过选举而是由当局任命，如果实行选举，就要求给予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以对等名额。后面这一点，甚至参加国大党年会的穆斯林也有人提出过，但多数穆斯林代表不支持。
1890年，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征集了70个城市的4万名穆斯林联名上书英国下院，要求在立法会议组成上照顾穆斯林。阿布杜尔·拉蒂夫的穆斯林文学社统一提出了申请。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等还主张，官员不是经过考试取得资格，而是由当局选择任命，还特别请求，在任命时照顾穆斯林，给予他们更多担任公职的机会，以便与印度教徒保持平衡。
由于把殖民统治者认作自己的保护人，这些穆斯林活动家的立足点便发生了变化。他们不是启发广大穆斯林群众的爱国主义感情，鼓励他们对殖民者作斗争，而是要他们躲在英国统治者的保护伞下，做忠顺的臣民。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就曾亲自对总督李顿说，他建立阿里加学院的目的，就是要把伊斯兰教徒培养成为英帝国的合格的和忠诚的臣民。他对穆斯林群众说，穆斯林社会的进步发展离开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保护是不可能的。这样，他就自我模糊了斗争目标，把穆斯林群众带到歧途上去。
第五，提出穆斯林当前的任务是办教育，而不是搞政治。在这个问题上，阿布杜尔·拉蒂夫、赛义德·阿米尔·阿里和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观点有所不同。前两人主张穆斯林应当参加政治斗争，他们的出发点是，不带领他们参加政治斗争，广大穆斯林就会被国大党吸引走；另外，也应该正面提出穆斯林的要求。他们力图把中央伊斯兰教协会变成全国穆斯林的统一的政治组织，用来和国大党对抗。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却认为号召穆斯林参加政治斗争是无益的，只能助长国大党对他们的吸引力，增强国大党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既然他主张维护英国统治并请求英国保护，还对谁搞政治斗争呢？所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无须他来提，由国大党来提，而他的任务是把这些要求冲淡，使之有利于穆斯林。所以，由穆斯林来对英国殖民者进行政治斗争眼前是不需要的了。他认为穆斯林应集中精力于推广教育，促进本教派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以便在政治上能提高自己的地位，在未来的改革中能和国大党分庭抗礼。
推广教育是需要的，在这方面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把教育和政治斗争分开是错误的。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真实思想是要遏制国大党在穆斯林中的影响，把政治与教育对立起来，用教育把穆斯林的视线从政治问题上转移开，这就是他的集中力量办教育的口号的实际含义。
正如林承节先生所总结的，“赛义德·阿赫默德汗、阿布杜尔·拉蒂夫和赛义德·阿米尔·阿里的活动在印度整个穆斯林中有很大影响。不但旁遮普、联合省、孟加拉的多数穆斯林跟他们走，就是孟买和马德拉斯，也有许多穆斯林把他们看作权威，按他们的要求行事。国大党最终未能把全国穆斯林的多数争取过来”[8]。
四、分歧的原因
为什么赛义德·阿赫默德汗、阿布杜尔·拉蒂夫和赛义德·阿米尔·阿里这些对穆斯林启蒙运动作出重要贡献的活动家会在政治态度上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与国大党的政见产生如此大的分歧呢？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言之，是穆斯林社会和印度教社会经济发展差别性的加强和由此造成的上层利益冲突加剧以及英国殖民者的挑拨离间共同作用的结果。
穆斯林的资本主义关系虽然在19世纪中期后有所发展，但程度还极其微弱，而同期资本主义关系在印度教社会的发展要快得多。当资产阶级势力在印度教社会逐渐扩大阵地并向全国发展时，穆斯林中的封建势力的统治地位还没有根本动摇。这是问题的关键。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念会逐渐发展起来，冲淡教派主义观念。资本主义越发展，教派主义观念越淡薄。在印度这种情况同样如此。
但是，穆斯林地主和宗教封建上层力图维护其在教派内的统治地位，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全国的发展看成是对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自己的利益及地位的威胁，力图建立宗教壁垒来加以阻挡。广大穆斯林群众长期处在他们的影响下，宗教意识强烈，和外界接触较少，容易跟着封建势力跑。穆斯林中刚产生的微弱的民族主义力量在强大的宗教传统势力的压力下站不住脚，只好妥协。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最初是赞成文官考试制度的，赞成在担任公职方面的平等原则，但1887年在穆斯林教育会议上观点却完全变了。讲到国大党关于扩大立法会议的要求时，他对很多封建主参会者说，我肯定你们不会愿意让一些平民，即便他们有硕士、学士学位，坐在立法会议中，对你们行使统治权力。讲到国大党要求在英国和印度同时举行文官考试时，他又说印度高等阶级是不会容忍一些普普通通的人成为他们的统治者的。显然，他是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上说话的，这些话原是王公和封建地主们常说的。
资本主义因素之所以屈从让步，自然首先是因为它软弱，抗不住强大压力。其次，由于资本主义本身还不发展，在当时，还没有建立印度统一市场和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因而即便是启蒙活动家自己，眼界也并不很开阔。最后，资本主义因素屈从也有本身利益的考虑。当他们看到，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已经相对落后，和印度教徒竞争已然没有希望，就想保住自己固有的教派阵地，不让印度教资产阶级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穆斯林启蒙活动家最初是把教派利益和民族利益并列，在遇到矛盾时终于把教派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宁要英国统治，决不要印度教徒的多数统治，这就是他们的座右铭。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所有英国人都离开印度，谁将成为印度的统治者？两个民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平起平坐，共享权利吗？肯定不能。必然是一个征服一个，把它踢到一边。”[9]所以他始终认为，英国的统治对维护穆斯林利益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教派利益至上的观念正迎合英国统治者的需要，自然被后者利用，挑起宗教冲突，破坏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国大党一直想争取穆斯林，但它轻视和低估了这个任务的复杂性，不是坚持不懈地采取措施做穆斯林的工作，加强和穆斯林各界人士的接触与协商，在提出各种改革要求时适当考虑穆斯林的观点，而是故作乐观，看到一些穆斯林参加国大党年会，就盲目宣称享有多数穆斯林的支持，以致未能及时阻止教派主义倾向的发展而铸成大错。印度教政治活动家中部分人宗教情绪的发展对此也负有责任。印度教正统派同样持教派主义观点。
英国殖民统治的长期挑唆也是启蒙活动家转向教派主义的重要原因。“分而治之”政策是英国统治者惯于使用的伎俩。民族大起义后，莫拉达巴德地方驻军司令官琼·柯克中校在一份文件里写道，我们的态度是尽力维护现存的宗教和种族分裂，而不是努力使之融合。“分而治之”应该是印度政府的原则。孟买总督埃尔芬斯顿也毫不隐晦地讲到这点。1859年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分而治之”是古罗马的座右铭，也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这就清楚表明，这个原则是殖民者统治印度的一项根本方针。
大起义前后，英国殖民者重点打击对象是穆斯林封建主。当时认为，他们对丧失政权不会甘心，随时都有可能举兵反抗，是英国统治的主要威胁。到了19世纪70年代，情况已起了变化。一方面，大起义后，穆斯林封建主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另一方面，英国殖民者看到，新兴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主体是印度教徒，于是就想拉拢穆斯林上层，利用穆斯林来牵制印度教徒的活动。这个转变最早反映在1871年出版的英国殖民政权官员维·亨特尔写的《我们的印度穆斯林》一书里。作者明确提出，19世纪70年代的形势不同于大起义之后，必须在穆斯林上层中寻找和培植殖民统治的新支柱。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殖民当局开始采取这种新的政策。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等启蒙活动家提出的与当局合作，争取当局支持的方针，正适合殖民统治者接近穆斯林的需要。阿里加学院的建立就得到了英国殖民当局的赞助，总督瑙思布洛克给予1万卢比的赞助，继任总督李顿参加奠基。殖民当局希望把这个学院变成一个强有力的穆斯林中心。西北省省督约翰·斯柴奇来阿里加说，你们有完全的权利享有一个民族的期望，没有权利忘记你们的过去。后来他在一本书中得意忘形地写道，各种敌对信仰同时并存是我们在印度的政治地位所以能强有力的因素之一。
允诺照顾穆斯林的特殊利益，是殖民当局拉拢穆斯林上层的重要手段。例如，当中央伊斯兰教协会要求总督在文官中优先照顾穆斯林时，总督达弗林1885年就作出决定，要各级地方殖民政权尽力这样做，并授意高等法院在任命法官时也这样做。1894年，中央伊斯兰教协会又派代表晋见总督，要求立法会议选举和任命成员时照顾穆斯林，总督兰思堂回答道，打算保证给穆斯林以合理数量的席位。赛义德·阿赫默德汗1878年和1881年两次被任命为总督立法会议成员，1889年又被授予勋章，这都是殖民统治当局经过精心考虑而施展的手腕，是向穆斯林故意作出的善意姿态。
英国殖民当局还阴险地挑动穆斯林上层反对国大党。西北省省督柯尔文攻击国大党把印度分裂成2个敌对营垒，说穆斯林不满国大党，是因为国大党只代表印度教徒。这种挑动对加深穆斯林上层和国大党的矛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世纪80年代，对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影响更直接的是一个叫伯克的英国人。他担任阿里加学院院长，主编学院刊物，是赛义德·阿赫默德汗最信任的人，而他就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忠实代表。伯克在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身边所起的作用，下面的文字一目了然：“国大党的目的是把这个国家的政权从英国人手里转到印度教徒手中。对穆斯林和英国人来说，迫切的任务就是联合起来，和这个鼓动者作斗争，防止引进任何不适合印度需要和特点的民主统治形式。”[10]这就是他设计的路径。
显然，伯克正是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一个不带官方头衔的执行人。他竭力使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相信，和民族主义者站在一起对穆斯林不利，支持殖民当局才是穆斯林的利益所在。他主编的阿里加学院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国大党，并威吓穆斯林说，如果国大党的要求实现了，它将成为比任何伊斯兰教皇帝都更残酷的专制暴君。1888年，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建立反国大党的印度爱国者联合会，1893年又建立另一反国大党的组织——穆斯林英印防卫协会。伯克既是这两个组织的主要谋划者，还亲自担任后一个组织的秘书。
穆斯林启蒙活动家态度的变化使穆斯林启蒙活动改变了方向，不仅对穆斯林本身，而且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都起了有害的作用。他们的教派主义宣传给穆斯林群众的政治活动蒙上了阴影，在一定程度上冲销了前阶段启蒙活动的成果，严重妨碍了穆斯林群众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穆斯林投入政治活动本可以为印度民族运动增添力量，促进它的更大发展。但是由于穆斯林领导人转向教派主义，这支新崛起的力量并没有能够投入和国大党同一方向的运动中，它有自己的独特方向，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国大党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