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印穆斯林联盟是在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中产生的。但它不是作为一个推进印度民族运动的组织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教派政治组织出现的，把维护伊斯兰教教派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样从一开始，它就站到了印度民族运动的对立面，与印度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的趋势不符。但是，全印穆斯林联盟成立不久内部就出现了革新力量，他们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支持，成功地转变了全印穆斯林联盟的方向，使它成为印度民族主义力量的一部分。
一、成立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穆斯林群众的大多数仍然受教派主义路线的控制。赛义德·阿赫默德汗1898年病故，他的继承人穆辛·乌尔·穆尔克继续奉行他的路线。部分参加国大党活动的穆斯林继续呼吁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团结，但没有效果。
19世纪末，穆斯林与国大党及印度教徒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穆斯林教派主义兴起的同时，印度教教派主义也开始出现。从1870年起，一部分印度教徒柴明达尔、高利贷者、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煽动反穆斯林情绪。他们完全接受殖民者的印度历史观，猛烈抨击中世纪时期穆斯林的残暴统治，并感恩英国统治者把印度教徒从穆斯林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使其重获自由。他们认为乌尔都语是穆斯林的语言，而印地语才是印度教徒的语言。
第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用印度教激发人民民族感情的做法带来了副作用，在穆斯林那里引起了强烈反感和更大的猜疑。这种情况被殖民统治者不失时机地利用来进一步挑拨穆斯林和国大党的关系。英国记者齐若尔臭名昭著的《印度的动乱》一书就是证明。这本书虽然出版较晚（1910年），但其中反映的思想，就是把印度的革命运动说成是印度婆罗门种姓恢复昔日统治地位的企图，则代表了19世纪末印度官方人士的一般说法。这种蛊惑宣传大大增加了穆斯林的疑惧心理。
第三，圣社发动由印度教正统派广为支持的保护母牛运动，把一个极为敏感的宗教问题带到政治斗争的旋涡中，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引起了穆斯林更大的戒心。如印度历史学家指出的：“1890年早期，整个印度掀起了‘禁止屠杀母牛’的宣传活动，矛头主要针对的不是英国统治者，而是穆斯林，例如，英国军营里依然可以大规模地宰杀母牛。结果，这场运动总是转变成教派冲突，常常导致教派骚乱。1896年‘禁止屠杀母牛’运动慢慢平息下来，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以更为猛烈的形式再次死灰复燃。”[11]国大党虽没有支持这种宗教要求，但它的某些成员参与了这个运动。
第四，19世纪90年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又发生了语言问题的冲突。在联合省，印度教徒要求印地语也应该和乌尔都语一样被允许在法庭上使用。穆斯林坚决反对，认为这样降低了乌尔都语的地位。在殖民当局接受前者的要求后，穆斯林举行了一系列集会，表示激烈的抗议。所有这些冲突，严重影响了双方群众的情绪，再加上殖民当局的挑动，结果就是19世纪80—90年代在一系列城市开始发生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双方伤亡都很大。穆斯林领导人与国大党的政见分歧已经演变为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群众对立。这种局面的形成给民族运动造成严重威胁。然而，对玩弄“分而治之”政策的英国殖民者来讲，这只不过是他们挑动宗教对立的第一步。
英国殖民者在1905年分割孟加拉，目的之一就是进一步挑动宗教冲突，进而组织孟加拉民族运动的发展。按照他们的打算，把孟加拉一分为二，新成立的一个省（东孟加拉省）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数，就可以把这个省变成由穆斯林起支配作用的省，以便和西孟加拉相抗衡。穆斯林上层最初也担心分割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加之当时听闻分割后会改变永久的税制，所以也反对分割法案。例如，中央伊斯兰教在1904年2月会议上就曾强烈谴责分割计划，并向总督递交了反对分割的呈请书。
总督寇松1904年专程去东孟加拉访问，向穆斯林封建主和知识分子说明分割计划对他们有利。他特别指出，分割将使东孟加拉穆斯林得到一个他们从昔日的穆斯林省督和国王们垮台以来未曾有过的实体，这将保证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导地位，并影响全印政治。寇松还向他们保证，分割不会导致永久地税的任何改变。当了解这一点后，不但东孟加拉，而且西孟加拉大多数穆斯林封建主和知识分子都转到支持分割的立场上。
最典型的就是达卡的纳瓦布萨里穆拉。他是东孟加拉最有影响的穆斯林领导人。原来激烈反对分割，说分割是人面兽心的安排。但在寇松访问后，他转变立场，成了穆斯林支持分割最积极的带头人。新省成立后，在他发起和支持下，东孟加拉穆斯林大封建主成立了穆斯林协会，提出在新省立法会议中要保证穆斯林在印度成员中的多数地位。萨里穆拉被任命为省立法会议成员，后又被任命为总督立法会议成员。1907年当局又给他31.5万卢比低息贷款。总督明托说，这笔贷款是政治性的，是印度政府政策的一种象征。这实际上就是犒赏。
中央伊斯兰教协会这个很有影响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商人和地主的组织，也在寇松访问后转到了英国殖民者一边支持分割。穆斯林文学社也发布声明，把分割说成是给穆斯林的礼物，要求穆斯林尽一切可能，衷心支持政府的这一政策，不要参加任何反分割的政治会议和鼓动。以阿里加学院为代表的孟加拉境外的穆斯林多数人持同样立场。“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当印度各界奋起反对分割的时候，穆斯林上层和知识界多数人却出面为分割辩护，甚至为分割而欢呼”[12]。1906年、1907年，每逢10月16日分割法生效的日子，孟加拉群众举行国丧，以示抗议，穆斯林上层却把它作为节日来庆祝。
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参加国大党年会的人数急剧减少。1905年国大党年会出席代表756人中，穆斯林只有17人。伊斯兰教的许多商人继续卖英货，破坏抵制。伊斯兰教上层还竭力影响农民。由于在孟加拉，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中印度教徒居多，有阶级矛盾存在，穆斯林上层就利用这一点，挑动农民的宗教情绪。1906年，不少地区发生两大宗教群众的流血冲突。印度教庙宇里的迦里女神像被取走，代之以牛头。
需要指出的是，有一部分穆斯林不受这股逆流的影响，积极参加了反分割斗争。例如，1905年9月23日，加尔各答部分穆斯林集会，表示同情反分割鼓动，完全赞同司瓦德西运动。萨里穆拉的兄弟阿提奎拉不但继续参加国大党活动，而且在1906年国大党年会上提出反分割决议案。1906年1月，阿卜杜尔·卡西姆批评拉贾夏西穆斯林协会禁止穆斯林参加司瓦德西运动，被殖民局骂为加尔各答收买的鼓动者。在孟加拉以外的有些地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一起参加司瓦德西和抵制运动。如西印度马哈拉施特拉的杜拉地区的穆斯林，响应提拉克关于开展司瓦德西运动的号召，1905年11月举行了一次由地方穆斯林领导人和商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如何在当地开展司瓦德西运动。在孟买，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后来成为穆斯林最著名的领导人的真纳，参加了1906年国大党年会，并担任年会主席达·瑙罗吉的秘书。但总的来说，持这种立场的穆斯林在全印是少数。
尽管殖民当局百般制造障碍，孟加拉的反分割运动还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殖民统治者决定利用立宪改革，加深两大宗教群众政治上的对立，以此破坏运动。1906年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莫莱放话说，打算改组立法会议，扩大印度人选举代表名额。在拟议具体方案过程中，英印殖民当局通过阿里加学院的英国人院长，授意阿里加穆斯林领导人立即组织一个穆斯林代表团，向总督提出穆斯林的希望和要求。穆辛-乌尔·穆尔克随即发起组织了这个代表团，共34人参加，几乎全是各地有名望的大封建主和宗教上层，由贵族教派首脑阿加汗率领，于1906年12月去西姆拉晋见总督。
这个代表团提出以下要求：实行穆斯林单独选举制；在确定穆斯林在各级立法会议应享有的席位时，不但考虑穆斯林所占人口比例，而且考虑它的政治重要性；不通过竞争考试，直接任命穆斯林担任各级文官等。这些要求，总督都在原则上给予应允。整个晋见活动安排得煞有介事，事后又被大肆渲染，似乎这一切全是出自穆斯林的主动。英国官方人士则并不隐讳地说，这实际就是一场由总督自导自演的闹剧。总督明托自己也承认，这样做是为了把穆斯林制造成一个能与国大党目标相抗衡的对立物。殖民当局赞同穆斯林上层提出的单独选举制，这就表明，它蓄意鼓励穆斯林上层中开始萌生的分裂主义倾向。这是极其阴险的一招，这一挑拨行动使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分歧无可挽回地发展下去。
这次晋见后，穆斯林领导人自以为得计，决定建立一个全印穆斯林政治组织，以便在即将到来的立法会议选举中代表穆斯林利益，使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中的民族，争取得到英国当局独立的政治承认。这场由英国人导演的闹剧，完全是为了塑造一个同国大党相抗衡的对立派组织。事实上，自从孟加拉开始反分割斗争以来，穆斯林就提出了建立组织的要求。他们既认为国大党是代表印度教徒利益的，就希望也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以往由于遵循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不参加政治斗争的方针，这样的组织迟迟未能出现。赛义德·阿米尔·阿里的中央伊斯兰教联盟，影响地区主要是孟加拉，在别的地方虽然有分支，但人数有限，还不是全印组织。所以，当孟加拉的萨里穆拉利用1906年各地穆斯林领导人在加尔各答举行全印教育会议的机会，提出建立全印穆斯林组织的倡议后，立即得到普遍赞同。
1906年12月30日，全印穆斯林联盟在达卡成立。1907年12月，穆斯林联盟在卡拉奇和阿里加召开首次年会，通过了盟章，成立了中央委员会，阿加汗当选为常任主席，穆辛-乌尔·穆尔克是最早的秘书。这样，全印穆斯林的政治组织就在“维护穆斯林利益”的口号中出现了。“全印穆斯林联盟是在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中诞生的。然而，它是英帝国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产儿，一个把维护穆斯林教派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争取使印度穆斯林‘得到英国当局独立的政治承认’的教派政治组织”[13]。
二、早期活动
穆斯林联盟成立后头几年的活动可归纳为以下3点：
第一，支持分割孟加拉，反对反分割鼓动和抵制英货运动。在1906年12月30日穆斯林联盟成立会议上就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分割孟加拉对穆斯林有利，表示反对一切反分割的鼓动，也反对抵制英货。1907年穆斯林联盟年会又对孟加拉群众性反分割斗争进行抨击，认为这个活动损害穆斯林的利益，号召穆斯林不要参加。1908年穆斯林联盟中央委员会又通过决议，欢迎分割，说分割拯救了孟加拉穆斯林，并要求当局坚决顶住反分割的压力。同年召开的年会激烈攻击当时正在开展的司瓦德西和抵制运动是叛乱鼓动，是邪恶势力。伊斯兰教上层的某些宣传还提出了“司瓦扎提”（意为本集团的，即穆斯林教派的）的口号，与司瓦德西的口号相对抗。有一本小册子甚至号召抵制印度教徒办的司瓦德西商店和民族学校，开办穆斯林商店、穆斯林学校。这些鼓动不是没有结果的，孟加拉穆斯林大多数退出了运动。这样，穆斯林联盟就不是促进运动的发展，而是便利了英国统治者扼杀方兴未艾的运动。
第二，把要求实现穆斯林单独选举作为首要任务。在1892年进行的那次各级立法会议中，穆斯林得到的席位一般都低于人口比例，穆斯林上层很不满意，所以要求穆斯林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单独选举和增加穆斯林代表名额。英国殖民者知道，答应这个要求就是表示官方赞同穆斯林上层提出的“两个民族”论，不但使国大党争取穆斯林的希望化为灰烬，也将使国大党丧失全民代表的形象。显然，利用这个问题在国大党和穆斯林中间打进楔子，比利用其他任何问题都更有力。这就是英国官方在西姆拉导演那出接见闹剧的原因。总督明托手下一个官员当晚在一封信里得意扬扬地说，这是使用政治手腕的杰作，将长期影响印度和印度历史，这等于把6200万人拽住，使之不致加入反叛者行列。
穆斯林联盟成立后，穆斯林上层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实现英国统治者设下的这个圈套上。整个1907年和1908年，围绕单独选举制问题，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展开了激烈论战。双方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系列集会。穆斯林联盟还在伦敦建立分支，宣传自己的主张。穆斯林联盟的基本论点还是过去提出的“两个民族”论，“实行普遍选举只利于印度教徒”论等。国大党反驳这种论点，穆斯林知识分子中也有些人持不同观点。1908年穆斯林联盟年会主席赛义德·阿里就认为，单独选举制会使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完全疏远。他主张共同选举，不应计较席位多少。律师迪克·阿里汗也认为，按阶级和宗教选举代表的原则是极其有害的，从穆斯林的观点看，这个原则也是充满危险的。还有少数人清楚地看到，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坚持这个要求是上了殖民当局的圈套，呼吁他们正视走这条道路的危险。
然而，这些呼吁未能使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头脑清醒。1909年，英国殖民当局正式颁布立法会议改革法，既给了穆斯林以单独选举权，又给了穆斯林高于人口比例的席位定额。穆斯林联盟领导人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在国大党领导人中，只有戈·郭克雷赞成单独选举制。他看到两大宗教的鸿沟越来越深，认为只有用这种妥协办法才能争取穆斯林，把它称为“不可避免的弊端”。国大党绝大多数领导人对1909年改革法把单独选举制包括进去，持坚决反对的态度。马拉维亚后来在谈到这个法令时说，它是“在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宗教作为选举的基础，这就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中间永远筑起了一道隔开两者的长城”[14]。
第三，阻止穆斯林参加国大党，号召继续保持对英国殖民当局的忠顺。国大党的产生是为了从英国殖民统治者那里争取改革，而穆斯林联盟的产生则是为了使这种改革有利于穆斯林。所以，从一开始，穆斯林联盟就认为自己的利益和国大党的利益成反比，认为保证穆斯林利益的关键在于发展自己的力量，遏制国大党的影响。在当时，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于是，穆斯林联盟自觉地继承了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路线，向英国殖民者乞求庇护和照顾。这也就是它从一开始就把在印度穆斯林中促进忠于英国统治的感情，作为头一项宗旨列入穆斯林联盟章程的原因。
关于这点，穆斯林联盟有些领导人的个人讲话说得更明白。联盟秘书扎卡·乌拉说，我们和国大党人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他们热衷于从事削弱英国统治的行动，他们要求代议制，而这意味着穆斯林的死亡。他们实行文官竞争考试制度，这将剥夺穆斯林担任文官的机会。因而，我们不需要和他们在政治上结合在一起。穆斯林联盟的任务，是通过尊敬的请求，向政府表达穆斯林的愿望。他们不应像国大党那样号召抵制，在讲坛上、报刊上发表激烈言辞，发动群众反对他们的仁慈的政府。联盟另一领导人瓦卡尔-乌尔·穆尔克也说，如果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垮台了，印度教徒将成为我们的统治者，我们的生命、财产、荣誉就会处在经常的危险中。唯一拯救之路在于帮助维持英国统治，使之长治久安。如果穆斯林真诚地和英国人站在一起，他们的统治就能持久下去。他还号召穆斯林把自己看作是一支英国部队，随时准备为英王而流血牺牲。
宣布忠于英国统治，这也是早期国大党的路线，穆斯林联盟这样做不足为怪。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有两点不同之处：首先，国大党是用宣布效忠换取改革，其目标是削弱殖民统治。而穆斯林联盟则是用宣布效忠求得庇护，目标是削弱国大党。穆斯林联盟把殖民统治者依作靠山，而把国大党视为仇敌。其次，20世纪初的形势已经和19世纪80—90年代不同了。国大党上层的忠于英国统治的路线正在遭到党内外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谴责。1905年开始的斗争正在向革命运动转变。在这种时候，再以英国殖民统治的维护者的身份出现，谴责反分割行动，那就是完全站到革命运动的对立面，帮助英国殖民者扑灭革命运动的烈火。联盟领导人主观上是教派利益第一，客观上则成了殖民统治者手里的工具。整个1907年和1908年，几乎在一切问题上，联盟都和国大党唱对台戏。
当时流行一种说法，似乎任何由国大党发起的活动，都不可避免地自然带有反穆斯林利益的倾向。结果是，穆斯林参加国大党遭到非议和谴责，甚至像阿布杜拉·苏拉瓦底在英国参加克里希那瓦尔玛的“印度自治社”也受到谴责，理由是该组织的主要参加者是印度教徒。这种敌视气氛不能不影响那些一直参加国大党活动的穆斯林，其中有一些人看到，由于穆斯林联盟出现并成为全国穆斯林的政治组织，国大党要把穆斯林争取过来再也不可能了。为了不招惹指责，为了不失去在本宗教内的广泛社会联系，他们也就不再参加国大党的活动。
总的来说，穆斯林联盟头几年的政策对印度民族运动没有起好的作用。英国殖民当局利用宗教冲突来破坏运动，它是被利用的主要工具之一。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莫莱就曾得意扬扬地把它称为国大党的天然反对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组织中，地主和宗教上层势力占据统治地位。这个力量对国大党掀起的政治运动忧心忡忡，唯愿维护自己和本教派现有地位不受影响，因而把殖民当局投来的诱饵当作礼物，心甘情愿地跟着它走。
穆斯林联盟的出现及其初期活动，刺激了某些宗教思想浓重的印度教徒。特别是当局明确保证在未来的议会改革中保障穆斯林利益的承诺，更使他们深感愤怒，进而认为国大党已经无力保护印度教徒的利益了。他们将愤怒直指国大党，鼓吹成立印度教组织。1906年，“光荣印度教协会”建立。1909年，“旁遮普印度教协会”建立。U·N·穆克吉和拉尔·昌德为印度教派主义思想及政策打下了基础。他们指责国大党试图将所有印度人置于一个“单独的国家”之中，为了“取悦穆斯林”而不惜“牺牲印度教徒的利益”。拉尔·昌德在他撰写的《政权的自我放弃》一书中，指责国大党是导致印度教徒“自我毁灭的恶魔”，印度教徒在过去25年里一直受到“毒素”的侵害，致使其正在渐渐走向灭亡；他们能得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清除“毒素”，去除“恶魔”；印度教徒在和穆斯林进行斗争的时候，应该和“第三方即政府保持中立”，同时“抛弃并终结国大党”。昌德强调：“印度教徒不仅应该相信而且应该使之成为他的机体、生命和行为的一部分，那就是，他首先是印度教徒，然后才是印度人。”[15]这样，越来越多的印度教徒拒不参加国大党的日常活动，即使是1909年的国大党拉哈尔年会上，出席的代表也只有243人。正是在印度教徒的愤怒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全国性的印度教教派主义组织“全印印度教大会”于1910年12月诞生。纵观印度教大会孕育产生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同样是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产儿。
三、政策转变
穆斯林联盟的政策从1913年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它仍然坚持教派主义的原则，但民族主义倾向大大加强，和国大党团结的问题也提了出来，终于在1916年通过了著名的“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勒克瑙协定”，建立了两大组织的合作关系。这是穆斯林联盟政治方向的重大转变，下列原因促成了这一转变：
第一，20世纪初，特别是经过司瓦德西运动后，资本主义关系在穆斯林中得到一定发展。尽管穆斯林联盟反对司瓦德西和抵制英货运动，但穆斯林依然有部分人参加，从中得到了益处。孟买、孟加拉和北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在这一运动中积累了更多资本，有一些人投资办工业，成为工厂主。封建主在工商企业中认股的也增多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了。据统计，1898—1902年，穆斯林大学毕业生就有1283人，其中毕业于阿里加学院的220人，阿拉哈巴德各院校的有410人，加尔各答各院校的398人，旁遮普各院校的255人。有些人还去英国留学。大学毕业生部分成了政府官员。据1898年的统计，联合省担任副税收官和副治安长官的穆斯林有94人（印度教徒有11人），担任首席法官的有8人（印度教徒有14人）。更多的毕业生成了自由职业者。有的还投资于工商业，如著名活动家邵克特·阿里就在一家轧棉厂投资15万卢比。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穆斯林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伊斯兰教内已经是一支有力量的队伍了。“和封建主不同，资产阶级较多地感到了和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矛盾，较多地看到了整个印度的无权地位，在他们的思想中，民族主义倾向逐渐加强，因而对联盟领导人执行的路线越来越感到不满”[16]。
第二，殖民当局1911年取消对孟加拉的分割，使许多穆斯林对英国统治者的盲目信任破灭了。分割和取消分割，从英国殖民者来说都是从维护殖民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在1905—1908年运动镇压下去后，当局确定了拉拢温和派打击革命力量的方针，但看到分割一举使温和派耿耿于怀，而使秘密革命组织得到了适宜发展的土壤，因而决定取消分割，以安抚温和派，瓦解秘密组织。在穆斯林联盟成立后，宗教冲突的雪球已经滚动起来，殖民统治者知道，即使取消分割，它也不会停止滚动。当初穆斯林相信分割是殖民者为他们的利益着想，把殖民者视为知己，如今看到了，这个一再向他们保证永不变更既成事实的统治者，是怎样根据自己的需要，一夜之间就尽毁前言。这件事使许多穆斯林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原来英国殖民者关心穆斯林是假，追逐自己利益才是真。这就促使许多人转而采取了反英立场。当然，还有一些人虽然抱怨英国殖民者出尔反尔，但依然相信英国统治者，只是恳求他们今后不再做背弃穆斯林利益的事。
第三，英国对待西亚、北非伊斯兰国家的态度使印度穆斯林感到气愤。印度穆斯林泛伊斯兰主义倾向本来并不突出，莫卧儿皇帝们不承认哈里发。莫卧儿帝国崩溃后才有人承认，民族大起义后增多，主要是瓦哈比派。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和后来的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并不提倡泛伊斯兰主义。穆辛-乌尔·穆尔克1906年曾公开宣布，印度穆斯林不承认奥斯曼帝国皇帝的哈里发地位，他强调印度穆斯林只忠于英国统治。泛伊斯兰倾向在20世纪初突然变得强烈起来，其实是穆斯林中的部分人对英国信任破灭的一种表现。在1911—1912年的意土战争和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英国支持意大利和巴尔干四国同盟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作战，默许意大利侵占的黎波里，默许奥地利占领帝国的部分欧洲领土，英国的立场刺激了印度穆斯林，在他们中原来不很突出的泛伊斯兰思想开始广为传播。他们认为，英国人蓄意打击奥斯曼帝国，损害哈里发的地位，与伊斯兰国家为敌。他们把这些国际事件和英国殖民者取消分割孟加拉的决定联系起来，感到英国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不是穆斯林的朋友，更增加了印度穆斯林对英印统治的愤怒。
第四，20世纪初，广大穆斯林下层群众生活越来越贫困。在孟加拉，穆斯林农民的大部分没有永佃权，地主经常加租夺佃，农民处于生活无保障的地位。在北印度，失地农民有相当部分是穆斯林。都市的穆斯林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在英资的排挤下，在高利贷者的压榨下，处境困难。青年学生毕业而得不到就业者，与日俱增。穆斯林上层希望英国保护，给予更多做官机会，广大穆斯林下层群众从中是得不到实惠的。他们对殖民统治当局不满，要求当局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地位。所有这些因素作用在一起，导致穆斯林社会中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对殖民统治的力量。
第五，“青年穆斯林”崛起，并在穆斯林联盟中崭露头角。正是在上述形势下，一批年轻的穆斯林活动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年轻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对穆斯林联盟中盲从当局、反对印度教徒的上层领导者感到不满，他们开始倾向于现代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时，由穆·阿里、邵·阿里、扎·阿里汗、哈·阿吉梅尔汗、哈·伊玛目等人领导的激进的民族主义阿哈尔运动兴起了。穆·阿里曾留学英国，回国后在巴罗达等土邦任职。1910年来到加尔各答，创办《同志报》。他认为穆斯林联盟反对穆斯林参加民族运动的政策已经过时，要求改变政策，与国大党合作。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无党无派，是所有人的同志，我们深深感到，不同种族不同信仰间日益激烈的争论孕育着极大的危险，热切地希望印度对立的不同政治团体相互取得更好的谅解，在平等的基础上为印度的共同利益而斗争。
阿·卡·阿扎德
这股新思潮来势迅猛，1910年就有人在穆斯林联盟年会上批评乞求英国保护及与国大党对立的政策，要求把实现印度自治作为斗争目标，响应很热烈。这也促进了1911年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开始接触。在穆·阿里、邵·阿里、扎·阿里汗、哈·阿吉梅尔汗、哈·伊玛目等人的努力下，他们得到了一部分正统伊斯兰学者的支持。另一名被吸引到民族运动中的正统伊斯兰学者是年轻的阿·卡·阿扎德，他曾就读于开罗著名的艾资哈尔大学，并在他1912年创办的《新月报》上宣传他的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1912年，开明的国大党领导人德罕默德·阿里·真纳被邀请加入穆斯林联盟。“经过不懈的斗争，这些年轻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不仅在穆斯林联盟中崭露头角，同时也在国大党中很活跃”[17]。总之，青年穆斯林的要求可以归纳为：（1）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合作；（2）领导穆斯林群众开展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3）争取印度自治。
然而，新思潮的涌现并非没有遇到阻力，真纳和阿扎德受到联盟某些领导人以及宗教正统势力的冷嘲热讽。英国殖民统治者也竭力阻挠，决不愿失去挑动宗教冲突这张王牌，决不愿看到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两大组织的合作。他们竭力支持穆斯林联盟老的领导人维护自己的阵地。穆斯林联盟主席阿加汗就固执地反对把争取自治作为目标。他说，现在要求自治是摘苹果于未熟时，自治实现那天，将是印度历史上最不幸的日子。在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的怂恿下，反对新思潮的叫喊喧嚣一时。有些人说，国大党骨子里是反英的，跟他们不可能合作。也有人提出，与其穆斯林联盟被导向反英，不如立即解散。
然而，真纳等并未气馁，在穆斯林中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毕竟新思潮反映了全国广大穆斯林的要求，拥护者越来越多。穆斯林联盟常任主席阿加汗1912年辞职，并停止了对这个组织的财政资助。阿米尔·阿里、萨里穆拉等最有影响的人物也先后退出。在1913年穆斯林联盟内部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达到了历史性的转折点。从这年起，新势力确定地占了上风，穆斯林联盟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此，它成了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组织。青年穆斯林的崛起和他们所代表的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倾向，体现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心声和他们的根本利益。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观点，才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穆斯林联盟的重大政策转变。
转变的标志是穆斯林联盟新的斗争目标的确立。1913年3月22日，穆斯林联盟勒克瑙年会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其中规定，穆斯林联盟的奋斗目标是通过宪政手段，争取建立适合印度的自治制度，并强调，要通过与其他教派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会议对国大党1906年年会上通过的自治决议表示支持。这是这个组织第一次明确提出民族自治的政治目标，标志着它的政治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印度自治为目标，这就意味着它的活动已经不限于为穆斯林争取更多的席位和担任文官的机会，而是提出了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印度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还意味着它的立足点已由与殖民当局合作对付国大党，转变为与国大党一起共同提出民族要求。这年12月在阿格拉举行的穆斯林联盟年会上，主席易卜拉欣·拉赫玛图拉在致辞中说：“像印度这样的大国，政治上不会永远受人控制，总有一天会取得完全的自由。”[18]以往穆斯林联盟的年会上听到的都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片颂扬，如果有指责，那也是怪当局对穆斯林利益照顾不够。但在这次年会上，许多人都对英国在印度的剥削和压迫提出了严厉批评。
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在争取自治的目标上达成了一致，两大组织的合作也就逐步提上了日程。许多发言者强调，印度的政治前途有赖两大教派的携手合作。这个主动的表示得到了国大党热烈而积极的回应。国大党这年年会通过决议，对穆斯林联盟确立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目标以及与国大党合作的主张表示赞赏。国大党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正在恢复友好关系，印度人民的繁荣与进步取决于各教派之间融洽的努力与合作，以便为共同的利益找到联合行动的途径。这样就形成了良好的气氛，使两大组织的接触有取得成果的可能。
当然，穆斯林联盟政治方向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它不再是穆斯林的政治组织。只要它依然是教派的组织，维护本教派利益的宗旨就不会完全改变。而且，穆斯林联盟内依然存在着封建势力，他们没有退出，也不完全接受新主张，而希望把两者折中调和。穆斯林联盟新的斗争目标在自治前面加上了“适合印度的”，就是这种折中的反映。它暗示穆斯林联盟对自治的解释有特定含义，与国大党要求的自治是有所不同的。此外，穆斯林联盟仍十分坚持穆斯林单独选举区制，并把国大党接受这点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这些对穆斯林联盟本身的政治发展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并为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合作布下了障碍。
[1]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180页。
[2]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220页。
[3]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14.
[4]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14.
[5]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227页。
[6]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15.
[7]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15.
[8]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187页。
[9]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235页。
[10]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189页。
[11]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17.
[12]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378页。
[13]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第466页。
[14]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383页。
[15]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p.417-418.
[16]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386页。
[17]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20.
[18] [巴基斯坦]阿拉纳：《伟大领袖真纳》，袁维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