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停止之后，印度民族运动暂时陷入低谷，民族主义力量分崩离析，多种势力平行并存；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力量开始重新整合，国大党内异军突起，聚集力量，蓄势待发。
一、不变派与主变派之争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止后，印度民族运动陷入低潮。群众对国大党的热情骤然下降，党员人数从原来的近千万突降至不足20万，县以下党组织基本瓦解；印穆团结破裂，印度穆斯林和哈里发委员会退出国大党，教派冲突重新抬头。尤为严峻的是，国大党内部发生分歧，出现不变派和主变派之争。
在民族运动低潮时期，国大党应当采取什么方式继续进行民族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国大党内形成了不变派和主变派两个阵营。不变派代表人物有萨达尔·帕特尔、拉金德拉·普拉萨德、拉贾戈帕拉查里等，他们坚持甘地的主张，即继续抵制立法会议、暂停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全力以赴实施建设纲领，包括推广手纺手织土布运动、促进印穆团结、消除不可接触制、禁酒、促进民族教育等，为以后时机到来发动新的不合作运动准备条件。主变派代表人物有奇·达斯、莫·尼赫鲁等，他们主张不再抵制立法会议，而是重新参加立法会议选举，争取国大党有更多人进入立法会议，从而把不合作斗争转移到立法会议内部，从内部实行不合作，使立法机关瘫痪。不变派和主变派“两派争权夺利，互相竞争，以求控制国大党”。[1]
1922年12月，国大党在加雅召开年会，奇·达斯任主席，莫·尼赫鲁任秘书。奇·达斯和莫·尼赫鲁提出了参加立法会议的新方案，呼吁大会接受主变派主张，而萨达尔·帕特尔、拉金德拉·普拉萨德、拉贾戈帕拉查里等人则反对新方案，该方案最终以1748票对890票被否决。1923年1月1日，奇·达斯和莫·尼赫鲁辞去他们在国大党中的职务，宣布成立司瓦拉吉党，分别担任主席和秘书。奇·达斯和莫·尼赫鲁是一对传奇式的政治搭档。奇·达斯充满想象力，情感丰富，口才卓越，善于影响和安抚朋友及敌人，而莫·尼赫鲁性格坚毅，遇事冷静，理性自律，组织能力强。他们两人相互信任，彼此理解，可以不事先商量就以对方的名义发表声明。他们是热诚的爱国政治家，不但放弃富裕的律师业务，全身心投入民族运动，而且将自己的豪华住宅捐赠给国大党使用，他们对民族事业的忠诚深得印度人民敬佩。
不变派和主变派很快陷入激烈的分歧与争议之中。主变派认为，参加立法会议可以填补民族运动低潮时期的政治真空，立法会议的竞选活动和演说可以为政治鼓动和宣传提供新的阵地，保持印度人民的政治热情和士气；即使国大党不参加立法会议，立法会议也会行使职责，这样非国大党人会利用其职权削弱国大党；为什么要将革命斗争中的有利地位留在敌人手中？通过加入立法会议，国大党可以阻碍立法会议的工作，防止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法律。不变派认为，参加立法会议会滋生政治腐败，一旦进入立法会议，就会受到帝国宪法框架的羁绊，逐渐丧失原来的立场，在微小改革和零碎立法方面与政府合作；此外参加立法会议会导致忽视群众性的建设工作，而群众性的建设工作将为下一轮文明不服从运动做准备。
随着不变派和主变派矛盾与冲突的加深，民族主义阵营担心1907年那场灾难性的分裂会重演。两派领袖开始反思，寻求谅解和妥协。这个趋势由多种因素促成：其一，所有国大党人都强烈意识到两派团结的必要性。其二，不变派和主变派都意识到，不管议会工作意义有多大，真正能够迫使当局接受民族要求的砝码只有一个，那就是立法之外的群众运动，而要发动群众运动就必须保持两派的团结。其三，两派领袖都完全接受甘地的领导。此外，贾·尼赫鲁的作用也不可小觑。贾·尼赫鲁1月23日第二次出狱，与其他107位政治犯一起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贾·尼赫鲁反对派系政治，他拒绝了奇·达斯要他赞成主变派的主张，努力促使两派达成谅解。他认为不变派和主变派的方法可以齐头并进，强调两派团结的必要性。“不变派和主变派之争，标志着尼赫鲁第一次作为党派之间摩擦的仲裁人出现”[2]。
1923年9月，国大党在德里召开特别会议，毛拉纳·阿扎德任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不变派和主变派达成了初步妥协。会议通过决议，允许国大党成员作为候选人，以个人名义参加立法会议选举。10月14日，司瓦拉吉党发表声明，承诺从立法会议内部抵制殖民政府虚假的议会改革。11月，立法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司瓦拉吉党在立法会议选举中取得很大成功，获得中央立法会议101个席位中的42席，在中央省获得绝对多数，在孟加拉成为最大的党，在孟买和联合省也成绩不俗。广大群众对他们参加选举感到振奋，以原来拥护不合作的热情支持他们。
1924年2月5日，甘地因患阑尾炎提前获释。他强烈反对参加立法会议，认为这与非暴力不合作背道而驰。3月，奇·达斯和尼赫鲁父子赴孟买附近海边的茹湖，与在此疗养的甘地会谈。在进入立法会议问题上，甘地拒不让步，奇·达斯和莫·尼赫鲁也据理相争，毫不动摇。最后，双方承认对方有自己的不同意见，同意保留分歧。6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在阿迈达巴德召开。甘地提议从根本上修改国大党章程对党员资格的规定，取消4安娜党费，改为缴纳2000码手纺纱；此外，把每日纺纱和各种抵制作为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条件。奇·达斯和莫·尼赫鲁强烈反对甘地的提议，提前退出会场。国大党似乎又出现了分裂的危机，殖民当局对此兴高采烈，预言甘地与主变派将会分道扬镳。为防止国大党分裂，甘地不得不作出让步，纺纱的规定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原来规定的缴纳4安娜的办法仍旧保留。
甘地最终与主变派达成妥协，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其一，主变派进入立法会议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如果现在退出将会是“灾难性的”，会被当局和民众误解为“溃败和懦弱”，助长当局的独裁行为和镇压政策，加重民众中的政治失望情绪。其二，甘地与奇·达斯和莫·尼赫鲁保持着互尊互信的友好的个人关系。司瓦拉吉党人在立法会议中的所作所为使甘地相信，他们绝不会成为帝国政府的走狗，相反他们表现出果决、刚毅、纪律、团结和反抗精神，为印度立法机构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其三，甘地为两派支持者无休无止的争论而苦恼，如他在1924年4月写道的：“主变派”与“不变派”甚至互相污蔑诽谤，双方各执一词，理直气壮，咒骂另一方愚蠢得无药可救。他渴望尽早结束两派之间的争执。其四，当局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对孟加拉的司瓦拉吉党人发动全面进攻，于1924年10月25日下令对国大党的办公室和房子进行突袭，搜捕了一大批革命激进分子、司瓦拉吉党人和其他国大党人，包括苏·鲍斯和两位孟加拉立法机构司瓦拉吉党议员。
面对当局对司瓦拉吉党人的镇压，甘地决定向司瓦拉吉党人“让步”，以显示他与司瓦拉吉党人团结一致。正如他在《青年印度》上写道的：“在司瓦拉吉党人需要的时刻，我若不站在他们一边，就是对国家的不忠。虽然我不相信进入议会或者发动立法战争的某些方法的效力，但是我必须和他们站在同一战线。虽然我是一名坚定的不变派人士，但是我必须不仅容忍他们的态度、与他们一起共事，而且必须尽可能地加强他们的力量。”[3]
1924年11月6日，甘地与奇·达斯和莫·尼赫鲁签署了一项联合协定，即《甘地—达斯—尼赫鲁协定》，结束了主变派和不变派之间的冲突。甘地同意司瓦拉吉党作为国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代表国大党参加立法会议，奇·达斯和莫·尼赫鲁同意支持建设性纲领和以棉纱缴党费的决议。不变派认为此举是投降，甘地则说这是必要的让步。是年12月，国大党在贝尔高姆召开年会，甘地任主席，批准了《甘地—达斯—尼赫鲁协定》。甘地也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为司瓦拉吉党人提供了大多数席位。1925年9月，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巴特那会议决定国大党不应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实现建设性纲领，而应把政治工作包括在立法机构中工作当作主要任务。
林承节先生认为，主变派与不变派之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与甘地独特的领导思想的一次激烈交锋。资产阶级政治家不满甘地的实际上以追求精神完善为重点的领导思想和方式，要求向资产阶级常规政治斗争模式靠拢，结果取得了部分成功，甘地在国大党的领导地位也因他及时调整策略而得以稳定下来。虽然甘地对不合作策略作了这样符合资产阶级政治家要求的调整，但他自己在思想上仍认为立法会议的斗争只是一种外在的努力，不是争取司瓦拉吉的根本。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根本的保证是自身的建设，通过坚持真理实现自我完善和社会协调。因此，他本人不参加立法会议活动，而是把实行建设纲领作为自己的活动领域，不变派也跟着他走，不参加立法会议，而是投身于建设纲领活动。这样，国大党在行动上就分成两条战线，主变派和不变派形成分工，各在一个领域活动。
主变派在立法会议中的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对保持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在中央立法会议中成功地与真纳领导的独立派以及自由派等人士建立了政治统一阵线，在大部分省份也建立了类似的联盟，利用立法机构与当局进行斗争。1925年3月，司瓦拉吉党人维特巴伊·帕特尔当选中央立法会议主席。司瓦拉吉党人在中央立法会议上提出了3个重大问题：一是关于起草新的印度自治宪法；二是关于公民自由、释放政治囚犯、废除高压法律；三是关于发展本土产业。对这3个问题的讨论，引起媒体的全面报道和民众的热心关注。此外，政府的许多提案、预算案和高压法规也被否决。
与此同时，1923—1924年间，国大党人在许多市政府中也获得了胜利。奇·达斯成为加尔各答市市长（苏·鲍斯任首席执行官），维特巴伊·帕特尔任孟买市市长，萨达尔·帕特尔任阿迈达巴德市市长，拉金德拉·普拉萨德任巴特那市市长，贾·尼赫鲁任阿拉哈巴德市市长。不变派积极参与市政管理，因为他们相信地方机关可以推动建设纲领的实施。他们在教育、卫生、健康、反不可接触制以及推广土布工作上卓有成效，常常唤起民众的热情。
然而，1925年之后，主变派的立法会议道路逐渐走上下坡路。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1925年6月16日，奇·达斯逝世，主变派蒙受巨大损失，莫·尼赫鲁失去了亲密伙伴，独自领导司瓦拉吉党。其二，司瓦拉吉党的议会政治显示出局限性，缺乏内聚力。除了以多数票否决政府立法之外，在议会内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举措。要加强政治对抗，必须依靠议会外的群众运动。但司瓦拉吉党缺乏协调议会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的政策，他们几乎完全依靠报纸报道。其三，司瓦拉吉党无法与盟友保持永久合作关系，因为后者并不相信司瓦拉吉党的“统一而持久的阻挠”策略。政治联盟的逻辑不久使司瓦拉吉党开始放弃激进的阻挠议会政策，而一些司瓦拉吉党立法议员也抵挡不住议会津贴和地位特权的**。其四，殖民当局在民族主义者之间制造纠纷，使司瓦拉吉党脱离自由派，司瓦拉吉党激进派脱离温和派，印度教徒脱离穆斯林。此外，在殖民政府的鼓励下，司瓦拉吉党内部的教派主义抬头。
面对一些司瓦拉吉党人背离初衷、脱党变节、投靠殖民当局，莫·尼赫鲁大声疾呼，痛加斥责，但仍无力回天。为了遏制司瓦拉吉党进一步瓦解，制止议会“腐败”蔓延，防止党员道德堕落，司瓦拉吉党主要领导人重申对群众文明不服从的信心，并决定于1926年3月退出立法机构。1926年4月，甘地也重申他对进入议会政策的批评：“我研究了立法会议工作、进入立法会议对公众生活的作用以及对印度教徒—穆斯林问题的影响。我研究的越多，就越相信进入立法会议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失策的。”[4]这样，通过司瓦拉吉党的议会路线策略争取独立的尝试失败了。
然而，司瓦拉吉党的活动也具有积极意义，对民族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的巨大成就在于填补了民族主义运动恢复期的政治空缺，并表明可以创造性地利用立法机关反对帝国主义。他们也成功地揭露了1919年《改革法案》的虚伪，向人们展示了印度人正在被“非法的法律”统治着。他们不仅全心全意支持国大党的建设性工作，而且努力帮助工人和农民免遭盘剥。他们试图通过“进入立法会议”使政府瘫痪的纲领路线，也对英国政府产生了某种影响，导致政府任命“穆迪曼委员会”对印度的两头政治运作进行评估。阻挠议会的策略甚至使英国保守派也相信，两头政治体系是行不通的。英国政府也考虑修改印度宪法，并任命“西门委员会”前往印度。
在另外一条战线上，甘地和不变派默默地、不辞辛劳地从事着建设纲领工作，致力于推动土布和手工纺织、国民教育、印穆团结、反对不可接触制、抵制外国布。
1925年，甘地奔走于全国各地，大力宣传建设纲领的必要性和好处。建设纲领工作蓬勃开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数百个静修院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布印度各地。在这里，政治领袖们接受土布工作训练，与低种姓和部落民一起工作。比如，古吉拉特邦巴多利区建立了“维德奇静修院”，奇曼拉尔·梅赫塔、朱嘉全·大卫和奇曼拉尔·巴特全身心地投入印度土著部落民“阿迪瓦西斯”的教育事业，拉威山卡·马哈拉吉投身于卡达区的低种姓“巴莱亚斯”事业。
国大党建立的全印手工纺织协会在甘地的关心和指导下，不仅从事土布宣传，而且承担原料供应、产品收购、技术推广的任务。甘地和国大党许多重要人物包括贾·尼赫鲁、萨达尔·帕特尔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手工纺织在全印度迅速推广。民族学校和民族大学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使他们在非殖民主义教育思想框架下接受教育。许多在1920—1921年辍学的年轻男女重新回到官方认可的民族教育机构，其中，不少人全身心投入了民族运动，成为骨干力量。在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停止后教派冲突抬头之际，宣传印穆团结具有紧迫的重要意义。甘地以诚恳的劝说甚至绝食反对教派残杀，对缓和紧张气氛起了一定作用。反对不可接触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1924—1925年，一位非婆罗门领导人梅农领导了反对禁止“不可接触者”使用一条属于印度教寺庙的道路的斗争，得到甘地的支持，取得了胜利。抵制外国布也取得不小进展，向统治者和世界展现了印度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
总之，甘地和不变派1924—1928年为实施建设纲领而进行的工作丰富多样，具有重大意义。“它使城市高等种姓上层骨干熟悉了农村和低等种姓的生存状况；使国大党政治工作者和骨干在民族主义运动低潮阶段保持持续而有效的工作；使国大党与至今未接触政治的群众建立了联系，并提高了国大党的组织和自治能力；给农民群众带来了新的希望，并提高了国大党在他们中间的影响力；为未来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培养和储备了力量，土布工人、民族学校和大学的师生、甘地静修院的居民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明不服从运动的脊梁”[5]。
二、青年独立派的崛起
从1927年开始，国大党内青年独立派异军突起，给印度民族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青年独立派的崛起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工农运动的勃兴。与国大党各派在寻找反帝运动、争取群众新方法的同时，印度工农群众也用罢工和起义开展反帝斗争。工人阶级在1925年举行了134次罢工，使资本家损失1000多万个工作日。1926—1927年间，罢工运动有所减弱，但1928年罢工却增至208次，损失工作日达3000多万个，而且有1/3以上取得了胜利。中央省的达莽和贾姆巴尔普尔地区、马德拉斯的南阿尔科特和纳洛尔、旁遮普的卢迪阿纳和西亚尔科特的农民，举行了起义。1927年末，孟买省工农群众联合发动反《土地占有最低限额法》斗争，迫使当局一度停止实施该法，一部分农民也因而得以暂时避免了破产的厄运。
第二，工农党的建立。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中止，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思考。许多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他们在寻找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1925—1928年，在孟加拉、孟买、旁遮普和联合省，先后建立了4个工农党。1928年12月，在约希主持下，上述4个工农党在加尔各答合并为全印工农党。全印工农党虽然在政治上接受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但在组织上却隶属于国大党。全印工农党要求国大党摆脱有产阶级利益的束缚，把目标定为完全的民族独立，通过改善劳动者处境唤醒群众，用文明不服从运动和直接行动争取独立。工农党的目的是使国大党成为全民争取独立的民主化机关。各地工农党的人数不多，但争取真正完全独立的口号影响颇大。
第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工农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共产主义运动也发展起来。早在1920年10月，罗易在苏俄成立了第一个印度共产主义组织。1921—1923年，加尔各答、孟买、拉哈尔、马德拉斯、康浦尔等地出现了秘密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3月，罗易从苏俄派遣一批干部回国，准备与国内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1924年，英国殖民当局策划了迫害印度共产主义者的“康浦尔案件”。殖民者判处或缺席判处丹吉和罗易在内的8名共产党人每人4年监禁。但是，镇压行径并未能阻止共产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传播。此后，各地秘密存在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会、国大党、司瓦拉吉党内加强了活动。1925年12月，所谓的“合法共产党”即“印度的共产党”成立，并在康浦尔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组建了中央委员会。到1928年末，殖民当局担忧地表示：共产主义思潮席卷全国，各大团体和行业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影响。
第四，青年运动的高涨。1927年是印度政治生活发生新变动的标志，青年运动高涨即是其中之一。苏·鲍斯回忆说：“全国各地青年的活跃，是本年最叫人鼓舞的事实。青年们对老一辈的宗派主义感到失望，竭力用民族的纯洁气息洗刷社会生活。”[6]
第五，世界革命运动的感召。这个时期，世界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工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运动逐渐联合起来，相互支持，世界革命运动出现新的气象和面貌。1927年布鲁塞尔“世界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是这一新气象的集中体现，来自世界各国的左翼进步人士（包括英国劳工运动左翼领袖、印度和中国民族运动左翼领袖等），会聚一堂，发表联合宣言，强调在反帝斗争中加强合作，促进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第六，中国大革命的鼓舞。1924—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促进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给正在形成中的青年独立派以巨大的鼓舞。在中国大革命，特别是北伐战争中，领导战争的是经过改组的国民党，它是国共合作基础上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存在左翼和右翼之分。右翼力图限制群众运动，是左翼的斗争保证了运动沿着正确的革命方向前进。贾·尼赫鲁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在布鲁塞尔大会后写给国大党的信中，提出在国大党内建立左翼集团的可能性。他说，建立左翼集团并非要分裂国大党，而是要打破右翼将运动拉向倒退的种种企图，反对国大党右翼在制定印度斗争目标的原则问题上倒退，确保印度国大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为印度的独立而战。
青年独立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贾·尼赫鲁和苏·鲍斯。贾·尼赫鲁1889年11月14日诞生于阿拉哈巴德的婆罗门贵族家庭，1905年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后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自然科学荣誉学位，后又进入伦敦内殿学习法律，1912年获律师资格，同年回国，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任律师，并投入争取印度独立的政治运动。贾·尼赫鲁在1916年5月国大党年会上第一次遇到甘地，1918年起任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发生后，参加国大党组织的调查委员会，并积极参加随后的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为甘地的忠实信徒。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止后，印度民族运动陷入低潮，贾·尼赫鲁感到彷徨，希望找到新的出路。
1926—1927年，贾·尼赫鲁陪妻子赴欧洲看病，此次欧洲之行成为贾·尼赫鲁政治生涯和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其一，贾·尼赫鲁在游历瑞士、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期间会见了印度流亡者和革命家，有几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维仑德南纳什·恰托卡亚亚（简称恰托）即是其中的一位。贾·尼赫鲁与恰托通宵达旦地讨论国际问题和印度问题，恰托向贾·尼赫鲁阐述解决印度问题的唯一方法是革命，道德说教不能解决问题，印度除实行现代化别无他途。贾·尼赫鲁觉得这些话新颖而有启发意义。其二，贾·尼赫鲁作为印度国大党唯一代表出席了布鲁塞尔“世界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第一次直接接触了世界进步力量，会晤了来自欧亚非拉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左翼民族主义者，结识了宋庆龄、胡志明、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并出任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反帝联盟9人执行委员会委员，具备了开阔的国际视野。在大会发言中，贾·尼赫鲁强烈谴责帝国主义，认为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统治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现象的一部分，主张印度民族运动以解放工农大众为基础，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合作。正是在这里，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的目标在他思想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萌生了亚非国家合作的观念和转向社会主义的倾向。其三，贾·尼赫鲁在布鲁塞尔大会之后对莫斯科进行了短期访问，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俄国的发现”无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他亲眼目睹了苏维埃的伟大成就，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更加坚信，政治自由必须与社会主义相联系。
1927年末，贾·尼赫鲁怀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立场，“精力充沛、生气勃勃”地回到印度。他写道：“过去那种常常使我苦恼的内心斗争和悲观失望情绪暂时消失了，我的眼界比以前更广阔，在我看来，民族主义似乎过于狭窄，不能解决问题。政治自由和独立当然十分重要，不过它们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步骤而已。没有社会自由，社会和国家没有社会主义机构，无论国家或个人都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7]从此，争取完全独立和宣传社会主义变革成为贾·尼赫鲁的使命，他开始为传播激进民族主义思想奔走呼号，得到大量国大党员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拥护。
苏·鲍斯
苏·鲍斯1897年出生于奥里萨首府库塔克的卡亚斯塔种姓家庭。苏·鲍斯1913年进入加尔各答大学学习法律，因从事学生运动于1916年被开除，遂入教会学院读书，1919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1920年参加文官考试，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通过考试。此时，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正在印度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位热血爱国青年不顾家庭反对，依然放弃了文官资格，于1921年6月回国参加不合作运动。他抵达孟买的当天即拜见了甘地，甘地将他推荐给了孟加拉国大党领导人奇·达斯。苏·鲍斯受到奇·达斯的器重，出任孟加拉民族学院院长，负责志愿服务队的工作。12月，被殖民当局逮捕，监禁6个月。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被中止，他表示强烈不满。随后，他积极投入司瓦拉吉党的活动，成为奇·达斯的重要助手，负责主编《前进报》，出任孟加拉青年同盟主席和孟加拉国大党秘书。1924年10月，殖民当局借口苏·鲍斯与恐怖活动有牵连，再次逮捕他，直到1927年5月才释放。这时，奇·达斯已经去世，苏·鲍斯成为孟加拉民族主义者的领袖。苏·鲍斯几乎和贾·尼赫鲁同时走上印度政治舞台，两个人都属于青年激进派领袖，有许多共同点：其一，两人都主张争取完全的政治独立，而不是自治领地位。其二，两人都主张在印度实行社会主义，将政治独立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其三，两人都主张大规模地、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和妇女运动，使民族独立运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性运动。虽同属于青年激进派领袖，但他们两人也有不同之处，可以说贾·尼赫鲁是青年激进派中的温和派，而苏·鲍斯则是青年激进派中的极端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他们两人都对甘地的思想和方法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满，但贾·尼赫鲁善于妥协，顾全大局，而苏·鲍斯则毫不妥协，勇往直前。其二，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关系问题上，贾·尼赫鲁眼界开阔，能够在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考察印度问题，从世界潮流的发展看印度的走向，将印度民族运动与世界进步运动结合起来，而苏·鲍斯则显得有些幼稚和极端，主张不受任何国家内部政治和国家形态的影响，只要是英国的敌人就可以成为印度的朋友。
以贾·尼赫鲁和苏·鲍斯为代表的青年独立派的出现，给印度民族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1927年底的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标志着国大党左翼激进力量即青年独立派的崛起，也是左翼独立派与右翼自治派的第一次较量。在这次大会上，贾·尼赫鲁提出了关于争取独立、组织工农群众、加入反帝联盟等一系列激进决议。独立决议声明，印度人民的目标是完全独立，“它意味着控制国家的国防力量，控制国家的财政经济，控制对外关系”[8]。独立决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代表的热烈拥护而获得通过，这是国大党成立以来第一个明确要求独立的决议。大会也接受了贾·尼赫鲁提出的其他决议，不仅使完全独立成为国大党的奋斗目标，而且使国大党加入了国际反帝联盟，将印度民族运动与世界反帝运动直接联系起来。但是，这些决议遭到了未出席马德拉斯年会的甘地等其他国大党领导人的反对，甘地批评独立决议是“匆忙地想到而轻率地通过”的决议，他写信给贾·尼赫鲁，责备贾·尼赫鲁走得太远，本应三思而行，适应环境，并且在《青年印度》上公开批评贾·尼赫鲁的激进言行。虽然如此，贾·尼赫鲁和苏·鲍斯同时当选为国大党总书记，他们两人随后发起成立了印度独立联盟，尼赫鲁任主席，宣传独立和社会主义，与国大党右翼自治派抗衡。
1928年底，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年会，左翼独立派与右翼自治派展开第二次较量。这次年会由莫·尼赫鲁任主席，主要议题是讨论《尼赫鲁宪法草案》（由莫·尼赫鲁任主席的委员会起草，故名），该宪法草案要求在英帝国范围内实现自治领地位。这个草案背离了贾·尼赫鲁在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上提出的独立的目标，贾·尼赫鲁和苏·鲍斯决心予以抵制。在这次会议上，甘地从引退中走出来，重新掌握了国大党的实际领导权，声明接受《尼赫鲁宪法草案》，甘地提出如果当局在1930年12月前接受《尼赫鲁宪法草案》，国大党就完全接受自治领地位方案，否则就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贾·尼赫鲁和苏·鲍斯则要求如果到1929年12月底前完全独立不被认可，就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最后，甘地提出折中方案：限英国在1929年底前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否则就争取完全独立。甘地的折中方案获得通过，贾·尼赫鲁虽然在公开会议上反对这个决议案，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决议是对贾·尼赫鲁在马德拉斯会议上提出的独立目标的倒退。实际上，由于英国政府显然不可能在一年内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因此，这个决议案的通过本身就意味着甘地等自治派的让步，意味着他们接受了独立目标。该决议实际上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温和的最后通牒”。左翼独立派和右翼自治派的相互妥协，维护了国大党的团结和争取独立的长远目标。贾·尼赫鲁指出，该决议毫无疑问从独立的理想上后退了一步，但它防止了国大党内部的分裂，保持了国大党的团结，使它得以全力以赴准备1930年开始的独立斗争。
1929年底，国大党在拉哈尔召开年会，左翼独立派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年会是国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左翼独立派特别是贾·尼赫鲁政治生涯的新起点。其一，右翼自治派从现实中清楚地认识到左翼独立派的重要作用，当甘地本人被选为国大党拉哈尔年会主席后，他固辞不就，力荐激进的左翼独立派青年领袖贾·尼赫鲁任主席。甘地发表书面声明，表达了他对青年领袖贾·尼赫鲁的信任：“有些人担心将权力由老一辈转交给青年是毁灭国大党，我不这样认为。他（贾·尼赫鲁）的英勇无畏和对祖国的热爱，无人可及。有些人说‘他草率急躁’，在目前这个品质是一个附加条件。如果他具有一个武士的草率和急躁，他同时也具有一位政治家的谨慎和远虑。无疑，他是一位激进主义者，他的思想远远超过了他的环境。但是，他如此虚怀若谷和注重实际，不致趋于极端。他犹如水晶般纯洁，他的忠诚毋庸置疑。他是无惧而坦然的武士。将国家交托给他是十分可靠的。”[9]这是对贾·尼赫鲁为首的左翼独立派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也是甘地远见卓识的体现。儿子接替父亲任主席，这在国大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贾·尼赫鲁与莫·尼赫鲁的交替，是印度民族运动发展趋势的反映，是左翼独立派胜利的标志。其二，国大党讲坛上第一次传来了左翼独立派的声音。贾·尼赫鲁的主席致辞全面阐述了左翼独立派的观点，是国大党历史上空前激进和猛烈的主席致辞，是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印度封建主义的直接进攻，是对社会主义信念的表白，他也否定了甘地的托管制理论，说明了他对非暴力的态度。贾·尼赫鲁的主席致辞产生了爆炸性效果，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代表们报以长时间鼓掌，青年学生尤其热情空前。其三，国大党拉哈尔年会最后在激昂的气氛中通过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和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的决议。大会授权甘地领导这一运动，并决定每年的1月26日为“印度独立日”。贾·尼赫鲁在“革命万岁”的欢呼声中竖起了印度三色独立旗帜，并领读《独立誓词》。从此完全独立不再仅仅是青年激进派的口号，而是成为国大党和全国公认的政治目标。拉哈尔会议后，贾·尼赫鲁的声望与日俱增，仅次于甘地，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甘地，青年、学生、工人等激进阶层将他视为他们心中的英雄。人们称他为“印度的珠宝”、“牺牲的象征”，谱写以他为主题的歌曲，甚至流传一些关于他的传奇式故事。
以贾·尼赫鲁和苏·鲍斯为代表的左翼青年独立派的崛起，直接反映了印度民族运动中最激进最革命部分的呼声（即明确主张完全独立，把争取独立作为印度民族运动的政治目标；重视改善工农处境，把社会经济改革作为印度民族运动的社会目标；主张与世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建立联系；加强团结与合作等），对推动国大党重新发动群众运动，提出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纲领产生了积极作用，为印度民族运动**的再次到来奠定了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