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4年，甘地顺应印度民族运动发展的需要，发动了文明不服从运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掀起了第二次**。
一、运动的开始
文明不服从运动的新**始于1930年，但新**的征兆在1928年就已经出现。在青年独立派的推动下，1928年印度政局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新气象，农民、工人、青年、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空前觉醒，群众组织拔地而起，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正如贾·尼赫鲁所说，1928年是内容丰富的一年，全国各地都很活跃，似乎有一种新的力量把人们推着向前走，这种现象到处都看得出，无论在产业工人中间、农民中间、中产阶级青年中间或一般知识分子中间都是这样。1928年抵制西门调查团的群众运动，则是文明不服从运动新**的预演。
1919年《印度政府组织法》第84款规定，自该法实施后10年，将派专门调查团赴印度，考察《印度政府组织法》的实施情况，研究进一步完善印度行政体制问题。1928年2月，由英国下院议员约翰·西门率领的调查团抵达印度。国大党发动了抵制西门调查团的运动，穆斯林联盟、印度共产党、全印工会大会等都宣布抵制。广大工农群众、青年学生、商会和工厂主协会等都积极参加。西门调查团走到哪里，哪里就发生示威游行和总罢业。西门调查团所到之处，遇到的是打着黑旗的群众，听到的是“西门滚回去”的愤怒呼声。殖民当局出动大批警察镇压示威游行群众，几百人流血牺牲。在拉哈尔，著名国大党领袖64岁的拉·拉伊高举象征殖民统治的海盗旗领导群众性大示威，遭军警殴打致死。在勒克瑙，贾·尼赫鲁参加并领导了示威游行，第一次受到了军警的棒打，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头昏眼花，感到怒不可遏，真想动手还击。但是，长期的训练和纪律制止了他，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这次经历考验和磨炼了贾·尼赫鲁的意志。甘地写了一封感人的赞扬信：“亲爱的贾瓦哈拉尔，我爱你。一切都表现得很勇敢，你做得尤其勇敢，愿神灵保佑你，使你成为他所选择的拯救印度的工具。”[10]国大党领导的群众性抵制西门调查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民族运动新**的到来，是文明不服从运动的先导。
1930年1月26日，印度各地举行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庆祝第一个独立日。仅在孟买一地，就有15万群众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示威。群众高呼口号：“印度属于印度人！”“革命独立万岁！”“非暴力万岁！”国大党领袖们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一名叫恰托巴达亚的妇女，勇敢地排除警察干扰，将一面国旗升在国大党办公楼上。庆祝独立日的活动，促进了甘地迅速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的决心。
1月31日，甘地向殖民当局提出11点要求：（1）把卢比兑换率降为1先令4便士。（2）降低税赋50%。（3）裁减军费50%或以上。（4）削减英籍官员薪金50%。（5）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限制服装和布匹进口。（6）给印度人以内河航运权。（7）取消或监督刑事侦缉局。（8）印度人应有携带武器自卫的权利。（9）废除食盐专卖制，取消盐税。（10）禁止销售酒类饮料。（11）释放杀人犯和教唆犯以外的全体政治犯。这11点要求虽然没有提到印度独立问题，但是却关系到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农民、爱国者、城乡劳动者、职员、民众等各个社会阶层的切身利益，集中反映了一般的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要求。甘地想通过这11条关系到社会所有阶层利益的问题，把广大印度爱国阶层吸引到文明不服从运动中来。甘地将这11点视为“独立的要旨”，于3月2日向总督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当局在8天内对上述要求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否则就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殖民当局对甘地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于是甘地着手准备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
食盐进军
文明不服从运动的帷幕是以“食盐进军”的独特方式拉开的。3月12日，甘地挑选了78名信徒，从萨巴玛蒂出发，前往海滨小村丹地，开始了为期24天、行程240英里的震惊世界的“食盐进军”（亦称“丹地进军”）。[11]路易斯·费歇尔描述了甘地发起“食盐进军”的情景：国大党授权甘地发动旨在争取独立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后，甘地隐居到他的萨巴玛蒂静修院，沉思冥想，泰戈尔曾前往询问甘地的设想。甘地回答说：我正在日夜苦思冥想，我在周围黑暗中还没有看出任何光明。甘地探索了6个星期，全国在焦急地等待，整个印度的眼睛都盯着他的茅舍。终于，甘地找到了答案，决定以违反食盐法开始文明不服从运动。于是，一场群众性的文明不服从运动便以“食盐进军”的独特方式载入了史册。当时，包括贾·尼赫鲁在内的许多人对甘地的做法感到困惑不解，搞不明白民族斗争怎么能和盐这个普通东西联系在一起。甘地解释说，他之所以选择盐税作为运动的开端，是因为他认为盐税是不合理的、可憎的，是英国殖民政府权威的象征，此外，盐是绝对的生活必需品，它能够刺激各个社会阶层加入运动。
在“食盐进军”途中，甘地边行走边宣传，每到一地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讲，号召民众参加文明不服从运动，遵守非暴力原则。有200多个村长自动放弃了职务，更多民众参加了进军的行列。4月5日，甘地一行到达丹地，4月6日至海边，捡起盐块以示破坏盐法，开始了为期3周的制盐活动。甘地的“食盐进军”点燃了全国性反对食盐专卖运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响应，踊跃参加。印度报刊纷纷报道了甘地这次以“食盐进军”开始的、别出心裁的文明不服从运动。这种盛况深深打动了贾·尼赫鲁。他写道：“我们回想起当甘地首先建议采用这种方法时，我们对这种方法能否生效表示怀疑，现在看见民众这样热忱，制盐运动像野火一样蔓延全国，我们不禁感到惭愧。我们羡慕甘地影响群众，使群众组织起来采取行动的惊人能力。”在此期间，贾·尼赫鲁和他父亲商量后决定将他们的家“极乐园”捐献出来，供国大党使用，改名“自治大楼”，用作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办公楼，有一部分被改为医院。
二、运动的发展
4月9日，甘地进一步发出号召：“每个村庄出售或制造违禁的食盐，姐妹们监视酒店、鸦片馆和洋布店。每家老少孜孜从事织机工作，每天纺织成堆的面纱。洋布应当烧毁。印度教徒放弃不可接触制。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达成真诚团结。多数民族安心于少数民族获得满足以后的情形。学生脱离公立学校，公务员辞去他们的职务而致力于为人民服务。这样一来，我们不久会发现，完全独立就会来叩响我们的大门。”[12]这意味着把不服从与不合作结合起来，使运动在多层面同时开展。
甘地的号召在全国获得热烈响应，各种形式的不合作和不服从迅速展开，形成汹涌洪流。在泰米尔纳杜、马拉巴尔、孟加拉、安德拉、奥里萨等一些沿海地区，小型“食盐进军”轰轰烈烈开展，当地居民开始生产海盐，反抗食盐专卖法。据统计，全国有约500万人在约5000个地点破坏盐法。抵制外国布、鸦片和烈酒的运动也在全国进一步展开，无论城市或农村，到处都能听见慷慨激昂的爱国歌曲，看到来来往往忙于纠察工作的志愿队员。妇女们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些从未单独踏出家门、仍处在深闺制度中的妇女们，那些年轻的妈妈、寡妇以及未婚的女孩们，从早到晚站在烈酒专卖店、鸦片馆和售卖外国布料的店外面，轻声但坚定地说服顾客和卖主改变想法，从而形成了一幅感人的景观。与妇女们一样，学生和青年在抵制外国布和烈酒方面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对烈酒的抵制使政府从消费税中所得的收入大幅下跌。
一些地区发生了不同形式的抗税运动。降低税赋是甘地提出的11点要求之一，国大党在农村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这项要求。在比哈尔，由于地处内陆，制盐运动难以开展，主要是开展抗交乡丁税运动。这里盛行一种专门供养乡丁的地方附加税。这些乡丁实际上是当局豢养的打手和密探，他们不仅充当政府的间谍，还经常保护当地的地主。农民非常痛恨这些乡丁，纷纷抗交乡丁税，当局严厉镇压，许多农民财产被没收，但他们不屈服，坚持斗争。在古吉拉特，主要是开展抗交土地税运动。萨达尔·帕特尔指导了抗税运动，数以千计的村民带着家人、家畜和家庭用品，从英属印度地区来到邻近土邦，在户外露营数月。他们的房屋被摧毁，财产被掠夺，土地被没收。警方甚至都没饶过萨达尔·帕特尔80岁高龄的母亲，当时她还在屋里坐着烧菜，她用来烧菜的用具被踢翻，被煤油和石头覆盖着。农民们坚持斗争，直到胜利返回家乡。在马哈拉施特拉和卡纳塔克，主要是开展反对《森林法》运动。殖民政府对森林使用的限制严重影响了这里的部落居民的生活，反抗《森林法》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某些地方，反抗《森林法》的民众规模达到了7万人以上。在联合省，主要是开展抗缴地税和地租运动，即号召地主拒绝向政府缴纳地税，佃农拒绝向地主缴纳地租。贾·尼赫鲁领导了运动，要求当局减税50%，地主相应减租，如果当局不接受，就发动地主和佃农共同抗税，地主拒缴50%地税，佃农少缴50%地租。抗税和抗租运动迅速掀起，但是地主中有些人执行抗税决定，多数人则在当局压力下没有执行。这样，抗税运动在许多情况下便成了抗租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当局和地主都无计可施。
和平进占政府盐场是文明不服从运动中波澜壮阔的一幕。甘地曾决定率领一批志愿队员，用非暴力形式进占政府的达拉沙拉盐场开仓取盐。甘地被捕后，这一计划由其他国大党领导人继续执行。按照甘地事先所作的安排，在他被捕后，由提亚勃吉代替他指挥这次行动，如果提亚勃吉也被捕，就由莎罗吉妮·奈都夫人接替指挥。提亚勃吉率领志愿队员从卡底出发，刚动身即遭逮捕。奈都夫人接过了接力棒，与甘地在南非时期的战友伊玛目·萨海布和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一起，一马当先，带领一支2000人的队伍，步行150英里，于5月21日来到达拉沙拉盐场前。盐场周围已经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并树起了铁丝网，修筑了工事。铁丝网外布置了大批警察，手执带铁头的警棍。志愿队员排成纵队，编成小组，一组一组前进。在接近警戒线时，一帮警察猛冲过来，劈头盖脸地疯狂毒打，所有队员纷纷倒地，场地顿时被鲜血染红。没有失去知觉的人，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前进，被再次打倒。事先安排好的担架队把第一组伤员抬下去，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相继挺身前进，相继被打倒。此后，志愿队改变战术，每25人组成一组，走近警戒线便就地坐下。警察冲过来同样毒打，还把有些伤员抛进水沟。这种史无前例的单方面厮杀的战争持续到上午11点，因天气太热才停止。共有320人受伤，2人死亡。美国记者韦伯·米勒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他向全世界报道：“在过去的18年中，我到过20个国家采访，目睹过无数次内乱、暴动、巷战和叛乱，还从没有见到过像达拉沙拉这样恐怖残忍的场面。”[13]韦伯·米勒对食盐进军的现场报道，被世界1000多家报纸转载。《纽约时报》社论指出，英国因茶叶失去了美国，它正在因食盐失去印度！《时代》杂志将甘地作为“年度人物”，登上了封面。
进占盐场的斗争扩散到了其他地区。在孟买郊区的瓦达拉盐场，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为进占盐场，从孟买先后派出4批志愿队员，前3批共800余人，都被捕或被开枪打伤。最后一批志愿队员和群众共1.5万人，于6月1日不顾警察的疯狂殴打，终于冲破封锁线，进入盐场，在骑着马的警察面前胜利地运走一批食盐，使得这次瓦达拉盐场斗争达到**。在卡纳塔克，1万多人涌入了萨尼卡塔盐场，遇到了警棍与子弹的攻击。在马德拉斯，反抗盐法导致了与警察的多次冲突。4月23日在沙滩上举行的一次抗议聚会，遭到警棍和枪击的驱散，3人死亡。和平进占盐场的斗争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国大党领导人一方面用参加者的英勇精神进一步鼓舞群众的斗志，另一方面以其为榜样号召全国人民恪守非暴力。
文明不服从运动空前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残酷的暴行面前，人们为捍卫国旗的尊严，表现出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气概。在安德拉，托塔·奈拉赛亚·奈都宁愿被15个警察打得不省人事，也不愿放弃国旗。在卡利卡特，克里希纳·皮莱伊以同样的决心遭受了警棍的殴打。在苏拉特，一群孩子竭尽全力守护着国旗。由于手中的国旗总是反复地被警察抢夺，孩子们便将三色国旗缝在他们的土布衣服上。于是，这些“活国旗”胜利地在大街上游行，以反抗拿走国旗的警察。象征着新精神的国旗，成为了甚至在遥远村庄都可以见到的一道普遍的风景。大人和孩子们也经常围在一起，高唱民族主义歌曲，这几乎成了村庄和城镇里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妇女以空前姿态投身于民族运动洪流之中。甘地的妻子，贾·尼赫鲁的妻子、母亲和两个妹妹都带头加入运动，并做妇女发动工作。当时，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国大党领袖大多数被捕入狱，印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动人场景出现了：印度妇女来到前线，开始担负起斗争的重任。她们以排山倒海之势而来，像千军万马的洪流不顾政府的命令和警察的棍子汹涌而来，这不但使英国政府而且使她们自己的男同胞也感到惊讶，并非仅仅由于她们所表现的勇敢和决死的精神，更令人惊奇的是她们所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例如，贾·尼赫鲁的妻子卡玛拉虽然体弱多病，但毅然出任阿拉哈巴德国大党区委主席，四处奔走，以巨大的能力、热情和勇气，组织文明不服从运动，领导游行示威，勇敢地面对警察的警棍和子弹。几个月内，她成了阿拉哈巴德的骄傲和印度妇女的象征。1931年1月1日，卡玛拉被捕入狱。对此，她感到骄傲，她向一位新闻记者声明：“能步我丈夫后尘，我深感高兴和自豪，希望我国人民不屈不挠继续斗争。”[14]贾·尼赫鲁也以赞赏的口吻写道：“我的妻子卡玛拉除了参加纠察队外，还担任其他一些事，她积极参加阿拉哈巴德市和各区的运动，我虽然多年来很了解她，对此我也不免大为惊奇。”她身体不好，可是她仍然整天在太阳下东奔西跑，表现出惊人的组织能力。这是当时无数妇女的缩影和写照。
从甘地开始制盐起，英印当局便颁布特别法令，禁止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在城乡实行戒严，随意逮捕和监禁印度人，还设立特别法庭，不经正常手续即可宣布死刑。1930年4月14日，贾·尼赫鲁被捕入狱，10月11日出狱，10月19日再次被捕入狱。随后，甘地的秘书、他的两个儿子被捕入狱。5月4日，甘地本人被捕入狱。6月，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6月30日，莫·尼赫鲁被捕入狱。7月，67家报纸和55个出版社被查封。后来，贾·尼赫鲁妻子也被捕入狱。据统计，1930年的后10个月和1931年中，共有9万多人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在有些地方，军队和警察把整个村庄烧掉，在农村军队甚至施放毒气弹。当局的镇压行径，引起印度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工农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发展，一些地方甚至爆发了武装起义。
三、武装起义
1930年4月中旬后，随着文明不服从运动进一步发展，有些地方开始转化为武装起义。主要有吉大港武装起义、白沙瓦武装起义、绍拉浦尔武装起义等。
1.吉大港武装起义。孟加拉吉大港武装起义是由秘密革命组织“吉大港共和军”谋划和发动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活跃的秘密革命组织，于1928年在旁遮普、联合省、中央省、比哈尔和奥里萨等地恢复了活动，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组织。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秘密革命组织是孟加拉的“吉大港共和军”，由苏里亚·森和安比卡·查克拉瓦蒂组建。“吉大港共和军”制订了广泛的起义计划，准备先在吉大港发难，然后在孟加拉全省发动反英武装起义。具体计划为：占领吉大港两个军械库，夺取武器，把大批革命者组建成一支武装部队；破坏吉大港的电话和电报系统；切断吉大港与孟加拉其他地区之间的铁路交通系统。
1930年4月18日晚上10点，65名革命者分组行动，夺取军火库，占领警察局，切断通讯联络，破坏铁路交通，以防止外来援军进入。起义者高喊“印度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和“建立甘地政权”等口号。苏里亚·森身穿长大衣，腰缠洁白土布带，头戴笔挺熨烫帽，行过军礼后，在欢呼声中升起国旗，宣布“临时革命政府”成立。起义者控制吉大港全市达数日之久，但由于疏忽没有攻占港口设施，给英军留下了反扑的阵地。退到港口的英军与加尔各答联系，得到增援后开始反扑。在打退英军数次进攻后，起义者力战不支，退往贾拉拉巴德山。4月22日下午，几千名英军士兵在贾拉拉巴德山包围了他们。一场激战过后，80多名英军和12名革命者战死沙场。苏里亚·森决定把革命者分散到邻近的村庄。在那里，他们形成了小分队，并对政府人员和财产进行突击搜查。尽管当局采取了镇压措施和搜查行动，但是村民们为逃亡的革命者提供食物和藏身地，长达3年之久。最终，苏里亚·森于1933年2月16日被捕，并于1934年1月12日被绞死。他的许多战友被捕，并被判处长期监禁。吉大港武装起义对孟加拉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一官方出版物所言，这次武装起义“点燃了有革命思想的青年的想象力”，并“使许多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各种恐怖主义团体”。[15]1930年至1932年这3年间，共有22名英国官员和20名非官员被杀。吉大港武装起义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年轻女性大规模地参加运动，在苏里亚·森的领导下，她们为革命者提供庇护，担任信使和看管武器，并且拿枪与敌人战斗，直至献出生命。吉大港武装起义是秘密革命组织自成立以来，在印度发动起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起义，“吉大港共和军”放弃了个人恐怖主义手段，走上武装斗争道路，并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动员工农群众参加斗争。他们的行动是一个针对殖民国家机构的团体行动，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行为或者个人暗杀行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武装起义终将被殖民者镇压，但是他们不愿只做历史的匆匆过客，而是希望给印度人民树立一个暴力反英斗争的榜样，用自己的行动推动人民斗争的进一步开展。正如卡帕娜·乔希所说，吉大港武装起义的目标是：政府会派部队来夺回吉大港，起义者将奋战至死，从而创造一个传奇，为国人树立榜样。也正如苏里亚·森所说，一群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必须找出一条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路线来代替个人恐怖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人都会失去生命，但为了这项崇高的事业，我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2.白沙瓦武装起义。在吉大港起义的同时，西北边境省劳动群众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其中心地区是白沙瓦。与吉大港起义不同，白沙瓦起义是群众自发进行的，是由不服从运动转变而成的。起义的导火线是群众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国大党领袖阿卜杜尔·加法尔汗。阿卜杜尔·加法尔汗是甘地的信徒，号称“西北边境甘地”或“边疆甘地”，属于普什图人（亦称帕坦人）。普什图人富于反抗传统，在1919年曾同他们的同族人阿富汗人并肩抗英。白沙瓦起义前，阿卜杜尔·加法尔汗组织了民族主义政党“普什图党”（亦称“帕坦党”），并在乌特曼泽成立了义勇队（亦称“志愿队”）。这支义勇队仿照国大党志愿队，自称“真主之仆”，起初穿白色衣服，后因白色易脏改用红色砖粉浆染成红色，被称为“红衫军”（亦称“红衫团”或“红衫党”）。“普什图党”号召民族团结抗英和争取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主张，得到农民群众拥护。到1930年末发展到8万人，1931年集体加入国大党。
虽然阿卜杜尔·加法尔汗要求党员恪守非暴力原则，但是随着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发展，运动于1930年4月23日转变为武装起义。此日，当局拘捕阿卜杜尔·加法尔汗等领导人，激起民愤。数以万计的手无寸铁的市民、工人、学生和来自边境的普什图农民聚会抗议，要求当局释放国大党领袖。当局派装甲车前来镇压，装甲车在人群中横冲直撞，当场死亡21人，于是，白沙瓦各地相继爆发了武装反抗事件。人们到处设立路障，焚毁装甲运兵车，在冲突中，又有2000余人遭到军警惨杀。起义期间，印度皇家第18步兵团中的两营士兵在昌德拉·辛格号召下倒戈，转到起义者一边。当局害怕引起更多士兵哗变，急忙解除当地所有印度士兵的武装，并把所有武装力量撤出白沙瓦。起义者控制全市两个多星期。5月初，帕坦人阿弗雷迪部落和莫曼迪部落也举行起义，占领了英姿玛尔坎德经理行的设防中心和沙巴卡达尔镇，并向白沙瓦推进。5月中旬，殖民者调动了驻西北边境省2/3以上的英军进攻白沙瓦，白沙瓦起义被镇压下去。但帕坦部落的起义斗争仍在继续，5—8月，阿弗雷迪部落起义者三度围攻白沙瓦，殖民当局调动正规军进行血腥镇压。仅8月4—16日期间，印度皇家空军的6个飞行中队不分日夜地轰炸阿弗雷迪部落的和平村庄，累计飞行长达1835小时。在当年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上，英国代表安·艾登对此辩解说：“用于警察目的的空中轰炸式完全必要的。”[16]殖民当局在西北边境省的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1931年底。
3.绍拉浦尔武装起义。白沙瓦起义期间，孟买的绍拉浦尔又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也是参加文明不服从运动的群众在遭到当局镇压时揭竿而起的，性质与白沙瓦起义相同。1930年5月8日，在孟买省纺织中心绍拉浦尔，国大党地方委员会领导民众举行反英示威游行，遭到殖民军警的武装镇压，100多人被打死打伤。总督欧文电贺军警“表现英勇”。为了回答军警的暴力镇压，工人志愿队领导民众摆脱了国大党的控制，举行了武装起义，焚烧了1处军火库、6个警察局和殖民政权机关的建筑物。英国人躲在火车站里顽抗，被起义民众包围。起义者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并控制了全市。殖民当局承认，绍拉浦尔起义是1930年印度人民最成功的武装斗争。因此，当局在印度境内封锁消息。不过，印度人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事实真相，并开展了支援性斗争，其他大工业中心也爆发政治罢工，绍拉浦尔郊区农民也起而烧毁警察所，给殖民当局造成了严重威胁。起义者还得到了英国工人阶级和英国共产党在道义上的支持。英印当局派出英军约克夏团和印度皇家阿尔斯特联队2000人前往镇压起义。起义者奋起反抗，展开激烈巷战。5月16日，起义被镇压，殖民者控制了局势。起义领导者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许多工人领袖被绞杀，不少起义者被判长期监禁。
除了上述几个地区的起义之外，在米曼辛格、加尔各答、卡拉奇、勒克瑙、木尔坦、拉瓦尔品第、马尔丹等地，也发生了规模不同的暴力冲突。这些起义或暴力冲突加强了文明不服从运动的打击力量，使全国形势更加紧张化。除了对起义力量实行血腥屠杀外，殖民当局竭力玩弄欺骗手腕，诱使国大党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
四、运动的中止
1930年6月，英国政府发表了西门调查团报告书，许诺实施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宣布将在伦敦召开有印度各党派和各界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由英国政府和印度各政党各界人士一起制定印度下一个宪政改革方案，并声明最终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甘地向欧文提出3点要求：（1）正式脱离英国统治，建立一个直接向印度负责的全民国家政府。（2）该政府应有统辖印度军队和管理印度财政的全部权力。（3）依法处理英国对印度的全部不公正要求。甘地的要求遭到欧文的拒绝，于是，国大党决定抵制圆桌会议。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第一次圆桌会议在伦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会、锡克教派、自由派、“不可接触者”领袖以及英国当局指定的土邦王公代表。由于没有国大党参加，第一次圆桌会议成了一台没有主角的滑稽戏。这样的会议不能如英国统治者所预期的那样，削弱甚至瓦解文明不服从运动，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英国政府认识到，英国人要想在印度获得一个安逸的统治环境，国大党是不可或缺的谈判对象。在英国当局的授意下，自由派的萨普鲁等往来穿梭于甘地所在监狱与政府大厦之间，沟通信息，进行斡旋。随后，1931年1月26日，总督下令无条件释放甘地和贾·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并撤销对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活动的禁令。2月5日，莫·尼赫鲁不幸病逝，他带着终身遗憾离开了人间。他曾表示：“如果我非死不可，让我死在一个自由印度的怀抱里。”[17]甘地与其他领导人反复磋商，最后决定由甘地与总督直接谈判。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之所以同意谈判，是因为他们看到，不服从运动按甘地的部署已经展开，已达到**，但并不能压垮殖民统治者；群众虽斗志高昂，但难以经受持久的镇压，运动势头已出现减弱趋势。
1931年2月17日，甘地与欧文在德里举行了会谈。甘地提出释放政治犯、停止迫害、发还文明不服从运动参加者被没收的财产、恢复因政治原因被撤职者的工作、准许自由制盐和调查警方暴行等条件。欧文只同意释放政治犯、讨论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但拒绝赔偿受害者的经济损失，拒绝处分警方暴行或讨论印度独立问题。经过艰苦谈判，双方于3月5日在德里签订“休战协议”，即《甘地—欧文协议》，亦称《德里协定》。协议中，欧文接受了国大党的部分要求，如停止镇压、废除一切有关戒严的法令、释放政治犯等，但继续垄断食盐专卖。甘地同意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协议还宣布国大党为合法组织，并规定抗税者被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只有在“不再抗税”的条件下才能物归原主，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但不得排斥英货。
这是一个双方都有让步的协定，但甘地退让的太多，所得甚微，既没有提到印度独立问题，连食盐专卖法也仍继续有效。文明不服从运动开展了一年多时间，几乎又回到了原地。《德里协定》是《巴多利决议》在新形势下的重演。协议公布后，全国一片哗然和沮丧。《德里协定》引起印度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些省份国大党人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印度民众也纷纷举行抗议性集会。
贾·尼赫鲁对该协议深感不满，与甘地进行讨论和争执。甘地坚持认为，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主义者，他应该利用任何一个通向和平的途径。他想纠正吉大港、白沙瓦和绍拉浦尔起义偏离了非暴力原则的行为，也想用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为代价来换取殖民当局释放被捕者。甘地力图使贾·尼赫鲁相信他并未放弃原则，也未使印度丧失任何主要权益，他的解释很勉强，未能说服贾·尼赫鲁。贾·尼赫鲁痛苦地自问：“难道我们一切英勇的言行就这样结束了吗？一再重复的国大党的独立决议和1月26日的誓言也就这样完结了吗？”他沉思万千，心中无限空虚，感到好像失去了某种珍贵的东西，而且几乎无法挽回。但是，木已成舟，甘地已经放弃了独立斗争，即使不同意，又有什么办法？难道把他推翻？和他决裂？宣布他们之间的分歧？这样做可能使个人得到一些满足，但对最后的决定并无影响。几天之内，贾·尼赫鲁犹豫彷徨，无所适从，协定已经缔结，无可挽回，与其独自伤悲，还不如接受既成事实，对协定进行最有利的解释。因此，在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和精神痛苦之后，贾·尼赫鲁决定接受《德里协定》，并全心全意为之工作。
3月29日，《德里协定》签署3周后，国大党在卡拉奇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该协定。甘地赴会途中，不断遇到打着黑旗的人们的抗议。大会上，争论也很激烈。但大会仍然批准了《德里协定》，并授权甘地代表国大党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同时重申国大党的奋斗目标是完全独立。为了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平息党内左派的愤怒并避免党的分裂，卡拉奇大会也通过了贾·尼赫鲁起草并得到甘地支持的《基本权利和经济与社会变革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消灭对群众的剥削起见，政治自由必须把千百万饥饿者的真正经济自由包括进去。决议规定：言论、信仰、思想和集会自由；不分种姓、宗教或性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地区语言与文化；消灭不可接触制和种姓制；世俗国家；实行成人普选权；实行初级义务教育；产业工人的“生计工资”，限制工作时数，失业和老年保险；保护女工，提供充足的产假；禁止雇佣学龄前儿童；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削减地税和地租；主要工业和公共设施、矿产、铁路、水路、航运实行国家所有或控制。
《基本权利和经济与社会变革决议》是贾·尼赫鲁等为首的左翼民族主义者的主张首次被国大党最高会议所采纳，被民族民主运动部分接受的第一个具体例证，它在当时是一个广泛的、超出了纯政治目标的国大党纲领，成为自由印度的福利目标。后来印度的1951年国民计划和1955年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决议，都可以追溯到1931年的卡拉奇决议。贾·尼赫鲁写道：“一直到现在为止，国大党仅仅考虑到民族问题，并且除了鼓励农村手工业和国货运动外，一向避免接触经济问题。在卡拉奇大会决议中，国大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跨了一步——很短的一步，主张将主要的工业及服务性的事业收归国有，并实行其他各种方案，以减轻贫苦人们的重担，相应地增加富有的人们的负担。”[18]该决议团结了国大党内的各派力量，稳定了国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
几乎与国大党卡拉奇大会同时，工农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印青年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也相继举行，并发表决议，谴责《德里协定》，反对国大党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决议提出了工人罢工和结社权利，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甚至提出工人阶级在独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不过，在基本要求方面，却和国大党是相同的。
五、运动的恢复与停止
1931年8月底，甘地赴伦敦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贾·尼赫鲁为甘地送行，从此他们便一别两年。
会议前夕，英国工党联合政府解散，主张对印度采取强硬政策的保守党在联合内阁中势力大增。保守党人主张，只有在各宗教各党派和表列种姓权利等问题获得圆满解决后，才能考虑讨论印度自治等问题。这种谬论的实质正如贾·尼赫鲁所指出的：在宗教团体问题后面，隐藏着政治上的反动。
甘地在会上号召各宗教团体和种姓之间团结起来，为印度自治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他指出：宗教与种姓纠纷即使不是在外国统治下产生的，也是由于在外国统治下加深的；同时，这种纠纷的冰块一定会在自由的阳光下融化的。尽管甘地作了许多让步，甘地的建议都被否决。英国政府指派的穆斯林代表和“不可接触者”代表同英印混血儿、印度基督教代表达成了分裂协议。操纵会议的英国政府借口印度代表的分裂，于是提出少数民族问题由英国政府通过立法途径解决。甘地对这个建议和其他建议，都一概拒绝。
第二次圆桌会议显然是个骗局，被英国当局弄到会上来的王公、地主、教派主义者、自由主义分子更关心的是依靠英国庇护，维护自己的狭隘集团的利益，对国大党则竭力牵制，不希望其势力发展。会议接触不到问题的实质，却在枝叶问题上争吵不休，毫无结果。这正是英国统治者殚精竭虑安排圆桌会议的用心所在，既能迁延时日，拖垮运动，又能把达不成协议的责任推到印度人自己身上并加剧他们之间的冲突。1931年12月18日，圆桌会议结束，甘地两手空空，愤然回国。
甘地在伦敦参加圆桌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会议间隙，卓别林拜访了甘地。《时代》杂志（1931年10月5日）对此次会面作了如下报道：“当他的印度友人奈都夫人告诉他：‘著名的卓别林先生想见你。’甘地显得一脸茫然，问道：‘他因何著名？这位卓别林是谁？’这位电影演员整个周末都和那位好战的国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待在一起，而丘吉尔公开反对印度独立。丘吉尔称甘地为‘半**的滋事生非的苦行僧’！或许卓别林被丘吉尔预先洗脑了，刚介绍完毕便向甘地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你要捍卫像手纺车这种粗制的设备呢？所有发明都是人类的遗产，应该被允许用来帮助人类减轻负担。我完全反对废除机器的使用！’纺纱工甘地回答说：‘手纺车和手织机对印度大众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给印度人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印度的现代机器让印度人民过分空闲。而且，我们生产的东西可能超出我们的需要，从而由于我们生产过剩而使得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人变得无所事事。’突然，圣人甘地掏出怀表，宣布已到晚上7点钟——祷告的时间到了。卓别林十分感动，跪下一同祷告，在长时间的印度教祷告时他几乎纹丝不动。祈祷之后与圣雄甘地又聊了一会，分手之后卓别林唏嘘不已地告诉记者：‘甘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实在了不起！他真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人士！而且，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戏剧性人物！’”会议后，国王乔治五世接待了甘地。国王直截了当地问甘地：“你为何抵制我儿子？”（指的是1921年威尔士王子访问印度时，甘地组织了抵制活动）甘地立刻回应：“并非抵制您儿子，也并非抵制国王陛下，而是抵制英国王室的官方代表。”他离开白金汉宫时，记者对他会见国王时的衣着打扮表示惊愕。他不动声色地回答：“国王陛下的衣着足够我们两个人了！”后来，在他下榻的金斯利馆附近，一群年轻人向他搭讪：“嘿，甘地，怎么看不到你穿裤子啊！”他开怀大笑着回答：“你们穿遮腿裤，我们穿露腿裤！”赛珍珠这样评论甘地的幽默：“甘地不仅是一位圣人，而且是一个幽默大师。这二者很少结合在一起，但是一旦结合，其产生的效果无可匹敌。”[19]
甘地返抵印度前，英印政府已经片面撕毁《甘地—欧文协议》，开始大规模镇压印度民族运动。贾·尼赫鲁已经被捕入狱，被判2年监禁。在联合省、西北边境省和孟加拉，监狱里关押了大批国大党人、志愿服务队员和抗税的农民。殖民者的镇压激起印度人民更大的反抗，联合省、西北边境省和孟加拉等省国大党人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抵制英货，酝酿发动抗租抗税斗争，同时不断呼吁国大党重新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以贾·尼赫鲁和苏·鲍斯为首的国大党左翼和大部分基层组织也认为，只有重新深入广泛地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才能迫使殖民者退出印度。国大党授权甘地同新任总督威灵顿会谈，然而威灵顿拒绝会谈，同时宣布国大党为非法组织。
国大党别无选择，只有开展新的反抗斗争。1932年1月1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恢复文明不服从运动，但只限于国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进行有限的文明不服从运动。这次殖民当局先发制人，突然出击。1月4日，总督下令逮捕甘地和国大党主席帕特尔，继之实行空前未有的高压措施，连续颁布实施《紧急权力法》、《取缔非法煽动令》、《取缔非法集会令》和《禁止干涉及抵制外货令》等4项镇压法令。国大党各种附属组织——农民协会、青年联盟、学生联合会等均被宣布为非法，各组织办公处被查抄，财产被没收，经费被冻结。禁止新闻媒体使用印度民族文字，严令工农群众不得参加国大党的活动，不准商店按国大党要求实行罢业。国大党许多重要领袖还没有来得及开展斗争就锒铛入狱。据当局统计，1月份被捕者14800人，2月份17800人。到4月份，据报纸披露，被捕者多达66646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5300人。而据国大党估计，被捕者约达8万人。
国大党对殖民当局的严酷镇压没有思想准备，而殖民当局则早有预谋。这种猝不及防的铺天盖地的镇压，使文明不服从运动虽宣布恢复，实际上并未真正重新大规模开展。虽然如此，面对这种残酷的形势，工农大众和国大党依然自发地举行各种集会，取缔酒店和专营外国布的商号，封锁外资金融机构，出版“非法”报刊，在政府机关建筑物上升起国大党党旗，私制食盐，搜缴鸦片，围困殖民机关，拒缴各种赋税。“当局仅酒、盐、鸦片3项税收，就减少收入达2.5亿卢比”[20]。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还举行了一系列政治纪念活动，如阿姆利则惨案民族周、全印自产日、全印囚徒日等。
安倍德卡尔
除镇压之外，英国政府又利用“不可接触者”问题玩弄新的分化瓦解阴谋。在第二次圆桌会议上，关于少数教派团体未来的选举办法因意见对立没有结果。1932年8月17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就此发表裁决书，除继续规定穆斯林单独选举区外，还规定为“不可接触者”设立单独选举区。甘地在狱中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震惊，他认为提高“不可接触者”的地位不在于保留议会席位，而在于努力革新印度教。他写信给英国首相，宣布反对“不可接触者”单独选举制，并为此从9月20日开始“绝食至死”。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取消决议，并向甘地表示慰问。在甘地绝食的日子里，全国印度教寺庙破例为“不可接触者”开放，为甘地的健康祈祷。在舆论的压力下，印度教领导人和“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倍德卡尔紧急协商，于9月24日就“不可接触者”在未来立法会议中的席位问题达成协议，安倍德卡尔放弃了为“不可接触者”设立单独选举区的要求。这一协议的内容电告麦克唐纳后，他也只好宣布撤销这项裁定。9月25日，甘地和安倍德卡尔达成《浦那协定》，放弃单独选举区的要求，各省立法机关为“不可接触者”保留148个席位，这个协定获得当局的认可。同时，全印宗教领袖通过一项决议，在印度教中不应存在“不可接触者”，今后“不可接触者”享有与普通印度教徒平等的权利。于是，甘地于26日停止绝食。关于这次绝食。费舍尔写道：甘地具有“艺术家”的天才，能够触动寓于人的灵魂深处的心弦，他的绝食触动了印度教徒的心，绝食开始的前一天，阿拉哈巴德的12座印度庙第一次对哈里真（即“不可接触者”）开放，绝食开始到9月26日的每一天，以及随后从9月27日到10月2日甘地生日的“反不可接触制周”的每一天，大批圣地都取消了对哈里真的限制。
文明不服从运动的重心已经转向了废除不可接触制运动。甘地号召建立了“不可接触者同盟”和“不可接触者之仆协会”，创办了《哈里真》报。他认为，“不可接触者”应当有做人的平等权利，不应称为“不可接触者”，应称为“哈里真”，即神的子民。为此，国大党把1932年12月18日定为印度“全国反对歧视不可接触者种姓日”，把1933年1月8日定为“不可接触者进庙日”。为了呼吁解放“不可接触者”，甘地于1933年5月8日起开始21天的自洁绝食，他称这次绝食是诚心为他自己和同事涤除罪恶而祈祷，以期对哈里真事业更大的警觉和注意。殖民当局不愿承担甘地绝食的后果，就在甘地开始绝食的当天释放了他。甘地以在他绝食期间国家将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为由，宣布中止文明不服从运动6个星期，后来中止期又延长6个星期。甘地在狱外坚持完成21天自洁绝食，绝食期间，全国情绪波动。贾·尼赫鲁认为哈里真运动妨害了文明不服从运动，而甘地宣布中止运动则是对独立事业的致命打击，因为“不能拿民族斗争开玩笑，随便发动，随便中止”[21]。
1933年7月，甘地在浦那召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非正式会议，讨论如何开展下一步反帝斗争。浦那会议没有认真讨论当前的形势和目标，只是讨论群众性文明不服从运动和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到底哪一种好，秘密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和公开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哪一种好。会议最终决定停止群众性文明不服从运动，开始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并禁止一切秘密活动。甘地决定带头发动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他通知当局他将于8月1日开始对古吉拉特农民宣传和平抵抗运动，结果以煽动罪被捕，被判1年监禁。甘地要求允许他从监狱中指导哈里真运动，遭到政府拒绝。于是，甘地宣布从8月16日开始再次“绝食至死”。绝食1个星期后，甘地病危，政府怕甘地死在他们手上，因此将甘地假释出狱。甘地宣称，他仍然是有1年刑期的囚犯，因此在1934年8月刑满前不参加政治运动，而是全力以赴于哈里真事业。9月，甘地开始穿行全国的哈里真基金旅行，这次远游持续了近9个月，行程1.25万英里，为哈里真事业募集了80万卢比资金。1934年初，比哈尔发生大地震。甘地在《哈里真》上发表声明，说地震是神对不可接触制罪孽的惩罚。贾·尼赫鲁因母亲病重，被提前开释出狱。他参加了比哈尔地震后的救济工作。当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傍晚，因“煽动罪”被捕，被判处2年监禁。这是他第7次入狱。
1934年3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开会，这是自1931年以来第一次正式召开的会议。贾·尼赫鲁等主要国大党左翼领袖都在监狱，当时领导国大党的是安萨里和罗易。会议认为，如果不无条件地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当局就不会撤销镇压性立法，因此决定取消文明不服从运动，走自治党人议会斗争的老路。甘地对此表示赞同。4月，甘地发表声明，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他在声明中说，群众还没有理解“萨提亚格拉哈”的任务，“萨提亚格拉哈”必须每次限于一个合格的人，在目前形势下，只有一个人，就是甘地自己，应暂时负起“萨提亚格拉哈”责任，并建议国大党员学习自制和安贫的艺术与美德，投身于反对不可接触制、发展手纺手织、增强教派团结、从事戒酒戒毒等活动。10月，国大党孟买年会正式决定停止文明不服从运动。这样，1930—1934年的文明不服从运动，几经波折，数起数落，最终卸下了帷幕。
1930—1934年的文明不服从运动，是甘地提出不合作策略以来开展得最好的一次运动，是直到印度独立甘地领导的这类运动的顶峰。这次运动把印度民族斗争推进到了以争取独立为现实任务的阶段，把独立思想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为鼓舞他们奋起斗争的强大力量；这次运动使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大大增强，不但挽回了由于停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国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次运动也使殖民当局领略到了不服从这一斗争武器的威力，这是不合作运动中一种较为激烈的斗争形势，具有较之不合作运动更强的打击力量。殖民当局虽然能暂时抗拒印度人民的要求，但也不得不作出新的让步，表现在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中规定实行省自治。
[1] 尚劝余：《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2] N.L.Madan，Nehru：A Multi-dimensional Personality，Delhi：Ajanta Books，1990，p.28.
[3]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Vol.23，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vernment of India，1961，pp.310-335.
[4]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Vol.30，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vernment of India，1968，p.371.
[5]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p.245-246.
[6] S.Bose，The Indian Struggle，1920-1934，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35，p.146.
[7] [印度]贾·尼赫鲁：《尼赫鲁自传》，张宝芳译，第188页。
[8] M.S.Khan，J.Nehru：The Founder of Modern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32.
[9] V.T.Patil，Nehru and the Freedom Movement，p.84.
[10] 尚劝余：《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第25页。
[11] 笔者有幸于2005年3月12日至4月6日参加了印度国大党和圣雄甘地基金会组织的“食盐进军”75周年纪念活动，与索尼娅·甘地和图沙尔·甘地一起，踏着圣雄甘地当年的足迹，重温了“食盐进军”壮观的一幕。
[12] A.R.Desai，Social Background of Indian Nationalism，Bombay：Popular Prakashan，1966，pp.363-364.
[13] D.G.Tendulkar，Mahatma：Life 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Vol.Ⅲ，1930-1934，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I.，1971，p.41.
[14] P.Kalhan，Kamala Nehru：An Intimate Biography，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73，p.46.
[15] Nitish Ranjan Ray，eds.，Challenge-A Saga of India's Struggle for Freedom，New Delhi：1984，p.51.
[16] Shive Kumar，Peasantry and Indian National Movement，1919-1933，Meerut：Anu Prakashan，1979，p.187.
[17] [英]杜德：《今日印度》下册，黄季方译，北京：世界知识社，1953年版，第78页。
[18] [印度]贾·尼赫鲁：《尼赫鲁自传》，张宝芳译，第302页。
[19] [印度]帕斯卡尔·艾伦·纳扎里斯：《甘地：杰出的领袖》，尚劝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1～52页、第108～109页。
[20] B.P.Sitaramaypa，history of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Vol.2，Bombay：Padma Publications，1947，p.693.
[21] [印度]贾·尼赫鲁：《尼赫鲁自传》，张宝芳译，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