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动**，而且加速了印度政治生活的进程，使英国殖民当局与印度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空前激化，危机迭起。“退出印度”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英国殖民统治与印度民族矛盾不断加剧和激化的必然结果，是英国殖民当局在严重的战争危急关头仍然顽固坚持其殖民政策而引起的印度民族反抗情绪的总爆发。
一、第一次危机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及防止后院起火，英国对印度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其殖民统治的措施。
首先，英国宣战数小时后，印度总督林里兹戈奉内阁指令，如法炮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做法，在未与印度民族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以印度命运主宰者的身份专断地宣布印度为交战国，把印度作为驯服的工具，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强行拖入战争。这一行动激起印度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正如尼赫鲁所说：“一个人——他既是外国人，又是一种可恶的制度的代表——竟能够把4亿人投入战争中去，而对他们连最起码的商量都没有过。千百万人的命运就可以这样地被决定。它伤透了印度的心。”[1]
其次，颁布了旨在镇压印度人民、加强其独裁统治的战时条例和法令。例如，9月3日颁布的《印度国防条例》规定，为确保英属印度的防务、治安和正常秩序，确保战争的有效进行，禁止一切集会和政治宣传，对破坏社会秩序的嫌疑分子，可以不经审讯进行逮捕，对违反战时条例的人判以终身流放或死刑。9月11日英国议会用11分钟的速度通过了《印度政府法修正案》，宣布中止1935年政府法规定的联邦条款的实施，对国大党省政府的权限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并规定印度总督和各省省督有权“为了印度的和平与安宁”解散自治省政府，实行省督接管，另派人治理，对印度人民进行**裸的专制统治。
战时印度
再次，在实行政治高压政策的同时，英国对印度在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完全把印度变成支持英国战争的人力和物力供应地。英国一方面以宗主国身份榨取殖民贡赋，增加战时税收，发行10亿英镑的战时公债，把战争重担转嫁到印度人民身上；另一方面为掩盖对印度的**裸的掠夺，与印度缔结双方负担国防经费的《财政协定》。根据该协定，本应该由英国负担的英印军队和驻扎在印度的英国军队的给养，绝大部分转嫁给印度，此外，印度还要从自己的财政预算中拨款，支付其他军费。军费比战前预算增长近1倍，在整个战争期间，印度军事预算增加了164亿卢比，约合12.75亿英镑。印度军费拨款总额达到28亿英镑，平均每个印度人负担16卢比，占人均年收入的1/4。贾·尼赫鲁指出，印度在5年之中所负担的实际战争费用，大大超过了英国100多年来在印度投资的总和。为了搜刮更多的钱财，英国殖民者实行赤字财政，大量印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战时印度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奇缺，亿万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英国的这种殖民高压政策激起了印度各个阶层的普遍不满与反抗。国大社会党、前进集团、印度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左翼群众组织走在反战反英活动的最前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也进一步高涨。正如贾·尼赫鲁所说：他们为这种政策所激怒，同时要求国民大会党去反抗它。于是，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1939年9月17日发表了《战争目的决议》，表明了国大党对战争的态度，同时要求英国申明其战争目的。决议谴责英国政府不经印度人民同意而宣布印度为交战国，谴责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并对那些抵抗侵略的人们表示赞同。决议声明：倘使战争只是为了维护现状、帝国主义领地、殖民地、既得利益和特权，那么印度与战争毫不相干。但如果问题是民主和基于民主的世界秩序，那么印度对战争就有极大的兴趣，本委员会确信印度民主利益和英国或世界民主利益并无冲突。如果大不列颠为了维持和扩大民主而战，那么它就必须先结束它自身领地内的帝国主义，在印度建立完全的民主。决议要求“英国政府明确声明他们在民主、帝国主义和他们所构想的新秩序问题上的战争目的；特别是这些目的将如何应用于印度和如何在目前实行”[2]。可见，国大党的目标很明确，即只有在确定了战争的民主目的并立即给予印度独立的条件下，印度才能积极参战。
《战争目的决议》是贾·尼赫鲁起草的，他在促使国大党采取这个政策性很强的立场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当时，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在对待战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和争议。前进集团创始人苏·鲍斯的主要动机是反对英国，他要求在战争危机之时发动反对英国人的新的文明不服从运动。甘地的主要动机是反对战争，他将战争看作是对他的非暴力信念的挑战和考验，他坚决主张不论英国还是印度都不应卷入冲突，因为即使在捍卫正义，暴力也是有害的，他甚至呼吁英国人，劝他们用精神力量反对希特勒的暴力，只给英国以道义上的支持。贾·尼赫鲁的主要动机是反对法西斯，他认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发展与侵略。因此，很明显，必须发对法西斯主义。但是不能用放弃自由和争取自由的斗争来获取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因此，他主张只要英国立即给予印度独立，印度将全力支持英国抵抗法西斯。贾·尼赫鲁出于全局考虑，逐渐与极左翼组织国大社会党、前进集团拉开距离。他的着眼点是保持国大党统一，将国大党左右翼大多数人团结在共同的旗帜下。在甘地不再能继续有效地发挥轴心和聚合点作用的情况下，贾·尼赫鲁及时地填补了这个空缺，这对国大党在新的艰苦条件下齐心协力进行斗争具有重要作用。甘地明确表示，让贾·尼赫鲁肩负起领导国家的重任。甘地说如果他不能使所有人跟着他走，那么他就放弃领导。他觉得贾·尼赫鲁应该完全负责，领导国家。
对于《战争目的决议》，甘地表示赞同，并赞扬贾·尼赫鲁在制定决议中的决定性作用。甘地说：决议的作者是一位艺术家，虽然在极力反对各种形式或形态的帝国主义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却是英国人民的朋友；的确，在思想和性格方面，他更像英国人而不像印度人，他与英国人在一起往往比与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更自如；他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反对每一个错误，不管是在哪里犯的；他的民族主义因为他的卓越的国际主义而得以丰富；因此，决议不仅是给他自己同胞、不仅是给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宣言，而且是给全世界各民族包括像印度那样受剥削的民族的宣言；他通过工作委员会使印度不仅考虑她自己的自由，而且考虑世界所有被剥削民族的自由。甘地希望全党一致支持这项决议，但他本人仍然坚持他的信念。
英国政府对国大党战争目的决议的答复令人失望。1939年10月17日，总督发表声明，断然拒绝国大党的要求，既没有宣布战争目的，也没有答应印度独立，只是重复上次大战许诺的在未来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总督的声明使印度政治家认识到，这不是一场争取民主的战争，而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并没有使英国政府对其殖民地的态度发生变化。贾·尼赫鲁指出，我们现在明白，英国坚持其帝国主义并为维护帝国主义而战，战争的目的是维护大英帝国，建立某种确保其安全的国际体系，尽量延长对印度的统治，我们无意于高呼“嗨，希特勒”，我们也无意于高呼“英帝国主义万岁”。甘地也指出，国大党要求面包，得到的却是石头。国大党态度逐渐强硬起来。[3]
1939年10月2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阿瓦迪会议通过决议，反对总督声明，谴责英国坚持帝国主义政策，宣布对于英国的战争努力不给任何支持。决议提出了几点印度民族要求：允许印度战后独立；召开全民选举的立宪议会制定印度宪法，决定印度未来地位；立即成立责任政府。决议警告英国政府，如果不满足这些要求，国大党将发动全国规模的不合作运动。10月24日，甘地宣布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授权他随时恢复文明抵抗运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还决定，所有国大党省政府全部辞职，以示对英国顽固不化的殖民政策的抗议，作为不合作的第一步。1939年10月23日至11月25日，8个省的国大党省政府全部辞职。对于国大党省政府辞职，穆斯林联盟组织了“庆祝”活动，庆祝穆斯林“从国大党枷锁下解放出来”。殖民当局趁势进一步拉拢穆斯林联盟，打击国大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印关系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走向群众性不合作运动的第一步。
二、第二次危机
虽然国大党退出了省政府并授权甘地随时恢复文明抵抗运动，但在法西斯主义威胁面前，它并未采取妨害政府的极端步骤，而是采取更为积极的姿态，希望英国政府能够作出积极的反应。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出，不惜一切努力与敌对者达成一项光荣的解决乃是非暴力抵抗的一切形态中所固有的品质。因此，虽则英国政府已经对国大党砰然关上了大门，而工作委员会仍将继续探索一种达成光荣解决的方法。甘地也声明：你们必须知道，和解是我的天性；如果必要，我可以去会见总督50次。
此时，左翼战线仍积极开展反战活动，但在用什么方式反战上发生分歧。印度共产党主张总罢工，甚至开展革命战争。苏·鲍斯和国大社会党领导人则主张开展非暴力群众斗争。双方矛盾趋向激化，摩擦随之发生，互相指责并清除对方党员，左翼统一战线破裂。殖民当局对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国大社会党领导人、前进集团领导人实行大逮捕，左翼反战力量受到沉重打击。
群众的反战情绪，当局对左翼的严厉镇压，促使国大党采取行动。1940年春，国大党兰姆加会议宣布，代表英国政府所作的最近对印声明，证明了英国基本上是为了帝国主义的目的而进行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国大党显然决不能直接或间接参加战争，并决定举行文明不服从运动。
1940年夏，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所向披靡，占领整个北欧和西欧，并对英伦三岛进行大规模空袭。英国陷于困境。面临纳粹侵略之虞，这种形势改变了国大党的政策。贾·尼赫鲁强烈反对在这个严峻时刻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他声明：在英国处于生死斗争的时刻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是有损印度声誉的举动，正在和平抵抗运动边缘上的国大党当自由英国的生存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就不能够考虑采取任何这样的运动了。甘地也声明：“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待，直到盟国内部的战斗热情消沉和未来局势比现在更明朗。我们不会从英国的毁灭中寻求我们的独立。这不是非暴力的方法。”[4]
所有关于和平抵抗运动的谈论都暂时被搁置不提。国大党提出新的合作建议，再次尝试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国大党的条件是，承认印度的自由并建立一个各党派合作的临时国民政府，在这个条件下，国大党将在对外防御上放弃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与英国的战争努力充分合作。由拉贾发起的这个提议对英国政府作出了很大让步，是一个妥协性的提议，国大党就这个提议发生了争议。贾·尼赫鲁在经过极其艰苦而焦虑的思考后，才使自己同意了这个提议，主要是考虑到更大的国际问题，即与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纳粹主义斗争的人们保持完全一致的立场。
甘地则明确表示反对国大党同意为狂暴的战争努力承担责任。他认为即使在对外战争问题上，他也不能放弃他的非暴力原则，不能使自己卷入这场暴力的战争中去，而且他希望国大党对这个问题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只同意给予道义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反对在实际上协助武装与暴力的战争。他要求国大党宣布坚持非暴力原则，并把这个原则扩大到自由印度，用这个原则保卫自己，防止内乱和抵抗外来侵略。当然，他知道在印度，甚至在国大党内部有许多人对非暴力主义并不信仰；他也认识到一个自由印度的政府当涉及国防问题时，可能会放弃非暴力主义以建立起陆海空军的力量。然而，他要求国大党至少高举起非暴力的旗帜，从而使人民的心智受到熏陶并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和平行动。他害怕目睹印度军事化，他梦想着印度会成为非暴力的象征和示范，并且由于它的示范使得战争和暴力的手段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消失殆尽。即使整个印度不会接受这种概念，当考验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国大党也不应该放弃它。
然而，贾·尼赫鲁、拉贾、阿扎德等国大党领导人不赞成甘地的这一主张。贾·尼赫鲁指出，我们每个人深信我们在斗争中应当坚持非暴力主义原则，实际上我们一向就是如此，欧洲的战争加强了这种信念，可是要未来的国家确守这种原则却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做，实在很难说。甘地则坚持他不能放弃或缓和他为全世界所提出的使命，他应当自由行事，而不应该由于一时政治上的考虑而畏缩不前。这样，甘地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非暴力问题上第一次公开对抗，各走各的路。
1940年6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大不列颠承认印度的完全独立是解决印度和英国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唯一途径，作为第一步应在中央成立一个临时国民政府，如果这些措施被采纳，国大党就能够投入全力为有效地组织国防而努力。决议指出，圣雄甘地要求国大党忠于非暴力信条，并要求它宣布不愿意使印度维持武装力量来保卫自由、抵抗外来侵略或平息内乱，而各委员则无法完全同意甘地的意见。决议认为，甘地应享有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伟大理想的自由，因而解除他对国大党所必须采取的纲领和活动所负的责任。贾·尼赫鲁力图缩小国大党与甘地分歧的意义，他说过去20年的国大党是甘地的创作和孩子，没有什么能使这种结合破裂。甘地被这一忠诚的表达深深感动。1940年7月底，国大党在浦那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批准了工作委员会德里会议通过的决议。投票结果，以91票对63票赞成抛弃非暴力，又以95对47票赞成有条件合作的建议。[5]这是一个妥协的提议，放弃了立即独立的要求，而主张建立临时政府。
纵然如此，英国政府仍然顽固坚持其帝国主义立场，一意孤行，无视国大党伸过来的友谊之手，拒绝国大党浦那会议决议。1940年8月8日，印度总督发表声明，即《八月宣言》，提出英国不能计划把它目前对印度安全和幸福所负的责任，移交给一个其统治体制为印度国民中多数有势力的人物所直接否认的政府。作为一个替代方法：（1）战时扩大总督行政会议的印籍成员的名额。（2）任命一个由王公和政党代表组成的战时咨询委员会。（3）战后设立代表印度国民主要分子的立宪机构，草拟新宪法。这个构成后来克里浦斯计划基础的《八月宣言》事实上没有提出一点新东西。
贾·尼赫鲁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是全盘的拒绝，而更有甚者，它的措辞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英国并无任何放弃在印度的政权的意思；他们一心想怂恿分裂，并增强每一个中世纪式的和反动的分子；他们似乎宁愿发生内战使印度毁灭，而不愿放松他们那帝国主义者的控制。甘地也写信给总督，对《八月宣言》表示不满：我非常仔细地读了你的声明，我脑子一片空白，它使我伤心，它的含义使我吃惊，我不由自主地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八月宣言》是对国大党及整个印度的又一次严重挫伤，它再次关上了合作的大门。当时的国大党主席阿扎德表达了印度的反应：既然英国拒绝了国大党的一切提议，那么，我们所剩下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一切方面与战争努力不合作。
1940年9月16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召开会议，通过了甘地参加起草的决议，表示国大党绝不接受剥夺印度人民的天赋人权、禁止印度人民言论自由并继续奴役印度人民的政策。决议要求甘地重新出来领导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废弃浦那会议批准的德里决议，表示国大党坚信非暴力的政策和实践不仅适用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它也适用于未来自由的印度。
但是，甘地认为立刻发动群众文明不服从运动的时机尚不成熟，他决定发动象征性的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对英国表示道义上的抗议。这不是争取自由的斗争，而是维护反战言论自由权利的象征性行动。参加运动的人由甘地挑选，名单交甘地审查和批准，他们发表反战演说，并事先将他们举行这种象征性反战运动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警察。每个参加不服从运动的人的口号是：“用人力或财力帮助英国的战争努力是错误的，唯一可取的努力是用非暴力抵抗来抵制一切战争。”这样做得到了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同意，国大党只想对英国施加压力，并不想妨碍英国作战。
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个人不服从，只由甘地事先指定的一个人发表反战演说，被捕后再由第二个人继续，这样一个一个地进行。1940年10月17日，甘地挑选维诺巴·巴维（梵文学者、甘地真理学院成员）在瓦尔达附近的波拉村发表反战演说，开始了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21日，巴维被捕，被处3个月徒刑。甘地挑选的第二个人是贾·尼赫鲁，预定11月7日开始，但当局以他10月初曾发表反战演说为罪名，没有等他发表演说，就于10月31日将他逮捕，判刑4年。第三个发表反战演说的是国大党普通党员布拉赫姆·多塔，当场被捕，判刑半年。甘地最初打算在第三个志愿者被捕后进行绝食，但被同事劝阻了。11月中旬，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由纯个人不服从改为代表性的不服从。由甘地指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委员、前中央或邦议会国大党议员，分别以集体名义发表反战演说。到年底，计有11名工作委员会委员、176名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委员、29名前内阁部长、400名议员被捕入狱，其中包括一大批高级领导人，如阿扎德（本年度国大党主席）、帕特尔、拉贾等。1941年1月，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即个人同时不服从。由各级党组织推荐名单，送甘地批准，由甘地分派任务。甘地按名单一批批指派，每批数人，他们分别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高呼反战口号，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反战演说，直至被捕。4月，基层党员报名参加。“至6月底，约有3万余人被捕，运动已经消亡，但它在形式上一直持续到12月”[6]。
1940—1941年的反战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由于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本身没有力量，失败是必然的。但它在显示国大党斗争决心方面，在鼓舞广大群众坚持反战反英立场和民族目标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在印度共产党、国大社会党和前进集团的反战反英遭到镇压后，国大党以个人文明不服从的方式表达人民的反战要求，并和上述反战的左翼同样作出了巨大牺牲，这就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维护了它作为民族斗争旗手的声望和地位。这次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英印关系的又一次重大危机，是向群众性不合作运动迈进的又一步。
三、第三次危机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参战加强了这场战争的世界民主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新的阶段，战争性质和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事态的这一转变给印度提出了一个难题：英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成员，从世界反法西斯角度看，应当支持英国的作战努力；但英国又顽固拒绝印度的独立要求，力图保持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如果无条件支持它作战，从民族斗争角度看，就等于前功尽弃，最终丢掉这个难得的施压机会。对这一难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印度民族反战反英力量的分裂，使印度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
苏德战争爆发后，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兰那地夫、阿·高士等在狱中制定了《德奥利提纲》，认为战争性质已经改变，印度共产党对战争的态度也应相应地作出根本改变。他们提出“人民战争”的口号，主张印度共产党应全力支持英国作战。这个文件从狱中传出，在印度共产党内引起震动。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发表呼吁书，要求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新的政治路线，无条件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英国共产党印度问题权威杜德也撰文，要求印度共产党无条件支持战争，不管英国统治者会答应或作出什么让步。以总书记约希为首的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即接受了《德奥利提纲》。12月，印度共产党发表了《我们对战争的新路线》的文章，随后又发表了《狱中文件》和政治局《关于反法西斯人民战争以及我们的政策和任务》的决议。这几份文件标志着印度共产党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往必须先获得自由才能进行自由之战的说法被抛弃了，如今强调的重点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将给印度带来自由。印度共产党号召印度人民同英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全民的力量投入对法西斯的斗争，并号召工人不要罢工，要努力增加生产支援前线。英国当局为了使印度共产党能正常开展活动，也为了向苏联等世界民主力量表示友善姿态，取消了对印度共产党的禁令，并从狱中释放了共产党人，印度共产党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
国大社会党、前进集团都不同意印度共产党的新方针，对印度共产党提出了指责。他们仍坚持原来的反战反英立场。纳拉扬从狱中给外面的国大社会党人写信，对苏联卫国战争表示同情，认为印度争取自由就是支持苏联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他对甘地领导的个人反战不服从运动很不满意，称之为“滑稽剧”。从这时期，他主张进行武装斗争。
国大党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也坚持原来的方针不变。虽然印度总督宣布扩大行政委员会，建立国防委员会，吸收印度各界领导人参加，但甘地表示，这一决定没有满足国大党的要求，也不会影响国大党的立场。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宣布尊重所有民族选择其赖以生存的政权形式的权利，并愿意保证被强行剥夺了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其主权和自治权。《大西洋宪章》给印度以希望和鼓舞，国大党呼吁英国政府将宣言立即应用于印度。然而，丘吉尔9月9日发表声明，《大西洋宪章》原则上只适用于纳粹桎梏下的欧洲国家，而不适用于印度、缅甸和英帝国其他部分。丘吉尔的这一奇怪逻辑遭到国大党领袖以及其他政党领袖的猛烈抨击，也遭到美国等国家公众舆论的谴责。
10月，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进入低潮，出狱的人很少再参加运动。有的领导人公开要求甘地停止运动。甘地拒绝这种意见，表示运动将按照非暴力的法则继续发展。在印度国内外压力下，殖民当局12月3日宣布释放贾·尼赫鲁、阿扎德等全部国大党人，作出和解的表示。甘地对此发表声明说：“这一行动不会使我有任何激动或感奋”，“对英国人民的友情不能使我对英国政府奴役印度熟视无睹。印度今天只有被奴役的自由而没有平等的自由即完全的独立”。甘地表示仍要继续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国大党的反抗是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有了这一点，“终将赢得印度的独立”。[7]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真正具有了全球性质，成为民主力量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场生死决战。贾·尼赫鲁对战争性质的转变立即作出了明确的反应。12月8日，贾·尼赫鲁即宣告，世界进步力量现在都与以苏、中、美、英为代表的集团站在一起，我们必须同情和祝愿包含这些进步力量的集团。在12月17日的声明中，贾·尼赫鲁说，他长年来一贯主张对中国和苏联提供帮助，他不能仅仅因为它们与大不列颠结成了联盟而改变他的观点。虽然在目前情况下，他不能与英国政府合作，但是他不赞成群众文明不服从运动，以免阻碍政府的战争努力，损害世界民主事业。苏·鲍斯信奉“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信条，于1941年初即避开英国人的监视，逃往柏林，主张与法西斯轴心结盟，利用德、意、日法西斯力量争取印度的独立。甘地则坚决主张完全的非暴力，反对参战。他12月8日发表12点建设纲领，号召全国人民努力推行，以支持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贾·尼赫鲁、阿扎德等极力主张与反法西斯力量结盟，有条件地参战，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再次与甘地发生尖锐分歧。
1941年12月23—3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巴多利召开会议，宣布停止个人不服从运动，并通过了赞成武装抵抗轴心国的决议。决议声明：虽然英国的对印政策毫无变更，但本委员会必须考虑由于战争的发展及其迫近而产生的世界新形势。国大党必须同情和支持那些遭受侵略而为自由斗争的民族，但是唯有一个自由独立的印度才能担负全国范围的防务。工作委员会认为，甘地坚决不参战的立场已不适应形势。甘地致函国大党主席阿扎德要求解除他的领导权，他在信中指出，他以为国大党是基于非暴力的立场反对参加目前的或所有的战争，可是多数委员却不认为如此，因此他不能再领导国大党的非暴力反战运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接受甘地的要求，解除了他的领导权。这是甘地在大战中第二次被解除领导责任。巴多利决议重新开启了国大党与英国政府谈判的大门。
1942年1月15—16日，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在瓦尔达召开会议，批准了工作委员会通过的巴多利决议。在这次会议上，甘地阐述了他对非暴力的信念：“非暴力是我的信条，是我生命的呼吸，但它决不是我给印度提出的信条。我将它作为政治方针摆在国大党面前。也许它是一个新颖的方法，但并不因此而失去其政治性质。作为一个政治方法，它可以不断变化、修正、改变，甚至被抛弃。如果这些年来我带着国大党跟我一起走，那是在于我作为政治家的能力。因为我的方法是新颖的而将之说成是宗教的，这是不公正的。”针对当时流传着的他与贾·尼赫鲁发生根本分歧的谣言，甘地予以反驳，并公开声明贾·尼赫鲁是他的继承人。甘地指出：“观点分歧远不能疏远我们，从我们成为共事者那一刻起，我们就一直有分歧，但是，我几年来说过，并且现在还要说，不是拉贾而是贾·尼赫鲁将成为我的继承人。他说他不理解我的观点，他所持的见解与我格格不入，这也许对也许不对，但观点不能阻碍两颗心相通。我知道，当我离开人世后，他会站在我的立场上。”[8]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出3个月，日军便占领了整个东南亚，英军在前线节节败退。在战争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印度问题成为盟国普遍关注的国际问题。1942年2月8—12日，蒋介石访问印度，敦促英国尽快给印度以实际权力，以便印度全力参战。2月21日，澳大利亚外长在议会演说中力主在战时给予印度自主，以便加强印度参战。2月22日，罗斯福总统针对丘吉尔的声明，明确宣告，《太平洋宪章》不仅适用于欧洲，而且适用于全世界，并致函英国政府敦促丘吉尔立刻给予印度独立。印度激进民族主义者苏·鲍斯通过电台从柏林向印度加紧宣传鼓动，主张与德意日轴心国结盟反抗英国。而英军在东南亚的节节败退也使印度民众对英国的防御力量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英国舆论也转向同情印度，下院在2月关于战争形势的辩论中，给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在印度成立国民政府。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陷落，日军直指印度东部边境，通往印度的大门被打开，印度濒临日本侵略的直接威胁。正是在这些强大压力和严酷的战争形势下，英国政府被迫对国大党的提议作出反应。
1942年3月11日，丘吉尔任命克里浦斯使团前往印度进行谈判。印度各党派、各阶层都对克里浦斯使团翘首以待，寄予厚望。然而，“谈判以满怀希望开始，以完全失败告终”。克里浦斯使团带来的方案包括战时和战后两部分。这个方案没有改变英国殖民政策，只不过是从前反复申述过的老调重弹，是1940年《八月宣言》的翻版。在谈判中，国大党作出了许多让步，希望达成确实的解决方案。如贾·尼赫鲁所说：“在这22年里我第一次吞下了许多苦药丸，因为我的确想将我们的一切同情和精力投入组织印度防御。”然而，英国政府则持“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顽固立场，丝毫没有商谈的诚意。其实丘吉尔派克里浦斯赴印度只是做个姿态而已，根本不想在战时真正解决印度问题。“但不幸的是克里浦斯本人不知道这一点，即他的使命旨在失败，而不在成功”，他做了丘吉尔政治骗局的替罪羊。[9]
克里浦斯使团
《克里浦斯方案》遭到印度各界人士的猛烈反对。甘地称它是一张行将破产的银行发出的远期支票。他质问克里浦斯：“如果这就是你要提出的计划，你为什么要来印度？我劝你趁早搭第一班飞机回去吧！”尼赫鲁也悲叹道：“最可悲的是，像斯塔福·克里浦斯爵士这样的人竟让自己充当魔鬼的代言人。”4月11日，国大党发表声明，宣布拒绝《克里浦斯方案》。国大社会党、前进集团都赞成国大党的态度。穆斯林联盟认为这个方案有可取之处，但总的说不能接受，因为它只提出战后建立印度联邦，而没有明确宣布赞成穆斯林联盟的巴基斯坦要求。只有印度共产党基本赞成《克里浦斯方案》，呼吁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这个方案基础上寻求解决分歧的办法。4月12日，克里浦斯在一片反对声中，悻悻地离开了印度。
克里浦斯使团的失败在国大党和印度全国激起了深沉的失望和愤怒的浪潮。这时，日本已开始轰炸印度沿海城市，而英军在东南亚战场不堪一击，节节败退，毫无防御能力。鉴于英国不可能改弦更张，为了能组织全民力量保卫印度，留在国大党和印度面前的唯一出路便是采取断然行动，使用群众文明不服从这个最后武器，将英国统治者赶出印度，由自由的印度自己来担负防御任务。克里浦斯使团离开印度后，甘地指出，整个事件造成了坏印象，他坚决主张英国人立刻有秩序地离开印度。
四、《退出印度决议》
克里浦斯使团访印失败表明，英国在日本入侵印度的危急关头，也不打算对印度民族独立要求作出丝毫让步，国大党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行动。但是，在行动方针问题上，甘地与贾·尼赫鲁等其他国大党领导人产生了分歧。
贾·尼赫鲁不但关心印度的独立事业，也关心战争的进程和民主国家的命运。他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深感不满，极力主张争取印度独立，但同时对盟国寄以同情，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深恶痛绝。他不希望法西斯轴心国胜利，因为这将意味着印度和全世界的灾难，盟国的胜利是印度自由的先决条件。因此，他反对一切妨碍盟国战争努力的行动，反对在这个时刻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此外，他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不惜使用武力，甚至发动游击战争。
甘地则认为，英国统治的存在似乎是招致日本侵略的诱饵，如果英国离开印度，日本就不会侵略印度，他坚信印度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有秩序地、及时地撤出印度。此外，他认为，英国难以保卫印度，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故而主张与日本和谈。即使在日本侵略印度的情况下，他反对贾·尼赫鲁提倡的武装抗战和组织游击队，而主张用非暴力不合作抗日，主张精神上同情盟国反法西斯事业，反对印度参战，反对盟国军队驻扎在印度。
1942年4月27日—5月1日，国大党在阿拉哈巴德召开工作委员会会议，双方观点分歧公开化，进行了直接交锋。甘地未出席会议，但他提交了一个7点决议草案，要求英国“退出印度”，声明外国军队是对印度自由的严重威胁，印度将用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来对抗日本侵略，甚至与日本和谈。甘地的决议草案写道：英国不能保卫印度，印度军队是一个种族隔离体，不代表印度人民，印度人民决不将它视为他们自己的军队；日本不是与印度有怨，它在对英帝国作战；如果印度获得自由，它的第一步可能是与日本和谈；国大党认为，如果英国“退出印度”，印度能够在日本或其他任何侵略者进攻面前保卫自己。
甘地的决议草案受到贾·尼赫鲁和其他一些委员的强烈批评。贾·尼赫鲁指出：“草案的整个基调必然会使全世界以为我们正在消极地与轴心国搞联合。要求英国撤走后我们将与日本谈判，可能与其达成条件，这些条件可能包括由我们控制大部分内务、由他们控制军事、军队通过印度等等。”“甘地的感觉是日本和德国将打赢战争。这种感觉不自觉地支配了他的决定。”[10]果不其然，几个月后，英国政府对甘地的决议案小题大做，突然向世界公布，并大肆渲染，力图将甘地描绘成亲轴心国的代理人。甘地对此进行了反驳。
经过激烈辩论后，阿拉哈巴德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由贾·尼赫鲁起草的折中甘地和贾·尼赫鲁观点的决议案。国大党主席阿扎德支持贾·尼赫鲁的草案说，在甘地最初的草案和贾·尼赫鲁后来的草案之间没有意义上的分歧，分歧只在于方法上。会议最后采纳的决议拒绝了克里浦斯方案，主张用非暴力不合作抵抗一切外国侵略，其要点有三：（1）英国应放弃对印度的控制。（2）国大党应继续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3）国大党反对外国军队在印度作战。决议号召：万一发生侵略，必须进行抵抗。这种抵抗只能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因为英国政府阻止人民以其他任何形式组织国家防务。因此，本委员会期望印度人民对侵略军进行完全的非暴力不合作，不给他们以任何援助，我们不会向侵略者屈膝，也不会服从他们的任何命令。如果他们占领我们的家园和田地，我们将不惜以死来拒绝。
甘地对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阿拉哈巴德会议通过的折中决议感到不满，他坚决主张英国“退出印度”。他指出，英国必须“退出印度”，将印度留给神，或者留给无政府状态，英国退出后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也许导致一时的残杀战争或土匪抢劫。但一个真正的印度将从这里崛起，取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虚假的印度。印度22年非暴力教育的不息努力，不会付诸东流。人民将从混乱中演进出真正的民治政府。甘地通过文章和讲话给印度政治空气注入了一种新的推动力，他的挑战性的“退出印度”口号激起了人民的斗争热情，将人民从消极无为和麻痹昏睡中唤醒，激起了行动的决心。
随后，贾·尼赫鲁与甘地进行了多次广泛交谈和激烈争论。甘地曾写道：我和他一连争论了好几天，他反对我的看法，其情绪之激烈是我无法用言辞形容的。贾·尼赫鲁和甘地之间的互相讨论澄清了一些模糊的问题，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甘地认识到了国际因素，从而用更宽阔的眼界看待印度问题。甘地承认，他早期的文章和观点有缺陷，他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声明英美军队可以留在印度国土上，印度获得独立时他们应与新近成立的国民军和游击队一道为印度防御而战。他承认可以用非暴力抵抗英国政府，但是它不适用于阻止日本进攻。但在发动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文明不服从运动问题上，甘地的态度坚如磐石，毫不让步。
贾·尼赫鲁最终同意了甘地发动“退出印度”运动的主张，他之所以改变初衷基于以下因素：其一，当时，日本已打到印度东大门，英印政府无力抵抗，准备从孟加拉撤退，实行焦土政策，到处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失败主义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创造一种抵抗精神，以便用这种抵抗英国殖民者的精神来抵抗日本。其二，贾·尼赫鲁认为这场运动短暂并会迅速结束，将在3周内迫使当局建立国民政府，在日本侵入印度之前获得胜利，然后即全力投入反法西斯事业，国大党主要领袖也都这样认为。其三，甘地发动运动的决心已定，态度坚决，他声明如果他的“退出印度”决定被否决，他就脱离国大党，另立新组织，创建一个比国大党本身更强大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置身民族运动之外，会导致国大党和民族运动的分裂，使局势更加危险。贾·尼赫鲁一旦改变了初衷，便以空前的热情全力投身民族运动之中。
1942年7月6—1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尔达召开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后接受了甘地的决定，通过不合作的决议，即《退出印度决议》。其中写道：迄今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印度人民切身的经验使国大党确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须结束；印度要自由，不仅是为了印度的利益，也是为了世界的安全，为了根除纳粹主义、军国主义或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以及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的现象。决议说，国大党决心抵抗日本侵略，要求英国退出绝不是要损害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国大党同意盟国军队驻扎在印度。关于英国撤出后的设想，决议提出组织包括一切党派团体参加的临时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然后自由印度的政府与英国政府共商两国未来关系以及如何合作抵御侵略。决议最后呼吁英国当局为了印度也为了自身利益接受印度要求，并宣布如果这个正义要求遭到拒绝，将在甘地领导下发动新的文明不服从运动。
瓦尔达会议后，国大党给伦敦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英国政府24天之内，在《退出印度决议》基础上与国大党达成政治协议。甘地写信给罗斯福和蒋介石说明了国大党的立场，要求支持印度自由斗争。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决不采取匆促的行动，而且不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将受这种考虑的支配即不损害中国或鼓励日本侵略印度或中国，并说他正在竭尽全力来避免和英国当局发生冲突。然而，丘吉尔拒不接受罗斯福和蒋介石的意见，这使甘地和国大党大失所望。
1942年8月8日，即24天期限到期的那一天，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孟买会议批准了瓦尔达工作委员会决议，并以修正的形式最后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决议指出：如果英国拒绝“退出印度”，国大党将被迫“使用自从它1920年采纳非暴力为其政策以来所聚集的一切非暴力力量，来争取政治权利和自由”，在甘地的“必然领导下”，发动“一场非暴力的群众斗争”。会议结束时，甘地向大家祝福说：“这里我要给你们一个短短的赠言，这个赠言就是‘不行动，毋宁死’，不是印度获得自由，就是我们在斗争中死去。”[11]
《退出印度决议》充分表达了国大党争取自由的决心，但是，如贾·尼赫鲁所说：这个决议不是恐吓，而是邀请和解释，是要求合作的建议。甘地也告诫说：实际斗争并未在此刻开始。《退出印度决议》批准发动一种非暴力的必须由甘地先生领导的群众性的斗争，但是，并未确定发动运动的具体日期。实际上，甘地并未放弃协商的愿望，他试图以此作为最后的压力，迫使政府让步。在决议的结论中，甘地清楚地说明他的第二个步骤将是去会见总督，并向主要的盟国首脑呼吁，以求达成一项光荣的协议，即一方面承认印度自由，同时也推进盟国反法西斯事业。
孟买会议结束后，甘地即开始写信，并决定次日晨由贾·尼赫鲁携带赴美国，向美国政府说明《退出印度决议》的性质和目标。然而，在8月9日拂晓前，英国殖民政府突然大肆逮捕国大党领导人。英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一迅速而猛烈的行动将运动扼杀在摇篮里。但是事与愿违，这一突然的大逮捕行动却成为实际引发“退出印度”运动的火星。于是，“甘地运动”的最壮观、也是最后的一幕拉开了。
可见，正是由于在战争形势日益恶化的严峻时刻，英国当局仍然死死抱住其殖民政策不放，导致了英印矛盾激化，危机迭起。在头两次危机中，国大党并未诉诸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以辞职和个人文明不服从进行象征性的抗议，以期英国当局能够作出积极的反应，为印度与英国合作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创造条件。克里浦斯使团谈判的失败，使印度受到了最沉重的一击，印度各阶层中残存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正是在克里浦斯使团失败后，甘地和国大党才最终决定诉诸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迫使英国“退出印度”。而8月9日的大逮捕则成了导致印度久已蓄积的民族愤怒情绪总爆发的导火线。
因此，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3年来的英印矛盾的不断积累与激化，是导致“退出印度”运动的根本原因，而8月9日的大逮捕是诱发“退出印度”运动突发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