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印度”运动从1942年8月9日国大党领导人被捕到1944年5月5日甘地出狱，历时近2年，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运动的爆发
1942年8月8日《退出印度决议》通过后，按照惯例甘地准备向总督提出“退出印度”要求，在遭到拒绝后，再正式开展运动。然而，没等到他通知总督，殖民当局迫不及待地抢先动手了。
事实上，早在一个多月前，总督林里兹戈和印度事务大臣阿麦里频繁交换电报和函件，密谋对付甘地和民族运动之策。6月15日，林里兹戈说：“决不允许圣雄妨碍我们的战争努力，干扰我们保卫印度和反对日本的安排”。“准备给甘地寻找一个条件舒适的监狱，或者关在印度某地，或者把他（也许连同尼赫鲁）用飞机遣送出境。”阿麦里回复说：“务必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镇压甘地的活动”，甚至建议“用飞机把甘地送往乌干达”。[12]
8月9日凌晨，殖民当局开始大逮捕。包括甘地、贾·尼赫鲁、阿扎德、帕特尔、普拉萨德等主要领导人在内的148名国大党领导人被捕，被判长期监禁。各省的部分领导人随后也遭到逮捕。当局说被捕人数总共数百，实际上仅联合省一个省就有574人。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印委员会、省委员会都被宣布为非法。虽然国大党对镇压有所准备，但没有料到会如此迅猛。国大党中央领导机构一举被摧垮，全党陷于无领导状态。
甘地被单独关在浦那土邦王公阿加汗的私邸，这是甘地一生第15次入狱，是最后一次被监禁，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共635天。甘地后来致书总督说：你把我安置在一座宫殿里，在这里一切应有的物质享受无不具备，我不客气地享受这种生活，完全认为是一种义务，绝不认为是一件乐事。
贾·尼赫鲁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被监禁在亚马那加堡垒监狱，这是贾·尼赫鲁一生第9次入狱，是最后一次被监禁，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1000天。他远离了喧嚣的政治，潜心于研究印度历史文化，在狱中写成了700多页的鸿篇巨著——《印度的发现》。西塔拉马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这几年中甚至不想讨论政治问题，而是专心致志于宗教、哲学和修养。甘地也在狱中第一次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殖民当局欲先发制人，期望通过这一快速而猛烈的行动，将运动扼杀在未爆发之际和摇篮之中。然而，与其愿望相反，大逮捕行动反而成为实际引发“退出印度”运动的导火索。印度民众自发地起来抗议当局的镇压行径，如贾·尼赫鲁所说：自从1857年大起义以来，这是第一次极多数的民众再度奋力（但是一个没有武器的力量）来向英国统治印度的组织挑战了。这场运动被称之为“八月革命”。
二、第一阶段
1942年8月9日至1942年8月中旬，是运动第一阶段，即初期阶段。
在这一阶段，运动的形式限于总罢业、游行、示威、集会；运动的地区限于城市和工厂；运动基本上是自发的，受到转入地下的国大党下层领导人的指导。这一阶段，印度各大城市几乎都爆发了抵抗英货、商店和市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示威游行等，抗议政府逮捕民族领导人。
8月9日大逮捕消息一传出，孟买成千上万名工人、学生、市民涌向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开会地点，集会抗议当局的逮捕行动，更多人涌向街头。警察开枪，5人被打死、20多人受伤。阿迈达巴德、浦那、德里、阿拉哈巴德、巴特那、康普尔等城市都爆发了群众示威，罢业、罢课、罢工在全国各地展开。[13]
少数未被捕的国大党高级工作人员召开了紧急会议，拟定了12点应急措施，决定在全国立即开展全面的不服从运动，争取在两个月内结束英国统治。国大党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开始按各自为战的精神行动起来，应急措施强调开展非暴力斗争。
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产业工人的罢工，有些罢工持续到第二阶段。塔塔钢铁厂募自印度各地、各个种姓和各个教派的约2万名工人一起参加了罢工，为期2个星期，他们提出不释放国大党领导人并成立国民政府决不复工。
在阿迈达巴德纺织业中心，未经工会的特别号召，许多工厂发动了突然间的全体停工，这种总罢工持续了3个多月。巴格达、茵多尔、那格浦尔和德里的纺织厂也进行了长期罢工，导致罢工头个月生产总损失2500万码。
此外，6000名飞机厂和班加罗尔报社的工人与丝绸厂等厂的工人一起，不仅罢工，而且参加游行示威。帝国烟草公司及其在加尔各答、孟买和沙哈兰浦的工厂，康普尔的皮革厂，德里的面粉厂等也发生了罢工。
尼赫鲁指出，这是工人们纯政治性的和自发的反应，并且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因为当时正是工资较高的期间。在这段时期内，他们未曾接受过任何外来的经济支援。这一阶段的示威游行比后来温和得多。
三、第二阶段
1942年8月中旬至9月末，是运动的第二阶段，即中期阶段。
这一阶段，运动的领导权转入激进的青年、学生手中；罢工工人和青年学生将革命的火种带到了农村；随着运动在农村的传播，暴力事件也随之发生。
群众反英斗争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斗争最激烈的地区是比哈尔省、联合省、孟买省、孟加拉省等。此外，马德拉斯、中央省、阿萨姆、奥里萨和西北边境省也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反英暴力行动。比哈尔省的群众以木棒、刀剑和长矛等为武器，最早在城乡同时开始进行暴力斗争。
在联合省，阿拉哈巴德市大学生因游行遭到警察棒击，愤而举行暴动。当局立即下令封闭大城市的高等院校。有些城市的大学生随即组成小分队去较小县城和农村开展斗争。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学生将“退出印度”的信息带到了农村，他们高举“焚烧警察局”、“焚烧火车站”、“英国人溜之大吉”的标语，劫持火车，插上国旗。据官方材料记载，一列插有国大党党旗的列车，载有许多大学生，从贝拿勒斯来到巴里亚县，不久这里就“失去控制”。大学生们在这里和某些已在准备武装斗争的组织结合，组成了许多小分队，举行暴动。像巴里亚这样组织武装小分队的做法，在联合省许多县得到广泛效法。当局把该县国大党负责人潘迪等释放出来，企图用国大党的非暴力来扼制暴力。但潘迪等由狱中出来后，并未指责群众的暴力斗争，而是径直走上街头示威，大批群众浩浩****跟随其后。[14]
在孟买省，孟买、浦那等大城市的大学生和下层群众首先发动暴力斗争。暴动群众用石头、棍棒、玻璃瓶为武器，与警察展开了几天的街垒战。一个秘密电台在孟买出现，播音员是一位攻读硕士学位的女学生叫乌霞·梅塔，她号召与英国斗争的声音传遍孟买及周边各地，后来电台被破获，乌霞·梅塔被捕牺牲。
这一阶段，运动的矛头首先指向交通及通信设施——车站、邮局以及警察署，列车、铁路、公共汽车、电车、信箱、电话线等都是愤怒的民众的攻击目标。不论在农村还是城镇、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民众到处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如煤油、汽油、炸药、纸张和布匹等进行攻击或焚烧。
铁路交通破坏最严重的是联合省东部、比哈尔和马德拉斯，在这些地方，好几天没有通火车，致使交通瘫痪。在马德拉斯的安德拉，起义者将永久性铁路拆了好长一段。孟加拉几乎完全与北印度隔断，马德拉斯与加尔各答隔断。据政府估计，造成的损失如下：烧毁车站318个，严重破坏邮局252个，彻底摧毁邮局60个，被劫邮局945个，铁路出轨59次，破坏电话线11285起；破坏车站设施损失65万卢比，破坏卡车损失 90万卢比，机车被毁损失180万卢比。
另一攻击目标是监狱。不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破狱的事例都时有发生。这主要集中在比哈尔和孟加拉。近1万名村民袭击了哈兹浦尔、塞塔马里、艾拉和贡达的监狱，成功地破入大门，释放了所有囚犯（包括政治犯和刑事犯）。在达卡监狱，发生了严重的囚犯叛乱，导致29人死亡，136人受伤。
与此同时，发生了针对欧洲人的种族憎恨的示威。在孟买的一些边远地区，男女鼓动者登上火车，要求欧洲旅客坐三等车，戴甘地帽，要求欧洲女士穿土布制的女服。但是，没有发生针对欧洲人的蓄意暴力。据知，在骚乱中虽然有许多人特别是官员受伤，但没有欧印人被杀。
运动的最高峰是占领法院和政府部门，并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府——共和国。占领法院和政府部门的活动遍及大部分省份，而取得比较显著成绩的是比哈尔、联合省东部和孟买一些地区。在边远地区，村民们组织从村庄到区总署的列队进军，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法院或政府部门，迫使官员戴民族帽，将国旗插在大楼上，然后胜利返回。在有些地区还焚烧了政府案卷，袭击了政府金库。这是这次运动的最高峰，也是运动的最终目的。交通的瘫痪使这些地区的独立共和国存在了好多天或好多个星期，有些长达4个月。当局费了好大劲才完成了所谓的“再征服”。
在这一阶段，各地民众的目标基本上是不危及生命。在人民方面，就整个说来，是在有意地设法使他们的敌人免受肉体的伤害。对交通设备和政府财产有着大量的破坏；但是就是在这种破坏当中，他们也留心避免伤害人命。然而，在被警察行动（鞭笞、催泪弹、枪击）激怒的情况下，民众也采取无情的行动予以回击。据估计政府人员的伤亡数字是：文职人员100人，军人和警察648人。
四、第三阶段
1942年9月末至1944年5月，是运动的第三阶段，即晚期阶段。
这一阶段，开始对人身以及政府财产和交通设施进行武装攻击。
武装攻击最显著的地区是孟加拉和马德拉斯。9月21日，用刀和其他武器武装起来的民众袭击了马德拉斯管区的一个盐厂，杀死了巡视员，放火烧了栅子。两天后，孟加拉的一群民众携带炸弹和长矛袭击了警察。
从1942年9月23日到1943年2月间，不时有投弹或爆炸事件发生。这一活动在孟买、中央省和联合省特别突出。第一次炸弹爆炸于1942年9月23日发生在孟买，最后一次于1943年2月10日发生在康浦尔。政府白皮书承认：“炸弹最初很粗糙，没有效力，但是，技术改进很快，到运动第12周的时候，炸弹和其他爆炸装置（有些属于高度危险型）大规模投入使用，特别是在孟买省。”[15]
在孟买，大学生们到农村发动斗争，在许多地区建立了以农民为主，大学生参与其中的一支支农民武装力量。这些农民武装有时单独活动，如1943年1月一支约百人的小分队以突袭手段解除了一支正在托尔吉征税的警察的武装，夺走全部枪支和2305卢比税款。他们有时候也协同行动，一次多达数千人参加。技术性较强的破坏工作如炸毁桥梁，通常由专门的技术小组负责。由于采取这种较有组织的和灵活的形式，这些地区的武装斗争持续时间较长。
针对英国殖民者的人身攻击时有发生。在比哈尔省，两名皇家空军军官被群众杀死在火车站，尸体在城中游街示众。两架皇家空军飞机失事，机上人员被村民统统杀死。
1943年1月，警察占领了位于孟买60英里远的革命者的山中总部，运动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它形式上一直保持到1944年5月甘地出狱。在此期间，运动表现为民众以和平游行来庆祝独立日、提拉克周年纪念、民族周等。
甘地在狱中得知外边的暴力斗争情况，他并不赞成但也不谴责。他认为暴力局面是由当局疯狂镇压国大党和人民的和平示威所致，是政府驱使人民走向狂怒。为了抗议当局的做法，并作为一种自洁，甘地宣布从1943年2月10日起，在浦那狱中绝食21天。
甘地绝食引起印度全国人民的深切忧虑，到处发生游行集会，要求释放甘地的呼声响遍全国。2月19—20日，在德里召开了各界名流会议，一致要求释放甘地。总督参事会的印度成员有3人辞职，抗议英国内阁拒不考虑群众的呼声。要求释放甘地的呼声也来自世界各国。沈钧儒、黄炎培等18位中国社会名流，给总督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甘地。中国共产党喉舌《新华日报》也发表专文，告诫英国当局说：甘地先生是印度国民大会的领袖，他拥有极广大的印度民众。无视甘地先生的生命，就是无视印度的广大群众。
但是，伦敦当局和德里当局置一切呼吁和抗议于不顾，将甘地绝食说成是进一步妨害他们的举动，是“政治敲诈”。他们不但没有劝阻甘地放弃绝食，反而盼望甘地自然消失，为甘地一旦绝食死后的后事作了“慷慨”而充分的安排：派专机运送甘地的骨灰，举行公众葬礼，放假半天。丘吉尔对内阁曾说：我们正在世界上到处获得胜利，现在绝不是向一个始终是我们的敌人的可悲的老头低头的时候。总督林里兹戈更露骨地谈论甘地死后可能会出现的情景：6个月的不愉快，而后声势逐渐减弱，最终只留下微小痕迹或完全消失。然而，甘地以惊人的毅力以74岁高龄安然度过了21天绝食。
甘地绝食后，国大党临时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进一步扩大。一些不赞成暴力斗争的人认为自己参与现行的运动违背甘地教导，问心有愧，决定放弃现行斗争，转而致力于建设性工作。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秘书萨迪克·柯里离开了孟买的中心，去联合省从事建设性工作，一到那里即遭逮捕。另一些持同样观点的人在贝拿勒斯开会，决定“从地下”进行建设性工作，结果也被关进牢房。
一方面由于殖民当局的严酷镇压，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这场分散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斗争没有能持续下去，1943年之后便逐渐消沉了。
1944年初，战争形势开始引起英国政府的极度不安。2月22日，甘地夫人嘉斯杜白病逝狱中。甘地的健康状况也恶化了。5月6日，甘地因健康原因从监狱中获释。出狱后，甘地声明：1942年8月8日决议中的群众文明不服从部分已自动作废。历时近两年的“退出印度”运动画上了句号。